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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生─與婚姻受暴婦女一起飛翔
纓花

來寫婦援會婚暴組的回憶

「妳是張老師！」
「對啊！」
「那以後有問題就可以找妳了囉。」
「嗯……」

當我從事專任張老師的工作時，許多剛認識的男性一知道我是張老師，大都會出現這樣的對話。可是等我換成做婚姻暴力服務的社工員時，得到的回應卻完全相反。

「妳是做婚姻暴力的社工？」
「是啊！」
「要幫那些婦女打離婚官司嗎？」
「當然要。」
「這樣猜散人家的姻緣，不好吧？」
「會被打的姻緣需要持續嗎？」
「咦……」

「張老師」、「婚暴社工員」都是助人的工作，也都是我喜愛的工作，然而「張老師」是個頗受社會認可的職業，而「婚暴社工」卻是毀譽參半的行業。尤其當我家人知道有時候我還要擔任婚暴婦女的離婚證人，幾乎是難以接受，他們認為這是破壞人家姻緣的事情。

由於先前在台中張老師中心將近四年的工作歷練與成長，才得以走入宛如浴火重生般的婚姻暴力服務工作。兩份工作都讓我的生命成長許多。「張老師」的諮商工作是在溫暖的氛圍中助人助己，像熬排骨湯一樣，小火慢慢燉煮，幾個小時之後終成一道味道鮮美的湯汁；而婚暴社工的工作可說是在驚心膽颤的歷程裡助人與成長，倒像是快炒店熱火炒青菜，大火一開，十秒鐘就炒好一盤清脆好吃的空心菜了。

九o年代是台灣婦女權利意識全面甦醒的大時代，當時大學校園女學生或職場女性被性騷擾、性侵害的事件層出不窮，各界婦女憤怒高漲，無法再忍耐了，終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婦女新知、女學會與各大專院校的女研社，聯合其他支持團體，發動一場女人連線反性騷擾的大遊行。當時我正移居到後山台東過著自由又放縱的快樂生活，看著電視上遊行的女性激動地高喊著：「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你再性騷擾，我就動剪刀」，我自由自在的心受到很大的撼動，暗地許下諾言，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為台灣婦女貢獻一點心力。

三年後，因父親身體不適，我只好捨離台東自在的生活，回到台北。終於，一九九七年元月，進入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擔任剛成立的婚姻暴力組的社工。全部工作人員卯足全力，在工作上，一邊從事服務婚暴婦女的工作，一邊與婦女團體合力推動「家暴法」，又要到全國各地相關政府機構去演講倡議「婚暴、家暴不是家務事，而是性別不平等的事」。

為了遵行工作信念與生命實踐的一致性，也就是無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充分實踐「平權」的理念，因此，除了在基金會內部要求實踐性別平等，回到家也要爭取性別平等。投入所有熱情，翻天覆地做了一年半，做到身心俱疲。有一天，上班途中在公車上看到百貨公司換季新櫥窗的裝置，我的心居然沒有半點感覺－－我是個對「美感」很有感覺的人，喜歡欣賞藝術品，自己製作版畫，把百貨公司的櫥窗展覽視為「流行的裝置藝術」。重回台北都會生活，欣賞每季的百貨公司櫥窗裝置，是我在忙碌工作之餘重大的娛樂事件。所以，當我發現自己對百貨公司的當季最新櫥窗展出居然沒有任何感受時，當下很震驚，這表示我的生命能量已經燃燒殆盡了，婚暴社工這工作不能再做下去了。

一九九八年七月，我離職了。

在婦援會工作那一年半會搞得身心俱疲，是因為拼著命實踐性別平等的理念，毫不妥協地全方位爭取：工作時，帶著婚暴婦女向迫害者抗爭，聯合婦女團體向社會體制抗爭；在辦公室，跟著同仁向婦援會的董事們抗爭；下班時，向家族的男性抗爭、向男朋友抗爭。

雖然在婦援會工作得水深火熱，可是能與一群有共同信念的人熱情奮鬥，只有一句話：「拼得很爽！」這是我生命中一段很熱血的經歷，也是一段特別具有時代意義的工作。印象最深刻的，那時輔仁大學心理系的夏林清老師對我說過一句話：「妳們這一代的社工是很特別的社工。」為了吸引我們去讀她們系上的研究所，還不用考英文。我想，應該是當時民間婦女團體的社工員，工作態度積極、熱情，既是社工又要倡議婦女權益，既做直接服務又做婦女運動，打破傳統社工的工作模式，讓夏老師覺得我們這一代的社工很珍貴。可見，這真的是一段值得書寫紀念的回憶。

