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德哈特夫人
幾個月之前，當出版人要求我替我丈夫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寫序的時候，我就想要對該書編撰曾經給與幫助的人們表示謝意，不過所應列舉的人名可能就要數以百計。這些人從元帥以至士兵，還有教授、學人、和朋友，那都是貝西爾（Basil）在他的積極研究生活中所曾經接觸過的。
當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貝西爾就養成了一種對競技比賽（Games）和競技戰術的愛好，也保存著關於它們的記錄和剪報。在航空時代的初期，飛機駕駛員變成了他在學童年齡時的英雄，他對他們也是保存著同樣的記錄。在其一生當中這種習慣都是一直維持不變的，又因為他的興趣是日益廣泛，所以到了他臨終時，他遺留下來了幾十萬件的剪報、信件、備忘錄、小冊等等，其所包括的主題是自裝甲戰爭以至於衣服的流行樣式。以後，他又用日記的方式，或是他自己所稱的「談話記錄」（Talk Notes）方式，以來記錄他對於某些特別感到興趣的問題所作的討論，通常都是在討論之後就立即加以記錄的。
他在第二次大戰之後所寫的第一本書為《山的那一邊》（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那也就是他和某些正在英國作戰俘的德國將軍們的談話紀錄。這些人之中有許多都是其戰前著作的讀者，並且很想和他討論他們的戰役。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他曾以回顧的心情，寫了一條札記，其命題是「我為什麼和怎樣寫這一本書的解釋」，其中解釋了他為什麼對於此種記錄感到如此重視的理由。他說：
「當我在一九二○年和一九三○年代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史科時，我才開始認識由於具有獨立和史學觀念的研究者未能確定和記錄那些軍事領袖們在當時的實際想法（作為一種事後回憶的核對），遂使歷史的研究受到了莫大的阻礙。因為那是非常明顯的，凡是參加重大事件的人，其事後的回憶總是不免有掩飾或歪曲之處，而時間愈久則程度也就愈深。尤有進者，官方的文件不特常常不足以顯示其真正的意見和目的，有時甚至於還故意用來掩飾它們。」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當我訪問英國和同盟國指揮官們的時候，我對於和他們的討論，總是作了詳細的『為歷史而寫的筆記』（Notes for History），尤其是要記錄他們在當時的觀點──作為對官方文件記錄的補充，和一種對於事後所寫的回憶錄和記載的核對工具。」
「當戰爭結束時，我又獲得了一個詢問被俘德軍將領的難得機會，我曾經和他們作了許多次長時間的討論，所包括的內容除了有關他們本身的作戰以外，也還有較廣泛的問題。對於了解他們在某一特殊情況或決定之前的思想而言，這種調查在時間上自然是已經落後了，不過無論如何，總還是在他們的記憶尚未完全受到時間沖淡之前，而且他們的敘述又還可以用其他證人的敘述，以及文件的記錄來加以彼此核對和覆驗。」
這本書的讀者可以從書中的附註上發現這些談話紀錄是如何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許多年來，貝西爾曾經對它們加以不斷的覆核，事實證明它們是經得起此種考驗的。
一九四六年初，英國「皇家戰車團」（Royal Tank Regiment）的指揮官要求貝西爾替該團和它的前身寫一本歷史，包括著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戰爭之間的時代。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花了許多年的時間，直到一九五八年這本書才由卡賽爾公司（Cassell）出版。 但當貝西爾開始來寫這一本書時，對於《戰車》那本書所需的研究卻給了他很大的幫助，因為他曾經結識了許多參加雙方作戰的青年指揮官，同時也曾經和那些老友暢談，其中包括著蒙哥馬利元帥（Field Marshal Montgomery）、亞歷山大元帥（Field Marshal Alexander），和奧欽列克元帥（Field Marshal Auchinleck）等人，以及許多德國的將領。
在一九四六年獨立戰爭之後，許多以色列的軍官也來拜訪貝西爾向他請教有關他們的建軍問題。 其中有一位是艾侖（Yigal Allon），他們變成了親密的愛──艾侖曾在他送給我們的照片上寫了這樣一句話：「送給為將軍師的上尉」（To the Captain Who Teaches Generals），這張照片掛在我們的圖書館內，而這句話也曾為許多人所引述。一九六一年貝西爾被邀請訪問以色列並向其武裝部隊和大學講演。以色列人對於貝西爾的教訓曾經恭維備至，所以貝西爾常常不免感慨繫之的說，他的「最佳弟子」是德國人和以色列人而不是他自己的國人。
