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不是與生俱來的。你必須透過行動來創造希望。你必須向全世界宣揚希望。只要有一個人有了希望，它就會傳染出去。」
──摘自國會議員亞歷山德里婭．歐加修-寇蒂茲與格蕾塔．通貝里的對談

二○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一個頭髮編成兩條麻花辮垂到胸口的女孩，在波蘭的卡托维兹（Katowice）站上講台。調整完麥克風的高度後，她開口說道：「我是格蕾塔．通貝里，今年十五歲，我來自瑞典。」她的聲音並不大，令人好奇這位年紀輕輕的女孩為何會到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向各國領袖演講。
通貝里很快就讓大家知道她不是鬧著玩的。如同早於她的甘地或哈維爾等偉大的非暴力領袖，她也準備與世人分享一個龐大的真理：
解決氣候危機是人類截至目前所面對的挑戰中最大也最複雜的一個。但主要的解決方案是那麼的簡單，就連一個小孩也能懂。我們必須立刻停止溫室氣體的排放。

在本書中，我們已經看到兩項非暴力抗爭的中心原則，引領了從印度、阿拉巴馬、加州、到捷克的運動。
1. 說出真理，不論其他人是否願意聆聽。
2. 根據你的信仰行動，即使需要犧牲付出，或可能撼動權力者意圖維持的體制。