我一直把這段日子的經歷列為個人寫作計畫之ㄧ，預計寫完家族史之後就動筆。偶然機緣下，婦援會當時婚暴組專責董事廖英智請我跟佩玲吃飯，席間他提起希望能將當時婚暴的工作歷程寫成書，讓社會大眾知道婚姻暴力服務是婦援會開始做的。他認為把我與佩玲的經歷呈現出來，差不多就有七、八成面貌，勸我提前書寫在婦援會的婚暴服務經驗。近幾年來，我做事情不再像年少時那麼「我執」了，什麼事情都要求跟著自己的計畫走，現在比較會「隨緣而行」。想說既然機緣來了，那就提前寫吧！聽說知名作家九把刀是同時進行好幾本書的創作，那我也來試看看同時進行兩部書的寫作。

「3+1工作坊」的夢想
一九八九年，我考上救國團專任張老師，可以自行挑選全國各地的張老師中心去工作。自小在台北出生、成長、就學，從沒到過其他縣市居住，趁著機緣便申請去彰化張老師中心。可是張老師總團部認為我沒有義務張老師的經驗，也不是諮商輔導的相關科系畢業，認為組織、人力都比較完整的台中張老師中心比較適合我。台中張老師的人都對我非常好，我也工作的非常愉快、充實。工作四年後，覺得自己很適合這類型工作，就一心想考諮商輔導研究所深入研究，便離職，回到台北全心準備考試。可惜未考取。三十歲的我，決定成為「棄業青年」，開始在台北混，做盡學生時代沒錢可享受的「文藝活動」。

一九九四年，我移居台東，開心地放縱地，在東部的大自然裡生活三年。最後熬不過父親的千呼萬喚，一九九七年元旦參加過卑南族男友故鄉部落的大獵祭之後，我搬回台北。偶然去台北張老師中心訪視朋友，從辦公室佈告欄上得知婦女救援基金會正在徵求婚姻暴力的社工，讓我眼睛一亮。不久之後我去應徵，在履歷表上寫著：「我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一位深愛我的原住民男友，現在的我擁有滿滿的能量，想為台灣婦女盡一點心力。」可能是這樣熱血的文字，以及曾在張老師工作過的背景，讓我順利應徵上這份工作。當然也是九0年代還沒有規定要「社工師証照」的關係，不然以我一個中文系畢業的非相關科系的人，又沒有「社工師證照」，怎麼可能有機會當社工員。

婦援會的成立，強烈呼應台灣社會的道德與行動需求。一九八七年八月，一群年輕熱血的律師、學者以及民間婦女運動者，對於當時社會發生多起少女被父母販賣從娼的現象痛心不已，由於政府毫無對策，她們便在財務、資源皆困乏的狀態下，憑著滿腔熱血成立「台灣婦女救援協會」，援救這些不幸少女。隔年九月正式登記註冊為「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簡稱為婦援會。一九九二年，婦援會首次揭發前台籍慰安婦存在之事實，為這群受戰爭迫害的無助女性特別設立申訴電話，也在政府的委託下，為申訴者進行調查、認證工作。至此，婦援會服務的工作分成雛妓救援組與慰安婦組。而一九九七年當我進入婦援會，正值她們要成立第三個工作小組─婚姻暴力服務組。

九o年代末，台灣社會隨著經濟、政治的變遷，西方女性主義高喊的「個人的即是政治的（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運動口號，透過婦女運動的努力，大大挑戰了台灣社會傳統上把家務事視為私領域的觀念，潛藏暗層已久的「婚姻暴力」問題，漸漸進入「公領域」的注視範圍。一九九六年，婦援會雖然財務上陷入困境，董事們依然決定新增婚暴婦女服務，設立台灣第一支「全國婚暴婦女求助專線」，提供法律訴訟、心理輔導、醫療與法院陪同、庇護轉介等多項服務。(請參考本書第一九二頁,廖英智回憶婦援會成立婚爆組之內文)

婦援會婚暴專線服務預計需要兩位社工員，我大力推薦我的好朋友吳佩玲給執行長何碧珍。佩玲與我在台中張老師中心結識，我擔任專任張老師的時候，她是義務張老師，是靜宜大學商學系大三的學生。我們倆人與另一位從事教職的義務張老師T，三人有很好的情誼，都對青少年輔導充滿熱情，也都喜歡團體輔導，還曾經組成「3+1工作坊」，很認真地發展三個人合作帶團體輔導的工作。後來因我離職回台北，大家不得不放棄「3+1」。佩玲大學畢業後，結婚，從台中移居台南，又從台南搬到台北來。同住台北城的我們，又一起籌劃開設一家與森林小學相同理念的「森林安親班」，為此我特別去上森林小學的師資培訓以及去森小實習一個寒假；我們倆還各自去安親班工作吸取實際經驗。最後，終因我浮動的心，移居了台東，這夢想又吹了。

