第一章 導 論
一、緣 起
本書的主要內容，原是筆者從中研院民族所退休而無法推動「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長期研究計畫時，當時擔任清華人類所所長的林淑蓉、後來擔任清華人社院院長的蔡英俊及人社院副院長的吳泉源，知道這事後，邀請筆者到清華人社院學士班教書，以助筆者持續推動「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計畫。當時三人都允諾筆者若願意去學士班，他們會全力支持該計畫的推動與實踐。但到了學士班，原有一門必修的「社會科學導論」，教授該課清華社會所李丁讚教授，因已教了三、四年，希望筆者去接這門課。筆者早先在臺大人類學系的授課內容，幾乎都是非常專業的人類學課程，如經濟人類學專題討論、宗教人類學專題討論、親屬與性別專題討論、政治人類學專題討論、歷史人類學專題討論等等，唯一教過大學部的課是「社會人類學」，後來筆者還將上課內容整理成《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黃應貴2021[2008]）一書。對筆者而言，「社會科學導論」完全是新的經驗，因為這正是筆者推動「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計畫背後涉及如何超越現代性知識的限制之問題，便一口答應。本書即為依據「社會科學導論」課的內容改寫而來，雖然這門必修課在後來的課程改革中被取消了。然而，筆者在推動「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過程中，對於知識的理解逐漸產生不同的想法，加上個人的生命經驗，使筆者有了新的體悟，便將原來的「社會科學導論」課改為「社會科學的解構與再建構」，課程旨在當人們面對當代的新政經與歷史條件時，如何發現或建構出「以個人為中心的跨領域新知識」來面對新時代的問題，尋找解決之道。換言之，當代新知識的發現或建構，是與新時代的條件及個人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每個人的知識就如個人的存在，是受限於時代的條件，不然固然是時代的產物，但也由於個人生命經驗的不同，對於同樣的知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並創造或發現可以面對時代問題的新知識之可能性，因此，本章便以個人追求知識的過程為例，讓讀者更易進入本書要討論的主題，以便促發讀者思考每個人如何各自選擇不同的路徑。
二、少年時期的生命經驗與臺大歷史系的啟蒙
筆者出生於戰後，正如同時代面對社會秩序及生產力未恢復的條件下，青少年時期往往必須在有空時協助家計。故初一（即現在的國一）星期日時，常在市場外圍路旁協助同學一起賣自己所種的菜，曾被巡邏的警察認為我們造成市場的雜亂，因此將我們裝著要賣青菜的菜籃一腳踢翻到路旁水溝的經驗，影響筆者自小的內心深處一直有著「改變這社會」的衝動，認為自己以後應該要讀能夠經世致用的學問。但在嘉義中學受博物課邱明哲老師的啟發，加上小學時經常與自然接觸的機會，使自己對於生物學有非常高的興趣，最後選擇了生物組。但到高三時，因心中無法忘懷的生命經驗，還是由生物組轉到人文組，並因就讀嘉義中學時所接收的錯誤信息，結果考入了臺大歷史系。
到了臺大歷史系之後，才發現根本不是那回事。雖然1960年代的臺灣已漸由農業社會轉變到工業社會，並強調只要努力便能成功，但筆者記得曾唸過一篇「中國第一條電線」之類題目（確實的題目已忘了）的文章，只為了證明哪一條才是第一條電線。對筆者而言，重要的是電線在當時代的中國，有怎樣的現代意義？而不是哪一條是第一條。失望之餘，每天便沉醉在小說中，特別是舊俄時代的小說。比如托爾斯泰(1957)的《戰爭與和平》、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卡拉馬夫助兄弟們》、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小說，這些都影響筆者後來研究的主題直到今天。像《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在跋中便進一步討論小說中的主題「什麼是歷史？」因為在小說中，打敗法國拿破崙的俄軍統帥，在整個過程中，他幾乎沒有做任何決定。是以，他認為真正的勝利者是平民百姓，而不是他。故歷史的主體是平民百姓，而不是過去歷史學所強調的帝王將相。這也正是筆者後來關心的「歷史人類學」問題。