第二項現在看來應該再明白不過。在整個二十世紀裡，非暴力運動人士在自己的呼籲被忽視時會拒絕讓步，勇敢面對不公義的權威，而且願意為此受苦。活動人士熬過了長途遊行、長時間示威、與絕食抗議。他們勇於面對猛犬、棒打、入獄、甚至生命威脅，只為了將自己的理念延續下去。
但真理和這有什麼關係？為什麼真理對這些運動這麼重要？
在一本介紹歷史上改變了世界的非暴力運動的書裡，還是很容易低估真理在這類運動裡的基礎角色。畢竟在二十一世紀，大家都相信一個國家不該殖民另一個國家、女性一如男性也該享有投票權、不能以一個人的膚色決定一個人的權利等等。如今這些都已經成為全球多數人所相信的理念。
但這些真理在當時都是視為激進思想。在一九一○年，大多數人不認為殖民印度有什麼問題。在一九五○年，許多人認為種族隔離是美國社會的合宜規矩，如同再早五十年前大家認為剝奪女性投票權是完全合理的一樣。許多人從瓦茨拉夫．哈維爾所謂的「活在謊言裡」受惠，並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自己的權力阻止其他人發現真理。
換個角度來說，公民運動的成就不僅是終結了合法且有政府撐腰的種族隔離制度，還讓某種曾引發爭議並常為人所忽略的真理成為主流觀點。如今僅有極端份子會挑戰這些馬丁．路德．金恩當時費心印證的觀點，大多數人都相信不該以膚色、而是該以個性論斷一個人。
但這並不代表這些極端份子如今就毫無力量，或他們的觀點永遠會被視為極端思想。事實上，近幾年種族歧視的風氣在美國與歐洲的政治環境中又上升到了最高點，而整個東歐的民主氣息在2019年也下降到比1989年還弱。有些真理即使當年看似銳不可擋，如今可能還是需要再次透過抗爭才能加以維護。
同樣的，一個真理在某地贏得勝利，不代表在其他地方也能自動獲勝。例如言論自由至今在中國、北韓、與俄羅斯等國家仍是遙不可及。而且雖然我們假設一個真理獲得勝利，可能促成大眾擁抱其他相關的真理，但不幸的，情況並非總是如此。舉美國為例，女性雖然爭得了投票權，但工作薪資依然低於男性，國會裡議員中也僅有五分之一是女性。
拜非暴力運動之賜，這世界已經比以往美好得多，但距離完美還有一大段距離，而且也不能保證運動人士所爭取到的成果不會再次流失。倘若大家都推崇謊言，真理是不會為自己辯護的。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當我們將注意力轉向現今正在發生的非暴力運動，會看到運動人士不僅努力試圖影響政治人物，首要之務就是讓這些領袖級人物，以及各地的平民百姓，先認識賦予這運動必要性的真理。許多時候這真理可能還沒什麼爭議，但可能很邊緣，很容易被多數人忽略或不當一回事。阻止全球暖化的努力就是如此。
格蕾塔．通貝里就是一位真理的堅持者：氣候變遷是千真萬確的，已經威脅到人類整體的未來。她相信只要夠多人面對並接受這個迫切的真相，大家就會開始採取行動。因此她隨時隨地都在宣揚這個真理，甚至不惜破壞常規以吸引大家的注意、並增加宣揚這個真理的機會。
格蕾塔．通貝里並不是在一夕之間成為全球氣候運動的代言人，雖然她變得舉世聞名的時間短得驚人，但這也是因為對的時候就該出現對的人。即使如此，一開始她所做的事和絕大多數運動人士還是沒什麼兩樣，就是在當地針對一個令人苦惱又不受歡迎的真相採取行動。
當格蕾塔在八歲那年第一次聽說氣候變遷時，她納悶大家怎沒把這最龐大、最迫切的議題視為當務之急。如果暖化是真的──而且不僅有壓倒性的科學證據，氣候變遷的跡象已經確實地在現實生活中出現──倘若數億、甚至數十億生命因為溫度增高、海平面上升、乾旱擴散而受到威脅；倘若整座城市因此變得無法居住；倘若已經快沒有時間減少造成全球暖化的碳排放，那麼為什麼，她納悶，全世界的人還不竭盡所能減少碳排放？
但格蕾塔和不分老少的其他人不一樣，她拒絕讓最初的震驚就這麼平息，回頭過自己的日常生活，並裝作自己也幫不了什麼忙。不，格蕾塔不一樣。她無法再關心其他的任何事。她為此陷入重度憂鬱，並停止進食。她盡可能閱讀了所有相關議題的資料，覺得自己非得完全了解這令人痛苦的真相不可。慢慢的，她逐漸開始為這議題發聲，先是在家裡，最後成功地說服自己的父母成為素食主義者、並拒絕搭飛機旅行。
但在滿十歲後，僅影響自己的父母已無法讓她滿足，必須開始向大眾傳播自己的訊息，畢竟格蕾塔相信時間所剩無多，如今大家都應該以緊急模式採取行動。她在一場演講中說道：「我們的家園失火了。」而且她這句話並不誇張，2018年瑞典正好發生該國現代史上最嚴重的一場森林大火，造成的溫度上升與乾旱蹂躪了全國一整個夏天。
格蕾塔也深受由年輕學生所組成、近年也展開一場非暴力運動的美國槍械管制運動團體「為我們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的影響。眼見這些運動人士「為反對校園槍擊而拒絕上學」，格蕾塔也開始從2018年秋季開始停止上週五的課，並利用這罷課時間前往斯德哥爾摩的瑞典議會參加反氣候變遷罷工。
