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蕭欣義（退休歷史學者，歷任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兼任客座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客座教授、維多利亞大學亞太學系教授、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中央委員）

名人推薦：蕭欣義（退休歷史學者，歷任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兼任客座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客座教授、維多利亞大學亞太學系教授、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中央委員）

〈三、如是我聞〉

1　這一天的晚餐

　　午後，我在趙教授小屋裡看書，他面對窗前的電腦，屋裡只有鍵盤發出規律的「噠噠」聲。我遠離溫哥華，能在他身邊，靜靜地看一點書，感覺真好。看著，看著，忘了時間。到晚飯時候了，他的背影一動也沒動。他沒動，我更不敢有所動，心想此刻一定有千江水、千江月，在他胸壑奔騰翻湧，我豈敢攪亂那江水江月？
　　又過了一會兒，我想「師有事，弟子服其勞」理所當然，便輕輕挪步到那可以做飯的地方。小小電鍋就在流理台上，我找到了白米。我想做一點簡單的東西，本非巧婦，若然，在這裡也無技可施，看來看去發現了救星──一瓶豆腐乳。
　　我回座繼續看我的書，過了一會兒，趙教授那儼然巨人般的背影，終於有了動靜。
　　我盛了兩碗白飯，一小碟豆腐乳，與師對坐共食，席間從頭到尾靜無一語。我想那萬里雲天，萬里外的事還在他腦海裡糾結縈繞。誰是經綸手？怎爬梳？《論語》記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我靜靜地「品嚐」碗裡、碗外，返樸歸真生活的最極致。我相信他長期孤獨地生活，這種吃法絕非偶一為之。
　　「吃」這一件事，不是看飯桌上擺了什麼食物，而是食者的心情。面對一位宗教家、思想家，我眼觀鼻，鼻觀心，細細咀嚼手中這碗白飯的滋味。「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從前讀它，只覺得所描述的人物既遙遠且模糊。而此刻趙教授把當代「士」的鏡頭拉近眼前，放大再放大，大到我看不清全貌。

2　受勳爵

　　在我拜訪趙教授期間，有一天他說要請一個朋友來家吃飯。我心想這是多大的事啊？在那麼侷促的地方能整治自己每日三餐已屬不易，何況要請客？那時候我也不知哪來的膽子，居然自告奮勇承擔起這一件事。
　　徵求趙教授同意，我估計還能做一隻整雞，姑且叫它「醬油雞」吧。我用極有限的調味料放在一隻湯鍋裡，烹飪的時候我一再提醒自己要把雞「弄熟」，只要熟了就算成功。平常在自己家裡不管用什麼方法要煮熟一隻全雞，於我都是一種挑戰。那一天在小小的飯桌上我終於準時地為客人擺上主食：一隻整雞、白飯、青菜沙拉。宴請的賓客是魯文大學圖書館東方部的館長（主任？），華貝尼夫人。她很優雅、禮貌地先稱讚桌上的好食物。
　　飯後，她問我是否知道趙教授接受瑞典國王授予勳爵一事，我答「不知」。她面帶興奮地告訴我始末。趙教授本人在我們談起這話題時未出一言，臉上亦無特殊表情；這才讓我想起他給我的信中，曾提起過要到瑞士開會一事（也許是在那一段時間發生的事吧？）。先賢有云：「費詞真多事，羞與同流。」一個人內心的修養要達到什麼樣的境界，才能在他人談論自己如此殊榮顯耀時不形於色？

