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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一、問題之所在
筆者的羌族研究始於 1988 年至四川大學留學時，在李紹明教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指導下，至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羌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此後出版了 3 本專書。《中國青藏高原少數民族—羌族與四川藏族》（2000）集結了自 1989 年至 1998 年於羌族地區與四川藏族地區 10 年來之調查成果。在調查中發現，一般視為羌族傳統文化的碉房、石碉、白石崇拜、祭山會、釋比（羌族巫師）等，並非羌族全體共有的特徵，而是留存於岷江上游地區為主的文化元素（以下稱為「岷江型」），尤其石碉的分布區域相當集中。調查也指出，在 1990 年代傳統祭祀活動與羌語的流失已甚為嚴重，文化保存較完整的地區，僅剩下汶川縣的雁門鄉蘿蔔寨村與龍溪鄉、理縣的桃坪鄉、蒲溪鄉蒲溪村與休溪村，以及茂縣的雅都鄉等高山峽谷地區。
羌族文化流失是由以下的幾個歷史因素所造成：第一是整個羌族地區長年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許多地區即已出現與漢族文化融合的狀況；第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因民主改革與文化大革命等人為因素造成傳統文化的破壞與斷裂；第三則是因為 1990 年代以後，羌族出外工作成為常態，加上災後，本應傳承文化的新世代離開村落定居在都市周邊。村落裡對1940∼1950 年代的羌族社會仍有記憶的耆老已經很少了，而且該傳承羌文化的下一代也幾乎都不在村裡，沒有機會得到文化的知識。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直到 1970 年代為止，對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一直採取否定立場，但到了 1980 年代，轉向開始重視各民族文化。因此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自 1989 年起便以農曆 10 月 1 日的秋季祭山會作為羌族傳統的新年，稱之為羌年。但具有慶祝豐收意義的秋季祭山會，不同地區舉辦的日期可能有數個月的落差，因此許多羌族人未必習慣 10 月 1 日的羌年，村落仍按照原來的日期來舉行祭山會。近年茂縣曲谷鄉的瓦爾俄足作為代表性的羌族的祭山會，於農曆 5 月 5 日在縣城裡由地方政府主持進行祭山活動。
《四川羌族—克服汶川大地震〔1950-2009〕》（李紹明、松岡正子主編 2010）中，則以照片、資料及相關解說來記錄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到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後羌族的變化。2000 年代以後，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開始獎勵將羌族與藏族的民族文化作為觀光資源的開發策略，創造新的羌族文化。但就在民族觀光逐漸為羌族帶來經濟收入時，2008 年 5 月 12 日發生了一場芮氏規模高達 7.9 的大地震，這場地震所造成的災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嚴重的一場，災區以四川羌區汶川縣為中心，擴及甘肅、陝西、重慶市等，橫跨 10 個省市，造成 6 萬 9227 人死亡，1 萬 7923 人失蹤，37 萬 4643 人輕重傷。房屋全倒約 780 萬戶，半倒約 2 億 4500 萬戶，損失金額 8450 億人民幣。住在震央周邊的羌族瞬間損失了約 10%的人口，尤其是以「豆腐渣工程」品質所興建的校舍嚴重倒塌，導致許多兒童、學童罹難。中央政府提出「三年基本復興，五年發展振興，十年全面小康」的口號，並投入巨額資金、人才與物資等，主導災後重建工程的進行。政府以「對口支援」為主，以 3 年內完成重建為目標，並將最短時間達成品質優良的重建政績作為宣傳的材料。
但在各項硬體設施迅速重建完成的同時，羌族及其文化面臨了各式各樣的問題。以研究羌族的學者的觀點來看，羌族文化確實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孕育出新的羌族文化，具有許多前所未有的文化元素。目睹文化變遷之大之快，李紹明教授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許多教授及筆者都深感時間的迫切，必須與時間賽跑，及時記錄下羌族原先具有何種文化，又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於是立刻編纂了《四川羌族—克服汶川大地震〔1950-2009〕》一書。書中藉由 1950 年代以後羌族各地區生活與文化活動的相關照片，述說 60 餘年來的變化，同時也探討災後復興與重建中，羌族新文化的創造究竟具有何種意義。