第一天只有手持「為氣候罷課」標語的格蕾塔一個人，但第二天就有一位同志加入她。格蕾塔形容：「從第一步踏到第二步最難。但一旦踏出了第一步，距離發起一場運動就不遠了。」
幾個月後在波蘭站上講台時，格蕾塔的任務是以不讓大人聽眾再次忽視這個議題的方式揭露氣候變遷的真相。這是個不小的挑戰，畢竟各國領袖長年來都沒理會科學界的迫切懇求。
格蕾塔以一種讓人難以忽視的樸實坦率語調開始說道：「不論這聽來有多讓人不舒服，我們必須把話說明白，」她所謂讓人不舒服的真相，包含這個大膽的主張：「我們的文明正在為一小撮賺一大筆錢的人的財路付出代價。」
格蕾塔不僅堅定地說出她想陳述的真相，也展現出一種敢於直接質疑聽眾毫無作為的無畏。事實上，以一個孩子向坐滿會議廳的大人說教不僅沒讓她畏縮，格蕾塔還巧妙地利用這年齡差距的優勢：「你們在這件事上根本不夠成熟，」她說道：「還把負擔留給我們這些孩子……你們自稱愛自己的孩子勝過一切，但卻在孩子們的眼前奪走他們的未來。」
對抗全球暖化與書中其他運動有個很重要的差異，就是其他運動試圖改變的，是人類生活中既有的不公義：例如性別歧視的不公義、剝削勞工的不公義、極權體制的不公義。
雖然我們已經開始看到全球暖化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但就很多方面而言，這算是目前強加於未來的不公義，也就是大人轉嫁到青少年、兒童、與尚未出世的孩子身上的不公義。我們享受當下的慾望導致消費規模膨脹，為此付出的代價將由未來的主人翁所承擔。
氣候變遷的真相，賦予了格蕾塔．通貝里與成千上萬的青少年一種得以恣意說教及行動的特權，這或許能解釋他們的抗議為何能如此快速見效。資深反氣候變遷運動人士比爾．麥吉本（Bill McKibben）表示：「這場格蕾塔所發起的運動，我在全球暖化這件事上努力的三十年間所經歷過的最有希望的事。它以最尖銳的解決方案切入全球暖化這個跨世代的挑戰，並大膽要求大人證明自己真的夠成熟。」
如同麥吉本所說的，反氣候變遷並不是什麼新的運動。數十年來一直都有專家就全球暖化的危險提出警告。
因此，如同愛麗絲．保羅之於婦女參政權，格蕾塔．通貝里也要求大家為氣候變遷採取行動：她是一位老運動中的新面孔，一位不受挫於普遍性冷漠的激進理想主義者，一位拒絕向普遍認知中哪些事做得到、哪些事做不到的「現實」妥協的真理堅持者。格蕾塔知道上一兩個世代的大人對這類警告毫不關心，也知道其他和她同樣熱情的運動前輩長年來備受忽視。
但格蕾塔根本不在乎。
格蕾塔．通貝里有自閉傾向，曾在推特上形容自己是個「患有亞斯伯格症的氣候運動人士。」她相信這可能被大家視為缺陷的特質，其實反而是她不可或缺的人格特徵，讓她得以持續為宣揚理念奮鬥不懈。她表示：
對我們這種有自閉傾向的人而言，幾乎一切都是非黑即白。我們不擅長說謊，也不會像一般人一樣喜歡建立社交關係。很多時候在我們這種有自閉傾向的人看來，自己才是正常人，其他人則顯得很奇怪——尤其在環境永續危機這議題上更是如此。
要全面改善全球暖化，需要進行規模龐大的體制改革。從我們移動的方式、栽種食物的方式、到夜間保持屋內溫暖的方式，都需要重新構思並徹底改善。但從目前的政治領導階層並不積極採取行動看來，體制內運動可能不足以創造需要的變化，而對這變化的需求已是如此迫切。
因此格蕾塔．通貝里與她的年輕世代追隨者才會訴諸於非暴力直接行動。她表示：「有些人說我們不該參加運動，而是放手讓政治人物、甚至投票表決來促成改變。但一直看不到政治界在這方面有任何動作，我們能怎麼辦？」
因此罷課就成了年輕人為了吸引世人注意氣候變遷而行使公民不服從的絕佳手段。對大人而言，沒有任何事比要求孩子每天到學校上課更能展現自己權威。但格蕾塔說：「如果沒有人願意拯救未來，那麼要孩子學習未來所需的知識還有什麼意義？如果沒人重視最優秀的科學家所提供的知識，那麼讓孩子學習知識還有什麼意義？」
我們為不同的理由學習歷史。有時純粹是出於求知慾：一個瘦小、剃光頭、只披著一塊白布、穿著拖鞋的印度人，如何帶領全國人民爭取獨立？有時這些故事離奇得教人難以置信：想不想聽聽一個劇作家是如何推翻極權政府，並當上這個國家的總統？
但我們讀歷史還有一個更深入的理由：我們相信自己有了解過去的義務，因為我們越是了解過去，就越能知道該怎麼善用現在。
本書中的每一個章節裡所介紹的人物，都負責、勇敢、無畏地對抗自己時代中的不公義。這些運動人士發現自己的社會有某些地方需要改變，認為如今不變更待何時，因此舍我其誰地挑起了促成改變重擔。他們相信就連握有最高權力的人，都希望這些情況能維持原狀，但只要有足夠的人團結起來要求改變，改變就一定能成真。

