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幸福生活︰何玉茹中短篇小說選

他們的幸福生活（節錄）

他們住的是裡外兩間，家具的配置是齊全的，臥室裡有床和衣櫃，客廳裡有沙發、茶几，一張帶了抽屜的電視櫃，電視櫃上安放了一臺四十三寸的液晶電視。家具是深紅色，暗暗地閃了光澤，倒也一點不粗糙，反還可說得上精緻。他們真正是可以拎包入住，但無奈家裡捨不得扔掉的東西太多了，問了問養老院裡的小齊，小齊說可以添置自己的家具，他們便今天搬來個書櫃，明天搬來兩把藤椅，後天又搬來張梳妝檯……。往梳妝檯前一坐，鏡子還是從前的鏡子，鏡子裡的他們還是從前的他們，一時間他們竟有些恍惚，這是在養老院還是在家裡呢？

養老院的室外環境也讓他們滿意，綠地、水池、長廊、亭榭，以及門球場、乒乓球場、書畫室、棋牌室、閱覽室什麼的，他們預期有的，幾乎都在這裡看到了。

他們坐在窗前的藤椅上，望著樓下紅色的花架長廊，廊下正有兩位老者緩緩走過，女的挽了男的，最後在長廊盡頭的一座碧瓦紅柱的涼亭下相依而坐。遠方，可見一條波光粼粼的河流，河兩岸或是鮮花盛開，或是綠樹成蔭，如圖如畫，如詩如夢……。他們曾隨旅遊團去過瑞士，瑞士的幾個小鎮就是給他們類似的感覺，如圖如畫，如詩如夢……

他們其實已有很多次這種感覺了，每搬一次家，都這樣坐在窗前，對新鮮的環境貪婪地望了又望。坐下的藤椅一直伴隨著他們，一直依窗而放。他們記不起搬過多少回家了，但坐在窗前的感覺，卻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一個六十九歲，一個七十一歲，一個一米四九，一個則一米七八。走在一起，從身後看就像大人帶了個孩子。不過他們都有快速走路的習慣，走起來養老院裡的所有人都趕不上他們的腳步。他們的胃口也好，吃得快，不挑食，葷的、素的，鹹的、淡的，酸辣的、酸甜的，統統來之不拒。他們還都有一條好嗓子，唱歌、唱戲，張口就來。他們到來的頭一天就看中了樓後那個開有荷花的水池，清晨，對了盛開的荷花，他們「吚吚呀呀」地吊起嗓子，彷彿一對專業的歌唱演員。

不過吊了幾回，立刻就有了反對的聲音，有人反映到院領導那裡，院領導婉言傳達給了他們，說：「還是去娛樂室吧，那裡不會干擾到別人。」他們自是停止了水池前的吊嗓，卻也沒去娛樂室。他們暗笑院領導的不懂行，小小的娛樂室，豈是能和室外的清新無限比的？不過他們對領導是習慣了服從的，多少年來，他們從單位得到最多的就是領導頒發給他們的獎狀。他們是一對中學教師，均獲有一級教師的職稱，長年和中學生在一起，讓他們養成了勤懇又有些天真的習性。

現在，到了吃午飯的時間了，服務員小馬的餐車在樓道裡「呼隆、呼隆」地響起來，同時伴了她稍顯粗啞的喊聲：「吃飯了！吃飯了啊！」

每個樓層都設有餐廳，小馬只負責他們這層的，當然打掃衛生也歸她管。在他們看來小馬是個勤快又熱情的人，他們初來乍到，難免要問這問那的，小馬永遠是笑臉相迎，耐心解答。她梳了條馬尾辮，大眼睛，尖下巴，高顴骨；若不是顴骨有點高，她本可以用清秀來形容，可由於顴骨，就不是清秀而變得有些凶巴巴的了。好在她呈現的多是笑臉，便將那凶巴巴掩蓋住了。有一次他們湊巧聽到她接什麼人的電話，聲音竟像石頭一樣冷硬，兩邊的顴骨高聳如山，聲音就彷彿從那顴骨裡發出來的。他們想，人啊，真是看不出呢。

來餐廳吃飯的有十幾個人，小馬笑容可掬地盛飯盛菜。還有幾個，喜歡在自己房間吃的，小馬又推了餐車，不厭其煩地送到房間。

十幾個人分別坐了兩桌，與他們同桌的是一對夫妻和兩個白髮老太，夫妻看上去有八十幾歲的模樣，男的舉止緩慢，拿筷子的手有些抖，所以嘴張得老大，飯菜到了嘴邊就像到了虎口，瞬間就被吞了進去。女的在一旁則不停地說著：「慢點，慢點，沒人搶你的。」兩個白髮老太呢，是一胖一瘦。瘦的個頭兒很高，臉緊繃繃的少有皺紋，若不是頭髮白了，說她六七十歲也有人信。胖老太卻跟他們說瘦老太已經整八十了，她則八十一歲，她們都有高血壓、高血糖，若不是做不動飯了，誰來這種鬼地方。

