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糞桶妙計」與「師夷長技」
一八四○年六月，英國四十餘艘船艦和四千餘名士兵到達中國廣東海面，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雙方打打停停，浙江定海於七月初失陷。一八四一年元月，廣東的大角、沙角炮臺又被英軍攻佔。消息傳到北京，道光皇帝慌忙派皇侄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調集各省軍隊一萬七千餘人開往廣東，與英軍作戰。
此時已古稀之年的楊芳是湖南提督，距廣州最近，所以在三月初率先帶領大批湖南兵勇進入廣州。他是貴州松桃縣人，行伍出身，曾是林則徐部下。早年從軍參與鎮壓湘黔苗民起義，升守備；嘉慶年間，隨軍清剿川楚陝三省白蓮教起義軍，又參與鎮壓河南李文成起義，升甘肅提督；道光初年，歷任直隸、湖南、固原提督；在平定張格爾之役1中，用計生擒張格爾，戰功卓著，被封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銜；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義而晉封一等果勇侯。鴉片戰爭爆發前後任廣西、湖南提督。就在他進入廣州之前，虎門炮臺失守，關天培戰死，英艦駛入省河，廣州城直接暴露在英軍炮火的威脅下。這時，琦善已被革職，即將押解去京，而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楊芳以參贊大臣的身份短時期主持了一陣廣東軍務。楊芳武功赫赫，以善戰聞名，所以他一到前線廣州，當地民眾如大旱之望雲霓，據說所到之處『歡呼不絕』，當地官員也認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長城』，甚
至已被解職、但仍居廣州的林則徐還特地出面為這位老部下祭旗。
三月六日，也就是楊芳到廣州的第二天，廣州城附近又有兩座炮臺被英軍攻克。時人梁廷柟寫的《夷氛聞記》記載，楊芳看到夷艦上的大炮總能擊中我，但我卻不能擊中夷；我方炮臺還是在陸地固定不動，而夷炮卻處在『風波搖盪中』的艦船上；我主夷客，種種條件都大大有利於我而不利於『夷』，但夷炮威力遠在我炮之上，認定『必有邪教善術者伏其內』，於是廣貼告示，『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做為致勝法寶。他將這些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將在木筏上掌控，以馬桶口面對敵艦衝去，以破邪術。此事，《粵東紀事》也有記載，楊芳初到廣州，『惟知購買馬桶御炮，紙紮草人，建道場，禱鬼神』。三月十八日，英軍進犯，楊芳的這些招數自然完全無用，筏上副將倉皇而逃，英艦長驅直入，楊芳急將部隊撤回廣州內城，匆忙與英軍『休戰』。但在給皇上的奏折中，他卻文過飾非，反稱自己如何用計巧妙、英勇退敵。然而，楊芳在難得的休戰期間並不積極備戰，而是白天熱衷於購買西洋鐘錶和其他洋貨，『夜則買俏童取樂』，有時地方巡捕買不到『俏童』，便只得『將女子剃髮，裝跟班送進』。
在楊芳主持軍務的一個多月中，實際並沒有與英軍進行過什麼較大的戰鬥，四月十四日，奕山、隆文與新任的兩廣總督祁貢同時到達廣州。奕山等實際也『不知兵』，仍依靠楊芳出主意。幾仗之後，清軍大敗，奕山等於五月末向侵略者求和，簽訂《廣州和約》。在求和談判中，楊芳很是積極，曾親至城上與英方講和，對英方要求悉數答應，按期交付了他們索取的『贖城費』洋元六百萬元。所以《粵東紀事》說自楊芳到廣州之後，『未打勝仗，鬼子之毛，未拔一根』，而『至今兵臨城下，開庫求和，欺君辱國，貽害無窮，此楊芳之大罪也』。
對楊芳的所作所為，當時就有人以詩譏諷道：『楊枝無力愛南風，參贊如何用此功。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長播粵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試看鳳凰岡上戰，一聲炮響走回頭。』（《平夷錄廣東•感時詩》）還有人作對聯嘲笑琦善、楊芳、奕山和祁貢道：『琦侯爺痛哭龍牌，楊參贊廣收馬桶，奕將軍潛師赴敵，祁宮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聯語》）
不過，以馬桶、尤其是婦女溺器等做為破敵法寶，並非楊芳的發明，而是頗有些年頭的傳統。其實，楊芳還算『文明』的，因為他並未如傳統那樣直接以婦女下身面對敵陣。
明萬曆年間，四川播州土司楊應龍造反，巡撫李化龍奉命征剿。據李化龍編撰的《平播全書》記載，當他用火炮轟擊敵陣時，楊應龍令數百裸體婦女排立高處，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賊鋒厲，我兵即以狗血潑之』。在他的記載中，此法似以普遍，因『賊凡遇我兵放銃，即令婦人脫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軍中即斬黑狗血灑之，法立破』。明代大思想家、哲學家方以智向來注重方術，所以又被認為是明代的科學家，他的《物理小識》對此事亦有記載。方以智同時還記述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張獻忠圍攻安徽桐城時，守城官軍在城上架炮，張獻忠逼迫婦女『裸陰向城』，城上火炮頓啞，但官軍立即『潑狗血、燒羊角以解之，炮竟發矣』。方以智認為，這也是自古以來凡鑄劍、鑄鐘、煉丹等都不許婦女在場的原因。據《流寇志》記載，張獻忠在圍攻安徽滁州時，將許多婦女斬首，裸體倒埋坑中，使其陰部露出向城，結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啞不能放。守城官軍立取民間糞器掛在牆頭，於是『炮皆發』、『賊大創』。