3　贈琴

　　有一種給，叫帝王式的餽贈：就是把自己最好的，給最需要的人。
　　首次聽趙教授講課，第一個印象是他說話聲音舒服悅耳，咬字發音字句清晰，不急不徐，婉約中有質有力，每一個字從靈魂（丹田）深處發出來，然後落入人心。等我與他較熟後，有一天問他：「您說話的聲音很好聽，是否練過聲樂？」他說：「有一次在歐洲參加學術研討會，會後有個日本學者，原不認識，特地走過來也是問我同樣的問題。」
　　他接著說：「我學過小提琴但沒學過聲樂。」我腦子裡立刻出現一把精美的小提琴樣子，便隨口接著問：「現在那一把小提琴在哪裡？」
　　他說：「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個同學，他拉得比我好。我知道他家窮，買不起琴，就把我的小提琴讓給了他。」我無意間聽到這一句話時，感覺全身神經被揪了一下。
　　一九七五中期，我住加拿大安大略省溫莎城。記得當代有一位享譽印度最出名的sitar（編按：西塔琴）演奏家、作曲家Mr. Ravi Shankar，到美國底特律大城演出。當一位穿著白衣白褲、印度傳統服裝的中年男士由帷幕後走出來，站到舞台中間，首先吸引全場觀眾的是掛在他胸前像雞蛋那麼大、鑲滿了各色寶石的一枚墜子。音會樂開始前主持人介紹說：他胸前這枚璀璨晶瑩的墜子，本來是XX音樂大師（我忘了名字）為他自己特別精心設計，這是他自己最珍愛的一個飾物。XX是當代被音樂界公認彈sitar的第一把高手，但是他第一次聽了Mr. Ravi Shankar的演奏後，便把這個墜子從自己胸前取下為他掛上說：「您才是我們印度彈奏sitar的第一位高手。」從此Mr. Ravi Shankar每次演出都要把它掛在胸前，它代表榮譽、幸運、知遇……。後來我每一次只要聆聽到Mr. Ravi Shankar的sitar聲，他胸前那顆彩色繽紛的寶石墜子，便在悠揚的樂聲中閃爍、裊繞。
　　我一直以為只有財富滿鍋滿盆的人才會留下如神仙般的美談。但是趙教授並不富裕，從我對他的年紀和所經歷的亂世年代推算，只有在最早的童年，生活大概是無甚匱乏。記得他說過：「我父親每一天早晨，都要聽收音機的新聞廣播。有一天，聽到父親很驚慌地說：『壞了！壞了！』我從沒有看過父親的神情如此慌張過。後了知道那一天是蘆溝橋事件爆發的新聞。」因為他父親把全家的積蓄都投在股票上。以時間推算，趙教授當時應該是十一、二歲。那麼蘆溝橋事件後的生活，從他留下的文章裡看得出，此後他們全家的生活每下愈況。雖然出生於名門書香之家，但是兵荒馬亂的時代，他也無法倖免於各式各樣的災難。至於他幾歲開始學小提琴當時我沒問，在他留下的所有文章裡亦無片語隻字談及學琴之事，故不知贈琴年歲。
　　他說過曾經當過送報伕（大約是從高中到大學的某些年），這是每天早晨到學校上課前要完成的工作。他曾說過：「有一天，我像往常那樣走進一所大房子的院裡，要把報紙放在大門口前。這時候一個女生從裡面出來指著我說：『你不能走前門！把報紙送到後門口去。』這個女生是我們大學班上的一個同學。」趙教授用非常平靜的聲音，說起這一件往事。在那原本應該歡樂奔放、求知欲滿漲的青春年華，戰爭奪走了這一切，替代的是人生酸苦、辛辣。難能可貴的是在狼煙四起的戰鼓聲中，趙教授童稚純潔的愛心，依然如此閃亮。
　　不知後來中國有沒有產生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或者他仍在某個角落繼續拉著小提琴？當他拉響琴弦時，是否偶爾也會感念，偶爾也會想起，自己的第一把琴，也是一位音樂愛好者割愛相贈？若然，那麼當他想起童年往事，琴聲自然要變得如歌如泣、盪氣迴腸了……。至少，這是我內心希望聽到的尾聲，像大海微風拂過，波光閃閃，跳動在我心裡的聲音。