一九五一年，隆美爾夫人（Frau Rommel）問他是否願意主編其丈夫的文件。他立即欣然同意，於是我們和隆美爾夫人、他的公子曼夫瑞（Manfred）、曾任隆美爾參謀長的拜爾林將軍（Gen. Bayerlein），以及非常能幹的出版商編者，馬克波漢（Mark Bonham Carter of Collins），都建立了溫暖的友誼。
一九五二年貝西爾到加拿大和美國的各戰爭學院去講學。那是很忙碌吃力的，但卻也收穫頗豐，因為他能和那兩國的戰時舊友聚首，並且還結交一些新的朋友。在他所接受的許多榮銜當中，最使他感到高興的就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所給與他的名譽隊員資格，直到他逝世時為止，他每天都戴著該隊在那次儀式中所贈送的金質領帶夾。
一九六五年他被戴維斯（Davis）的加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聘為歷史學客座教授，於是以七十高齡他才做了教授，並講授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這是一個很刺激的經驗，也是他非常欣賞的，但不幸的是我們的停留期縮短了幾個月，因為他必須回到英國去進行一次重要的外科手術。在他逝世的前夕，他還是不顧醫師的忠告，準備在一九七○年四月再到美國去接受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S. Naval War College）的邀請在那裡作一系列對於戰略問題的講演。
旅行是貝西爾生活中的一個必要部分，他曾經接受多次的邀請前往歐洲諸國訪問，並在各國的參謀學院中講學。他是一位卓越的地圖研究者，他對於美國內戰中薛爾曼（Gen. Sher-man）的各次會戰所作的生動描寫都是依賴在大縮尺地圖上的精密研究而寫成的，那是遠在他個人親自訪問美國南方舊戰場之前。在第二次大戰之後，我們幾乎是每年都要訪問一次西歐，其目的是研究戰場和登陸灘頭，以及探訪舊友。他總是手上握著地圖，隨時為這本書核對資料。他愛好美麗的田園、教堂，和可口的食品；所以在我們旅行時，米其林的導遊手冊（Guide Michelin），戰場地圖，以及其他觀光手冊等總是被一齊放在車上。他用口授的方式對於地形、食品、和教堂建築形式等作成詳細的札記，由我記錄下來，以便回家後用來充實那不斷增加的私人檔案。
貝西爾對於編撰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的官方史政人員是頗有微詞的，他時常說「官」（Official）字是已經把「史」（History）字蓋著了，但對於大多數編撰第二次大戰歷史的人員都常有好評，在他的檔案中是充滿了和那些人的通信，包括英國、國協、和美國的都在內。與全世界史學家（尤其是較年輕的一輩）和其他學者之間的友誼是足以充實他的生活，所以他花了很多時間去閱讀和批評他們的論文和著作，雖然不免懈怠了他自己的工作，卻給與他以無限的愉快。羅蘭李文（Ronald Lewin）就是其中之一人，他曾經這樣的寫道：「……他僅當他認為值得稱讚時才會稱讚，而當他認為你在事實或意見上犯了錯誤時，就會毫不客氣的加以糾正。」年輕的學者、研究人員、作家、新聞記者──也還有年齡較長的人，都紛紛到我們的圖書館中來工作，那些書籍和文件是完全公開的，可以讓他們去儘量研究。在任何時候，無分晝夜，或者是在進餐時，或者是在花園中散步時，他們都可以受到「教益」（Tutorials）。許多當代的歷史家，最先都是為了討論和工作而來的，以後就變成了經常的通信者，而最使我們感到快樂的，是他們終於以朋友的身分一再的回到我們的身邊。像巴芮特（Correlli Barnett）、薄富爾將軍（Gen. Andre Beaufre）、貝納德上校（Col. Henri Bernard）、龐德（Brian Bond）、克拉克（Alan Clark）、高達德上校（Col. A. Goutard）、何恩（Alastair Horne）、何華德（Michael Howard）、歐尼爾（Robert O’Neill）、巴里特（Peter Paret）、皮特（Barrie Pitt）、湯普森（W. R. Thompson）、威廉士（Michael Williams）等人不過是許多知名之士中間的一部分而已。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士來自美國和加拿大，例如魯伐斯（Jay Luvaas）和舒爾曼（Don Schurman），他們和他們的家人都已經變成了我們的摯友。