清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山東王倫白蓮教起事，圍攻臨清城，被守軍所敗，《臨清寇略》詳記此事。一開始城上守軍向敵軍開炮，但並不能命中，敵軍仍然向前衝鋒。守將葉信將雞血、糞汁灑在城上，並叫來一些妓女在城上以陰門向敵。此招果然有效，一開炮就命中敵兵敵將，臨清之圍遂解。大學士舒赫德在給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細述此事，只是他說守軍在城上灑的是狗血。
由於其來有自，楊芳在鴉片戰爭中自然仍用此法寶。甚至幾年後，太平軍可能也用過此法。魯迅在《阿長與山海經》中回憶了小時家中女傭阿長的故事，阿長對他說，長毛占城時『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魯迅『對她發生過空前的敬意』，因為『這實在是出於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驚異』，『不料她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從此對於她就有了特別的敬意，似乎實在深不可測』。
直到二十世紀初的義和團運動時，團民們也認為女性身體是汙穢之物，攻打不下教堂歸因於教堂內有許多婦女赤身裸或手拿穢物站在牆頭，或騎在炮上，破壞了神拳的法術。當他們火燒教堂或一些店鋪延燒到附近民房時，則經常歸因於路過的婦女或出門潑『穢水』的女性。因此對女性外出有種種『以防汙穢』的限制、規定，有時嚴禁外出，有時准許外出但必須頭戴紅布或轎蓋紅布，有不少不知者無辜被殺。但由女團民組成的『紅燈照』2，卻有避穢去邪的神功。
這種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觀念，來自於傳統認為婦女『不潔』、『骯髒』的深深歧視。在中國國門大開已久的二十世紀初，義和團還堅信此點，那麼在尚未打開的十九世紀中葉，楊芳在鴉片戰爭中以『糞桶妙計』禦敵便不足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的卻是，在此背景下林則徐、魏源能『睜眼看世界』，進而提出『師夷長技』；而他們因此被指為『潰夷夏之防』、有失國體而受到輿論的強大壓力，也不足為怪了。愚昧排外、堅持『天朝上國』的妄自尊大觀念仍主宰著『世道人心』，據當時記載，由於被『夷』所敗，不要說『師夷』，連談海外之事都成為禁忌：『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書﹃免談時事﹄四字，儼有詩書偶語之禁。』林、魏的『師夷勝夷』主張，當然更是『犯諸公之忌』而『舉世諱言之』。『師夷長技以制夷』在中國近代化『開篇』的遭遇，預示著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艱難曲折。
1張格爾是乾隆年間回部大小和卓之亂中，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孫，他藉浩罕汗國之助圖謀復國。道光八年（一八二七）張格爾在喀爾鐵蓋山遭楊芳部屬生擒，押解至北京處死。
2紅燈照是義和團中的女性組織，成員多為十幾歲的年輕女孩。她們以『法術』焚燒西方人的教堂房舍及船隻，被認為不怕洋人『穢物』，能以毒攻毒破解邪法。
曾、趙之辯：清王朝到底還能撐多久？
如果不是曾國藩回鄉組織湘軍拼死鎮壓太平軍，不是他開啟引進西方『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晚清不可能出現所謂的『同治中興』，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壽終正寢了。然而，儘管他對清王朝忠心耿耿，效盡犬馬之勞以保其江山社稷，但與機要幕客趙烈文的一次小小論辯，卻使他開始憂慮清王朝究竟還能支撐多久、其壽命到底還有多長。在《能靜居日記》中，趙烈文詳記了他與曾的這次談話及此後曾國藩對清王朝命運的思索。
只要沒有緊急繁忙的軍政事務，曾國藩晚上往往喜歡與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西曆一八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晚，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趙烈文聊天時，憂心忡忡地對趙說：『京中來人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說，現在『天下』統一已經很久了，勢必會漸漸分裂，不過由於皇上一直很有權威，而且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所以目前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他估計，今後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臺，然後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災禍。