（……）

11　大人赤子心

(1)　跳舞

　　趙教授訪問溫哥華的那一段時間，我在活動中心，跳的就是前面說的有氧舞蹈。我長年跳舞，每有友人自外國來訪，若時間許可我都會邀請她們來體驗、見識我們的健身文化。本地的友人更不在話下。我也曾古道熱腸，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希望能說動身邊的女性朋友們說：「跳舞是對自己最好的一項投資，長期投入能達到塑身又美容。」對已退休的女士們說：「你的『腰圍』尺寸才是顯示你的財富、身分、智慧、階級。每一個聰明又自信的女人，都知道要如何經營它……。」不論我如何舌燦蓮花，又苦口婆心，都不曾說服哪一個人對這一種投資來下注，即使願意來體驗一下，已屬鳳毛鱗角了。我邀請過的那些朋友們，都比我年輕一大截。趙教授更不是我的同齡層，所謂「健康舞」在他的生活裡更是毫不相干。有一天，我姑且一試，邀他來參加。他聽了之後，沒有像我前面說的那些年輕朋友們，先打聽各種問題，然後一個也不露面。而趙教授什麼也沒問，卻準時地跟我走進跳舞教室。
　　我們的位置是先來先占，我習慣站的位置是第一排的中央，最靠近舞師，他任何細微的動作可以一目了然外，最重要的是更利於我全神貫注。我請趙教授站在我的旁邊，讓他可以看得清楚外，如有需要，我可就近照料。他從來沒見識過什麼是「有氧舞蹈」，肯定也沒聽過這一類的音樂。我知道能入他「耳」的一向只有古典音樂，所以我必須事先說明一下，好讓他心裡有所準備。我說：「這一個小時跳舞的音樂是會讓人『起乩』的那種（這一個詞只能用台語說才傳神），等一下您就知道了！」
　　我看趙教授進入教室，神情流露出孩童般的好奇與興奮，好像一個小孩要來參加大人們的遊戲。當日，他是唯一的男士。當然，一個古稀之齡能站在最前面，眾目睽睽下，跟著一群年輕女士們揮拳、舞臂、踢腿、扭腰……，不怯場，不中途而退，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趙教授「敢」站在這裡，可見他的生命能量遠遠超出我的想像。長期觀看同學們的舞蹈姿勢，我從中體會「舞蹈」本身就是一個人的靈魂，透過肢體動作所流瀉出來的能量語言。這樣一想，趙教授能站在這大廳裡跟年輕人起舞，似乎理所當然了！
　　慣例，課程後段時間，練瑜伽拉筋動作。首先在瑜伽墊上把身子側翻過來，雙腿並疊讓身體成一直線伸直。然後用左手放在左側的頭，右手臂向右膝伸去，必須全身使力，才能撐起上半身。這個動作難度極高，能達標的人寥寥無幾，有些人連頭都撐不起來。
　　前段時間，音樂一開始，趙教授還能跟著大家有樣學樣地比劃。現在，看他很努力地、慢慢地把自己厚重的身體成功地側翻過來，當再要用左手把頭撐起來時，發現原來它重如千鈞。他並沒有放棄，一試再試，要用自己的方法把頭支起來。原本那好不容易側翻過來，剛躺穩的身體，不知哪一根筋不對，一晃，前功盡棄，便成了平躺。這時候兩腿兩臂乾脆放鬆開來，如「大」字般地攤在地上，讓結結實實的肚子來個正面朝天。這時候他像個玩累了的小孩，紅紅的臉「呵！呵！呵！」地自個兒笑出聲來。
　　先前同學們看到他的動作本來就覺得有趣，現在這一幕，他自己都笑了，大家也都忍不住輕輕地笑了。在這輕輕的淺笑聲中，絕對沒有人會猜到，她們眼裡撐不起頭來的這個耆老，曾經是高坐廟堂，指點江山的人。

