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記憶的烽火愛情歲月〉
在這樣一個時代，他們說了什麼？
如果說所謂「學術研究」，是蒐集前人研究文獻，仔細閱讀整理，條理出已成規模，再依此規模上加上個人一二條目，切忌少讀、慎勿多言：又在各自學派中標榜一二大家，刻意膜拜高抬，依附於此人羽翼之下，那麼齊邦媛就絕不是一位這類「學者」。她說過，最想做的是創作。正因此，齊邦媛的文學評論最大特點就是感動人，一腔熱血，敢說真話。齊邦媛所服膺的文學研究精神首先是法國泰恩（Hippolyte Taine，1828-1893）提出的文學「三環說」，她在《千年之淚：當代台灣小說論集》的〈自序〉中說：「西方文學理論流派眾多，但泰恩所持文學三要素時代、民族、環境，仍具支配性地位。」齊邦媛在多處重複一個問題，那就是：在一個時代，作家說了什麼？他們怎樣記憶了自己的那個時代。例如在論司馬中原（1933-）《荒原》、姜貴（1908-1980）《旋風》和紀剛（1920-2017）《滾滾遼河》時，齊邦媛說這三本書都以雄渾筆觸寫苦難和不屈的奮鬥，她強調：「我認為文學史上的重點先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他們說了什麼？』」
本此「忠於時代」的精神，齊邦媛曾經把潘人木（1919-2005）的《蓮漪表妹》和鹿橋（1919-2002）的《未央歌》做一個對比。同樣寫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學生，鹿橋筆下的大學青年男女無憂無慮，對於他們身處的烽火年代毫無感覺，仿佛擦身而過，根本不在同一時空。齊邦媛〈與時代若即若離的「未央歌」〉一文，直接說︰「為何會如此全無憂患意識呢？是誰在投彈，炸的又是誰？即是中國人，又是大學生，怎會有如此怪誕冷酷的戰爭觀？」談潘人木的《蓮漪表妹》，齊邦媛1988年〈烽火邊緣的青春：潘人木《蓮漪表妹》〉一文說︰「〈蓮漪表妹〉的大學生生活幾乎毫無歡樂的氣氛，校園上似乎沒有花，只有冰雪。作者潘人木用幾近悼念的心情紀錄了一個謬誤的青春。她的手法看似寫實，卻處處蘊含著嘲諷和悲憫。」潘人木寫的是抗戰期間大學生的理想和愛國熱情，他們的痛苦和犧牲，他們實際走過苦難，哪裡有《未央歌》裡的歡樂心情？2005年，齊邦媛〈蓮漪，你往何處去？──再寄潘人木女士〉一文再重申：
「一九八八年，在紀念抗日戰爭開始的五十一周年紀念日，聯合副刊刊登出了我讀潘人木作品的〈烽火邊緣的青春〉一文，那時蓮漪已為文壇熟知三十多年，我是將她與我一年前寫的〈與時代若即若離的《未央歌》〉作對照，想說的是文學創作應如何「忠」於時代──八年抗戰的時代。這兩本以大學生活為主題的著名小說卻敘說著全然不同的故事。」
無疑，齊邦媛對《未央歌》的逃避現實、創造假想桃花源無法認同，而主張直面人生，記憶一個真實的世代，儘管它不那麼美好。
潘人木是反共的，《蓮漪表妹》這本小說寫出了政治激情造成的傷害，一般常和姜貴《旋風》同列台灣一九五○年代反共文學。在政治立場上，齊邦媛也明確是反共的，她親身經歷過共產思想如何滲透入大學，以及政治立場如何造成分裂。在《巨流河》中，齊邦媛特別寫了聞一多（1899-1946）這位詩人教授：
「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我常想聞一多到四十五歲才讀共產制度（不是主義）的書，就相信推翻國民黨政權換了共產黨可以救中國，他那兩年激烈的改朝換代的言論怎麼可能出自一個中年教授的冷靜判斷？而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衝動激情的後果嗎？」