聽了趙烈文這番話，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南遷乎？』顯然，他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認為清王朝並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與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政權南遷、南北分治、維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樣。對此，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曾國藩反駁說：
『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趙的談話確實非常坦率，他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軍因明亡於李闖、吳三桂為紅顏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創業太易』；入關後為震懾人數遠遠多於自己的漢人而大開殺戒，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這兩點決定了清王朝統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後來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為康、乾、嘉—的『君德』固然十分純正，但善與惡並不互相掩蓋彌補，何況『天道』已給他們帶來了文治武功的『盛世』，做為十分豐厚的報答，因此這些後來君主的『德澤』並不能抵消清王朝『開國』時的無道，仍不足補償其統治的合法性匱缺。
對趙從得天下之偶然性和殘暴性這兩點否定清王朝統治合法性的言論，曾國藩並未反駁，沉默很久後才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祏』是宗廟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隕』即指王朝覆滅，曾國藩也預感到清王朝正面臨滅頂之災。
當然，曾國藩對此問題看法仍十分複雜矛盾。雖然有時承認現在『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時又對清王朝仍抱某種希望，認為現在當朝的恭親王奕訢為人聰穎、慈禧遇事『威斷』，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爛』、『根本顛仆』的結局。而趙烈文則堅持己見，認為奕訢『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斷』反將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頹局，像現在這樣『奄
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默運天心』頗有些神秘主義色彩，但在此更可將其理解成為一種『天道』、『歷史規律』。現在局面如此不堪，如無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僅靠這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修補補，實則無濟於事，而奕訢、慈禧均非能對體制做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難免分崩離析的命運。
趙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見，不僅對歷史大勢看得透徹，而且做為一個遠離權力中心、根本無法近觀奕訢、慈禧的幕客，對此二人的判斷卻準確異常，為以後的歷史所證明。奕訢確是朝廷中少有的開明權貴，晚清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與他有關，因此當時有視野開闊、思想開明之譽；但一八九八年清王朝救亡圖存最後機會的維新運動興起時，他卻堅決反對，證明趙在一八六七年對他做的僅『小智耳』論斷不虛。至於慈禧，大清王朝不斷為其『威斷』所蔽所誤已是眾所周知，無須再贅。趙的眼光，確實老辣。
不過，曾對趙的論斷仍無法或不願完全相信，總感到清王朝還有一線生機，尤其當不久後朝廷下諭依總理衙門奏請令督、撫、將軍對外交問題開誠佈公暢所欲言時，曾國藩興奮異常，認為這是當政者將振衰起弊之兆，清王朝振興有望，最起碼可以像東晉、南宋那樣長期偏安。