但羌族地區的變化在政府的 3 年重建政策結束後，觀光產業開發之下，市場力量更加擴大變化的層面，也展現了新的局面。有鑑於此，《青藏高原東部的羌族與藏族—2008 汶川地震後的重建與開發》（2017）分析了羌族地區從復興到開發所經歷的過程與課題，以及伴隨而來的文化變遷，探討羌族文化與藏彝走廊上各民族在文化上的類似性與延續性，從各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等觀點進行考察。
2008 年汶川地震發生後已經過了 14 年，藏彝走廊區的羌族與藏族的災區已經走過重建與開發，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隨著由重建工作帶來的經濟發展與觀光開發，人口流動越來越活躍，各方面的變化也越發顯著。災區有 2 種人流：一種是從 1990 年代末開始年輕人出外打工，再加上災後全村遷移到新開發地，或以各家單位遷移到縣城等都市周圍；另外一種是隨著災區的觀光開發而增加的遊客。該區的人們在政府的支援下，為了讓遊客欣賞，將祭山會、民族服飾、碉房與碉樓等羌文化做了改變，因而創出新的民族文化。
本書著眼於這 30 多年的人流與災後創出的新文化，考察羌族與四川藏族各方面的變化，思考藏彝走廊地區各文化之間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關聯性，來探討羌族與四川藏族的社會文化之形成。
二、研究方法
筆者的第一個目標，是以田野調查為基礎來書寫各民族的民族誌。筆者開始在中國展開調查的 1980 年代後半，這個時期外籍研究者終於獲准進入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研究，但在特定地區長期駐點調查仍屬困難；近年，外籍研究者在民族地區進行考察的限制更多，因此長期以來田野調查只能以短期多次定點的方式進行。
定點調查所選定的地點為茂縣雅都鄉及理縣蒲溪鄉。羌語大致可分為北部與南部兩大方言區，雅都鄉為北部方言區，蒲溪鄉則為南部方言區的代表地區。區域文化特色的差異分布，與語言的分界線大致重疊，馬長壽（2003[1944]）認為前者是漢化，後者是嘉絨化顯著的地區。兩地分別是具有羌族文化 2 種典型特色的地區。在持續進行定點田野調查的同時，也儘可能走遍其他羌族地區，同時進行嘉絨藏族的研究，以利進行比較。
進行田野調查時，首先要儘可能將現有的先行研究與文獻資料收集齊全。中國境內有地方誌等許多文獻資料，再加上藏彝走廊地區接近西藏，也是政治上重要的區域，因此自 19 世紀後半，國內外相關人士曾留下許多調查報告。調查方法在此一基礎上，在當地訪問村民，並拍下許多紀錄照，製作成重視記錄性的報告，持續調查累積資料。另外，於 2016 年 4∼8 月有機會較長時間停留於雅都鄉，進而得知近 20 餘年來村子變化的程度，以及村民移居和高齡化的狀況。最後這 25 年來持續累積的調查成果，相當程度顯示並記錄了迄今羌族人的生活與村落的變化。
三、本書構成
本書由論文篇與影像篇所構成。
論文篇分為第 I 部「羌族」和第 II 部「四川藏族」。前者討論災後這 30 多年羌區各方面的變化，透過人口流動與文化變遷的觀點來考察。後者則集結了從 2000 年代初期至 2016 年對於嘉絨藏族與川西南藏族的調查報告，並分析在人口流動與觀光開發下的變化。
第 I 部「羌族」共分為 6 章。第一章「近年的羌族相關研究」中，探討 2000 年以後羌族相關研究的動向與問題。羌族研究在震災之後受到政府充足的資金補助，成為全國性的研究項目，許多單位交出豐碩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年輕學者基於田野調查所做出的詳細報告，值得矚目。
第二章「汶川地震後羌族的貧困與移居問題」，以茂縣雅都鄉與汶川縣直台村為例，分析汶川地震後高山居民大批移居都市的意義與課題。移居而導致的山區村落解體，一方面是為求脫貧的動向，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當地原先所維持的傳統習俗與祭祀活動，以及羌語等瀕臨衰亡的危機愈趨顯著。
第三章「汶川地震後的羌族文化」則討論汶川地震災後重建中新生羌族文化的創造與傳統文化的變化。中國政府大力宣傳著「中國式復興」，以基礎建設為中心，達成了最快最好的重建。但在文化面上，幹線道路旁的民俗村出現了以新型石碉及白石為代表、設計給觀光客的這種「符號化」的民族文化。縣城則出現了由政府主導而創造出的大禹神像、古羌城等新生的羌文化意象。本章將藉此分析現象背後政府的意向與居民意識之間的落差。
第四章則是「羌年」，這個在 1988 年被制定出來當作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節日的羌族共同新年。中央政府在災後才將此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為「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於 2009 年獲認定通過。但羌族原先並沒有共同的新年，只有相當於新年的秋季祭山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節目在文化大革命下近乎消失，因此已不普及。但在災後，政府卻將此作為民族文化象徵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並獲得認定通過，成為重要的觀光資源。本章旨於分析地方政府與居民對於「羌年」多樣的行動及其意義所在。