移居台東後，我覺得這好山好水之地可以發展青少年輔導，可以早餐店的形式與青少年接觸，進而服務他們。便邀請佩玲與T來台東，說服她們來合作創業，重建「3+1工作坊」。她們也接受了我的意見，多次來台東與我尋覓適切的地點，還到花蓮壽豐鄉志學村我二姐夫與二姐家的村落找尋店面。適當地點久尋不獲，後來聽說台東市有「人文主義咖啡廳」要出讓，我們三個人便前往探勘，也很認真地思考，覺得應該可行。佩玲與住台北的先生討論，兩人同意做遠距離夫妻。住台中的T就必須辭去教職，她與家人討論，父母沒意見，但她大哥卻很反對。而我更糟糕，找尋地點時很熱烈，卻在找到地點時，居然猶豫起來了－－我當時很想出國旅遊，若接下咖啡廳便得天天守著，無法自由自在出國旅行了。尤其當聽到佩玲先生對我的評語：「纓花喜歡旅行，到時候可能都變成佩玲與T在顧店。」我更心虛了。最後「3+1工作坊」在台東的創業夢又告幻滅。

多年來一直無法完成三個人共同創業的夢想，承蒙上蒼慈悲，終於在婦援會有機緣讓我跟佩玲「共事婚暴服務」。與好朋友一起工作，可以共同討論、分享，心情上可以相互鼓勵、支持，這真的是無限幸福的事。在張老師中心工作的經驗，讓我體悟到「助人的工作」是無法一個人完成的，所以婦援會婚暴服務若能與佩玲攜手，那是美夢成真了。執行長何姐面試過佩玲之後，也認為她是很棒的人才。由於佩玲上一份工作還在交接中，無法與我同時進入婦援會，一開始婚暴專線就只有我一個社工，還好有一個同期進來的研究員L暫時先幫忙婚暴組的工作。我就這樣一頭栽進人生中最火爆，也最狂熱的婚暴社工生涯。

〔序一〕
注入新的能量
小奈

細細咀嚼這本書的每一個文字，這些文字在我內心產生強烈的震撼感，有幾度眼淚差點奪眶而出。這份深深的感觸包含了對書中所有真實故事主角的不捨，以及深深地感激當時婦援會婚暴組所有成員的熱血與渾然天成的正義感，「沒有你們，沒有我們！」感謝妳們和所有善心人士，不怕辛苦、不畏危險與困難地扮演這個社會的天使與正義使者，感謝妳們無私地用生命與愛來推翻兩性間的不平等、捍衛弱勢婦女的權益，在保守的父系社會裡，當個不畏耳語和危險的「開拓者」著實不易。

閱讀這些我們家也曾經發生的事件，勾起我自己生命經歷的回憶。十七年前，媽媽帶著我與妹妹們離家到婦援會去求助，幾個月之後父母離婚，媽媽獨自扶養我們三個孩子。剛開始生活很辛苦，我們曾經四個人一起合吃一顆黑糖饅頭，媽媽依然將自己的那一份留給了我們。媽媽為了養育我們三姊妹，身兼兩份工作，日子雖然拮据，但是我們睡得安穩，不再擔驚受怕，而媽媽也給了我們滿滿正向能量的愛。記得小學四年級的體育課，老師說要帶「毽子」，媽媽親手幫我做了一個毽子，那是一條白手帕，裡頭包了一個五元的銅板，然後綁上橡皮筋…這個毽子長得和其他同學的很不一樣，但是我相當珍惜，因為它充滿了媽媽的愛與智慧。

我的人生從國小四年級以後便沒有父親這個人物，在我和妹妹們的心中，「媽媽」是個身兼父職的「爸爸」。媽媽有男人的強壯，在她小小的個子背後有個勇敢強壯的靈魂，時時守護著我們；同時媽媽也擁有女人的溫柔和細膩，她以民主和明理的方式陪伴我們長大。而從小到大只要提起「爸爸」時，媽媽總是以溫柔的口吻說：「無論如何，爸爸是永遠的爸爸，妳們可以去陪爸爸吃個飯，或者時常撥個電話關心他。」我看到媽媽堅強、溫柔又善良的靈魂，媽媽的內心以德報怨的寬廣，那需要多大的智慧才能如此。