這裡牽引出齊邦媛極引人深思的一個主張，她說台灣「反共懷鄉文學」是中國大陸1976年文革結束後出現的「傷痕文學」的序曲，這兩種文學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寫政治造成的苦難。1989年齊邦媛發表〈千年之淚：反共懷鄉文學是傷痕文學的序曲〉，重新為當時幾乎為人遺忘的「反共文學」正名。這裡她開宗明義地說，文學是一個民族集體的回憶紀錄，而傷痕文學讀來似曾相識，因為寫的都是中國現代的苦難。一九八○年代中期，大家熱烈吹捧傷痕文學時，齊邦媛提出：
「『傷痕文學』和三十多年前的『反共懷鄉文學』中苦難的形式和無意義（senselessness）是如此相似！不僅都寫離散、迫害和飢餓，也都是認命吞聲之作，沒有真正的抗議，連強烈地問『為什麼受苦難？』都沒有。頗有自虐的『美德』。」
多麼一針見血的警言！自反共懷鄉文學到傷痕文學，充斥的是傾軋、陷害、出賣，見證的都是抽離了愛的世界。沒有反省、沒有抗議，為什麼苦難？為什麼停留在苦難，還以此自豪？這裡齊邦媛寫1985年在德國西柏林教書時，一次波昂與科隆中國同學會主辦的文學座談會上，旅歐中國作家說：「台灣有些文學技巧，但沒有大陸的『大時代』！」對此齊邦媛寫道：「我則認為他們那樣的苦難歲月怎能稱之為大時代？多年以飢餓、貧窮、猜忌、離散為題材的文學又有何優越之處？台灣的反共懷鄉文學中拔根之痛，歷史意義之大，勝過傷痕文學。」齊邦媛認為，社會情勢變好之後，正常社會的其他題材應取代苦難，永遠停留在苦難絕非優越。為什麼沒有想從苦難中提升，改變命運，進而達到人與人之間愛的連結？那才是所有世界文學的最高宗旨。
齊邦媛這一代，出生於上個世紀的二○年代，青少年時期遭逢八年抗日戰爭（1937-1945）、四年國共內戰（1945-1949），緊接著是中國現代史上的1949大分裂，國民黨渡海來台，共產黨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她這樣形容自己的青春年代：「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聞、目見、身歷種種歷史上悲壯場景，許多畫面烙印心中，後半世所有的平靜及幸福歲月的經驗，都無法將它們自心中抹去；這當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歲到二十歲，在我全部成長的歲月裡，日本人的窮追猛炸。每一天太陽照樣升起，但陽光下，存活是多麼奢侈的事。」這一代中國人，他們的青春歲月沒有太平盛世，有的是顛沛流離的戰亂殘酷，他們的人生視野和人格特質不同於承平歲月的人，當然就是憂患意識以及強韌生命力，說得更精準些，就是深知「苦難」二字。古遠清在〈台灣當代女評論家論〉一文中確切點出：「齊邦媛雖不是搞創作的，但她的評論和她的悲憫的感情色彩、孤寂的獨特生活道路有密切的關係。與其說她是在肯定『反共懷鄉文學』，不如說是肯定齊邦媛自己帶有苦難色彩的一生。」
〈三毛的快樂天堂〉
快樂天堂：女浪人、自然之子
三毛對七○、八○年代的台灣青年，以及八○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大陸青年最大的影響，當然就是她的流浪精神。她提供了一個勇敢闖天涯的女浪人姿態，特別是早期的小說集《撒哈拉的故事》，無意帶動了整整一代台灣年輕人向外奔走的風潮。三毛究竟是怎樣的女浪人呢？她為何出走？出走後去了哪裡？又如何在外地生活？對照出國前的自閉、小丑與囚禁人生主軸的陳平，出國後的三毛人生主軸為何？
