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

☆ 1999年美國政治學學會年度大獎
☆ 2000年歐洲政治學學會馬太‧道根大獎（Mattei Dogan Award）
☆ 2015年美國政治學學會亞倫‧偉達夫斯基獎
（Aaron Wildavsky Award，此獎頒發給對公共政策有長遠貢獻的書籍）
☆ 2015年美國政治學學會班傑明‧立品寇特獎
（Benjamin E. Lippincott Award，此獎兩年頒發一次，頒發給出版十五年後對政治學界仍具深遠影響力的著作。）

得獎紀錄：☆ 1999年美國政治學學會年度大獎
☆ 2000年歐洲政治學學會馬太‧道根大獎（Mattei Dogan Award）
☆ 2015年美國政治學學會亞倫‧偉達夫斯基獎
（Aaron Wildavsky Award，此獎頒發給對公共政策有長遠貢獻的書籍）
☆ 2015年美國政治學學會班傑明‧立品寇特獎
（Benjamin E. Lippincott Award，此獎兩年頒發一次，頒發給出版十五年後對政治學界仍具深遠影響力的著作。）

導論

本書起源於我求知路上的岔路，那裡的風景實在太引人入勝，讓我放棄了原先路徑。這個選擇看似錯誤，但新奇的風景與看似更美好的前景使我改變計畫。我想，新的路線應該會自成一格。如果我一剛開始就有足夠的智慧計畫這段行程，它或許可以成為一趟更優雅的旅行。但我很清楚，儘管這條路比我預期的還崎嶇不平，它帶領我走向一個更重要的地方。讀者當然可以找到更有經驗的嚮導，但這條路距離既有路徑實在出奇地遠，以至於如果你要往這條路上走，你就得妥協於你所能找到的地陪。
　　至於我沒走上的知識道路呢？大略地說，我原本是想要理解為何國家總是與「到處移動的人」為敵。在東南亞的脈絡下，這條路原本能成為一條康莊大道，妥善處理刀耕火種的山丘人民以及種植水稻的峽谷王國間長期的緊張關係，但我的問題卻超越了地域性的地理差異。游牧民族與逐水草而居之人（例如柏柏爾人與貝都因人）、狩獵採集者、吉普賽人、流浪者、無家可歸者、流動勞工、逃跑奴隸以及農奴，他們一直都是國家的眼中釘。國家之所以想要將這些流動人口永恆地安家落戶定居下來（sedentarization），有部分實在是因為這件事鮮少成功。
　　我愈是研究國家為了固定流動人口所做的付出，我就愈認為，國家是為了將社會變得更容易辨識，並對人口進行安排，好讓國家更輕鬆地執行各種傳統功能，例如稅收、徵兵、避免叛亂等。當我開始以這種方式思考這些行為後，我就將可辨識性（legibility）視作治國之術（statecraft）的核心問題。以許多關鍵的角度來看，前現代國家其實有部分是盲目的：對於它的國民、他們的財富、他們所擁有的土地及收益、他們所在的位置以及他們的身分認同，前現代國家所知道的實在是寥寥無幾。它缺乏類似詳細紀錄領土與人民的「地圖」般的東西，缺乏度量衡與公制標準，讓國家可以將自己所知的內容，翻譯成能讓人綜觀全局時必不可少的共同規格。因為如此，它們對於國家內部的介入往往粗暴且弄巧成拙。
　　我就是在這個點上踏上了岔路。國家如何逐漸掌控內部的國民以及他們身處的環境？各種不同的社會過程，例如創造固定的姓氏系統、重量與尺寸的標準化、建立地籍測量以及戶口登記、土地終身保有權（freehold tenure）的發明、語言以及法律條文的標準化、城市的設計、交通運輸的編制，瞬間都可以被理解成是為了可辨識性以及精簡化（simplification）的嘗試。在前述每一個情境下，官方針對極其複雜、難以辨識的當地社會行為，例如在地的土地所有權或是命名習慣，創造出標準化的規格，使其能被集中紀錄與控管。
　　對自然世界的控管也沒有例外，畢竟農業本身就是徹底重組與精簡化花草以供人利用的行為。無論目的為何，科學林業與農業的設計，以及農園、集體農場、烏甲馬村莊（ujamaa village）、戰略村都經過精心策劃，好讓領土、產品、還有勞動力能夠更準確地由上而下、由內而外地被辨識，也就能更輕易地被操控。