（……）

〈四、魯文紀實〉

二○○○年一月九日

　　趙教授日常作息，除風雪外，每天早晚兩次散步，同一路線，地點是附近古教堂的墓園。他聲稱：「This is touching base.」……
　　……放眼其他高高低低、大小無數的墓碑，他們曾經是叱吒風雲的人物？還是碌碌無為小民？他們是怎麼活過一生的？如果他們都能站出來說一件生前最得意或最遺憾的事，那悲慘一定大過歡樂的。「死」是如此地絕對，它一定會到來，在死神眼裡只有平等，而生人能為他們做的也只是墓碑的大與小而已。
　　想起奧瑪‧珈音的詩句：「我望英魂，魂望我；千秋過客，坐墳頭。」我低頭尋思：地球表面上無數的「墳頭」，千方百計地被後人堆疊起來。其實也不用等到三百年，五十年後還有誰人能被誰人緬懷思念？……
　　……今天我建議趙教授換一條不同的路線走，所見風景自然不一樣。先入眼裡的是一群紅頭鴨，體態健壯，生氣勃勃，不甘寂寞，深怕被人忽略似的，邊走邊叫：「我來了，我來了。」另一群白鵝曲著細長的脖子，高高地導引著肥胖的身軀，一搖一擺四處遊走。忽然看到幾隻孔雀優雅地來開屏，只要牠們一出現，總登上主角的台面。但是無論在哪裡，人才是最美的風景。……
　　……之後，我們折往東北的田埂小路走，今天難得冬陽明媚。一望無垠的農田，白雪點綴在一壟一壟、高高低低的黑土上，微風清脆的涼意敷貼著我的雙頰。這裡沒有市井的塵囂，只有安詳淳淨。這一條路的盡頭地勢較高，有一條長長的吊橋橫搭在市區的另一邊，橋下深凹的溝地是火車行駛的鐵道。這一條低凹地帶，彷彿隔開兩個世界。這座吊橋我曾經陪同趙教授走到對面的市集，站在橋上放眼遠望。今天的天空真藍，藍得像要出水，那是九天上才有的透亮的、澄澈的藍。上面還悠悠地飄著的幾朵白雲，站在這裡人也微醺了。曾經多次與趙教授來此散步，卻從不見車輛駛過吊橋，大概不是為它設計。橋面是一段段平整實木鋪成，橋的兩側是四、五尺高，透明的壓克力板。長長的吊橋略呈弧形高高地吊在空中。走在上面可以感到輕輕的顫動，它盪人心弦，人好像可以飛入雲朵裡飄游。
　　我第一次踏上這座吊橋記憶良深，今日建議趙教授走不同路線就是想再體驗一次這心顫的感覺。今天更是幸運，難得看到一長列的火車由遠方「嗚嗚」駛來。它猶如一條黑色蛟龍，正一壟一壟地犁開人間心田，奔向希望，奔向快樂之鄉。我每隨趙教授走在這片廣袤的農地時，都感到無比寧靜安詳，體會到真正的幸福其實就在生活裡的平凡。今天，我滿心歡喜再踏上那一座吊橋。看到對面正走過來了一個年輕高大的男子，肩上高高地坐著一個兩、三歲的小女孩。這個男子雙手拉著女孩的小手像「大」字張開，宛如一隻大鵬展開雙翼正向我們這邊飛翔過來。父親踏著誇大的步伐左右輕擺，顯然這對父女也享受吊橋的震盪。父親口裡還哼著歌，小女孩稚嫩的笑聲飄在空中。這一幅天倫圖在我眼前放大。我們的距離正在一步一步地拉近，在錯身而過時，我低下頭來不敢目視他們。之後我轉過身來跟在那一對父女後面走，一直走到橋頭，我才停下腳步，轉過身來凝望那一對往回走的父女，漸行漸遠，我的心情瞬間變得無比沉重。
　　趙教授一直默默地陪在我身邊，向著田埂路走了一段後，他才輕輕地說：「把經過的苦難踩腳下，不要回頭看。只把記憶中的歡樂，像珍珠串成環，掛在胸前。這樣你會快樂些。別人看你，會懷著尊敬來欣賞。」
　　趙教授曾經替我翻譯過兩篇文章，其中〈要擦亮星星的小孩〉一文，譯後他給我的信上寫道：「翻譯你的文章很不輕鬆，我自己未料到從一開始到結束，禁不住淚流滿面……。」他非常清楚，我目睹橋上這一對父女的天倫樂時，心中的波瀾會怎樣地泉噴潮湧？
　　他對我說過上面那一段話後，我們一路沉默地走回他的小院。回憶這一路的「無言」就是我們彼此真正的「忘言」之言。此生能得忘言、忘年交如趙師，一生無憾！

