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台灣探險行序列
意外之旅
西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10月初，年方31歲的博物研究員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意外的抵達當時外國人稱為福爾摩沙（Formosa）的台灣島，展開為期半年的考察、探險之行，為後人留下邵、巴宰、賽德克（原泰雅族賽德克亞族）、西拉雅、排灣等五族早期珍貴的資料。他在世時，雖曾陸續發表過三篇有關台灣的文章，但絕大部份涉及台灣的手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福爾摩莎及其住民》），直到近130年後才意外的被密西根大學發現、交由中研院李壬癸教授攜回台灣出版。
史蒂瑞是在1870～1875年間，在伯父及密西根州立博物館（State Museum of Michigan）的資助下，遠赴南美巴西、厄瓜多爾、秘魯，亞洲清國大陸及台灣、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地蒐集博物資料，於路過香港時，為了等待家書及與學校方面聯繫的方便，臨時決定撥出半年的時間，一探當時在外人眼中仍是神秘島嶼的台灣。
行前的準備
他是在結束秘魯研究工作，經72天的顛簸航行，於1873年8月抵香港；而於10月3日由廈門抵達淡水。這中間1個多月他到過廣州、汕頭、廈門，拜訪了當地美國領事、洋商，取得介紹信、地圖、相關資訊，當然，還申請到清國允許他來台的旅行證照。這段準備期間，他所接觸的人，其中有兩位頗引起筆者的注意。第一位是住在廣州的美國商人奈吉登（Gideon Nye, Jr.），他出生於麻州，1833年（道光十三年）21歲時，即到廣州打天下，與幾位兄弟合組「奈氏兄弟洋行」（Nye Brothers ＆ Co.）從事鴉片、糖、茶的進出口生意。他們貿易觸手在1850年代，即涵蓋台灣。1855年（咸豐五年）6月，奈伊兄弟洋行與另兩家美商威廉士洋行（William, Anthon ＆ Co.）、魯濱內洋行（W.M. Robinet ＆ Co.）合作，與台灣道裕鐸簽訂祕約，取得了獨佔南台的貿易及使用打狗港（今高雄）的特權。相對的，美商必須提供砲船，對抗海盜的侵犯。自此，美國國旗在打狗海邊飄揚了年餘，當時猖獗的海賊望旗披靡，不敢對附近的海域稍有染指之意。這種「砲艇貿易」是早期的常態。
奈吉登的堂兄弟奈多馬（Thomas Nye）於1848年搭船航經台灣時船難失蹤，奈吉登展開營救，屢向美國政府當局要求派兵船、人員到台灣搜救。由於他的奔走，美國曾先後派四批軍艦來台，其中最有名的是打開日本鎖國政策的培理提督（Mathew Perry）於54年派阿波特上校（Captain Joel Abbot）率二艦訪基隆；較不為人知的、但意義重大且頗突兀的是，57年春，美國派水兵隊長辛茲（John D. Simms）以搜救失事船員為名，長駐打狗(高雄)，美國國旗、軍旗在港埠飄揚，達7月餘。50年代，奈吉登鼓吹美國併吞或租借台灣不遺餘力，但美國因黑奴問題正陷入南北矛盾，無力也無心於此，故美商乃陸續退出台灣市場，而於1858年起，由英商接手。1857年至63年，吉頓當了近6年的美國駐澳門副領事，1888年（光緒十四年）卒於清國，足足在華55年，可謂是個中國兼台灣通。這也是為何他有辦法提供史蒂瑞許多台灣的資料，包括一幅古地圖。引人好奇的是：史蒂瑞選擇來台，而非留在大陸考察，是否受到吉頓之影響？這只是合理的懷疑，也恐怕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疑惑。
第二位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駐廈門領事恒德森約瑟（Joseph J. Henderson），史蒂瑞拜訪他時，恒德森除了幫助取得赴台旅行證照，還半開玩笑的說：「萬一『生番』砍下你的頭，我一定派艘砲艇為你報仇，狠狠修理那些無賴！」恒德森留名台灣史是在1874年8月初，也就是在他碰到史蒂瑞10個月後，下令逮捕協助日本策劃攻打南台排灣族（史稱「牡丹社事件」，或「日本出兵台灣事件」）、也是他的前任領事李仙得將軍（General Charles W. Le Gendre），引起國際震動。
