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在當今世界，全球化與跨國的人口流動已密不可分，而國際移民也與二十一世紀的多元文化現象密切相關；由於這兩個原因，要探討社會進程的宏觀或微觀層面，「國際遷移」（international migration）都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1980年代起國際移民人數的迅速增長，是使全球化腳步大幅邁進的重要環節，舉凡貿易、勞工的交流，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建立，或交通與通訊技術不斷精進，都推進了全球化的進程，串接起世界各個角落。由於移民人數不斷膨脹，對移出國和移入國都造成衝擊，促使各個政府與國際組織開始尋求管控移民流動的方式，其中包括限制人數（移入國），或是在跨國界的移動中提供協助（人權組織，及因移民匯款、投資而得益的移出國）。大多數高度發展國家中大量的國際人口─包括來自遠方的國際移民─所引起的公眾關切，已令許多論者引以為憂，如Samuel Huntington（1996）提出的「文化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Peter Brimelow（1996）預測的「移民災難」（immigration disaster）以及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92）對「大遷徙」（The Great Immigration, Die grosse Wanderung）的擔憂。
與此同時，各地人民在不同地區安頓（這裡指的是世界各地移民湧入原本同質化程度十分高的鄉鎮或城市），也促進整個世界的「在地化」（localizes the global），或者將多元文化帶進各地的日常生活當中。這種「同質化」與「殊異化」同時並進的過程，可謂當代世界的一大特徵，此即社會學家所謂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而在這個過程中，國際移民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Robertson 1992; Waters 2001; Berger和Huntington 2002）。
社會學家同意，跨境的人口流動實為當今「全球在地化」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因此，國際移民在社會學的分析中占據了重要地位：要對當代社會各個面向提供較完整的社會學解釋，幾乎都必須處理移民的經驗。為達到這個目的，本書一方面將國際移民視為社會全球化的結果，同時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推手；另一方面，也將之視為促使各地社會文化日益分殊的力量。遷移至高度發展國家（包括歐洲、加拿大、澳洲、以及紐西蘭）的移民中，就有半數在美國定居。因此本書以美國為焦點，對移民以及他們的經驗進行社會學研究。
本書的討論包含四個重要的預設，其中三個與理論有關，另一個則涉及到認識論。第一，我假定社會學研究的主題為受社會形塑的個人，以及反過來受個人形塑的社會。就本書討論的案例而言，研究的主題為移民在追求目標時，如何與他們所處的經濟、政治、及社會文化相互調適。這種詮釋性途徑受到結構化模式的影響。在我過去的歷史社會學研究以及當前歐美的移民研究中，一直偏好以新型態的結構化模式作為詮釋架構（傳統的結構化模式請見Bourdieu 1977; Giddens 1976, 1984; 新型態的結構化模式請見Sewell 1992; Emirbayer和Mische 1998; Stones 2005）。我相信（也是我認為本書可使用結構化模式進行分析的原因）移民研究需要一個「連貫的」（coherent）理論架構，甚至最好是一系列完整的理論模式，使學者得以從中選擇，以廣泛解釋國際移民的各個面向。當前社會科學界在移民研究上提出的幾個理論模型都只針對特定議題，而且流於片斷：如有關國際人口移動的理論、移入國同化外來移民的理論、以及移民的跨國活動等。
