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疫情世代下，如何一起打造防疫共同體？╱王鼎棫
還記得那段新冠肺炎（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延燒的歲月嗎？
有好一陣子，我們沒法去教室上課或辦公室上班，切斷了外界聯繫，平日的居家生活瞬間變成荒島求生。有家室的人，更在煩惱該如何兼顧在家上課不出門的孩子，還有焦頭爛額的工作。社會輿論也不時充斥疫情管制的爭論；那起伏不定的確診與死亡人數，總是讓人心神不寧。
雖然我們緊守分寸度過每一天，且若不得已拚了命出門後，大舉酒精噴霧伺候是家常便飯，非要弄滿身上都是酒精才敢回家；更別說走在大街上，還要隨時擔心身旁的陌生人，深怕對方一個咳嗽，就帶來可怕的後遺症。
除了普遍的煩悶與恐懼，也有人們因為疫情，生計面臨緊縮，加重肩頭上的風險。例如不時全體停工的服務業，面對傳染無法說不的醫護、警消人士，還有因疫情而逆勢加重負擔的物流界。
這樣人與人之間共有的緊繃狀態，在大眾的生命經驗裡，除了無法想像，更多的是難以負荷。對的，我們都有共識，這是一場令人印象深刻，但絕不想再來一次的經歷。
在這近年來最嚴重的全球災難，我們學了什麼教訓？
從新冠肺炎爆發以來，按照學者林宗弘的整理，台灣的疫情發展可分為三階段：
第一個階段可稱為「國境管制期」，從二○二○年一月到二○二一年三月；這段期間，感染者大約一千兩百人，死亡十二人，絕大多數是境外移入——政府防疫尚且安穩，並能維持經濟成長。
第二個階段為二○二一年四月到二○二二年三月的「境內控制期」，由於Alpha病毒傳入，開啟了社區感染與全島擴散，引起民眾恐慌與國際關注，卻也在中國外交與軍事壓力下，促成日本與美國捐贈疫苗的重大國際合作事件。
第三個階段是二○二二年四月以來的「漸進解封期」，Omicron病毒傳入造成全面感染，雖然感染死亡率與國際相比不算高，但是仍造成台灣社會面對健康損失與經濟復甦的兩難。
隨著疫情起伏的，是不同時期下，台灣社會對管理政策爆發的種種質問。民眾不時懷疑「入境者需不需要全面普篩？」又或對「特定疫苗的保護力」、「疫苗可不可以緊急授權」與「疫苗分配是否不公」喋喋不休。甚至，經濟復甦該如何是好，大家就「發現金或振興券」也都有一套滔滔不絕的說法。
理想的情形下，民眾對於各種疑問，如果都能清楚接受，據此採取防護措施，想來更能合力控制疫情，早日走出陰霾。
但這些疑問背後，往往聳立知識的高牆（公共衛生、醫學甚或法律規範），難以讓人跨越，也使各種激烈爭辯之中，往往參雜許多似是而非的認知——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對良好的溝通，形成無比強烈的挑戰，陰謀論也不時甚囂塵上。
多疑很好，它是理性發展的基底，但欠缺明確定義、一貫邏輯與充足證據，多半只會變成「為反對而反對」。至於那些對於人們日常生活非常重要，卻乏人問津的事項；像是教育或職場因疫情產生的質變，或人際相處因疫情所引發的歧視。這些事務該怎麼應對，卻因輿論未能聚焦，讓大眾只能選擇在掙扎中自我調適。
於是，在疫情與未知的交織間，也只能被迫讓政府以防疫之名，持續做大。李建良教授，似乎也有同樣的觀察。他說：防疫權力這麼集中，稀釋了政策推動的正當性。決策透明不足與公眾參與缺乏，讓各種管制做法都蒙上一層陰影；這都是當人民期待政府優先控制疫情，卻無力評斷好壞之際，最容易被民眾忽略的事情。
於是我們養了一頭管制巨人，卻放手讓它單方決定我們的生活大小事，而不自知。
飼養政府巨人，本想要免除對自然狀態的恐懼
我在拙著《進擊的公民：探索社會議題的法律指南》提過：十七世紀以降，歐洲大陸的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約翰．洛克（John Locke）及尚—雅客．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都曾說明過政府的角色，他們皆從一個假想的「原始狀態」切入。
在那個不存在公權力的原始狀態下，面對大自然裡多變的風險，人類發揮理性選擇群居生活；但在群體之中，卻很難躲過因為他人欲望作祟，而暴露在暴力襲擊、相互爭奪渴求事物的風險中。
為了保護自己、脫離隨時被他人攻擊的危險，並創造一個適於居住的環境，人們開始互相締結協議，除了承諾放棄任意制裁他人的權力，並把它交給更高層級的中介組織、具規範與執行政策權力的單位——政府。自此，原則上只有政府得對人民行使強制力，約束大眾遵守秩序、和平相處。
而在君權時期，國家的權力僅掌握在國王或貴族等少數人手中，當時所謂的「法治」概念並不拘束國家本身，就只是一種統治者用來統治人民的工具。直到十八、十九世紀，才在歐洲大陸上慢慢浮現「以法律限制國家權力行使，並保障個人自由」的思想。