重新檢視：哪些人以何種方式創造了歷史？

審視二十世紀初起的美國歷史，會立刻注意到幾起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
經濟大蕭條
第二次世界大戰
韓戰
越戰
甘迺迪暗殺事件
馬丁．路德．金恩暗殺事件
登月成功
網路的發明
9/11恐怖攻擊
阿富汗戰爭
伊拉克戰爭

這份清單告訴我們什麼？好吧，就是其中有一半是戰爭，或許這點並不令人驚訝。常說歷史圍繞著戰爭發展，因為戰爭是改變歷史進程的決定性因素。在戰爭中，掌權的是宣戰的政治家，與指揮戰役的將軍。
光是在二十世紀裡，一場又一場的軍事對抗，就造成了全球一億八千七百萬人的死亡。

但其中的其他事件又是如何？其中有一兩起與科技和創新有關。但剩下的幾乎都與平民百姓為自己爭取權利脱離不了關係，而且憑藉的是以暗殺或恐怖攻擊殺害他人的暴力手段。

這是否代表歷史大多是由暴力構成的？
如果答案是「是」，那麼不是政治家、將軍，或任何願意取他人性命的人的你，是否就完全沒有形塑未來的力量？

以下是同一段時期裡的兩起主要事件：1920年美國通過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婦女獲得選舉權，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宣告種族隔離違法。這兩起事件改變了數百萬人的人生，前者讓原本沉默的另一半人口有了聲音，後者終結了數十年的合法、制度性的種族歧視。
歷史並不是只有戰爭與暴力。

事實上，歷史常是由不同的衝突凝聚而成的。有時為數可觀的群眾不加入常規部隊或訴諸暴力手段，也能夠在由非政治家或將軍所領導的運動中團結一致，為自己的理念獻身抗爭。

例如，在爭取第十九條修正案的運動中，抗爭者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她們在政治運作中幾乎沒有正式的發聲管道，也沒有武裝部隊的支持，但這些女性最後仍得以迫使並說服一位美國總統及全國多數男性民選官員支持她們的主張。

至於爭取民權法案的抗爭，參與者則絕大多數是非洲裔。這些非洲裔男女飽受他們所反抗的人種偏見歧視及邊緣化，絕大多數都無權投票，也常遭受暴力攻擊，但最後還是說服了許多美國白人（以及代表他們的政治人物）一同反抗曾支配他們人生的人種歧視。

在兩場運動中，抗爭者都沒有參政權，也沒有傳統武器，但全都在未讓對手淌一滴血的情況下獲得了勝利。

他們強大力量的來源是什麼？
就是非暴力運動。

第十九條修正案運動最後衝刺階段的領導者愛麗斯．保羅，是一位進不了投票亭的貴格會教徒。吹響民權法案運動號角的馬丁．路德．金恩，則是一位無法擔任公職、甚至不能用白人使用的飲水機喝水的浸信會牧師。

保羅與金恩都是啟發、動員、組織廣大群眾團結一致，為自己的理念奮鬥、犧牲的運動領袖。在政府體制外運作並拒絕暴力手段，婦女參政運動及民權運動都以非暴力抗爭將群眾的弱點轉化為力量，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非暴力運動並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論史上最偉大的非暴力上抗爭，可能當推由甘地所帶領的印度獨立運動莫屬。這場運動在未引發血腥的獨立戰爭的情況下，順利終結了英國近兩百年的殖民統治，為三億人帶來了自由。非暴力抗爭也幫助了許多國家推翻了由最強大、最威權的國家之一——蘇聯所扶植的極權政體。
只要爬梳歷史，就不難看到許多非暴力抗爭成功改變歷史進程的例子，效果堪比不費一發子彈的戰爭。
這代表我們可能沒把歷史讀對。
至少讀得不夠完整。
但什麼是非暴力運動的真正定義？是不是任何拒絕暴力手段的運動，就能被自動歸類為非暴力運動？
並不是。
非暴力運動人士會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運用破壞性、高風險的策略挑戰權力，打斷正常的社會運作模式。

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讀到，非暴力運動人士懂得利用各種技巧與策略彰顯自己的主張。專門研究非暴力運動的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曾整理出一份清單，網羅了全球非暴力抗爭曾運用過的手段。

