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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真正對中國古代的兵器有了初步的正確認識，是1953 年到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門化」（相當於後來的考古專業）讀書後的事。當時郭寶鈞先生主講殷周考古，向我們講述了安陽殷墟發掘和浚縣辛村西周墓出土的有關殷周青銅兵器的考古標本，分析了有關這些標本的類型學特徵，這才使我對青銅時代的兵器有了正確的認識。
周緯先生的這本《中國兵器史稿》，應被視為近代中國學者對中國古代兵器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可惜完成書稿後沒有來得及修改，作者就去世了。該書後來是經郭寶鈞先生審閱並酌予刪削才得以出版的。閱讀周緯的書，看到他在去世前除一些傳世品外，只知道20 世紀40年代以前發掘資料中很少一部分考古標本，因此存有極大的局限性。而進入50 年代，隨著新中國考古文物事業的蓬勃發展，僅就有關古代兵器的考古標本來講，那本書早已過時。同時自北京解放後，年輕人一直接受唯物史觀教育，也懂得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道理，而兵器的產生與戰爭自然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把猿人使用的舊石器說成「兵器史」的源起，也是頗為乖謬之論。至於簡單地僅僅依據兵器的材質來劃分兵器發展的歷史階段，更遠遠不夠了。表明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學術的進步，對中國古代兵器史進行新的認真的研究，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了。凡此種種，也就進一步引起我對與兵器有關的考古標本的興趣。
開始嘗試寫與中國古代兵器有關的文章，已是從北大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以後的事。1959 年，我寫了討論北朝時期「鎧馬騎俑」（現在知道應稱為「甲騎具裝俑」）的小文章，發表在《考古》月刊上，可算是我對古兵器研究的第一次嘗試。那篇文章問題很多，特別是對馬具的論述，引來陝西武伯綸先生的指責。武先生舉西漢霍去病墓石雕中石牛身上線刻的鐙為例，說明漢代已有馬鐙。武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輩，本不擬回答，但是我們所長夏作銘先生認為學術討論不必考慮年齡和輩分，還是應予答覆。他支持我提出的長沙西晉永寧二年墓騎俑所塑馬鐙為目前考古資料中發現的最早馬鐙的意見，並告訴我霍去病墓石牛身上的鐙為後人偽刻，且「牛鐙」又非馬鐙，鼓勵我應該回答武先生。因此我又寫了《關於鐵甲、馬鎧和馬鐙問題》，指明西漢時尚無馬鐙，長沙西晉永寧二年墓出土的馬鐙是已知年代最早的，同時改正了上一篇短文中對漢代鎧甲論述的錯誤。
但是我在上世紀60 年代初對中國古代鎧甲和馬具研究的這些初步探索，由於十年動亂的降臨而匆匆結束。
「文革」期間的1971 年，我隨考古研究所絕大部分人員去了位於河南息縣的「五七幹校」，艱苦的勞作之餘，我的腦子裡還時不時地浮現一些考古問題的遐想。後來發生的一個偶然事件，再次點燃了我探討兵器考古的火花，那是在一次批判所謂「5.16」分子的會上，蘇秉琦先生不知為何打破他一貫的沉寂發言說：「5.16」分子是鋌而走險，鋌而走險意味著已臨失敗的前夕，鋌是短的匕首小刀子類兵器，到使用短的匕首類兵器時，正是戰鬥到最後沒有辦法的時候了……
當時我想，鋌似乎不能釋為匕首，或許老蘇公把鋌誤為鋋，即短柄矛了。所以想找時間和他討論一下，雖然當時我和先生的床緊靠在一起，卻沒能談成。因為蘇先生的發言竟招致「左派」同志認為是反動權威不老實考慮自己的問題而大加批判，我如果再去和他討論「鋌」的含義，自會被視為階級鬥爭新動向。雖然如此，我的頭腦中卻又不斷思考起有關兵器的考古資料。
從幹校返京後，我們一些被審查未「解放」的人，都集中在「編南室」中，終日無事，大家就各自找點自己有興趣的事幹幹，於是我就收集整理有關古代兵器的文獻與考古學資料。又由於其中文獻與實物標本都相對較少，易於收集，前人又較少研究的是甲胄，因此就由甲胄研究開始，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寫成《中國古代甲胄》的初稿。當時僅屬習作性質，並沒有考慮會有機會發表。這時夏作銘先生知道我在寫有關甲胄的文稿，當時他有空，就索要去看。出乎我的意料，夏先生對文稿詳加批示，並指出我的文字過於龐雜，把所能尋到的資料全都羅列進去，只算是個「長編」，他說寫文章要寫成「資治通鑒」，而不能是「資治通鑒長編」。所以必須認真剪裁取捨，重新精練改寫。