同治七年七月下旬（一八六八年九月），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由於直隸管轄京城四周，曾國藩終於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親王奕訢及文祥、寶鋆等高官，並在幾天之內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見。對此，他當然倍感榮耀，直隸總督的職位不僅使他能近距離觀察清王朝的『最高層』領導，而且能對全國形勢有更多瞭解。這時他才知道，國家的頹敗遠遠超過原來的預料，而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八六九年七月七日）晚上，曾國藩對剛剛來到保定直隸總督府的趙烈文坦承自己對時局、朝政的失望，對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訢、文祥、寶鋆、倭仁這些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人品、見識、能力、優點與弱點逐一點評了一番，分析的結果是：他們皆非能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這些人尚且如此，其餘的更加庸碌無為，曾國藩不禁哀歎清王朝的未來『甚可憂耳』。這種局面，正是一個衰朽政權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結果，而此一『逆淘汰』又會加速政權的衰敗。最終，他不得不同意趙烈文兩年前的論斷：清王朝已經病入膏肓，難以救藥。
歷史驚人準確地應驗了趙烈文的預言，清王朝終於在一九一一年土崩瓦解，距趙一八六七年預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將垮臺，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來的也是趙所預言的長期『方州無主，人自為政』，即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當然，曾、趙已分別於一八七二和一八九四年去世，並未看到自己的預感成真，對他們來說，這或許是一種安慰。因為雖然預料到清王朝行將就木，他們也只能做大清王朝的孤臣孽子，難有他選。
何以「激進」？
不經過激烈變革必然造成的大動盪、大破壞，而收取變革帶來的進步實效，洵屬社會轉型之理想途徑，無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國為例來指責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過激』，並以此反對『激進主義』，則有違史實甚矣！『激進主義』的危害確易為許多『正義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所以提醒人們對其抱以警惕當然有意義，但想以如此簡單、主觀的歷史解讀來消解『激進主義』則不啻是南轅北轍，不僅無裨於事，甚或有害。因此，與其指責近代中國的『激進』，不如冷靜客觀地分析究竟是誰『激進』、這段歷史何以『激進』，方能對症下藥。
從太平天國之後，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動力不斷『下移』。今日認為十分『溫和』的洋務運動，在發軔之時卻被強大的保守勢力指為『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與今日中國『全盤西化』的指責一樣嚴重），曾遇到今人難以想像、難以理解的巨大阻力。以大機器生產來造槍炮船艦、通電話電報，明明是統治者在近代求生存必不可少的措施，卻遇到冥頑不化者以『夷夏綱常』這類傳統意識形態為據強烈反對，並視其為『激進』。因此，是鎮壓太平天國得到一定權力的漢族地方官員，而非滿族中央朝廷，成為洋務運動的主要動力。
當『洋務』的發展走向體制變革這一步，不是重權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員、而是統治階級中的最下層，即功名不高的『讀書人』成為變革的主要動力，發動戊戌維新運動，變革的動力再次下移。當時的『讀書人』雖是統治階級中的低層，但仍是『體制內』的階層，並不希望『革命』。有趣的是，『戊戌變法』現在總被指為『激進』，而清政府在短短幾年後，即八國聯軍血洗北京之後才被動實行的『新政』、『立憲』，其變革範圍已大大超過『戊戌變法』，現在卻往往被推為改良的典範。如維新時期根本未敢提出『廢科舉』，只是提出改革考試內容，以『策論取士』取代『八股取士』，卻遭到了強烈反對；但在幾年後的『新政』中，清廷卻不得不把幾千年的科舉制徹底廢除。在政治改革方面，維新所做的也不過是減汰冗員、裁撤機構、設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並沒有頒佈關於定憲法或開議會的諭旨。當譚嗣同、林旭等進入軍機處後，想提出開議院