其實，在看這本書稿時，恰巧也是我心情正處於低潮的時候。我鼓起勇氣打電話給纓花阿姨，訴說我的狀況，她感覺到我小四的時候面對父母的家暴問題或許造成一些心結，建議我去做心理諮商，好好探索、清理。她說心靈也會受傷，需要有人幫忙，就像胃痛當然要尋找信任的醫生協助，然後胃痛就會慢慢的好起來。與纓花阿姨談完之後，我覺得學習和自己的陰暗面共存，以及學習調節自己與內心對話，是生命裡好重要的課題。然後，我寫信給以前的諮商課的老師，她很關心我，給我的第一個處方籤是：每天做一件會讓自己覺得開心的事。老師說這是家庭作業。

在這裡和大家分享這個很棒的方法。我的第一次回家作業，從這裡開始：晚上下課回到宿舍，打開最喜歡的水氧機，加入喜歡的精油，播放最喜歡的木匠兄妹的歌＜Close to you＞，開始打掃「可怕的宿舍」。其實處女座的我是愛乾淨寶寶的，自從陷入低潮，房間卻慢慢變成凌亂的戰場了。打掃完畢，房間變乾淨了，好像心理的雜質也淨化了一些，很喜歡這種平靜的感覺。每個人的方式不盡相同，但沒有關係，因為只要順應著這個正向良好的感覺走，我知道這份感覺能帶我到內心深處與心對話。懂得與自己相處、了解自己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整理房間時，發現水耕盆栽的葉子開始枯萎了，雖然整體外貌還是綠油油的，但是撥開葉子一看，根部都泛黃了。感覺現在的我就像這株植物，外表的葉子綠油油的，但撥開葉子往裡仔細一看，根莖的地方早已缺乏能量；如同平常大家看到的我，活潑積極，但是私下卻有一個沮喪、灰暗的我。原本想丟掉這植物，最後決定留下她。修剪後為她加入了水，擺放在陽台等待明天的太陽。這還沒有完全枯萎的盆栽，以後如果我好好照顧，應該也能慢慢地為她的根莖注入新的能量，讓葉子再度茂盛起來。修剪完植物，我的心情真好。

尋求諮商老師協助之後，做了第一次的家庭作業，很高興自己的低潮沒有再往黑暗深淵墜落，我要努力去解開心中的結，就像這本書裡的婚暴婦女們浴火重生般勇敢地創造自己的新生命。我要學習這本書的助人的工作人員，在服務婦女的歷程中自己也成長，我要從自己的獨特生命中慢慢茁壯。

感謝這本書也為我的生命注入一股新的能量。相信這本書的出版，能帶來更多的女性意識抬頭，並且會有更多的人願意付出時間或力量去保護與同理需要幫助的人。

註：
1998年初，小奈的媽媽因婚暴帶著三個女兒來婦援會求助，希望能夠離婚並且擁有三個孩子的監護權。小奈是大女兒，當時是小學四年級的孩子。婦援會義務律師賴淑玲接下這個訴訟案，打贏官司，小奈媽媽順利離婚並擁有孩子監護權，她獨立扶養三個女兒，她們都讀到大學。小奈主修幼兒教育，現今是優秀的幼教老師。

〔序二〕
溫柔的反思：不為人知的一頁生命史
黃淑玲

展讀本書手稿時，我人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做研究，每到一個政府機構做完訪談，對這個寡民小國就多一分佩服。瑞典國家價值觀強調平等、民主、人權與協商，被公認是地球上男女最平等、人民生活最均富、接受國際難民最多的國家。

但瑞典仍不是女性的完美烏托邦國度，二00六年它才通過國家性別平等總目標─男女享有形塑與影響己身和社會的平等權力─規範所有政策都應致力於達成以下四項子目標：男女均享政治權力，均分經濟機會，均擔無償家務與照顧工作，以及擁有身體完整性的同等權力，因此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必須停止。瑞典法律界定性交易、人口販運和家庭暴力、性暴力等等都同屬男性暴力犯罪，都是違反女性人權，對女性造成嚴重傷害。瑞典女性主義者立場堅定，主張男性暴力與性別不平等權力的因果鏈必須斬斷。

台灣在一九九八年首開亞洲先鋒，實施家庭暴力防治法。然而十五個年頭過了，許多社工、警察、法官及檢察官仍將家暴歸咎於個人的本性與教養問題。婦女救援基金會是台灣第一個提供全國受暴婦女社工服務與法律諮詢的民間團體，一九九七年即開始。我們的社工人員與義務律師在無國法保護下，經常面對窮兇惡極的家暴男性威脅，仍能從受害婦女身上領悟出女性主義理念，堅決採取女性增能賦權的協助模式。她們的熱情、勇氣與理想傳承著婦援會草創時期，許多董事們衝鋒上陣，救援人口販賣受害女孩的精神。