第一章 戰爭是如何引起的
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全世界的報紙都登載出下述的新聞：英國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內閣，正在改變其安撫和孤立政策，並以維持歐洲和平為目的向波蘭提出保證，將保衛該國以對抗任何來自德國方面的威脅。
但是九月一日，希特勒已越過波蘭國界前進。兩天以後，經要求其撤兵無效後，英法兩國也就參戰了。另一次歐洲大戰已經發動──而且終於發展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西方同盟國在進入戰爭時具有一種雙重的目標。其當前的目的就是履行他們維護波蘭獨立的諾言。其最後目的則為消滅一個對他們本身的潛伏威脅，從而確保他們自己的安全。結果是他們的兩個目的都沒能夠達到。他們不僅未能阻止波蘭首被蹂躪，繼而又受到德俄兩國的瓜分，而且經過六年苦戰之後，雖然能以表面的勝利為結束，但他們卻還是被迫承認俄國對波蘭的支配地位──而放棄了他們對於曾經比肩作戰的波蘭人的保證。
同時所有一切用來毀滅希特勒德國的努力，結果也就使歐洲變得如此的殘破和衰弱，以至於當它面臨著一個新的較大威脅時，其抵抗力也就大不如前──於是英國，連同其所有的歐洲鄰國，都已經變成美國的窮親戚。
這些都是鐵硬的事實，作為勝利追求的基礎是如此的充滿了希望，而其達成卻又是如此的痛苦──在把美蘇兩國的巨大重量引入以對抗德國之後，其結果就是如此。這種結果也就粉碎了那種以為「勝利」就是和平的流行幻想。它也重新證明了殷鑑不遠這句話，那就是說勝利只不過是「沙漠中的蜃樓」（a mirage in the desert）──當使用近代兵器和無限方法來打一個長期戰爭時，則此種沙漠即為其所創造的產品。
在尚未分析戰爭的起因之前，對於戰爭的後果是值得首先加以清查的。在認清了戰爭所帶來的後果之後，那麼也就使我們對於戰爭是怎麼產生的問題更能作較現實的觀察。就紐倫堡戰犯審判（Nuremberg Trials）的目的而言，只要假定戰爭的爆發，以及其一切的發展，都是純粹由於希特勒的侵略也許就夠了。但這卻是一種太簡單和太膚淺的解釋。
希特勒並不想製造另一次大戰以達到其目的。他的人民，尤其是他的將領，對於任何這一類的冒險都是深感畏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已經在他們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深的創痕。強調此種基本事實，並非是想替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洗刷，也不是想減輕許多甘心跟著他走的德國人的責任。希特勒雖然是異常的驕橫，但當他在追求其目標時，卻又還是極端的慎重。而軍事首長，則比他還更要謹慎，對於任何可能挑起全面衝突的步驟都是感到非常焦慮的。
戰後有一大部分德國檔案都已被俘獲，而且也可供研究之用。這些文件顯示出德國人對於他們自己有無能力進行一次全面戰爭是深感懷疑和不信任的。
一九三六年，當希特勒主張重佔萊茵河岸非軍事化地區時，德軍將領們對於他的決定和可能挑起的法國反應感到十分憂懼。由於他們抗議的結果，所以最初只派遣少數象徵性的部隊來作為一種試探而已。當希特勒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想要出兵援助佛朗哥時，他們對於所可能引起的危險又再度提出了新的抗議，結果希特勒也就同意限制其所給與的援助。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當希特勒決心向奧地利進軍時，他卻不理會那些將領們的反對。
不久以後，希特勒又宣布他決心壓迫捷克斯洛伐克歸還蘇臺德區（Sudetenland）。於是當時的陸軍參謀總長貝克將軍（Gen. Beck）就草擬了一項備忘錄，其中指出希特勒的侵略擴張計畫必然會產生一次世界浩劫，而使德國也化為廢墟。這項文件在高級將領的會議中宣讀，獲得他們的贊同後，遂送請希特勒考慮。當希特勒對於他的政策並未表示任何改變的跡象時，貝克遂辭去其參謀總長的職務。希特勒向其他的將領們保證英法兩國決不會為捷克而戰，但他們並不信服，於是著手計畫一次軍人政變，想要拘捕希特勒和其他的納粹黨領袖以挽救戰爭的冒險。
但是張伯倫卻使他們的計畫受到了釜底抽薪的打擊。他不僅接受了希特勒對於捷克問題的一切要求，並和法國人一致同意坐視那個不幸的國家受到德國的吞併。