的主張，康有為以舊黨力量過大而制止。這些都說明『戊戌變法』實際是非常溫和的。然而，清政府卻以十分『極端』、『激進』的手段來對待如此溫和的變革，『六君子』濺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究竟是維新派『激進』還是保守派『極端』，不是一清二楚嗎？當清政府連『體制內』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們推向『體制外』時，社會變革的動力便又往下移，『體制外』的社會下層如留學生、會黨便不可避免地成為變革的主要動力。這樣，一場社會革命便難以避免了。
『辛亥革命』這些年來幾乎成為『激進』的代名詞，但人們似乎忘記，被尊為『辛亥之父』的孫中山並非一開始就想『幹革命』的，而是設法通過王韜上書李鴻章，想走『改良』路線。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後，他才立志『革命』。清政府的『新政』和『立憲』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斷』，主要在於它的『新政』完全是被動的、並且一拖再拖。
本來，在一八九八年『戊戌維新』時，清政府尚有一定的變革主動權，但它卻拒絕改革，喪失了一次難得的機會，直到經歷了兩年後『庚子巨變』這種大流血，它才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地開始『新政』。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逃途中以光緒的名義頒下諭旨，表示願意『變法』，當然仍強調『不易者三綱五常』。不過為時已晚，形勢已經劇變，尤其是經歷了庚子流血的巨變後，清廷統治的合法性已開始遭到普遍的懷疑。由一個合法性遭到嚴重質疑的政府來領導改革，對社會各階層利益進行調整和再分配，的確有些勉為其難。更重要的是，幾年之後再做這些已遠遠不夠，需要更多的改革或妥讓。但清政府對此似乎並無察覺，能緩和尖銳矛盾的『新政』主要內容卻一拖再拖、遲遲不肯進行。此時，局限於『行政』方面的『新政』已無濟於事，人們開始提出『立憲』的要求。到一九○四年，不少重臣都半公開主張『開國會』，提出應『仿英、
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
一九○六年九月一日，清廷終於發佈了仿行立憲的上諭，宣佈進入預備立憲階段。對這遲來的順應民意之舉，人民依然萬眾歡騰，一些大城市甚至張燈結綵，敲鑼打鼓。學生、市民、紳商集會、遊行、演講表示慶賀，『何幸一道光明從海而生，立憲上諭從天而降，試問凡我同舟，何等慶幸』！人們自發撰寫的︿歡迎立憲歌﹀表達了對朝廷的愛戴尊崇，和對必然帶來暴力之革命的反對：『大清立憲，大皇帝萬歲萬萬歲！光緒三十二年秋，歡聲動地球。』『和平改革都無苦，立憲在君主。』『紛紛革命頸流血，無非蠻動力。一人坐定大風潮，立憲及今朝。』
然而，清廷並不重視此時對它來說極其珍貴的民意。在立憲原則上，清廷認為日本憲法強調『君主大權』，最合己意，也就是說，以日本為『典範』的意義主要在於『皇權』依然至高無上。所以清政府為『準備立憲』而成立的『憲政編查館』研究並出版了一系列解釋日本憲法和行政制度的著作，並負責起草了一九○八年著名的《憲法大綱》，共二十三條。其中第一、二兩條差不多是直接從一八八九年《明治憲法》的第一、三兩條中翻譯過來的：『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這二十三條中有十四條是關於『君上大權』，對權力的壟斷甚至超過了日本的《明治憲法》。對此，激進的革命派及溫和的立憲派都極表反對，認為其『偏重於命令權』，『專制之餘風未泯』，『最足假以文飾其專制』，並警告清廷若要『出其狡猾陰險之手段，假欽定憲法之名，頒空文數十條以愚吾民』，必『動搖國本而傷君民之感情』。在實際預備立憲過程中，清廷總以條件不具備一再拖延，溫和的立憲派終於也認識到『政府寧肯與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與人民一寸之實事』，開始號召『人民與之爭者，宜與爭實事，而不與爭空文』。從一九○七年起，立憲派就發起和平請願，要求『開國會』，而地方士紳和商界首領對『開國會』的要求更甚。從一九一○年一月起到十一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儘管『開國會』的呼聲越來越響，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拒不立憲，反而採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清政府確已不堪救藥，對各種警勸充耳不聞，一意孤行，仍要大權獨攬，結果便是眾叛親離，真正『動搖國本』，最終垮臺。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清廷利令智昏地推出了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這個內閣由十三人組成，其中九名為滿人，漢人只有四名；而在這九名滿人中竟有七名為皇族成員，因此人們將此稱為『皇族內閣』。這種『組閣』完全違背了皇族成員不能入閣當國務大臣的基本原則，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謂『立憲』只是一個幌子、根本不願放棄一丁點權力的真實面目。此舉實無異於自掘墳墓，結果使做為其統治基礎的士紳階層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