（……）

〈趙復三教授，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呂慧《花落春猶在》序〉

文／蕭欣義

1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引起世界注目，趙復三教授當時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執行局委員。UNESCO六月九日開會，趙委員雖然接到北京指令要向國際宣稱「天安門事件，一個人沒死」，他卻不願替黨國撒謊。他為六四血腥屠殺事件感到震驚，為死難者表示哀悼、致敬。自此，他流亡歐美，生活艱苦。趙教授不盲從黨國的骨氣，引起世界高度敬仰。
　　二○一五年，趙教授病逝。《維基百科》引用丁力的文章說：趙的「朋友，學者丁偉志、何方等人發布訃告稱：『在長達二十六年流寓的晚年生活中，趙復三先生不計世事浮沉與榮辱得失，……始終放心不下的是中國文化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命運。』『這樣一位終生熱愛祖國的人，卻最終未能落葉歸根，埋骨異邦，這不僅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在時代的不幸。』」。
　　這個申論固然不錯，但也有所偏。趙教授固然關切中國文化，但他也關切基督教文化的變遷，他更關切中西文化的交流所引伸的民主人權文化。說他熱愛祖國，固然沒錯。但「愛國」一詞，數十年來在中國多少變成擴張主義的同義詞，洗腦新疆、西藏，併吞台灣、釣魚台、南海等地，成為愛國的使命。趙教授並沒有擁抱這種擴張主義的愛國觀。讀一讀呂編著《花落春猶在》便一目瞭然。
　　新唐人電視台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有一篇報導說，趙教授曾對他的朋友姚琮說，他（趙）一生可以分成兩段：「前一段六十年，是為構築『理想』而生活六十年。」而後一段二十多年，他說：「現實教育了我，是我自己拆毀我原來理想的二十多年。勤勤懇懇一輩子，到頭來向誰交代這筆糊塗帳？」姚琮進一步解釋說：「前面這段時間也都是要支持共產黨呀，做共產黨的馴服工具呀。後來也是被事實教育了，逐漸地清醒過來了。」
　　一個月半後，王樺加重罪名，他在〈趙復三叛逃聯合國，姚琮遭第三波衝打〉一文中說：「趙復三在他的一生處事生涯中，曾經一直做黨的馴服工具，為中共塗脂抹粉，說過許多昧良心的假話，還曾以身說法，迷惑欺騙外國的宗教人士，製造中國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這樣的描述顯然偏離事實。不過，有不少評論家未深入探討趙教授思想言行，卻盲目承接王樺這種觀點。面對這類曲解，《花落春猶在》所收集的豐富資料，深入呈現趙教授的思想言行，可幫助讀者避開上述錯誤詮釋。

2

　　趙教授自己說出的兩階段生涯，用詞寬鬆，容許多種不同詮釋。兩階段的分界線應是一九八六年。我在兩階段都與他有多次往來溝通，深入談論文化、宗教、政治等等方面的問題。第一次溝通是在一九八一年去北京時，我們單獨長時間談論。第二次是一九八三年《台灣之將來》學術研討會在北京的首次會議。第三次是一九八五年同類研討會在廈門的會議。這兩次研討會，每次各有十多位海外台灣人教授參加，中國教授、專家、主管，每次各有一、二十位。中、台雙方的學術主張和政治立場差距很大，會場上爭議劇烈，幾乎差點不歡而散。但次日一大早會議開始，中方好幾位學者紛紛一個個出面道歉。台方推測，可能趙復三領隊（當時是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夜間開檢討會時，以理說服中方學者自己的馬列毛主義的缺陷。雙方正式討論會上，趙副院長說了一段令人敬仰的論述，他說：「從前我們唯毛主席是從，不敢有不同的主張；現在人人自己思考，並容忍別人不同的看法。」在馬列毛主義籠罩的社會，這種尊重個人的想法並同時容忍異見，這便是文化民主化和人權化的起點。
　　趙教授的後階段生涯中，一九九○年代，他曾來溫哥華講學訪問，我們也有多次學術溝通。他兼通中西文化、宗教、政治。他主張東、西文化互相激勵，互相促進，以形塑含有人權、自由、平等、民主等成分的普世價值觀。普世價值觀的學術根基是個人主義，是一種參與群體活動的個人主義，而非孤立的個人主義。這種看法正是民主化理論中，「文化前提論」的看法。
　　民主化理論中有些小派系，如：a.工業化民主前提論、b.政治轉型過程論（羅斯陶學派）、c.政治體制建構論。大派系則有：d.經濟發展前提論、e.文化前提論。過去一段長時間，經濟發展前提論曾經風行一時。很多人覺得全力幫助中國發展經濟，中國就自然會民主化。結果，中國威權化卻越來越嚴重。只要黨國嚴格控制媒體，全面洗腦，民主化就觸礁了。
　　近來，最受重視的是「文化前提論」（Cultural Precondition Thesis），這一派認為尊重個人與寬容是民主化的前提條件，而這種價值觀是源自基督新教開明派的文化。施伯樂（Robert Scalapino）教授認為亞洲各國文化中由於集體主義太強，而個人主義太弱，所以民主化脆弱。其次，各國專制政權對於反對運動人士缺乏容忍，動輒打擊、羞辱、逮捕。
　　文化或宗教中包含尊重個人這個價值觀，如果沒有涉入社會和政治領域，則未必能催生民主化。佛教《涅槃經》（The Nirvana Sutra）主張人人皆有佛性，甚至壹闡提（Icchantika）也具有佛性。Icchantika在印度社會是被看不起的賤民，連這種下級人都被認定具有神聖的佛性，那麼這一宗佛教是擁有普遍個人尊嚴觀的。可是這個觀念主要適用於宗教修養的領域，而沒有推闊到政治社會領域來，所以就和民主化不相干了。