對於張伯倫而言，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的意義即為「我們時代的和平」。對於希特勒而言，那是一個更進一步和更偉大的勝利，這又不僅是對於其國外的對手，而尤其是對於其本國的將領為然。當他們的警告如此一再的為他的那種無敵的和不流血的成功所否定之後，他們也就自然的喪失了信心和影響力。同樣的，希特勒本人對於其一帆風順的成功也就自然的有了躊躇滿志之感。即令當他也考慮到再進一步冒險是有引起戰爭的可能時，他又還是會感覺到那最多不過只是一個小型和短期的戰爭而已。成功毒素的累積作用已經使他喪失了戒懼的心理。
假使他真是企圖發動一次包括英國在內的全面戰爭，那麼他就應該會全力來建造一支能夠向英國海權挑戰的海軍。但事實上，他對於德國海軍的建造甚至還不曾達到一九三五年英國海軍條約所容許的限度。他經常向其海軍將領保證說，他們可以完全不考慮任何和英國交戰的危險。在慕尼黑會議之後，他告訴他們說，至少在今後六年之內是不會和英國發生衝突。甚至於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和甚至於延遲到八月二十二日，他還是一再作這樣的保證──儘管其信心是已經有一點動搖。
既然他對於大戰是如此的希望能夠避免，然則他為什麼又還是陷入這種漩渦而不能自拔呢？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是既非唯一的答案，也非主要的答案。西方國家的那種親切態度一向使他受到鼓勵，但到了一九三九年的春天，西方國家卻突然的改變了他們的態度。這種改變是來得如此的突然，和出乎意料之外，所以也就使戰爭變得必然無可倖免。
假如你容許任何人在鍋爐下面不斷的加煤，直到蒸汽壓力已經超過了危險點，則引起任何爆炸的真正責任也就應該由你負擔。此種物理學中的真理對於政治學也同樣的適用──尤其是以對國際事務的指導為然。
自從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當權之後，英法兩國政府對於這個危險的獨裁者所作的讓步是遠超過他們過去對於德國前民主政府的。每次他們都表現出由於怕麻煩而把困難問題擱置起來的作風──為了眼前的舒適而不惜犧牲將來。
在另一方面，希特勒對於他的問題卻正在作過分合於邏輯的思考。其政策的路線是受到一套理想的指導，這種理想是收容在一種「神聖的誓約」（testament）之內，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曾經加以解釋──其譯文是保存在所謂《霍斯巴赫備忘錄》（Hossbach Memorandum）之內，其基礎就是深信德國需要較多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以來容納其正在增長的人口，否則就無法維持其生活水準。他認為德國不可能希望使其本身自足，尤其是在糧食供應方面。德國也不可能用向國外採購的方式以來滿足其需要，因為它沒有那樣多的外匯可供揮霍。在世界貿易中爭取較高地位的機會也非常有限，因為不僅他國有關稅壁壘，而且德國本身的財力也極感缺乏。何況這種間接補給的方法，將使德國必須依賴外國，於是到了戰時就會有挨餓的危險。
希特勒的結論認為德國應在人口稀少的東歐地區中去獲得較多的「農業有用空間」。若希望有人自願把這種空間讓與德國，那實在是一種幻想。他說：「古今的歷史──羅馬帝國、不列顛帝國──已經證明出來任何空間的擴張都必須冒險和擊破抵抗……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不可能找到沒有主人的空間。」這個問題至遲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必須求得解決──「過此以後我們就只可能期待每況愈下的改變了。」一切可能的出路都將會被阻塞，而糧食危機卻會日益嚴重。
希特勒最初的願望只是想收回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所喪失的領土而已。這種理想當然是已經超過那種願望遠甚，不過若說西方政治家對於這些理想是完全不知道，那卻絕非事實，儘管他們後來假裝是那樣的。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之間，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在私下的討論中都是很坦白現實的，儘管在公開的場合發言時並非如此，而在英國的政界也已有許多的議論主張容許德國向東擴張，以便減輕對西方的威脅。他們對於希特勒尋求生存空間的願望是寄與以極大的同情──而且更希望他知道。但他們卻避免思考若不使用優勢武力的威脅又如何可以勸誘土地所有人讓步的問題。