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變革，經濟上的政策也搖擺不定，主要是對民營經濟的政策時緊時鬆，經常大幅度搖擺。就在一九一一年五月推出人心盡失的『皇族內閣』之時，它又倒行逆施地宣佈要將原本股份制的民營鐵路收歸國有。為了保衛自己的產權，以紳商為主的幾省股民自然要發起『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風潮相對最為激烈，最後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然而，四川保路運動的紳商首領一開始堅持的是毫不過激的『文明爭路』，他們刊發光緒牌位和以前諭旨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准歸商辦』這兩句話，令各家各戶張貼，還要設案焚香。凡此種種，不可謂不文明、不溫和、不理性、不克制、不合理、不合法。但是，清政府還是在九月初逮捕了領導保路運動的紳商首領，隨後在成都開槍打死了三十餘名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者！這究竟是紳商『過激』還是清政府『過激』？與一個月後的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臺又有何因果聯繫？史實彰彰，何需多言。
正是清政府的冥頑不化，政治上拒絕改革，經濟上搖擺不定甚至倒行逆施，使從來溫和謹慎的士紳商董們都開始遠離它拋棄它進而反對它！昔日所謂『縉紳之家』比今日所謂『中產階級』還要『多產』，因此更加親近統治者、更加祈盼和平穩定、更加溫良恭儉讓，他們尚且態度大變，又怎能指責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推翻清王朝是『激進』呢？武昌起義時孫中山遠在美國科羅拉多，事先並無預聞，第二天才從美國報紙上得知此事，間接說明清王朝的轟然坍塌實因其統治基礎已經根本動搖。換句話說，是清政府的顢頇與極端頑固，最後『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進』。縱觀晚清歷史，每當還有一線希望、還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時候，清廷總是拒不變革；直到時機已逝、完全喪失操控能力的時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動『變革』。改革愈遲，所付出的『利息』也將愈大。但清廷對此似乎毫無認識，它總是在下一個階段才做原本是上一個階段應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
不願再多做一點讓步和妥協，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完全喪失了變革的主動權，始終是被『形勢』推著走。這樣，它後來便不得不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直到完全破產。
『改革』是當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態度妥協的結果，只要有一方堅持不妥協，就無法『改革』，社會矛盾必然以『堅決鎮壓』或『激烈革命』一類的暴力方式解決。一場巨大的社會革命，其實並非革命者的主觀『激進』造成的。在社會矛盾中，統治者往往居於『主導』地位，革命多半是因統治者的種種『極端』觸發的。幾乎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會有各種『激進』思想，但在承平年代開明社會，形形色色的激進思想於民眾之影響者幾希，更掀不起動搖社會的大風大浪，只會是屈居一隅的少數人信念，不足為意。然而，一旦社會腐朽不堪，而統治者又拒絕改革以疏不滿、以緩危機，民眾忍無可忍最後抱定『與汝偕亡』之心，則蟄伏已久的激進思想便如狂飆突起，成為席捲一切的巨浪大潮。此時此刻，唯最激進者最有吸引力，暴力肯定不斷升級，愈演愈烈，最終火焱昆崗，玉石俱焚，然勢已至此，奈何者誰？
人們自然嚮往並稱讚英國革命的平和，但在英國革命時期，正是由於統治者善於妥協，才使其相對平和。縱觀近代中國歷史，清朝統治者根本沒有英國統治者那種審時度勢的能力、容納各方的明智與氣度，尤其沒有那種不斷妥協的精神。歷史說明，近代中國的『激進』其實是清政府的『極端』逼迫出來的。所以，與其指責民眾變革的『激進』，不如批評統治者頑固的『極端』；與其呼籲民眾不要『激進變革』，不如籲請統治者不要『極端頑固』。恐怕，這才是化解『激進』的最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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