同樣，在讀《卡拉馬夫助兄弟們》時，正巧當時臺大大一學生必讀《胡適與中西文化：中國現代化之檢討與展望》（胡適、李濟、毛子水等1968）一書，以便灌輸我們胡適所倡導的西化路線是我們未來的出路。但讀了《卡拉馬夫助兄弟們》才讓筆者了解到西方的現代性文化對非西方文化的影響，後者抉擇時必須建立在對西方文化及自己文化均有深入理解不可。小說中，代表西方理性文明的老二，把理性思維發揮到極點。這與代表情慾的老大老是非理性地破壞既有社會秩序而帶來災難是相對應的。但只講求理性的結果，終會面對理性的限制而走上瘋狂之途。因此，作者把俄羅斯未來的希望寄託在代表斯拉夫精神的老三，故事也以老三自修道院下山傳道與愛而終結。由此，筆者才意識到胡適當時引發的中西文化論戰根本是膚淺的，也埋下筆者對於具主宰性西化之途的疑慮。
不過，在歷史系一年中，除了讀小說所帶來的啟發以外，研究歷史作品還是有其影響，印象最深刻的是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1974a)及《唐代政治史述論》(1974b)等。他在書中一再強調他之所以研究唐代，是因為它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而了解它強盛的原因，實有助於我們（在民國初年）建立一個強盛的中國。書中指出唐代強盛的最大因素便是它的開放性。在當時代的長安可以看見各式宗教（包括現稱伊斯蘭教的回教及瑣羅亞斯德信仰的祅教），而其制度上的建立與運作，更往往是針對西北方的外族力量來決定，而不是將中國視為一個與外隔絕的政治體來經營等等，這其實已涉及在臺灣歷史系很少會談論的史識問題。
歷史系對筆者的另一個長遠影響是學會寫卡片的習慣。在當時，沒有電腦的時代條件下，學習者或研究者必須將閱讀到的資料或論點抄在卡片上分類收集。開始時因知識有限而會發現到處都是值得抄寫的材料，但隨著知識的增長抄寫的資料便會逐漸減少。最後，筆者喜歡在讀完每一篇或每一本研究成果後，都會寫一張卡片來記錄閱讀心得，其中包括作者的主要關懷或問題意識、理論架構或立場、資料來源以及研究成果。其次是這研究成果在這研究領域中的貢獻與限制，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定位問題。最後是考慮是否可有其他的解決之道。也只有對該研究定位後，筆者才能較明確的掌握該知識。這樣的習慣與作法，讓筆者一生都受用無窮。
不過，歷史系對筆者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因學長的介紹而讀了費孝通(1948)的《鄉土中國》，這讓筆者首次接觸到社會學，以及「救中國必須由了解中國社會做起」的學術立場，並因此覺得社會學似乎更合乎筆者對於「經世致用」的想像，於是筆者轉學到社會學系。
三、社會系時的人類學反思
轉到社會學系之後，因是西方傳入的學問，中文教材有限，必須唸英文書。筆者為加強英文能力，自大一暑假開始時，便在文星書店買了第一本最便宜的英文書。這本便宜的口袋書，便是米德(M. Mead)的Coming of Age in Samoa (1961)。買這本書完全是個意外，但暑假唸完了這本書，筆者開始對人類學產生莫大的興趣。因為這本書透過三毛亞田野工作的研究，指出當時美國嚴重的青少年問題，所有的社會科學都把這種叛逆行為看成是一種生理的自然現象與必然過程。但在三毛亞，卻因為父母親與小孩間的關係從小就非常和諧而無衝突，以致於小孩成長到青少年時，並沒有發生反抗的叛逆行為。由此，米德進一步指出，兒童養育方式將會決定青少年是否有反叛期，充分顯示出人類學以一個個案的當地人觀點，來挑戰當時西方社會所認為的一般性的真理，以剔除西方霸權文化的偏見。這讓筆者非常的震驚，也警覺到自己不喜歡歷史學的原因之一是它無法告訴我一般大眾的主觀看法與立場，就像自己當年無法理解為何在市場上賣菜賺一點小錢，就會被扣上造成市場雜亂的罪名？但讓筆者更深深體會人類學能顧慮被研究者的觀點。還有一次經驗是，大三暑假時，曾替一位美國社會學家W. L. Grichting 在三重做問卷。問卷中，其中一個題目是問被訪問者的宗教信仰，然後要被訪問者從以下幾個答案中圈出：1.佛教、2.道教、3.回教、4.基督教、5.無。結果，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要怎麼回答。因大部分的人都分不清自己信仰的是道教、佛教還是祖先崇拜等等。事實上，許多人會將信仰儀式混雜在一起，也就是今日大家習以為常的「民間信仰」。但當時研究者並不了解當地人的信仰，就會以自己所學的宗教分類方式來發問，以致無法得到適切的回答。因此，筆者決定改唸人類學，也順利地考上了臺大人類學研究所。這時，臺灣學界正進入現代化的熱潮。
四、人類學研究所的機緣