當我按夏先生意見改寫完成《中國古代甲胄》後，時間已是1975 年底，那時由於安志敏先生的幫助，我回到考古研究所編輯室原來的工作崗位。當時因《考古學報》缺稿，就讓我對此稿再加修改，分為上、下兩篇，分別刊登於《考古學報》1976 年第1 期和第2 期。此後，大家都認為我在研究古代兵器，招致《文物》月刊編輯部沈玉成兄不斷催促我為月刊寫中國古代軍事裝備劄記，從此一發不可收，自《文物》1977 年第5 期開始，到1979 年第3 期，我先後撰寫發表了《戰車與車戰》、《騎兵和甲騎具裝》、《甲和鎧》、《水軍和戰船》等多篇文章。1980 年，又將它們與《中國古代甲胄》等文集結成《中國古兵器論叢》一書，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該書又於1986 年出版了「增訂本」）。該書出版前，還由夏先生代我請王天木先生題寫了書名。
此後，我又應邀參加了《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有關中國古代兵器條目的編寫，並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第一版）》編寫時被聘請為《古代兵器》學科主編，從而與古代兵器的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通過幾十年對中國古代兵器的研究，深知應將有關知識準確而通俗地介紹給廣大群眾的重要，約三十年前也曾寫過一本科普讀物《古代兵器史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 年），但早已絕版，且部分內容已過時。目前坊間多見各種通俗介紹中國古代兵器的圖冊，但良莠不齊，多對介紹的古兵器圖片不注明來源和準確資訊。更有甚者，圖片說明錯誤百出，如有一個很著名的書局2011 年9 月出版的《中國兵器甲胄圖典》中，將山東青州出土的亞銅鉞誤為殷墟婦好銅鉞，將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出土陶俑誤為吐谷渾兵馬俑，等等，草草翻閱，即發現幾十處錯誤。表明將準確的古代兵器知識介紹給大眾，已屬刻不容緩。因此現在應三聯書店盛情相約，在過去多年研究中國古代兵器的基礎上，與在《文物》月刊從事多年編輯工作的李力女士共同撰寫成《中國古兵二十講》，奉獻給讀者。
為了有助於大家閱讀這本《中國古兵二十講》，我還想先介紹一下關於古兵的基本概念，以及在探究中國古代兵器產生和發展演進的歷史時應著重注意的一些問題。
首先要介紹兩個關於中國古代兵器的基本概念：
第一，古兵——中國古代兵器一詞，是指中國古代從原始社會晚期開始到封建社會終結為止，歷代戰爭中，軍隊在實戰中使用的兵器和裝備的總稱。也就如今日所說是軍隊的制式裝備，至於儀仗用具雖多華美，頗具文物鑒賞價值，但非兵器考古研究重點。至於武術器械等一般不列為研究內容。
第二，關於「兵器」與「武器」二詞的使用。在先秦文獻中，「兵」字本義即為兵器。《說文》：「兵，械也。從廾持斤，並力之貌。」後來推衍為用兵械的人也稱為兵，《說文》段注說得更為清楚：「械者，器之總名。器曰兵，用器之人亦曰兵。」同時，使用兵械作戰也稱兵，用兵械殺人也稱兵。漢代文獻用「兵器」，《後漢書•百官志》武庫令「主兵器」，或仍稱為「兵」，劉熙《釋名》卷七解釋兵器的篇目仍名《釋兵》。又可稱「兵械」（《史記•律書》），或稱「兵杖」（《漢書•文三王傳》）。
武器一詞晚出，武，通稱軍事、技擊、強力之事，古無兵械含義，至近現代權威性辭書《辭源》亦如此說，其1979 年修訂版武字注有八義，均無兵械之義。在現代社會，「武器」一詞又多與「武器系統」關連，典型的武器系統包括三要素，即殺傷手段、投擲或運載工具（武器運載平臺）、指揮器材（于錫濤：《中國軍事百科全書•武器系統》）。至於「武器裝備」一詞，一般包括戰鬥裝備和保障裝備，其三要素分別是火力、機動性、通訊能力。根據上述定義，在古代的遺物中，勉強可以視為原始武器系統的只有駕馬的戰車，其餘均以稱兵器為宜，因此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中是以「古代兵器」為名設立分支學科的。
說明以上兩點後，再要說明的是我在探研中國古代兵器時，首先是依據考古學的類型學和年代學的基本方法，保證了所依據的實物標本的可靠和科學性，分析兵器發展演變的序列。同時對有關的文獻史料，同樣要認真考辨，去偽存真，然後再與實物標本相結合，進行深入探研。在此基礎上，摒棄僅以器類分型為目的的舊模式，從注重出土兵器的組合關係，考慮到不同組合的兵器與使用者的聯繫，進而推導其與兵種、戰法的聯繫與制約的關係。在探研中國古代兵器產生和發展演進的歷史時，應著重注意以下問題：
1. 對中國兵器的發展階段的分析，必須摒棄落伍的石兵、銅兵、鐵兵的分期法，而以人類社會物質文化的發展階段，工具、用具和兵器的主要材質和製作技術等綜合考慮，採取考古學以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分期，再以火藥用於製作兵器作為冷兵器階段結束的標誌，進行古代兵器發展階段的研究。
2. 注重工藝技術發展與兵器的演變的關係，從古代到現代，都是將當時最先進的工藝技術用於軍事，以製作最精良的兵器。當金屬兵器出現以後，特別要注意出土金屬兵器的金相鑒定研究，將其成果應用於古代兵器研究（參閱韓汝玢：《古代金屬兵器製作技術》）。