猜猜清單裡共有幾則？
一百九十八則！

示威、罷工、抵制、蓄意觸法──也就是所謂的公民不服從──不過是非暴力運動人士最知名的手段。不論他們最後選用了哪些方法，成功的首要條件都是組織及動員願意挑戰權力的大規模群眾的能力。

很多時候，組織活動的第一階段雖然和平，但技術上都不算是非暴力運動。原因是這類組織往往發生在體制內，完全合法並為政府所允許。

例如，婦女在1920年為自己爭取到了投票權，但她們所發起的婦女參政運動早在1848年就已經開始。數十年來，婦女政權論者舉行會議、做演講、拉連署、寫社論、爭取政治人物遊說、甚至出庭辯論法律原本就賦予了她們投票權。

這類體制內的運動喚起覺醒意識，轉變大眾輿情，召喚成千上萬的支持者投入，甚至獲得了一些勝利（例如某些州為了保障婦女參政權進行修憲）。這些手段雖然關鍵，但仍不屬於非暴力運動的範疇。直到依法行事六十多年後，某些婦女參政權論者才決定該是採取更激烈手段的時候了，這才開始衝撞甚至抵觸法律。從這時起，這場運動進入了非暴力抗爭階段，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示威、公民不服從及絕食抗議。

在本書所介紹的大多數故事裡，都是先以體制內運動為後來的抗爭運動打定基礎。甘地由律師活動家轉變成不惜觸法的非暴力運動家；破壞體制的蒙哥馬利公車抵制運動（Montgomery Bus Boycott）有一部分是受法院判定種族隔離違憲的判決所鼓舞；凱薩．查維斯則是在帶領農工罷工並抵制葡萄前，先幫助他們組織了工會。

體制內運動在正義之戰中至為關鍵，也有許多書籍討論這種運動形式。但本書將聚焦於不公義的頑固程度讓這些手段已不夠有效、必須採取更激烈的行動才能因應的階段。

非暴力運動就是這麼一回事。但它如何運作？在這軍隊的力量史前無例地強大、舉世槍械氾濫的時代，人民不靠暴力手段，要如何對抗他們的對手？

回答這些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陳述過去百年來最傳奇、最感人的非暴力抗爭人士的事蹟。這並不代表非暴力抗爭是近代獨有，它的歷史可回溯至許多世紀前，甚至包括聖經裡的耶穌與其身後無數的追隨者，但這種追求正義最直接的手段，從上個世紀起展開了耀眼的復興。我們將看到雖然這些抗爭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但每一場其實都是獨一無二的，也讓我們見證到非暴力行動如何運作、為何有效。

這些故事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非暴力運動人士選擇對抗不公不義，拯救遭受壓迫的受害者。或許你會以為信守非暴力信條的抗爭者厭惡衝突，但事實正好相反。非暴力運動人士是勇於挑戰對手的鬥士，只不過他們發動的戰爭與戰場上的看起來很不一樣而已。

我撰寫本書的用意，就是因為我相信非暴力手段──其實越不和平越好──是比較理想的抗爭方式，甚至可能是修復這支離破碎世界最好的方式。

希望讀完本書後，你也會同意我的觀點，並在這些故事的啟發下，加入正在努力以非暴力手段改變世界的鬥士。

序／重新檢視：哪些人以何種方式創造了歷史？
CH1　不願臣服，也拒絕使用武力的非暴力抗爭：甘地與印度獨立運動
CH2　拒絕當弱者的非暴力抗爭：愛麗斯．保羅與女性投票權
CH3 對手恨你入骨時，非暴力手段才是對抗之道：馬丁．路德．金恩與C計畫
CH4 以非暴力手段壯大自己以贏得抗爭：凱薩．查維斯與農工運動
CH5 以非暴力手段在專制鐵腕中創造真民主：瓦茨拉夫．哈維爾與絲絨革命
終章／以非暴力手段爭取更宜居的未來：格蕾塔．通貝里與反氣候變遷運動
過去百年來值得注意的其他非暴力運動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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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修復支離破碎的世界，這是唯一...

非暴力抗爭：修復支離破碎的世界，這是唯一的方式！（二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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