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另一種時差 ◎黃宗潔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當全世界依著時差，輪流倒數讀秒、釋放煙火，迎向二○二○年時，大概無人能想像得到，新的一年迎來的不是新希望，而是翻天覆地的疫病時代。Covid-19 疫情以超乎想像的速度和規模蔓延全球，原本理所當然的「日常」，一夕之間被病毒擊潰。不堪疫情負荷之下的封城政策，讓各國彷彿都成為被第十三個女巫施了魔法的睡美人之城，所有計畫瞬間停擺，「社交距離」需要重新丈量。過去習以為常的跨境、跨國移動，成了既奢侈、又危機四伏的高風險活動。曾經，我們用城市與城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位移，做為生活中換取喘息的機制，將時差視為錨定家鄉與異
國的座標，感受並享受移動帶來的風景；如今，病毒帶來另一種時差。移動不再是應然與必然，我們如擱淺的鯨，只能看著一波波疫情起伏如浪。各國重複著全面封鎖與解封的輪迴，從中國、亞洲到歐美……我們全都被迫活在時差中──一種因應疫情節奏巡迴往復的「時間差」。
另一方面，空間隔絕亦為生活的流速製造出新的時差感，外在世界的轉速和居家生活突然之間不再同調，日子有了新的數算方式。為了打發多出來的居家時間，人們試著苦中作樂，開發出各式各樣的「潛能」：曾看過國外有民眾為寵物天竺鼠打造了精巧如皇宮般的迷你屋，用家中物品或「親身上陣」模仿名畫的也不少。但苦中作樂是有限期的，當隔離與空間封鎖的時程不斷延展，恐懼與不確定感讓心理時間益發緩慢。記得疫情之初，曾看過一個在網路上流傳的「行事曆」，半開玩笑地在每一格日期旁寫下：「未來十四天是關鍵」。日子變成一種均值而漫長的等待，居家工作成為多數人的常態，週一到週日不再有清晰的輪廓，有些人的「換日線」可能是每天下午兩點的疫情記者會，有些人的時間感，則在日復一日打理三餐、或是到處噴灑消毒酒精的過程中，逐漸消融模糊成一片。
病毒的威脅逼迫我們重新去量度自己與世界的距離，封城、限聚、居家隔離……人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島，但連結的渴望無法被消弭。網路過往被視為造成人際疏離的「元凶」，如今反倒成為人與人相連的隱性救命繩索。弔詭的是，因應居家上班上課而「被迫普及」的線上會議模式，卻製造出彼此更為「同步」的現象（假象？）。少了舟車往返的時間成本，點開電腦就可以「即時」參與的線上「群聚」，雖是實體互動受限下的替代方案，卻也多出不少創意與彈性：線上同學會、線上畢業典禮、線上頒獎、線上聚餐、線上運動、線上參觀博物館……後疫情時代，我們跌跌撞撞地訓練自己的想像力，去適應「防疫新生活」的方案與節奏。
沒有人會否認，疫情影響了全世界，但在人類歷史上，大規模的傳染病從來不是新聞，伴隨著病毒一起擴散流行的恐懼、歧視與傷害也不是。如果常識和經驗可能蒙蔽我們的眼，恐懼和偏見會蒙蔽的則是我們的心，疫病的恐懼讓人們對潛伏的帶原者感到憂慮，排除與隔絕那些（可能）造成威脅的他者，遂成為許多人心中未必敢直說的願想。社會中原本潛藏著的，各種意識形態、族群身分、年齡世代的緊張關係，更在疫情中以不同的形式引爆開來。恐懼愈擴散，各種排他與歧視也愈可能被合理化。疾病帶原者曾被視為一種「罪」，一種標記的方式──如同在孤島醫院中被囚禁了二十多年的瑪麗．馬龍（Mary Mallon），終身未曾得過傷寒的她，卻以「傷寒瑪麗」這個污名被記憶。一百年過去了，我們看待疾病、處理疾病的態度，卻未必有太大差別。
「疾病代表我們所作所為的非預期後果」，大衛．逵曼（David Quammen）在《下一場人類大瘟疫》一書中曾經這麼說。而我們選擇去對抗疾病的方式，也同樣會產生其他預期之外的後果與代價。沒有人能預期疫情何時平息，甚至會不會（以我們想像的方式）平息，未來是否能回歸過往所熟悉的日常？或是我們該想像一個什麼樣的「未來的日常」？在經歷了疫情幾度看似趨緩又再次延燒的起伏後，沒有人敢肯定。但文學或許能成為那顆照見未來的水晶球，以當下的經驗為養料，去記住現在、揣想將來。基於這樣的期許，我們邀請了三十四位寫作者，為這個時代我們所共同參與、無從迴避的巨大集體經驗，留下智慧與記憶。
