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名症候群：個人與群體的面向
楊照 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前言
十多年前，差不多同一個時間，我有機會接觸到台灣政界三位重要人士──當時的李登輝總統、許信良、以及陳水扁。這三個人，構成清楚的對比。
李登輝對什麼話題都充滿興趣，鮮明對照陳水扁對什麼話題，除了現實政治以外，都沒有興趣。跟李登輝聊天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你提起任何題目，不管是歷史、文學、音樂還是水利工程，李登輝都會興致勃勃地開始炫燿他的知識，熱情地擺出指導者的姿態來。不過相比之下，跟陳水扁聊天是一件更困難的事，因為你講的任何東西，他通通不懂，他會用客氣、籠統的方式不斷認同回應，然而，表面的禮貌無論如何無法掩飾事實│他聽不進去你在講什麼。
陳水扁和許信良構成另外一組對比。我沒有看過比許信良更沒禮貌的人。他隨時不客氣的打斷人家的話，提高聲音反對人家的意見，他隨時準備要進行一場無止盡、沒完沒了的辯論。跟他談話，也的確常常都會變成激烈的辯論，然而，我很快就發現一件奇怪的事，和許信良辯論一、兩個小時後，怎麼原本從我口中說出的話，變到許信良的嘴裡，而且成了他熱情護衛的意見？沒禮貌的許信良，其實隨時隨地都在聽，在辯論中接受想法，甚至改變自己的想法、立場。
你永遠沒辦法找陳水扁辯論。後來我明白了，不是因為他客氣，而是因為他自己從來沒有深刻相信，非主張不可的東西。他永遠在那裡算計著，這種狀況下，到底抱持什麼樣的態度立場，最為有利？陳水扁跟毛澤東一樣，是個徹頭徹尾的策略家，一切都是策略，沒有信仰，沒有終極關懷終極目標。
陳水扁執政才半年，我寫過一篇文章，引用了三島由紀夫在日本「安保鬥爭」中，對當時日本首相岸信介的評論。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超過三十萬示威群眾包圍岸信介官邸，三島由紀夫站在國會大樓屋頂，俯瞰被重重包圍的首相官邸。回到書房，他寫道：「並不是因為他是個戰爭的禍首，也不因為他是個馬基維利式的權謀政客，甚至也不是因為他是個專門巴結美國人的馬屁精；人們恨他，因為他是個很小、很小的虛無主義者……他什麼都不相信，而且雖然他或許自認有信仰，但是社會大眾卻很本能地覺得他不能信服自己的政治信條。」
「虛無主義者在政治上最大的殺傷力，是他會破壞一切的信任機制，使得讓政策能夠從思考到實踐的時間完全無法存在，讓必須協調完成政策的各方力量無從集結。大家弄不清楚虛無主義者相信什麼，也就沒有把握他什麼時候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換句話說，虛無主義者讓每個人都害怕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會被背叛……捉摸不清虛無主義者相信什麼，也就不敢依賴任何需要互信為前提的機制，於是彼此的互動對待就越來越粗暴、赤裸裸，越來越追求一翻兩瞪眼的立即效果。」
【一】
民主政治有許多內在的緊張，其中之一，就是領導人要靠討好大多數人來取得權力。既然要討好大多數人，這種人能有多高的原則？然而，沒有原則的行事方式，卻又必然破壞行使權力的基本條件│信任感。陳水扁是個沒有原則的人，靠著沒有原則的圓滑，靠著許多彼此矛盾的承諾，他才得到足夠的票數，當上了總統。然而，當上總統後，他沒有能聽取美國總統杜魯門最重要的忠告：「一旦當選了，你就得停止競選。」陳水扁沒有辦法讓自己轉型成有原則、可預期的總統，他繼續說著做著矛盾的話矛盾的事，讓所有對他有過期待的人，都在某個時刻，感到深受背叛。彼此矛盾的承諾，沒有原則底線的行為作風，終究還是會在時間的考驗中露出馬腳來。沒有原則的人，也就找不出原則真正原諒自己，於是，只能在精神上架構各種防禦機制。這是陳水扁讓自己走進的另一個沒有出路的黑暗地窖。
「……一連串攻擊別人的指責、令人懷疑到一串類似的自我譴責的存在。我們所要做的，祇需將每一項指責反過來指向自己。在這種以指責別人來轉移自責的自我防禦方法中，有一種不可否認的自動因素。這種方法的一個典型例子，可以在小孩子『你也是』的爭論中發現，如果有一個小孩子被指責為說謊者，他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你也是。』成年人如果要以牙還牙的話，會找尋對手真正暴露的弱點，而不會重複別人咬過的，在妄想病（paranoid）中，自責之對別人外射，其內容沒有任何改變，而一點也不考慮真實，這在妄想的形成過程中變得很明顯。」
讓我們先仔細瞭解一下，佛洛伊德這段話（引自《少女杜拉的故事》）所含的重要洞見。
短短一段話裡，佛洛伊德觸及了幾個人類行為背後的精神因素。第一個是指出一種常見的自我防禦心理行為。不管自覺或不自覺，如果一個人做了帶給自己道德意識壓力的「錯事」，他會轉而以攻擊指責他的人，來替自己脫責脫罪。儘管「錯事」是他做的，然而他卻將錯事的壓力，轉嫁發洩在指出他犯錯的人身上，視其為讎敵。