這樣的翻轉，意味著社會對於「專制」的反抗。大家慢慢開始認為，國家權力的行使，應避免過分干預市民社會、限制個人自由發展。於是，法律逐漸發展出這樣的任務：訂出一定的標準與程序，引領國家、協助社會改善種種問題。
那麼，面對未來源源不絕的疫情襲來，是不是該提前吸收科學知識、法規資訊，避免國家濫用政策的時候，我們卻渾然不知？
換句話說，在疫情期間才去接收相關資訊，恐怕著實不易。很多概念，還是需要讀者先行爬梳；否則各位縱然想熱心參與議論，也很容易陷入陰謀論的誤導之中，進而忽略科學與法律的真正討論，被導引去宣示政治上的純粹認同。
我們該從什麼角度來吸收資訊？
那我們該關注什麼，才不會失焦？若借用風險管理的觀察角度，這將與危害的規模、暴露的機率、承受的強度，與復原的能力等因素連動。此等因素的發展，除了端視國家的科技發展與治理能力，也與公民社會的資訊傳播與自主動員的程度有關。
作為法律與科學普及團隊，自然非常關心是否能傳達有益的資訊；這裡就要談談後面的文章區塊。介紹過程中，就讓我們借用《後疫情時代的未來：未來學家眼中的變化、挑戰和機遇》的「NOISE」框架來說明。
該書所謂「NOISE」，是疫情之下可以確保國家安全與政治穩定的各種關鍵，分別是指：必需品（Necessities）、職業（Occupations）、資訊（Information）、系統（Systems）與對外因素（External）。
扣掉對外因素，這些涉及國際貿易或軍事部署的問題——首先是必需品，如果沒有了這些東西，社會很容易陷入動盪不安；對於疫情來說，就是疫苗或其他民生物資的整備，國家如何打造穩定的供輸與合理的分配標準，是下一波病毒戰爭的核心攻防。
其次，是職業。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下，沒有工作賺取收入，就難以維持基本生活，但偏偏疫情對於工作又會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像是工作模式或頻率，甚至是失業問題。
再來是資訊，處理各種事務都需具備的對應認知；防疫除了國家施加種種管制，更有賴民眾自主守護，且也同時需要具備質疑政府是否走錯路的基本觀察能力，這都有賴平時點滴培養。
最後是系統，國家要能正常運作，有賴許多機制不斷保持正常運作；疫情之下，醫護與教育等體系，是否能承接社會與家庭的照養需求，更是台灣能否跨越下個病毒障礙的基礎工程。
為了串起這些關鍵因素，我們選擇從大眾日常出發，針對學生、家務勞動者、上班族、樂齡人士的不同需求，用科學與法律切入，畫出一個個生活同心圓：
第一部分：民生消費與教育勞動的因應
我們了解民生消費需求，是疫情動盪之下，最先該被滿足的功課，所以我們為大家介紹政府該如何為人民提供生活補助，房東與房客該如何攜手度過市場寒冬。此外，有的工作場合開始大放無薪假，有的工作場合卻因為疫情升溫而負擔加重，那麼這些狀況下我們該注意什麼規定？最後，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學校的運作狀況還有收費方式，是否因為疫情而起了很大的變化，都是我們要多加關心的地方。
第二部分：感染管制
防疫首重截斷感染的傳播鏈。而為了防堵疫情延燒，每個人需要擁有足夠的基礎知識；比方說，病毒是透過什麼途徑傳播？越多人染疫就會產生群體免疫嗎？我們該使用哪些小物防堵，又或哪些東西殺菌？真的有需要全民普篩嗎？一旦大家對於這些內容有了更多認識，也就能更願意參與自主防疫或關注政策制定的過程。
而關注政策之餘，大家該用什麼角度評論，面對密密麻麻看似中文卻有如天書的法律條文，有沒有比較簡單順口的吸收方式？這就是本部分的存在目的，例如：疫苗通行證可行嗎？「居家隔離」或「疫情調查」對於人身自由或隱私權的侵害？疫情假消息當道或許該管，但傷害言論自由怎麼辦？甚至，如果確診了，可還是很想去投票，那又該如何？從上述種種爭議我們可以發現，疫情期間的管制，雖然是為了公益，但勢必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如何做得更好，我們會嘗試從國外的做法借鏡，藉此提升討論的廣度。
第三部分：疫苗研發與施打的必備知識
有鑑疫苗施打是緩解疫情的重要手段，但在台灣不管是疫苗的保護力，又或者是開放上路的檢驗本身，都因為大眾非常關注的緣故，把科學與法律的運作，鋪上了許多的政治外殼。我們將解開那些不必要的重重包裝，試著真正討論問題核心。至於如何提高施打的意願，又或施打後出了問題，政府該負起什麼責任，這些也是公民們下次投票可以在意的所在。