所謂「結構化過程」（structuration process）可簡單說明如下。由於上層結構（如經濟與政治體制、文化型態、科技文明等）的壓力，人們行動的可能性受到「動態的限制」（dynamic limits）；因此，上層結構是個人及團體在評估處境、設定目標、採取行動時直接面對的社會環境。而個人與集體行動的結果（可能特意，但更多時候是無意），則反過來影響地方層次（可能是維持，也可能轉變），及經過一段時間後影響更大規模的結構（經過一段時間後）。
我們將結構視為透過社會行動者在日常實踐中建立或再建立社會關係（包括經濟方面與政治方面）與文化型態，這些關係或文化型態多少都呈現持續性的創造過程。「社會結構的秘密是，社會結構由人所建立，若沒有人豐富其內容，則將空無一物。」此為George Homans的名言（1961: 385）。John Scott（1995: 94）如此評論這句話：「傳統上，社會生活的特點即被稱為『社會結構』，意指個人行動的串連；也因為許多串連範圍廣大（而且重複出現－作者），社會結構因而有了自己的生命。」由於日常行動不斷重複，造成外部化效果，使作為經濟、政治與文化體系的社會制度更為堅固，促使結構反過來影響個人選擇，形塑個人機會。
結構是多元的，我們可以從其特徵（目標各異的組織、或強或弱的非正式網絡、文化及次文化）、範圍（全球、區域／國家、地方）、變動性（是否穩定）、以及持續性（長期或短期）等方面看出這點。此一多樣性在結構的各個方面都造成影響，同時也帶來內在的緊張，甚至是直接的衝突，致使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之間造成「落差」或是「漏洞」；而促進或限制個人作用的能力，也因這些不完善而不一致或多變。
「這些身處不同結構環境的個人，其習慣、想像、與判斷相互作用後的結果會於日常作為中表現出來，並在回應環境變遷造成的問題時複製、轉換這些結構。」（Emirbayer和Mische 1998: 970）。結構化模式將這些個人的日常行動稱之為「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人的能動性」由三個要素所組成，此三者在分析上可相互區別，但在生活經驗中緊密相關。「習慣性」要素（habitual element）指的是「行動者選擇性地重複過去的思想及行動模式，成為其行為中例行性的一部分。」；「設想未來的」要素（projective element）是指「由於對未來抱有希望、恐懼、和慾望，行動者創造性地重組既存的思想和行動結構，並根據新的結構設想未來可能的行動模式」；而「務實的－評估性的」要素（practical-evaluative）則包含有「在回應變動不居的處境帶來的需求、困境、以及混沌不清的狀況時，行動者針對諸多行動選項涉及的現實與規範性問題進行判斷的能力。」。由於每人所處的環境不同，在指引個人行動時，「三個要素中會有一項居於主導地位」（Emirbayer和Mische 1998: 970-72）。
就在社會行動者根據他們對當下實際處境的評估而調整其習慣性反應以及對未來的設想時，他們就為社會生活創造或重新建立了不同的結構。但重新建構的結果從來就不能達到理想。所有人類天生都具有「根據其個人及集體的理念、利益以及承諾，對既存的文化類型與行動環境加以援用、改造、以及（有潛在可能）創新的能力。」要形塑此項能力具體的形式及「內涵」，有賴於一組存在於特定時空環境中的文化傾向或資源，以及「習慣性」、「設想未來」與「務實的－評估性的」三要素特定的組成方式。能動性來自於行動者在文化上的知識以及（某種程度上）所能掌控的資源，亦可視之為將這些工具適用到新情境的能力。特別是，新情境促使行動者對身處的結構進行新的詮釋，並重整資源。結果，當社會行動者創造、設計新的辦法來應對世界時，「異於既存社會型態複製品的思想、觀點與行動」就出現了（前揭書：1442-43）。
能動性中「建構／重建」的能力是怎麼來的？結構論者對此有兩種不同的解釋：其一認為這是個人「必備的能力」（vital energies），另一解釋將能動性視為行動者彼此在「交流」（transaction）或互換（exchange）之時獲得的能力（對這兩種立場重要的檢閱，請見Emirbayer 1997; Depelteau 2008）。不過，不同於透過個人式或互動式的途徑來詮釋能動性的性質，我要提出的是：在理論上，我們同意行動者有能力重建環境，而上述兩者都是此一能力的來源，但行動的後果在此過程中會受到時空條件的限制，也因個人／團體所抱持的世界觀、掌握的社會文化資本、經濟／勞力市場的運作模式、以及該社會分殊化／個體化的程度而有不同。