這就是我們一般語言裡說的「惱羞成怒」，惱羞成怒時，怒氣指向的，一定是暴露其錯誤行為，使其蒙「羞」的人。不過，佛洛伊德在此之上，進一步分辨出「惱羞成怒」之「怒」發洩表達的方式。
一種特別的方式，被佛洛伊德視為不成熟經常都出現在兒童身上的，是要攻擊憤怒對象時，不顧那對象的個別性，不管這個指摘他的錯誤的，是爸爸、媽媽、老師、男同學或女同學，也不管指摘他的人實際有什麼缺點弱點，一股腦兒將自己被指責的錯誤行為，轉套到對方身上。
小孩爭執時，的確常發生這種狀況。Ａ說Ｂ「作弊！」Ｂ的自然反應，一是：「我沒有！」另一種是：「你亂講！」還有一種卻是：「說別人說自己，你才作弊！」佛洛伊德談的，就是最後面的一種反應。不過佛洛伊德的理論中，進一步劃分出小孩與成人使用這種心理防禦機制的差異，小孩通常是因為對於他人行為累積的理解不足，無能快速尋找到對手的缺點弱點，於是方便習慣地將對方拋來的指責丟回去，做為最方便的防衛。小孩甚至還會用一種籠統、普遍的方式來給自己「防護罩」，例如將「說別人說自己」隨時掛在口頭上。
成人卻不然。成人理應對人的行為有了一定認識理解，不可能天真以為：我做錯什麼事，講我的人也會做同樣的事。於是，會如此倒過來講別人的，心理中勢必要有一定程度脫離現實的「妄想」，他必須在相當程度上製造假象，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罵我的人都跟我一樣壞！」他才有可能採取如此的防衛方法。
所以進一步有趣且重要的問題：理應沒有那麼天真，理應有能力去找出別人弱點予以還擊的成人，為什麼還要訴諸於這種幼稚的心理反應？他偏離妄想的來源是什麼？
【二】
佛洛伊德最大貢獻，就是透視了妄想的源頭，那就是深度焦慮刺激出的逃避機制。一個會說：「你也是！」的成人，放棄了替自己舉證辯護的方法，也放棄了真正去攻擊對手的方法，卻寧可在心理創造幻覺，相信罵他的人跟他犯了相同的錯誤，因為：第一、他喪失了足夠強悍的意志辯護自己；第二、他要逃避自己心中對錯誤行為的焦慮折磨。 陷在這種情境下的人，當不能再假裝自己的錯誤不存在時，祇好反過來刻意拿自己的錯誤到處張揚，到處看到別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如此得到雙重安慰。一重是說服自己相信：「我犯的錯不嚴重，因為有那麼多人都犯同樣錯誤。」另一重則是說服自己：「沒有人會再看到我的錯誤，他們祇會看到其他那麼多人都一樣。」
這樣不成熟的心理防衛，正是陳水扁當總統執政時，最凸出的精神狀態。二○○六年，紅衫軍起，以「反貪腐」為訴求發動包圍總統府，同一年的十月十日，陳水扁在國慶典禮中，竟然公開大談「反貪腐」讓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自己身陷嚴重貪腐指控的人，照理講不是該迴避「貪腐」話題惟恐不及，怎麼反而自己去提醒別人注意「貪腐」呢？
借用佛洛伊德的洞見，我們就明白：這正是陳水扁僅有的心理防禦了。他們不願也無法在自己的貪腐行為上進行辯護，貪腐錯誤的焦慮，又使得他們的精神能量（psyche energy）被大量吸納在黑洞中，不夠能力另闢戰場去攻擊藍營或紅營真正的弱點，他們就自然地彷彿返老還童，變成一個小孩，指著周遭說他貪腐的人，反覆大叫：「你才是！你們才是！」 一個被控貪腐的人，為了看不到自己的貪腐，他會在其他人身上，到處看到貪腐。這又是佛洛伊德給我們的重要提示。他要拿來攻擊別人的題材，正是他要逃避別人觸及的自身痛處。
「貪腐」是陳水扁第二任期後半才爆發的大炸彈，不過應對「貪腐」的心理機制，卻早就有所鋪陳準備了。從二○○○年政黨輪替開始，陳水扁就逐漸愈來愈依賴「國民黨也是這樣做的」、「國民黨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至少我沒有國民黨壞 」的論理邏輯，來自我辯護。等到「海角七億」被掀出來，貪腐弊案進入司法程序，陳水扁一貫最明確的自我辯護方式，也依然是試圖證明他所做的，和之前國民黨執政時事一樣的，要不然就是和馬英九的「特別費」是同一回事。
「以前可以，現在為什麼不可以」，是「你也是」的變形，目的都在將罪名推回指責者身上，來堵其指責之聲。然而，放在政黨輪替的特殊歷史背景下，這樣的說法格外缺乏說服力。國民黨之所以失去了中央執政權，之所以會有政黨輪替，正是因為國民黨的做法是錯誤的，在道理上和現實權力合法性上都是錯誤的。道理上的錯誤，過去民進黨講得最多、講得最清楚；權力運作上的錯誤，選票的走向就是最好的證明。
藉著國民黨如此錯誤而得到選票當選總統的人，明白肩負的，是揚棄國民黨的錯誤，走一條和國民黨不一樣的改革道路的責任，怎麼會用「以前可以，現在為什麼不可以」做為自我立場呢？
這麼明顯邏輯上不通的地方，這麼多內部外部意見的批評反應，卻都不能讓陳水扁放棄這樣的說法，我們只能將之解讀為：這應該有精神結構上的理由，換句話說，這是他精神結構中根深蒂固的問題，不只是一時的刺激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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