德國方面的文件顯示出來由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哈里法克斯勛爵（Lord Halifax）的訪問，曾經使希特勒獲得了特別的鼓勵。哈里法克斯在當時是英國的樞密院院長（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在內閣中的地位是僅次於首相。依照談話的記錄，他曾經使希特勒了解英國將容許他在東歐可以有行動的自由。也許哈里法克斯的原意並非如此，但他所給與希特勒的印象卻的確是如此──而這也證明是極其重要的。
於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間，艾登（Antony Eden）因為一再的和張伯倫意見不一致，而被迫辭去其外長的職務──某次當艾登表示反對意見時，張伯倫的回答是請他「回家去吃一顆阿斯匹靈」。哈里法克斯被指派接替其外長職務。幾天之後，英國駐柏林的大使，韓德遜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奉命晉謁希特勒作一次密談，那也就是哈里法克斯十一月會談的延續，其所傳達的內容為英國政府對於希特勒想基於德國的利益而改變歐洲的願望是深表同情──「英國現政府具有一種敏銳的現實感」。
從文件上表現出來，這些事件刺激了希特勒的行動。他認為綠燈是已經發亮了，可以允許他向東前進。這是一種非常自然的結論。
當希特勒進軍奧國並將該國併入第三帝國的版圖時，英法兩國政府所表示出來的欣然同意態度使希特勒獲得了進一步的鼓勵。（這次事變中唯一美中不足的事情就是他的戰車有許多輛在前往維也納的途中拋錨不走了。）事變之後，俄國曾建議召開一次會議來研究對抗德國前進的集體安全計畫，但卻遭到張伯倫和哈里法克斯的拒絕。當希特勒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當然又使他獲得了更多的鼓勵。
這裡又必須再度說明，當對捷克的威脅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開始表面化時，俄國政府又曾透過公開和私人的途徑，表示他願意和英法兩國共謀保護捷克的對策。這個建議還是不曾受到理會。此外，當慕尼黑會議在決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時，俄國又被摒棄在門外。這種「冷遇」（Cold-Shouldering）在次年也就產生了足以致命的後果。
九月間當希特勒對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壓力時，英國曾作強烈的反應，甚至於作部分的動員。由於英國政府早已同意讓希特勒東進，所以此種反應也就使他深感駭異。但當張伯倫接受了他的要求，並積極幫助他對捷克強制執行其要求之後，希特勒遂又認為英國的那種反應不過是一種保全面子的行動──只是為了應付英國由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所領導的輿論，那大部分都是反對政府的姑息讓步政策。法國人的消極態度也使希特勒獲得同樣的鼓勵。在所有的歐洲小國當中，捷克要算是擁有最精銳的兵力，對於這樣的同盟國，法國人既然都可以棄如敝屣，那麼他們似乎也就更不可能為了保護其在東中歐的同盟體系殘餘部分而投入戰爭了。
所以希特勒認為他可以安全的提早完成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吞併，然後再繼續向東前進。
最初他並不想對波蘭採取行動──儘管該國所據有的德國失地是面積最大的。波蘭，也像匈牙利一樣，曾經幫助希特勒威脅捷克的後方，所以也就促使捷克不得不向希特勒屈服──而且波蘭也更乘機獲得了一片捷克的領土。希特勒的原意是準備讓波蘭暫時做他的幫兇，其條件為波蘭應把但澤港（Danzig）歸還德國，並允許德國有一條通過「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以達到東普魯士的自由道路。從希特勒的觀點來看，在當時的環境中這真是非常溫和的要求。但是在那年（一九三八）冬天的一連串討論中，希特勒發現波蘭人很頑固，不肯作任何這一類的讓步，而且對於自己的實力頗有夜郎自大之感。即令如此，他還是繼續希望在進一步的談判之後，可以使波蘭人就範。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他還告訴他的陸軍參謀總長說他「不想使用武力來解決但澤問題」。但是由於他在一個不同的方向上採取了一個新的步驟，而引起英國人也採取一個意想不到的步驟，這樣才使希特勒改變了他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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