3

　　趙先生年輕時推動基督教三自革新愛國運動，關心的重點是教會經濟自主，而不要再靠外國的母國教會的財務供應。所謂愛國，並非擴張主義愛國觀。他當中華聖公會牧師、燕京協和神學院教務長，所關心的重點是基督教的文化發展史，掌握每個個人的尊嚴。他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主張以蔡元培思想、學術自由、兼容並蓄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辦院方針」。
　　總覽上述案例，可以總結一句：民主化理論的文化前提論，大大有助我們瞭解並欣賞趙復三教授。
　　呂慧女士編著《花落春猶在》，她所收集的資料，以及她觀察到的趙教授生活片段，都栩栩如生地呈現了趙教授的真實人格。和丁偉志、何方、姚琮、王樺等位人士的詮釋來相比對，慧姐這本書越顯珍貴。

＊蕭欣義，退休歷史學者，歷任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兼任客座教授（二○○五─二○○六）；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客座教授（二○○三─二○○六）；維多利亞大學亞太學系教授（一九七○─二○○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中央委員（一九八○年代）。

〈前言〉

　　余英時先生在二○一五年九月十二日《大紀元日報》寫到〈懷念趙復三〉一文，摘錄其中一小段：

　　我認識趙復三先生是在一九七九年。那一年我們知道中共第一次派社會科學院的重要的學術領袖到美國來訪問，其中有社會學家費孝通、文學批評家錢鍾書，還有歷史學家研究民國史的李欣，還有其他幾位。這是一個重要的代表團，第一次訪問美國，在美國各大學重要的地方都停留了十天八天，引起了很大的重視，領導這個代表團的就是趙復三先生。
　　這個代表團是由我負責招待的，我在招待中才知道趙復三先生。我是第一次認識他，原來是黨的領導，我何以知道呢？因為在耶魯大學校長召集的一次大會上要開始致詞，這個致詞人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可是這個時候趙復三先生說希望錢鍾書先生出來說話，錢鍾書一再謙讓，說：「應該是你說話不該我說。」由此可見，代表黨的領導人在這個集團中間趙復三先生在暗中是領袖。但是，他很尊重錢鍾書的學問，尤其是他的英文特別好，在這個場合之下，他就推讓給錢鍾書先生了。從這件事情和他們兩人的談話之間和後來跟他們的交往跟對話我知道他是整個代表團實際的領袖，雖然表面上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名義，換句話說不管到什麼地方該做什麼事都是由他決定的，所以他的重要性可以不言而喻。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際，震驚全世界的一則大新聞；各國媒體都以頭條，報導北京天安門前正在發生學生抗議、絕食事件。他們要求與政府對話，經過一個多月，中共視若罔聞，一貫作風封鎖新聞，口徑一致：「天安門前的學生運動，沒有任何傷亡。」
　　在這風聲鶴唳之際，趙復三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代表中國赴聯合國開會。赴會的前一天，他還特地打電話回北京確認天安門前的動靜，家人告知真相。
　　他身居高位，衣紫冠金，站在聯合國殿堂上，面對全世界的媒體，大義凜然地揭開了中共六四謊言的面紗。他說：「……國家軍人的槍口應該是對外，向著敵人，而不是對內，向著自己手無寸鐵的學生……。」這石破天驚的一席話，若不是具備了像耶穌基督的精神，如何扛得起這麼沉重的十字架？獨自走向茫茫未知路？聯合國大會為此取消當日議程，全體人員對北京天安門前死難的學生和家屬舉行默哀。趙副院長非常清楚，當再邁出聯合國大廈的第一步，命運從此天翻地覆！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的懷念文章中寫道：「他跨足政治、宗教、學術三個領域，而且都是一時的翹楚。趙復三當時與世界上三大宗教界代表人物齊名。」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格？是如何養成的？竟敢讓自己的命運做這樣的翻轉？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問號。
　　我們讀古人歷史：看屈原，自沉汨羅江；看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時間拉長了人們歷史心、眼的焦距，所以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這兩位偉人。但是在近距離裡的趙復三先生常被很多人看模糊了。