胖老太稱這裡是鬼地方，讓他們都吃了一驚。更讓他們吃驚的是有一刻她忽然停了咀嚼，瞇了一雙小眼睛問他們：「你們身體好好的，為什麼要來養老院呢？」她把重音放在「養老院」上，彷彿養老院與他們是不相干的地方。他們不由得一怔，而後答道：「因為我們老了啊。」胖老太也一怔，即刻笑了說：「能做飯、上街就不能算老，你們做飯、上街應該沒問題吧？」

胖老太的問話讓他們回到房間後沉默了許久。他們沒有回答她，做飯、上街當然沒問題，但他們不想做飯、不想上街了，就想換個活法，應該也沒問題吧？

他們對關心他們的人都是這麼說的，換個活法。他們得到的多是稱讚，稱讚他們有想法，會生活。但只有他們自個兒明白，除了換個活法，還有個起決定性的讓他們難以啟齒的因素……。她不提起，他也不去提起。

他們的幸福生活（節錄）

他們住的是裡外兩間，家具的配置是齊全的，臥室裡有床和衣櫃，客廳裡有沙發、茶几，一張帶了抽屜的電視櫃，電視櫃上安放了一臺四十三寸的液晶電視。家具是深紅色，暗暗地閃了光澤，倒也一點不粗糙，反還可說得上精緻。他們真正是可以拎包入住，但無奈家裡捨不得扔掉的東西太多了，問了問養老院裡的小齊，小齊說可以添置自己的家具，他們便今天搬來個書櫃，明天搬來兩把藤椅，後天又搬來張梳妝檯……。往梳妝檯前一坐，鏡子還是從前的鏡子，鏡子裡的他們還是從前的他們，一時間他們竟有些恍惚，這是在養老院還是...

代序／小說和猶豫不決

我曾在一九九八年寫過一個短篇，題目叫〈樓下樓上〉，主要寫一個人在懊悔之中的掙扎，在這其間，這個人遇到了樓下和樓上兩個不相干的人，讓他沒想到的是，這兩人與他的內心竟有了深刻的揮之不去的連結。當時起下這個題目，只是想隱喻主人公猶豫不決的心理狀態，但後來的一些年裡，我感覺到它的意義遠不只一個短篇的題目，它隱喻的猶豫不決，與自己的存在，與自己的寫作，以及與許多的人和事，都彷彿有著難以言說的聯繫。在後來的一篇短文裡，我曾這樣寫道：「有『猶豫不決』的存在，我們心裡就踏實了許多，說明我們至少沒有麻木僵化，至少還在思考，至少還有矛盾交織中的希望，也就至少不會忽略『猶豫不決』於我們的重要。」

我出生和成長在一個城市與縣區農村交界的地方。這樣的地方，既不是城市，又和縣區的農村有所不同，不說生活習慣、待人處事，只說話的口音，就上上下下地游移不定。這地方，就如同一個人處在此岸與彼岸之間一樣，自然地就比兩岸的人多了張望，多了比較，也多了不確定和猶豫不決。而我生長的家庭，也有點類似這地方，我的父親在城市工作，母親則是一個每天扛鋤頭下地的農民。記得那時父親和母親為一些為人處事方面的事常有爭論，母親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這是農村，不是你們城市！」在我看來，父親是有些不切實際地在農村套用城市的方式，而母親雖識字不多，做事全憑了感覺，但那感覺多半都是準確的。雖是這樣，父親在家庭的作用仍是不可小視。首先他每月六七十元的工資，成為我們全家生活的保障；其次他總是把收音機、錄音機、電視機這樣的電器率先買回家來，使我們家幾乎與城市的進程同步。再者，由於他的存在，我家晚上總是坐滿了鄉親，聽廣播，看電視，議論國家大事，談論城鄉趣聞，使我們家彷彿成了一個城鄉交界處的交界處。這樣的環境，對成全我後來的寫作自是難得的好事，但那時的我卻並不知曉，反而一心渴望著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姐姐考上大學走後，這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在自己的房間裡讀書或者呆坐，或者召來一群女孩子談天說地。但奇怪的是，滿足之餘我仍不能擺脫父母房裡的誘惑，常常地，就跑到熱鬧的煙氣騰騰的屋裡坐上一會兒。很多年裡，我都在自己的房間和父母的房間之間跑來跑去，獨處的時候嚮往熱鬧，熱鬧的時候又嚮往獨處。