進入臺大人類學研究所，筆者原先要研究當時災難頻傳的煤礦工人。這是因筆者當兵時，曾受過傘訓。當時訓練過程，由於意外頻傳，使得同期受訓的學員之間，一方面熱絡異常有如多年好友一般，另一方面卻都只記得對方的代號，而不是姓名。在筆者的感覺，大家似乎都不願意建立真正的友情與關係，以免意外發生時徒增傷悲。因此，筆者很想理解在災難頻傳的煤礦工人間，他們怎樣透過相互幫助來度過難關？特別是犧牲者的家屬。但後來又因為補修系裡田野實習課，而改變了筆者的研究對象。當時田野實習課是到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的久美探訪當地原住民。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原住民正處在開始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接觸的階段，其努力與掙扎的情景，讓筆者很自然地回想到自己小時的生活情景，也勾起少年時的豪情壯志。加上當時濁大計畫正需要有人從事濁水、大肚溪兩流域間地區的原住民研究。筆者便選擇了布農人的經濟發展作為碩士論文的主題，以便兼顧學術研究及社會實踐的目的。事實上，在從事田野工作及撰寫碩士論
文的過程中，筆者也有實際協助當地人解決其經濟問題，特別是有關儲蓄互助社、共同運銷、共同購買等運作上有關問題的解決，筆者提供實質的意見及參與族人與外界溝通的工作。因此，論文完成的同時，筆者也覺得自己盡了研究者社會實踐的義務。
五、農業機械化與對現代化的質疑
筆者碩士畢業後到中研院民族所工作，因王崧興老師計畫的需要，前往彰化縣花壇鄉的富貴村從事有關農業機械化的田野研究工作。這計畫主要是探討臺灣在1960 年代中期以後，由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農村人口大量流失到都市或工廠工作，造成農村人口不足以維持既有水稻的生產，政府乃提出了「農業機械化」的政策，以便解決農村人口短缺的問題，並選出三個臺灣農村來從事農業機械化的實驗。結果三個農村的實驗都以失敗告終，故這研究計畫是要了解失敗的原因。筆者繼王崧興老師研究半年之後又從事半年的田野工作，了解到計畫失敗的主因是政府推動該計畫時，因農村經過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得臺灣農家水田面積都太小而無法直接從事農業機械化。因此籌組農村合作社，以便合併土地來進行農機的使用。而合作社經營的方式主要是依美國科層組織的觀念，將所有參與者分科分層來分配工作，並將收成依原有水田面積來分配。但這種模式完全將當地農人與土地的關係切斷，使得當地農人僅從事分配到的工作，有如工廠的上下班制，不再像以前全心全力隨時去田裡轉一圈的那種照顧方式，以至於收成大幅減低而引起當地人退出合作社的經營而失敗。
不過之後，農業機械化在當地竟又發展成功，甚至推廣到全臺。這是因為當地農人進行農機的使用時，是依華人既有的社會關係之特性來進行。這社會關係特性有如費孝通(1948)在《鄉土中國》中所提到的「差序格局」：自我中心、人之間的互動是依既有關係的緊密程度而來，關係愈緊密者回報愈深厚，關係淺者或沒有關係者，就沒有回應或得透過賄賂等手段來建立關係。在這特性下，富貴村自行推動的農業機械化是每家只買一臺農機（耕耘機、插秧機、割稻機等），但只耕作農機所有者的田，不足以收回成本及發揮效力，他們乃透過個人的社會關係，徵集足夠需耕作的水田來經營。這結果是每一家都成為不同農機的擁有者，其他農機工作就由與當事人有社會關係的農機擁有者來代工。如此一來，既達到農業機械化而解決了勞力不足的問題，又使每一家農人都是老闆及顧客。但這成功的背後所依賴的，並非西方科層組織所強調無差距對待所有顧客的理性分科分層觀念，相反的，是依賴將人分級的差序格局，這個社會型態被視為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理性觀念，故當地人挑戰了當時具意識形態的現代化觀念。但筆者的這個研究（黃應貴1979）因與主流的現代化唱反調而在當時學界並沒有引起注意，其靈感卻是來自大一讀過的小說《卡拉馬夫助兄弟們》。事實上，這時期，國際學界也因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經過戰後二十年的繁榮期，造成社會階級、族群、性別等的不平等，因而有1960 年代末期學生運動的改革要求，並將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理論引至社會科學的研究上，使得這些理論主宰了1970年代的社會科學研究。但因這類理論與研究過分強調結構性的力量而忽略人的主體性，開始有後現代或後結構理論思潮的浮現。只是臺灣還未解嚴，這類的理論與思潮因政治上的壓抑而未能浮現來挑戰現代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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