三毛的反體制，核心關鍵就在於，她是一個徹底的自然之子，唯獨在與自然融合的時候最快樂。這樣的精神境界涉及的是獸性與神性，唯獨不涉世俗人情。1967年三毛出國，先後在西班牙、德國、美國伊利諾州駐足，這段時間她曾和德國青年J交往，也有婚嫁打算，從她這段時間給家人的信中可以清楚看到。然而奇特的是，陳平彷彿步上她的老師胡品清（1921-2006）後塵，對於做一個外交官夫人其實並不適志，也不稀罕。1971年，三毛回到台北，經歷兩次婚變，2年後再度遠走西班牙。說來陳平的人生的確非常「戲劇化」，甚至有一種貴族式的驕縱，每當遇到情傷，就要自殺。為了防範自殺，她再度遠離傷心地台灣，回到讓她快樂的西班牙。陳平的老師胡品清對她的描述最貼切：「一個令人費解的、拔俗的、談吐超現實的、奇怪的女孩，像一個謎。」「喜歡追求幻影，創造悲劇美，等到幻影變為真實的時候，便開始逃避。」另外，在眾多對三毛評價中，令人眼睛一亮的是朱西甯（1927-1998）以「唐人三毛」稱許她；「他國人每稱中國人為唐人，三毛才真的配是唐人那種多血的結實、潑辣、俏皮、和無所不喜的壯闊。」朱西甯堪稱三毛知音，三毛自己也說：「我要好好的看守自己，對待自己，活得像一個唐人女子，來報答我們共同的父母。他們的名字，也叫中國，正如你我。」
女浪人衝破台灣教育和社會體制，勇敢闖蕩天涯，在大自然中找到歸依。她在大家往美國留學的年代去了歐洲，這當然因為三毛的爸爸陳嗣慶在西班牙有朋友可以照顧女兒，但我們也清楚看到，三毛一生多次赴美，卻始終不喜歡美國，甚至是厭惡美國。三毛〈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寫給姊姊的信：「如果J不失敗的話，冬天我們找事結婚，如果通不過考試，我希望回台灣來，因為長期用爹爹錢心中實在不是滋味，美國人情淡薄我亦不想去」，美國的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人情的冷漠，每每使她受創。1984年她寫給丁松青神父（Fr. Barry Martinson 1945-）的信中也說，加州的人很好，陽光絢爛，街道乾淨，但她不屬於這裡，非常寂寞孤單。反觀三毛一生鍾愛的西班牙，浪漫奔放的民族性，卻是最適合她浪人性格的國家，同時，三毛和荷西的生活方式，無疑也有七○年代嬉皮運動色彩。三毛愛西班牙，時時掛在嘴邊，〈夏日煙愁1982年的西班牙〉一文：「天暗了，原野上的星空亮成那個樣子，一顆一顆垂在車窗外，遼闊的荒夜和天空，又使我的心產生那熟悉的疼痛。對西班牙這片土地的狂愛，已經十七年了，怎麼也沒有一秒鐘厭倦過它？這樣的事情，一直沒有答案。」
除了西班牙，最能夠與三毛連結的自然景觀就是沙漠。為什麼是沙漠呢？從1973到1976定居北非西屬撒哈拉沙漠，到1989年遊甘肅莫高窟鳴沙山沙漠，她都是這樣的癡心投入，究竟為了什麼？在〈哭泣的駱駝〉一文中，三毛這樣寫沙漠：
「世界上沒有第二個撒哈拉了，也只有對愛它的人，它才向你呈現它的美麗和溫柔，將你的愛情，用它亙古不變的大地和天空，默默的回報著你，靜靜的承諾著對你的保證，但願你的子子孫孫，都誕生在它的懷抱裡。」
這裡我們看到，三毛眼裡，沙漠的偉大就在於它亙古不變、默默接納眾生的包容性。大地、天空，這種大自然的永恆，正是三毛筆下的天地之美，一再重複的價值。三毛寫加那利群島的〈逍遙七島遊〉，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