　　趙復三先生獨自走向茫茫的前方「自沉天涯」。天涯路上沒有汨羅江清澈的江水，也沒有昆明湖畔旖旎的風光，只有「風蕭蕭兮，壯士一去不復還」的天苦地寒。更讓他時時刻刻膽戰心驚的是，中共鋪天蓋地的追捕，被活押回去，被自殺……，然後再給他冠上一個最惡、最臭的罪名，讓他百口莫辯，萬劫不復。這些醜事他們並沒有少做。「死」只是剎那間的超然、壯烈，而「生」，才是漫漫長夜的煎熬。
　　他身上只有一百美元，一個無國無家六十三歲的耆老，到底要怎麼活下去？他深知前面的路每跨一步，如探黑洞。他在二○○七年初冬的〈辭歲感懷〉詩寫道：「……綱鑑縱讀盡劍峰，瞬間便釀淚婆娑；詎料橫看皆詩篇，落地鏗鏘鬼神嘯。……」尼采說過：「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趙復三先生「自沉天涯」後的每一天生活，不都是血淚書成的嗎？
　　親近的友人都知道，他生性從不自售，更不喜他售。「啟予足，啟予手」，戰戰兢兢地過著每一天。他無愧無怍，可以請先人、後世，檢查自己的一生。他的這一生，只有向天、向地、向母親交代，至於其他人就任其評說。
　　任何人為了追求真理、維護正義敢站出來講真話，一生要走的路註定是最艱辛、最孤獨的那一種。
　　那一天，那一年，他揭開中共的大謊言後，踏出聯合國的門坎，飄然轉身。「在歐洲一年『搬』了十次家，……六月到Ann Arbo後又搬了十次家。」（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文章）在所有流傳下來的文字裡他自己皆用「搬家」二字記述。任誰都清楚明白，那是迫於外界的各種危險、無奈，不得不由一處搬也好，躲也好，逃也好，換另一個處所。如上面他自述搬了二十次家的紀錄後，一九九七年到美國南部教書，之後，轉道加拿大溫哥華，再返回歐洲，最後定居美國直到去世，約又再搬了十次家。「搬家」已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主旋律」。後來有人問他：「有沒有後悔過？」他回答：「沒有，如果不站出來說真話，我如何面對子子孫孫？」晚年，曾元超先生（重慶治印名家）為趙復三副院長治石並附詩：

