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礦業世家：基隆顏家
（1）顏浩妥家族來台
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修士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在1631年到1633年（明崇禎元年到六年）在台灣客居時寫了兩篇報告， 這兩篇報告是西班牙治理台灣時最豐富的文字紀錄，內容大致說在雞籠灣附近，稱為金包里（Taparri）和大雞籠社（Kimaurri）的兩組人群一起享有同樣一種語言和文化，是台灣唯一非農業也非漁業採集的南島人種，平常會拿硫磺、黃金和漢人交換琉璃球、鐵器、織品，然後再拿這些交易品向其他更內陸的原住民交易黃金、鹿皮等物品，他們會製造鹽、箭頭、農具、衣物、小刀等物和漢人、其他原住民進行以物易物的活動，懂得粗淺的記帳，不容易受漢人欺騙，他們以雞籠（今基隆）為根據地，對外從事交易的活動。
正因為在17世紀雞籠扮演貿易中樞的角色，所以在雞籠建立商業基地應該有很大的發展性。西元1626年（明熹宗天啟六年）5月5日，西班牙菲律賓施爾瓦（Fernando de Silva）總督率領軍艦沿著台灣島東岸北向航行。5月10日西班牙首先在雞籠東北方的Santiago（今三貂角）下錨，此處就是西班牙人稱呼的聖地牙哥，然後再向雞籠行進。5月16日，在雞籠入口的小島社寮島（今和平島）進入台灣，這個時候社寮島已有金包里和大雞籠社人入住了，在社寮島的對面陸地可以看見漢人的足跡，常見中國的帆船、舢舨在這裡下錨。當天，西班牙占領了社寮島，舉行占領儀式，並且展開築城，取名為「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後人稱為「雞籠城」或「紅毛城」，在大沙灣（今中正區）一代修建中國人的街市，稱為「澗內」，於是招徠了很多漢人來此行商。從此西班牙控制了雞籠地區、淡水河下游、北部沿海、蛤仔難一些地方，另以雞籠為中心，招商進行中日貿易，且積極開採硫磺，促成基隆港在1634年至1635年（明崇禎七年至八年）榮登華南和馬尼拉的貿易中心之地位。
平常，西班牙人每一年派遣兩次補給船從亞洲總部馬尼拉到雞籠的聖薩爾瓦多城，載送守軍的薪水、購買中國貨物的美洲銀幣、軍火、糧食等物資，然後再把購買的中國貨物運返馬尼拉。不過，到了晚期西班牙的補給船並沒有如預期載來雞籠港需要的補給，致使中國商人等不到從馬尼拉運來的美洲銀幣，逐漸地就不再和西班牙人做生意了，致使雞籠港的貿易額沒有辦法達到西班牙人當初預期的數據。到現在，教會史學家和晚近的史學家討論西班牙馬尼拉當局撤出北台灣據點的決定，是柯逵拉（Sabastian Hureado de Corcuera）總督的決策所致，主因在於沒友達成原來擬定的政治目標，又馬尼拉的經濟發展不如預期，殖民雞籠對西班牙在亞洲發展貿易沒有多大幫助，何況雞籠全賴馬尼拉的財政挹注，所以當馬尼拉在1630年代至1640年代景氣不佳時，雞籠城為裁撤的第一首選了。 1640年（明崇禎十三年）9月中旬起，南台灣的荷蘭人兩次派人偵察淡水、雞籠，了解西班牙人以消極經營北台灣，而且只剩400人駐守雞籠、淡水，故於1642年（明崇禎十四年）8月17日大舉進攻雞籠，西軍守軍祇剩320人，經過一番激戰，荷軍獲勝，在8月26日正式進入聖薩爾瓦多城，終結西班牙占領北台灣15年又3個月的統治，從此北、南台灣全部落入荷蘭人的手中，但因為荷蘭人的殖民重心放在台南，故並未積極開發北台灣。到了明鄭時期，鄭氏王朝除了派遣軍隊驅趕少數居住在雞籠的荷蘭人，拆毀荷蘭人修建的城堡外，仍然以台南為主要發展重鎮，對於北台灣的經營可以說微乎其微。
清康熙二十三年（西元1684年），清廷將台灣納入版圖，設立一府三縣，當時的基隆屬於諸羅縣，但是除了戌兵防守外，很少有漢人的足跡踏到基隆開發。一直到清雍正初年（西元1723年），才有第一批漳州人在港灣南邊，旭川河南岸（今仁愛區、興里忠三、忠四路、孝一、孝二、孝三、孝四路一帶）開發崁子頂街，這就是今日基隆市街的起源地。在清乾隆年間，今日的仁愛區新店、文昌里附近開闢了新店街、暗街仔街，吸引了大批人潮，日復一日地繁榮起來。清嘉慶年間，因為打通了基隆到噶瑪蘭的道路，開發了噶瑪蘭平原，間接促進基隆的發展。到清嘉慶十三年（西元1808年），在艋舺設立水師游擊，在基隆設立塘兵10名。由於漢人移民越來越多，官方決定填築海濱，增加住居面積，增建房舍。清道光二十七年（西元1847年），英國海軍少校戈敦（Lient R. N. Gordon）來基隆實地勘查，且撰成一份報告，2年後美國也派遣一艘東方艦隊雙桅船「海豚號」（Dolphin）探勘基隆的煤礦。5年後，即清咸豐四年（西元1854年），美國艦隊司令培里（Mathew C. Perry）遠征日本後，派遣阿波特（Abbot）上校指揮「馬其頓號」（Macedonian）、辛克雷（Sincláir）少校指揮「補給號」（Supply）2艘軍艦到基隆勘察煤礦。雖然英、美兩國陸續提出開採煤礦和開放台灣通商口岸的要求，但是都被保守的清廷拒絕，一直到清咸豐八年（西元1858年），清廷因為英法聯軍之役，不得不簽訂《天津條約》，同意開放安平、淡水兩港，於是清同治二年（西元1863年）八月十九日基隆開關起徵，歸淡水「正口」管轄。其實，基隆的港口條件比淡水好，可惜貿易量太少，外國人僅設立「費爾、哈士迪斯洋行」一家，探究其因，主要原因在於基隆外貿的結構，由於北部地區的出口貿易貨物以茶、樟腦為主，主要產地分布在淡水河系區域裡，故大部分集中在大稻埕、淡水出口，但基隆主要出產煤炭，但卻遭清廷禁止開採，加上民間對煤炭的價值認知有限，大都不願意採用西式的器材與方法開採煤礦。發展到清同治九年（西元1870年），因為福州船政局提出需求的煤礦可由台灣就近提供，而且台灣民間盛行私採，促使清廷派人實地探勘，到頭來只好開放採礦。在清同治十年至十二年（西元1871至1873年）之間，基隆煤產量倍增，也讓出入於基隆港的貨船頻繁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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