第五章則是以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縣雅都鄉赤不寨村大瓜子寨的羌族為例，描述從 1950 年代以來家庭關係的變化。透過父母與兒子、娘家與出嫁的女兒的關係，藉以考察理解羌族世代之間的關係，進而解明並討論羌族的「家庭戰略」。
第六章則關注 1950 年代民族識別政策下，被歸入藏族的黑水人的社會與道德價值觀。黑水人的母語屬於羌族北部方言，生活文化及習慣與鄰近的茂縣羌族大多相同。研究者亦指出當地是一個保留濃厚羌文化特色的地區。但清代時曾受嘉絨藏族土司統治，故信仰藏傳佛教，也因此在民族識別時強烈希望歸入藏族。然而他們曾經受到其他藏族人的蔑視，甚至一度被認定為強盜殺人集團而避之唯恐不及。那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社會價值觀。本章將分析他們特有社會價值觀的形成及其意義，並考察他們的民族歸屬意識。
結語 I 將彙整從災後的重建與開發，到人口流動與被創出的新文化的變遷。
第 II 部「四川藏族」則自第七章起由 7 章構成。第七章「關於四川藏族各支系的先行研究」中，探討四川藏族各分支研究的狀況及課題。四川藏族各分支研究屬於藏彝走廊研究的一環，相關研究的數量雖不甚多，但也曾出版收錄 1980 年代調查紀錄等積累豐碩的研究報告《藏彝走廊研究叢書》十五冊（2007∼2014）與石碩等人所編《青藏高原東部碉樓研究》（2012）等研究專書。本章將涵蓋 1950∼1960 年代在四川的研究，討論研究的傾向與課題。
除了第八章（2017）、第十章第二節（2020）以外，第九章至第十三章為基於 1994∼2007 年之間藏彝走廊之四川藏族各分支之相關第一手資料所撰寫之報告。本書探討的有嘉絨（第八章）、納木依（第九章）、爾蘇（第十章）、史興（第十一章）、普米（第十二章）、納西（第十三章），這些分支直到民國時期為止被稱為「西番」，又分為藏番與康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因「西番」帶有歧視意味而廢除，故位於四川省的族群併入藏族，雲南省的部分稱為普米族。不過有部分族群將西番意識視為正面的自我民族意識，至近年為止仍繼續自稱西番。本書將 2000 年代初期的納木依、里汝（爾蘇）、虛米（史興）、西番、普米等藏族，以及雲南普米族、雲南摩梭人及納西族，包括被稱為活化石的俄亞納西族，都視為藏彝走廊上的支集團，彙整報告這些民族的概況、婚姻狀況與祭祀活動，並特別提及祭山活動等文化上的相似性。
第八章以碉樓最集中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區丹巴縣的梭坡、甲居、中路的碉樓為例，探討碉樓的神性與近年的觀光資源化。關於碉樓的本性，將分析碉樓本身特有的家碉的神性與祭拜神靈的苯教初期觀念。而觀光資源化的問題，1980 年代以前，同時存在碉樓被破壞的村落和因重視傳統而沒有被破壞的村落。但 1990 年代以後，由於聯合國對其歷史價值做出了相當高的評價，政府對碉的遺址提出修復保護的計畫政策。2000 年以後，省政府打出「古碉、藏寨、美人谷」的口號，依照遊客的視線打造出大規模觀光化的景點，卻鮮少意識到居民生活環境的保護和傳統的維持。
第十章則是爾蘇藏族對高約 30 公分山字型石頭 Jo 的崇拜與其遷徙傳說的考察。現今 Jo 仍被擺放在家門口、神壇及神山上，用來祭祀祖先 Guzazi、治病、驅禍等。Jo 的神性力量在古歌 Jolimamu 與遷徙傳說中傳唱。近年來許多高山地區居民遷移到都市周邊，在他們定居後，由歐貢巴選定小山舉行儀式，即遷徙傳說的再現。
結語 II 之中，針對四川羌族及其文化的形成，追溯歷史推測羌族與嘉絨藏族的接觸與文化的引進，進而以羌語支集團共有的祭山活動為例，論及藏彝羌走廊的區域性，包括各集團之間的共通性與差異性，及歷史上的相似性。
而另一冊的影像篇，與論文篇同樣由羌族與四川藏族 2 部分所構成，該冊反映了筆者於 1988 年至 2016 年間進行調查時，羌族地區與四川藏族地區的變化。
第 I 部「羌族」是以筆者 25 年多以來進行定點調查的茂縣雅都鄉與理縣蒲溪鄉為中心，按各地區來編排，讓讀者能夠理解 25 年來羌族全族日常生活的變化及地區性的差異。而 1980 年代後半至 1990 年代前半的春節（茂縣雅都鄉 1989 年）、火葬（茂縣雅都鄉 1989 年）、嘎爾（理縣蒲溪鄉 1994 年）與茂縣、理縣、汶川縣、北川縣等縣人民政府所主辦的第一屆羌年活動（茂縣縣城 1988 年）的照片中，可觀察到羌族社會在發生巨大變化之前的樣貌。2000 年代後的變化是農村地區的都市化。尤其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後，復興、重建與開發等使得整個地區大幅轉變，其中也可以看到農村現代化、都市化的典型過程。
第 II 部「四川藏族」則分為各個族群，以嘉絨、白馬、納木依、爾蘇、史興、普米、納西的順序呈現，也包括雲南的普米族與分布於四川到雲南的納西族。從照片中可看到他們直到 2000 年代前半仍維持許多舊時樣貌；到了近年，由於觀光開發等外部力量，使得地方都市及其周邊已受到大幅變化趨勢的影響。四川藏族各族群的生活環境，相較於羌族地區因復興帶來的巨變，雖說目前其變化仍較為緩慢，但可預期的是，今後觀光產業的發展將為他們帶來重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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