當新型態病毒不斷進攻，台灣社會是否能在其他疫情的前仆後繼下，繼續守護彼此的健康，並尊重每個人的自由與隱私——強化公民的科學認知與法律意識，並藉此建立社會連帶，共同為未來挑戰做好準備，是疫情世代刻不容緩的議題。
妳／你是屬於哪一種想法的人呢？我們都在防疫共同體裡面
從公共衛生的教科書可以知道，防疫不應停留在個人層次，而應與社會力量結合，透過組織，並有系統地推動。換言之，每位民眾不該只被視為聽從指揮中心指令行動的客體，反而是能由下而上，針對政策可以發揮監督與形成作用的主體。
但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個人主義也孕育而生。它強調個人利益、自我支配的價值觀，也無形中把公共利益放到次要的地位，並把防疫措施等同於個人醫療——「染疫就是自己的錯」、「小孩在家學習沒顧好，是大人不夠用心」、「我不想居家隔離，但別人最好關更久」、「給我疫苗，其餘免談」。
因此，個人主義的思維，與公共衛生強調公共性的面向，一時之間難以交融。但因新冠肺炎的爆發，也讓社群主義的討論再度受到重視。
現代人總會以為，如果專注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其他人也會專注在他們的事務之上；這樣下去，大家都能相安無事、互不影響。但疫情的爆發，馬上就能戳破這個假象——它才不會因為你平常不碰觸相關政策討論，就不讓你染上症狀，反而會因為防疫措施的不夠健全，讓病毒更有機會找上門來，改變你、我、他的生活。
疫情的傳染途徑，就是現代社會彼此牽連的縮影。
始料未及的世紀大疫，在二○二○年鋪天蓋地而來。在台灣的人們，也因為上下一心的抗疫行動，凝聚了前所未有的團結意識，形成「防疫共同體」（Solidarity against pendemic）。
就像蔡友月研究員所分析，這樣的防疫共同體「是透過國界管制下的身分認定，國家領土內公民的集體利益，政府抗疫成效所激發人民的榮譽與羞辱，以及配合防疫的公民社會責任，形塑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連帶感……國家不再是以傳統老大哥的權力，而是透過邊境管理、公共衛生的防疫措施，動員民眾高度配合政府的生存保衛戰，公與私的領域彼此相互滲透，一種集體面對病毒防疫的命運共同體正逐漸形成」。
在這樣休戚與共的大環境下，我們每個人更應挺身而出。在《人的條件》裡，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及了人在世界上採取作為的三種方式：第一個類別是所謂的「勞動」（Labour）；第二個是「工作」（Work）；而第三個則是「行動」（Action）。
什麼是勞動呢？在鄂蘭看來，勞動是攝取與消耗足夠的能量，來維繫生命的過程。而工作這個範疇，和技藝與技巧密切相關。再來是行動——如果說勞動是自然的範疇，而工作是人造的範疇，那麼行動則趨近串聯虛擬與現實——是人類試圖想在世界上做些什麼，留下自身印記的舉動。
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是這樣詮釋的：「對鄂蘭來說，人類行動的一個特質就是倏忽即逝，你可以試著講述一個精彩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將會因為你的述說而存在；但當你把故事說完了，人們將不再清楚這個故事還留下些什麼。然而一個精彩的故事有可能是永恆，尤其當這個故事永存於聽眾的心裡並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覆傳誦時，因為只要還有聽眾，故事將會一直持續下去。這樣的故事甚至可以存在得比一張精心製造的桌子還要長久，也可以延續得比一個精良建構的國家來得長遠。」
「當下一次疫情來的時候，我們想要的，會是怎樣的故事？」
依舊是那個，污名化染疫者、排除街友、移工等不同弱勢族群，藉此尋找代罪羔羊，卻分崩離析的社會？還是對異議與少數仍抱持平等與包容，讓持續壯大的民主台灣成為大家認可的共同體？
過往疫情帶來的苦痛，可說是對我們生活態度與方式的偏差，所提出的種種警告。秉持著這份警告，下一次當我們再次面對未知的疫情，醫護人員用行動搶救人們在生死關頭，社會上的群眾用行動展現了關心政治與監督政府的力道；當所有人都不再只重視個人利益，超越了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怨恨與爭執，於是縱然面臨死亡威脅，我們將會看到疫情世代下，社群集體再生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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