　　重吟古道照顏色，壯士田橫魂未泯。
　　抵死鬚眉輕聖旨，先生膽氣貫長津。
　　攀龍終被千夫恥，易象偏扶五柳春。
　　窗外夕陽紅欲墜，悲歌一曲湧蒼垠。

　　不管他所處的環境多麼險惡，總是孜孜不倦地把學貫古今中外、寶貴的知識回饋給社會。他留給後世的著作有：翻譯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史頁閑注》、《反思集》、《歐洲思想史》、《西方文化史》等鉅作。
　　他到美國南部大學教書直到退休，而後又被加拿大UBC Regent College（編按：卑詩大學攝政學院）請來教基督教哲學半年。這期間筆者有幸認識了趙復三教授，才有機會親聆、親睹一代大師的風範，此後十年與他保持書信往返。
　　多年前就想把這些書信整理成冊，但是一直躊躇不定，自知學力太淺，此事做來猶如蚍蜉撼大樹，亦知他生前就有學者、教授，要為他寫傳記。他的好友錢鍾書先生也為此提議過，希望他自己寫些回憶錄之類。他的回答是：「釋迦、蘇格拉底、孔子、老子，哪一個是我能望其項背的？他們自己都沒寫書，這不是很值得人玩味嗎？所以我『譯而不作』（其實，譯對我來說，就是作）。」
　　趙教授的文章裡曾寫道：「《通鑑》並不是最打動人心的史書，讀《左傳》、《國策》、屈原，讀司馬遷筆下的人物，及以後的史書，打動人、長留記憶中的，是那些帶有設身處地的感情寫出的人物、事件、段落。感情使歷史人物活起來，也使歷史活起來……。」這一段文字我反覆咀嚼，它支持我編寫此書的勇氣和動力。豈敢有絲毫之心自比前人，以為可使人物活起來？使一段歷史活起來？只因趙教授的人格深深銘刻於心，他所經歷過的樁樁件件讓我為他流淚。
　　我始終誠惶誠恐，曾多次寄書稿片段，請教於蕭欣義教授意見。他看過拙作後一再鼓勵，一定要將它出版成冊。
　　十年動盪的文化大革命，有兩年他是被禁閉單間，天天無止境地被逼書寫，交代某事又某事（全是無中生有）……，他好不容易挨過來了。之後，為了揭露中共歷史上的彌天大謊，他的代價是：從衣紫冠金身居高位，為了不得不說的一段話，寧願成了天涯淪落的難民。
　　在編寫此書期間，屢次重複翻閱、輸入他的手稿，那表面看似「平淡」的描述，其「慟」豈是一般筆墨可以形容？我常常必須站起來離開電腦桌，走出書房，平息內心的波瀾。
　　比如：「……回想文化革命，才過了一個禮拜，我就成了牛鬼蛇神；一個月就妻離子散，到被關進牛棚之前，天天晚上獨自一人守著孤燈，在斗室裡等著造反派來抄家，來打砸搶，來欺凌踐踏我的人格。……在沒頂的災難中，喘著氣安慰自己，吃力地呼吸著、活著……。」
　　再如：三十六歲時因壓力太大，心肌梗死。醫生宣判，讓他有心理準備，在床上度餘生。他是如何靠著自己堅強的毅力和信仰，從僵死的軀體，一寸一寸爬回人間，創造了奇蹟？又如：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的災難中，致使全國人心心帶傷。被關在「單間」牛棚裡的那兩年，因被誣告為潛藏在中國的美蔣特務，上面天天逼著他寫報告交代。像這種精神凌虐，中國有多少英才最後走上自殺之路？胡適被列為美帝的走狗，他的兒子三十六歲上吊自殺，作家矛盾投湖自盡……，而他選擇比死還難的方式──「活著」。他母親棄世前，一段母子對話中，母親問他以後有什麼打算，他說：「……那時候，一般人除了有去死的自由外，對於『生』，能有什麼自由，去做自己的打算呢？只能如實告訴母親：『我這一世，做人已經做完了。』……我才四十三歲啊！……」
　　上述這幾個例子，那是國家大環境所釀造的歷史悲劇，趙復三先生難有倖免的機會。而在聯合國裡向全世界演說的那一席話，是內心的「良知」使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也絕非常人能為。我常思索：任何人若碰到上述中的一個例子，不知要死上幾回？而他沒有像別人那樣去死，那麼剩下來的便是「聖徒」要走的路。
　　現實總是很快便會進入歷史。當一個人面對公理正義，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這樣的心靈，對生活中一切美好東西的執著追求，在生存環境裡，任何真善美細微的波動，反應一定也是比常人更為敏銳的。
　　他，在黑暗的角落裡，獨自默默地鑄造屬於他自己獨特的華彩斑斕。他，偶爾也到陽光底下，像稚齡孩童般地玩笑。今生我若不識趙教授，便不知何謂「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我長年在社區活動中心跳舞。因緣際會，一天，姑且邀趙師同去。舞課最後一段，我們例行練一個高難度的瑜伽拉筋，不想，讓他四腳朝天，而他像個孩子般呵呵地自己笑開來。又：一日當同遊春色春光滿鹿湖，我心血來潮，問：「我們來爬樹好嗎？」於是，我們爬到樹上去聽鳥鳴、風聲……。
　　他，筆者眼中的「夕陽芳草」，如何在漫漫長夜裡自綠天涯路？這是小書〈如是我聞〉、〈魯文紀實〉、〈書信往返〉真實的記述。
　　每一次執筆書寫、修改，回憶有關趙師的點點滴滴，都是撫摸我靈魂最底層的良知，喚醒純真的自己，所留下的文字，不是任何他人可以辯駁的真情。

　　　　　　　　　　　　　二○二二年中秋於加拿大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