李仙得為南北戰爭北軍少將，作戰受傷、左眼失明，他的上司兼好友葛蘭特將軍（1869～77擔任第18任總統），遂推薦他為駐廈門領事兼管台灣事務。李氏在任期間（1866年6月派令，1867．1～1872･10正式就任），從1867年美船羅妹號（Rover）事件、68年樟腦戰爭英船砲擊安平事件、歷年的教案、商務糾紛案，都看得到這位獨眼龍將軍活躍的身影。他繼吉頓．奈伊之後，鼓吹台灣內山、後山為無主之地，美國應予佔領。其強硬作法不見容於美國駐清公使鏤斐迪（F. F. Low），遂去職，轉投入日本陣營，推動出兵台灣行動；他的「東亞文明月彎」概念，深深影響二次大戰日本軍方的「大東亞共榮圈」主張。有人認為他是19世紀影響台灣前途走向最大、最深遠、最富爭議性的西方人士。史大個兒（史蒂瑞身高6呎4吋，約193公分）雖無緣見到李仙得本人，不過卻從廈門一位愛德華赤（E. John Edwards）手中借到李氏在台灣取得的照片；可惜史氏的手稿似乎未予引用，或許探險歸來已還人。幸好，法國外交官出身的歷史學家于雅樂（C. Imbault-Huart）於1893年出版《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蒐集一位住廈門、也叫愛德華赤（Saint-Julien Edwards）所珍藏的多幅照片，使後人得能一窺老台灣面貌
。
在淡水登陸
史蒂瑞打點好一切，雇了2名曾到過台灣，精通閩南語、略通洋涇濱英語的僕人，於1873年10月2日傍晚登上海龍號（Hailoong），當晚由廈門直航淡水。號稱黑水溝的台灣海峽風浪不小，大個兒暈船、躺在底艙不醒人事；到了3號傍晚船抵淡水，好死不死，河口恰有艘擱淺的清國戎克船（junk），「 一群搶匪正大肆劫掠，幾乎快把船拆散了。根據該國的海事法，失事的船舶、財貨，皆為擱淺海岸居民所有，任憑處置！」史蒂瑞大概聽了洋商的說法，而下此「不太正確」的結論。為何「不太正確」？自荷治以迄清領，台灣島民的確發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精神，「乃船一擱淺，而居民輒冒險撈拾，或將船毀折」（引自《澎湖廳志》）；「台灣沿海匪徒，凡遇商船遭風撞壞，即乘危急之時，強奪貨物，連船板亦悉拆去，並不救溺水之人，惡習最為可恨！」（嘉慶年間閩浙總督方維甸語）。官府三令五申，祭出重法，無奈守法不是台灣的傳統，甚至連駐守的士兵亦加入洗劫失事船隻的行列，所以才造成外界的誤會，但也因此引起國際糾紛。即便史蒂瑞搭乘的海龍號，後來也在1882年擱淺白沙屯（今桃園觀音鄉大潭），船貨遭劫一空。
史蒂瑞下了船，糟糕，這才發現兩位僕人居然沒跟來淡水！原來他們上船後，又應朋友邀請，下船吃餞行飯，多喝了幾杯，而誤了船期。這可打亂他原本想從淡水徒步走到打狗的計畫，只好隔日續搭海龍號南下。可能是心情欠佳，加上船只停泊一晚，他對淡水輕描淡寫，略提已是英國領事館的紅毛城（the old Dutch fort，以及4日早上參觀寶順洋行（Dodd ＆ Co., 淡水埤仔頭，(今空軍氣象聯隊營區內）的製茶、裝箱過程。封好的茶箱貼妥包裝紙，「畫師隨即上畫，他們不僅僅描出紅、白兩色的漢字，也繪出茶農的工作及生活情形，其中更有生番出草、砍下茶農頭顱的畫面！」史蒂瑞認為經過火烘焙的茶葉散發出強烈的味道，想必已遭破壞，沖泡時味道必然變淡，好奇的買了烘焙過及未烘焙的兩種茶，回到船上請廚師沖泡，「喝完，實在分不出兩種茶的差異。」
此行未遇到馬偕（George L. MacKay），要到11月底再訪北部，兩人才相遇於五股坑。他可能也沒與「台灣烏龍茶之父」英商德約翰（John Dodd, 又譯稱陶德）碰面；不過一個多月後，德約翰邀請他參加聖誕宴會，史蒂瑞寫道：「德約翰邀請馬偕及一些當地洋人，我也沾光作陪。我們搭船逆流而上赴宴，碼頭與庭園亮滿華式燈籠。一進屋內，餐桌擺滿英國罐裝葡萄乾製成的布丁、用冰塊冷凍由香港運來的牛肉烹調成的烤牛肉、火雞等美食，穿著白衣袍、垂掛黑髮辮的僕人靜靜的環繞伺候，真是場賓至如歸的派對！」
德約翰對台灣的貢獻值得大書特書，他的到來揭開台灣經濟發展的契機。他是蘇格蘭人，1860年以顛地洋行（Dent ＆ Co.）雇員的身份來台考察商機，1864年在淡水創寶順洋行；1866年引進安溪茶苗；次年首創機器化製茶、將精選的烏龍茶試銷澳門獲得成功，並成為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代理商；1869年首創以兩艘帆船載運台產精選烏龍茶直銷紐約，因品質佳，倍受歡迎，遂引起其他洋行、台商競相投入，開啟北台的茶香歲月，大稻埕成了洋行、茶行集中地，台茶躍居外銷最大宗。
根據海關資料，1868至1894年間，茶、糖、樟腦的出口值分別為此時期台灣出口總值的54﹪，36﹪，與4﹪。同時期，茶佔北部出口值的90﹪，樟腦佔5﹪；而糖則佔南台總出口值的89﹪，可謂呈現「北茶、南糖」的現象。台茶大部分外銷美國，據1882~91年淡水海關報告書，台茶90﹪輸往美國，7﹪輸英國，3﹪輸往新加坡、馬來西亞一帶。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