而我和城市的關係，與以上的情形也有些相似，那時，戶口對人的束縛還相當嚴重，儘管我們與城市近在咫尺，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就像今天富人和窮人的差別一樣，是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我們村的一批年輕人，不甘心這樣的差別，每天騎了自行車，到城市去做各種各樣的臨時工。就如同今天的農民工一樣，區別只在，今天的農民工更多地是為了賺錢，而過去的我們更多地是懷了對城市一份浪漫的嚮往。我自然也是那批年輕人中的一個，每天從家到城市，又從城市回到家裡。那之間是一條十幾里長的坑窪不平的土路，晴天裡顛得自行車「咣啷、咣啷」響，雨天裡需要把自行車扛在肩上。即便這樣，心裡還是有幾分優越，因為八小時的工作時間畢竟和村人們有了區別，在太陽還老高的時候，已經下了班的我們騎了自行車從仍在勞作的村人跟前經過，那感覺好的真是難以言說。

如今，那條土路早已變成了筆直寬闊的柏油路。可那條路在我這裡，彷彿從來就沒有消失過，我彷彿永遠地走在路上，永遠地無法抵達路的一頭。我知道，那條路其實已變成了一條心路，它連結的已不僅僅是城市和村莊，還波及了與心有關的方方面面，比如生與死，比如善與惡，比如愛情與婚姻，比如寫作與生活……。但無論它波及得多麼深遠，我總能看到一個猶豫不決的影子，它不那麼堅定，不那麼明晰，卻可以體味、體察在任何一頭都難以體味、體察的人生滋味和真諦。

我常想，若沒有那條坑窪不平的土路，若沒有對「猶豫不決」的發現，還會不會有我今天的寫作？

我是二十多歲開始寫作的，記得我曾在一篇散文裡寫到過自己十八九歲時的生活：「白天我們（指一群女孩子）在田地裡受苦，晚上我們便釀造快樂驅趕我們的受苦，沒有電影看的時候，我們就聚在一起重溫電影或者小說，內容是次要的，只要沾點虛無之光，我們的心靈如同螢火蟲一樣，不由自主地就往那裡去了。反正我們不肯讓具體的受苦多侵占我們的生活半步，我們寧願有更多的虛無，我們實在需要精神來支撐受苦的身軀。」

因此，我最初的寫作，其實更是要從世俗生活中超脫出來的浪漫寫作。而小說又是談人的精神的，正需要這超脫的精神狀態。待寫作深入下來，我才開始意識到，寫作其實遠不只是一片浪漫的雲彩，它也許是一種超脫，但它更是一種對世俗生活的回望；只有回望了，那雲彩才可能閃爍出靈光異彩。

記得對我初期小說的評論，常可看到「清新」、「明澈」的字眼，後來的小說，就常有人談它的「模糊性」了。我想這是因為，我對小說的理解發生了變化，或者說我對人的存在的理解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單一的或此或彼的，由於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太多的這種因素的神祕連結，它更應該是混沌的、複雜而微妙的，就如同一棵樹、一個人、一個城市、一個國家一樣，五臟六腑，樣樣俱全，是一個完整的獨立的自給自足的世界。

當然，創造一個小說世界，並不比建造一個世俗世界更容易，因為小說世界雖說用的是世俗的材料，但它全來自一個主觀的心腦，一不小心，心腦就可能武斷地凌駕於小說的內在秩序之上，讓小說世界聽命於自個兒的指揮。相反，放任材料，無節制地鋪陳，同樣不是對小說世界的尊重，因為在混沌、複雜的同時，簡單純粹的作用也非同小可，就如同畫龍點睛一樣，這點睛的一筆，往往才最是有力量的。

於是，我便在小說的複雜、簡單之間，在清澈、模糊之間，在安靜、熱烈之間，在微妙、宏偉之間，在持續、開始之間，在意識、潛意識之間，在行動、心理之間，在人與物之間，在人與人、物與物之間，在思想、物質之間，在世俗性和神性之間，來來去去地行走著，就如同當年在那條坑窪不平的土路上的行走一樣。

小說的思考，實在應該是一種路上的思考，一種猶豫不決的不確定的卻又堅定地超越於思想和世俗的思考。

好在，我寫作前的生存背景，可說是為這樣的思考做了可靠的鋪墊，或者說，這樣的小說思考必然會呼應這樣的生存。我需要做的，也許只是耐心、認真地走在其中，不確定什麼，不追趕什麼，永遠地、勇敢地走啊走。是的，勇敢，我感到，猶豫不決也是需要一份勇敢的。

　　　　──寫於二○一一年二月十三日
　　　　　 刊於《文藝報》二○一五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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