無論是由於移入新環境，或在不同環境間移動而面對新的處境，一旦依上述途徑進行概念化，援引結構化模式來詮釋移民者的追求就特別有效。從這個架構來分析，可知移民的行動既非僅為結構的產物，也非純粹個人意志的展現，而是此二者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中相互作用後的結果。而個人在展現能動性時可從社會文化中獲得多少奧援，也要看其他支持特定傾向的宏觀與微觀環境所發揮的影響：如經濟呈現活絡還是停滯、勞工市場開放抑或殘缺不全、移出國與接收國的移民政策以及因不完善的制度形成「落差」造成的限制、接收國的社會與政治訴諸多元或者傾向排外、其文化受地方主義或世界主義所主導？在這些交錯的架構下，個人的傾向以及產生轉變的潛在可能，又進一步受到幾個因素所影響：包括因時間而改變的社會人口特性、經濟資源、社會文化資本；而對離開母國的移民而言，他們在移居國享有的社會政治地位也是因素之一。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之下，移民行動者的傾向與作為，又回過頭來重建上述的社會結構。
「結構－行動者」間的建構／再建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而不論過去或當前有關美國移民經驗的研究（這些是本書分析的基礎）都只能重建此過程的前兩個階段：社會結構形塑了移民的選擇與機會，以及移民面對其處境時所採取的行動。除了為接收國（此處指美國）帶來「多元化」的效果外，移民究竟採取了什麼行動方式重建社會結構？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未引起移民研究者較大的興趣。長期以來，這個領域的研究多數集中於外來移民在移居地的經驗在什麼因素下會出現變化。1雖然我並未以一整本經驗研究專書來探討結構化過程中「行動者影響社會」（actors-on-society）這個階段（即外來移民在美國各大城市定居所帶來的影響、他們同化的路徑、他們在母國與移居國之間進行的跨國活動），但我會在本書的不同章節裡說明這些議題，以求跨出傳統的研究範圍，擴大對結構化模式的分析；同時，我也要藉此鼓勵移民研究者探討外來移民所採取的行動對其落腳的社會所帶來的轉變。
這項移民經驗研究所抱持的第二個預設是：由於移民來自不一樣的社會文化，又面臨不斷變遷的處境，因此這些社會結構中的行動者其妥協後的結果將是分歧多樣的。第三點與第二點有關，我認為在這個多樣性中可觀察到的具體型態與規則，是移民者的社經及文化資源與(1)其追求的目標，(2)其生活中的結構性條件「為可能性帶來的限制」，兩個因素互動之後得到的結果。在結構化模式中，這兩項假設並不特別；事實上，當今研究移民的社會學家多數有此看法。而如前所述，本書採取這個途徑的好處是其涵蓋的範圍夠大，因而用一個理論架構就足以說明移民經驗裡的不同面向。
第四，我相信要捕捉上述互動的過程及從中衍生之社會措施的多元面貌，最好採用比較方法。本書的比較分析包括了不同時間點的比較（二十世紀初與當代大量進入美國的移民潮），以及當前分散在各地的移民群體。用Charles Ragin（1994; 另見Hall 1999）為比較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做的分類，本書進行比較分析的目的在於發現差異，並找出現存的模式。雖然依據具體的主題講一個結構嚴謹的故事，並從中表達跨時間與空間的比較會更優美；但我想，這類複雜的故事無法發揮釐清的作用，比較分析反而能提供清晰的洞見。
因此，我決定將比較分析區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針對新（當代）舊（二十世紀初）移民在其母國及移居地的經驗與社會脈絡，進行相似處及相異處的跨時比較。第二部分在本書占較多篇幅，是當代各個移民族群之間的比較，為此我選定了八個族群。雖然，僅僅從美國龐大的移民人口編織而成的族群拼布中選出八個，實在無法完整提供具代表性的圖像，但這樣的比較仍然可以捕捉整個移民結構中主要的趨勢以及基本的多樣性。這八個族群包括在洛杉磯從事跨國貿易的香港與臺灣商人，同一城市中的南韓籍店家老闆，散居各地的印度籍專業人士，邁阿密中古巴第一代政治難民，在西南部農業區及洛杉磯的低技術墨西哥移民，在紐約中不同社經地位的牙買加人，以及費城內中產的俄裔猶太人和白、藍領的波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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