3. 注意探索兵器的發展與作戰方式方法變化的關係，作戰方法的變化是和社會制度的變化相聯繫的，反映著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同時受到當時社會生產力的制約。不同的作戰方法對軍隊的組成、訓練和所使用的兵器，都有不同的要求。而兵器本身的變化和發展，反過來也影響著作戰方法的變化。這些變化的基礎，在於社會生產和經濟的進步。
4. 注意防護裝具與進攻性兵器發展的辯證關係，也就是盾與矛相互發展的辯證關係，「古代戰爭，用矛用盾：矛是進攻的，為了消滅敵人；盾是防禦的，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還是這二者的繼續」（毛澤東：《論持久戰》）。當新的精銳的進攻性兵器裝備軍隊後，更新防護裝具就提到日程上來了，防護裝具的更新又促使進攻性兵器進一步改進性能。
5. 火藥兵器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引起兵器生產的革命性變革。但是也應注意到新興的工藝技術與陳舊的社會關係的矛盾，當火藥兵器西傳以後，在歐洲引致翻天覆地的變化，資本主義的興起使火器發揮了革命的作用，最終導致「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於盡了」（恩格斯：《反杜林論》）。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更促進了槍炮的改進和擴大生產。反觀火藥兵器的故鄉——中國，長期陷於發展遲緩狀態的封建經濟，以及最高統治集團的禁海鎖國政策，使火器的研製和生產停滯不前，在歐美列強面前，從落後到挨打，最終使國家淪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這一教訓令國人永世難忘。
基於以上考慮，得出中國古代兵器的如下歷史分期：
1. 中國古代兵器，是指從史前時期兵器出現開始，直到封建社會終結，即清王朝的閉關政策在1840 年鴉片戰爭後被帝國主義列強打破為止，裝備中國軍隊用於實戰的兵器和裝備的總稱。其歷史以火藥開始用於製作兵器為分界線，分為前後兩大階段。北宋初編著的《武經總要》是明確記載火藥兵器最早的史籍，因此北宋正是前後兩大階段的轉折期，從史前直到北宋是冷兵器時代，北宋開始為火藥兵器和冷兵器並用時代。
2. 冷兵器時代，與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依據主要兵器的質地和工藝特點，區分為三個連續發展的階段，即石器時代的兵器、青銅時代的兵器和鐵器時代的兵器，也正是中國古代冷兵器的產生階段、發展階段和成熟階段。
3. 火器與冷兵器並用時代，依火器的創制和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火器的創制、火銃的發明及發展、槍炮在外來技術影響下的發展，也就是中國火器產生、發展和改進的歷程。
下面的《中國古兵二十講》，就是依照上面的歷史分期規律加以敘述的。
此外，在分析中國古代兵器時，也必須要注意中國古代戰爭的一些不同於其他古代民族、國家的特點，及其對古代兵器的影響。
1. 先秦時各國的國君和貴族均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所以都極力將當時所能掌握的最先進的工藝技術，優先用於兵器製作。
2. 中國古代兵法中《孫子•謀攻篇》強調「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因此對戰法和兵器裝備都有深遠影響。
3. 兵與禮俗，特別在先秦時期，禮俗對戰爭有很大約束力，常出現今人難以理解的情況，如《左傳》宣公十二年（前597 年）記晉楚泌之戰時，楚許伯致晉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同是泌之戰中，晉魏錡請戰楚後遭潘黨追擊，也是射麋回顧獻給潘黨，因而被放還，免於淪為俘虜的厄運。這些都是在其他國家或民族中不會出現的事。
因此許多古代禮俗對戰爭和兵器的使用有著特殊的影響。
4. 軍隊的兵種和裝備與民族的關係亦不容忽視，最常見的如遊牧民族軍隊一般以騎兵為主力兵種，匈奴、鮮卑、契丹、蒙古等皆如此，且各族騎兵裝備又各有特點，如南北朝時鮮卑騎兵重人馬都披鎧甲的甲騎具裝，而其後突厥騎兵則重人披鎧甲戰馬不披具裝的輕騎。這些都對兵器裝備和馬具的發展演變有深遠影響。
5. 兵器的民族特徵也應予以充分的注意，例如中國青銅時代的兵器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是句兵中的戈，它被李濟喻為「百分之百的中國貨」，「看不出一點一滴的輸入成分」。再如一些生活在邊疆的古代少數民族，如西南的滇人，使用的青銅兵器中有大量裝飾動物圖像的啄和異形戈，為其他各族青銅兵器中所不見。
只有注意到以上所述諸問題，大家再來閱讀我們這本小書，大約可以對中國古兵有概括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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