或許有人會懷疑，對於一個仍充滿未知、還在變化與發展中的「事件」，這樣的紀錄會不會顯得太快、太早？但編寫本書的目的並非為了將疫情視為議題予以回應，而是希望呈顯經驗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在這場所有人都被捲入、無一得以倖免的災難中，人該如何安頓自己？如何可能安頓自己？亞歷山大．托多洛夫（Alexander Todorov）曾說：「我們的身體站在靈魂與整個世界之間，是一面同時反映兩者影響的鏡子；不光是我們的意願與能力，還有命運、天氣、疾病、食物與無數苦難所揮下的鞭子──苦難不見得是因為我們做錯決定，常常反而是運氣與無奈的結果。」（出自《顏值》） 對我而言，文學也是這樣一面反映了靈魂與世界影響的鏡子。透過作家們不同位置的觀察、思考與想像，我相信人們將能在個人經驗與集體記憶之間，在相同的憂慮與相異的處境之間，看見命運與苦難背後，各有其難以複製的形貌與紋理。
因此，我將這三十四篇作品，視為三十四個通往疫境／異境的入口，它們彼此既隔絕也相連。這是何以本書既不依照文類，也不依照地域分類，而是依作品本身的氛圍與觀照，再分別借用其中三位作者的篇名：馬尼尼為〈在我回不去家的路上〉、廖偉棠〈愛在瘟疫蔓延時〉與隱匿〈病從所願〉，將其區隔為三輯。第一輯所收錄的，較著眼於「移動」與「異動」的描繪，大疫之年，每個人都在不同的「路上」，移動或無法移動的新日常，映照出疫境下各地的處境與焦慮；第二輯的篇章，多能呈顯出疫情之中，連結或無法連結的「人情」百態，我們與父母、夫妻、鄰人、陌生人、甚至矽膠娃娃的距離，都產生了新的「換算方式」與感受；第三輯的作品，則對「病」與「人」的關係，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同的切入角度，若病從所願，所願為何？我們又是否可能與病磨合出後疫情時代的生存之道？
當然，這只是粗略的畫分，是為了讀者閱讀上的便利，而非分類上的必然。此外，考量到若將文類完全打散，在閱讀上可能會造成干擾，故各輯仍以詩、散文、小說依序排列。事實上，讀者大可以把它們想像成三十四個登機門，從任何一篇隨機進入，在作者的文字地圖上自由降落；但若照著分輯順序逐篇讀，相信會有另一種閱讀的興味，從而感受到它們所交織出的，一種微妙的互文感。若從中抽取某些關鍵字，將會發現這些作品不同的關懷面向，更共構出既互補又相容的立體視角。
舉例來說，口罩做為最具體而微的疫情象徵，彷彿也成為與他人社交距離的度量單位。但是，保住了安全，會不會卻因此失去了表情？除去口罩之後，我們還能認出彼此嗎？口罩下的面容，遂成為不少作者關注與思考的核心。在戴與不戴之間，卻非只是防疫觀念正確與否，或搶購能力優劣之別，還包括了身分的考量、處境的弔詭：例如在特別著重建立關係的晤談情境中，諮商師該除下口罩讓對方看清自己、建立信任感，還是建議學生也戴上口罩，才能心無旁騖、專心聆聽？至於經歷過動盪的二○一九年，由「役境」成為「疫境」的香港，口罩的象徵意義，更遠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來得複雜與難以言喻。戴口罩到底是「使人更真實」，還是更隔絕？這些不同身分位置的思辨與想像，當能深化我們看待事情的角度。
又或者疫情所造成的人際距離之挪移，亦有著各式各樣的面貌與可能性：被迫長時間困居在家的夫妻、母子，多出了更多衝突的理由，對疫苗的態度、防疫的標準……任何雞毛蒜皮之事都可以成為導火線；分隔兩地反而成為在關係中「鑿壁偷光」的出口；染病的焦慮讓我們對鄰人、朋友心懷疑慮；素無交情的理髮師，反而成為城中最受歡迎的角色，與訴說心事的對象；時鐘旅館裡的矽膠娃娃，是抵抗病毒與時間的救贖嗎？當繭居在家的弟弟突然遞上一張自己嗅聞過的衛生紙，又該如何回應與磨合出此種疫情下的新距離？這些形形色色的故事，是浮世繪、是寓言、是童話，也是警語。相信每個讀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與自己共鳴的聲音。
最後，謝謝琬融辛苦地居間聯繫和處理種種繁瑣的編務，也謝謝所有參與本書撰寫的作者。我選擇陳慧的《白蝶》做為收束全書的作品，在小說結尾，她引用了泰戈爾《漂鳥集》中的詩句：
「曾經，我們夢見彼此素昧平生。
我們醒來，卻發現我們是彼此的親愛。」
大疫宛如一場不會醒的夢，仍在發酵與持續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共同捲在這集體的真實夢境裡，朝向不可知的未來。但願醒來時，能發現我們是彼此的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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