本書回述這幾位工作人員勇於實踐理念的生命歷程，並帶出婦援會內部衝突與反思的一段事件，另外，台灣國家治理家庭暴力的歷史軌跡也可以在本書找到。書中描述多位家暴男性振振有詞施暴是行使丈夫權力，說明男人擁有女人的人身權這種不平等思想繼續鼓勵男性暴力。受暴婦女的故事則多驚心動魄，但清楚傳達了，她們要脫離魔掌，只有經濟救助與法律保護還不夠，更需要社工協助自我增能與賦權。爭取自由過程如此曲折艱辛，讀者閱讀到受害者終於展開新生時會禁不住喝采，也可能為工作人員的勇氣過人，以及太多不為人知的辛勞與付出而深深感動。

本書回述人溫柔道來，女性主義如何成為她們人生不斷成長的動力。在鼓舞受暴婦女自我賦權的過程，她們從不識到認同，由排斥到實踐，女性主義不由自主地在心底萌芽與茁壯，終而滲透到她們的骨子裡。工作理念上堅持男女平等，不可避免地在親密關係中也要求兌現，更主張婦援會董事會也須在組織內部力行平權理念。

書中提及抗議年終考績一事的發生，似乎不可思議，但若從組織的角度思考是可以理解的。婦援會的每分錢都來自捐款人與納稅人的辛苦所得，董事會必須戒慎恐懼，提供人性化的工作環境及合理薪資與福利之外，亦需確保工作人員富有理想、熱情、認真、負責、專業能力高、善於溝通且具有團隊精神等等的工作倫理。一九九0年代的婦援會規模很小，為了節省經費，董事長很辛苦，須直接參與日常業務，當執行長從缺時則身兼其職，工作人員也由董事直接督導。當婦援會規模逐漸增擴，執行單位人力增加，已改由執行長全權負責日常業務與考績事宜。工作人員的考績辦法亦經多方改善，力求合乎公益團體特性。

婦援會的宗旨是保障女性人權及促進男女平權，如果董事會罔顧平等理念，忽略工作人員的呼籲與抗議，的確需要被檢討，但這本書見證婦援會董事會具有高度的反思能力，無愧初衷。

婦援會是否是一個女性主義婦運團體？

婦援會很少公開強調女性主義，但女性主義的奮鬥目標始終在許多婦援會人身上發芽、發光，本書主角們證明女性主義者如此美麗溫柔、見義勇為、好求真理。婦援會如同台灣其他婦女團體，很樂意高舉女性主義的火炬，因為我們相信這火炬可以激發受暴女性從生命谷底裡翻身，可以召喚無數女人起來改革社會，照亮台灣。

本書中以撰稿人纓花多年來的繪畫作品作為六篇文章的串聯，她的作品核心價值是偏重女性主義藝術，表達女性的生命歷程、身體、愛情、情慾等主題，可說是刻畫女性生命實踐的創作，這種繪畫表現基調非常符合本書的主題─女性成長歷程，因此她提供多年來的版畫、色鉛筆、水彩畫的作品，讓圖像與文字一起烘托出書中所提及的女性為自己生命爭取權益的珍貴歷程。

婦援會在一九八七年創立時，董事人數超過工作人員，今日規模已具有五十多位工作人員。如果沒有數十位的董事出錢出力，婦援會難以生存。然而我仍要
強調，婦援會屬於台灣社會。我們的主要服務對象─包括台籍慰安婦、人口販運受害人、家暴婦女及其子女─才是婦援會存在的理由。而無數的捐款人、工作人員、義工、義務律師則是支撐婦援會的每根台柱，缺一不可。

長期以來，婦援會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努力和貢獻較不為人所知，所以廖英智董事積極促成本書的出版。英智擔任過婦援會三屆董事長，創立婚暴服務專線，對婦援會有重大貢獻。本書就是為了讓台灣社會知道，婦援會在家暴法實施之前，只靠著寥寥可數的工作人員與義務律師，由於她們堅持理念、認真熱情、膽識過人，因而能夠跳脫社工專業自我侷限的保守窠臼，自行發展出女性賦權的服務模式。她們精采的這段生命歷程，為婦援會再添一頁光榮燦爛的歷史，也是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史上不可忽視的、助人者與被助者熱血交融而令人動容的一章。
本文作者為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

[序] 注入新的能量
[序] 溫柔的反思：不為人知的一頁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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