「荷西與我離了車站，往一條羊腸小徑走下去，兩邊的山崖長滿了蕨類植物，走著走著好似沒有了路，突然，就在一個轉彎的時間，一片小小的平原在幾個山谷裡，那麼清麗的向我們呈現出來，漫山遍野的白色杏花，像迷霧似的籠罩著這寂靜的平原，一幢幢紅瓦白牆的人家，零零落落的散布在薄得如同絲絨的草地上。細雨裡，果然有牛羊在低頭吃草，有一個老婆婆在餵雞，偶爾傳來的狗叫聲，更襯出了這個村落的寧靜。時間，在這裡是靜止了，好似千萬年來，這片平原就這個樣子，二千萬年後，它也不會改變。」
三毛筆下的異域，無論是撒哈拉沙漠還是大加那利群島，都有沈從文（1902-1988）的湘西風格，永恆的寧靜、強韌無聲的生命延續、如天地間動植物般生活的人群。這種生生世世、亙古不變、融入四季生滅的村民生活，正是三毛寫出的生命感動，一個自然之子的寧靜和永恆。不僅是寧靜，而且是一種被大自然慈母擁抱的安全和溫暖。三毛在大自然中找到安全，而台灣制式化框架的束縛，對三毛來說無疑就是刑罰。〈銀湖之濱──今生〉一文，三毛寫厄瓜多爾，有這樣的感慨：「在台灣的時候，曾經因為座談會結束後的力瘁和空虛偷偷的哭泣，而今一個人站在曠野裡，反倒沒有那樣深的寂寞。我慢慢地往村內走去，一面走一面回頭看大湖。」寧願自己隨時消失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就是不要在台灣，這個奇特的尋死、而且要死在異鄉的心境，我們在後來朱天文和朱天心的筆下再次看到。果然，《三三集刊》的成員和朋友都有一種荒人、廢人、浪人心態，而這一切的最初原創，竟然就是三毛。
三毛要的就是天然、絕不雕飾；一切世俗都是醜惡，而一個人變得世故，簡直就是罪惡。她在文化大學教書，也告誡學生，如果他們變得世故，被社會染缸同化，就不是她的學生：
「回過來說我的教學和孩子，我知道要說什麼。孩子，我們還年輕，老師和你們永遠一起年輕而謙卑，在這份沒有代溝的共同追求裡，做一個勇士，一個自自然然的勇士。如果你，我的學生，有朝一日，屈服於社會，同流合污，而沒有擔起你個人的責任和認知，那麼，我沒有教好你，而你，也不必再稱我任何一個名字。」
世俗在三毛眼裡就是惡質，世故，更是罪惡。她一生最大的努力就是「反世故」。一種至情至性、赤子之心，就是三毛畢生提倡的價值。三毛真正快樂的歲月，就是可以放懷做自己，無論是出國浪遊、融入自然，還是關在自己的房子裡優遊自得。在台灣制式化的社會裡，她是小丑；離開台灣島，就海闊天空，大自然可以接納她、素不相識的人可以欣賞她，家，是任何一個可以棲息靈魂的地方。更確切的說，三毛的快樂天堂，就是遠離人群，安全地在自己的世界中遨遊，身心舒暢，沒有任何壓力。因此，除了融入大自然，她自閉的囚牢，其實正是她的快樂天堂。三毛1989年〈我的快──樂──天──堂〉一文值得細細審查：
「原來，在我的一生裡，最愛的──東西，被我理了出來。
衣裳。布料。
房子。建築。
衣裳包裹我的肉體。房──子，將我與外界隔絕。──
造就我那──緊張兮兮的──靈魂。
對，我就是那種，那種靈肉一定要合一的人。」
三毛的快樂天堂竟然就是房子，一個可以自閉的安全所在，房子可以「防止」他人入侵，讓她獨自遨遊其中，如此說來，三毛最終選擇在榮總病房自縊，竟然是她的最高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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