　　養蜂這個家常的類比可能會對理解此論點更有幫助。蒐集蜂蜜在前現代是個困難的工作。即使蜜蜂居住在稻草巢穴，採收蜂蜜時往往得趕走蜜蜂並毀其集群。蜂巢內的育卵室以及儲蜜間的編制都遵守十分複雜的格局，而且會根據不同的蜂巢有所改變，這樣的格局使人無法整齊劃一地採集蜂蜜。相反地，現代的蜂箱是設計來解決養蜂者的困境。透過「隔王板」將下面的育卵室與上面的蜂蜜供應分開，以防止蜂后在特定樓層之上產卵。除此之外，蜂房的蠟質巢室會整齊地排列在巢框上，每個蜂箱有九到十片巢框。這能讓人更簡單地採集蜂蜜、蜂蠟與蜂膠。而採蜜成功的前提是遵守「蜂間」──即蜜蜂為了通行，在框與框之間所留下的精確間隔，牠們不會在這個間隔距離內築出連接兩個相鄰巢框的蜂窩、阻斷通道。而從養蜂人的角度來看，當代蜂巢是有條理且可辨識的蜂窩，能讓養蜂者檢查集群以及蜂后，判斷蜂蜜生產狀況（依重量而定），使用標準單位放大或縮小蜂巢，將其搬遷到新的地點，以及最重要的，採集適量的蜂蜜（在適當的溫度下），以保障蜜蜂群能順利地熬過冬。
　　我無意將這個類比無限上綱。但許多早期現代歐洲國家的治理之術也致力於將過去的社會象形文字（social hieroglyph）理性化與標準化，好轉化成容易辨識且行政上更方便的格式。於是，這個被引進的社會簡化過程，不僅能更精細地調整稅收和徵兵制度，更大幅度地增強了國家能力。這讓各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干預成為可能，例如公共衛生措施、政治監控，以及貧窮救濟。
　　我開始意識到，國家精簡化的工程，亦即現代治國方略的基本原則，其實像是刪減後的地圖。這些治國方略無法成功地再現它們描繪的社會真實活動，也無意如此。它們只是再現了官方觀察者感興趣的那一部分。更甚者，它們不單單只是地圖。當它們與國家權力結合時，能使地圖上所描繪的現實得以被重建。因此，為指定應稅財產持有人而創造出的地籍圖，不只是描繪了土地所有權的系統；它透過賦予這些類別法律效力的能力，也創建出了這樣一個系統。本書第一章的主要內容，就是在闡述這幅國家創造出的可辨識性地圖，是如何徹底地改造社會與環境。
　　這項對早期當代國家治國之術的看法並非原創。但是在適當的修改後，這個觀點可以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以利於觀察許多在貧窮第三世界國家以及東歐發生的巨大發展失敗。
　　但「巨大的失敗」（fiasco）這個詞，跟我心中所想的災害比起來，實在是太無足輕重了。中國的大躍進、俄羅斯的農業集體化，發生在坦尚尼亞、莫三比克、衣索比亞的強迫造村，無論從過程中逝去的生命或被擾亂到無法挽回的人生來計，都是二十世紀慘絕人寰的巨大悲劇。以平淡一點的角度來看，第三世界的發展史，基本上灑滿了讓居民失望的大型農業計畫以及新興城市的殘骸（想想巴西利亞〔Brasília〕以及昌迪加爾〔Chandigarh〕）。唉，為什麼不計其數的人命會被各種民族團體、宗教教派、語言社群間的暴力所摧毀，其實並不難理解。但去想像為什麼許多心懷善意想要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最終皆以悲劇收場，卻較為困難。在接下來的篇章裡，我的目標是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說明二十世紀一些偉大的烏托邦社會工程計畫失敗背後的邏輯。
　　我將論證，國家主導的社會工程計畫中至為悲慘的事件，是源於四個要素不幸的結合。這四個都是大規模與全面性災難的必要條件。第一個要素是自然和社會的行政秩序（administrative ordering of nature and society），也就是前述提到具有轉化能力的國家從事精簡化的過程。它們本身是當代治國方略中不起眼的工具，但對於維護我們的福利與自由至關重要，卻也能成為當代專制君主制度所用的設計。它可以支撐公民制度的概念以及社會福利的供給，一如它也能加強圍捕不受歡迎的少數族群的政策。
　　第二個要素被我稱為「高度現代主義意識形態（high modernism ideology）」。最好能將這個概念設想成一種強大、甚至說可以是肌肉過分發達的自信。這自信涵蓋了對科學及技術的進步、對生產的擴張、不斷滿足人類持續增加的需求、對自然（包括人性〔human nature〕）的征服，以及最重要的，透過對自然法則的科學認識，相應地打造出管理社會秩序的理性化設計。高度現代主義意識形態當然是起源於西方，它是前所未見的科技與工業進步所帶來的副產品。
　　高度現代主義不能與科學實踐混為一談。就像是「意識形態」所暗示的，本質上來說，它是從科學與科技的正當性借來的信仰。因此，它對人類居住地與生產的綜合計畫的潛力可說是不加批判、不帶懷疑，因而擁有毫無科學根據的樂觀。具備高度現代主義的人傾向以卓越的視覺美學看待理性秩序。對他們而言，一個有效率與理性規劃的城市、村莊或農場，是一個幾何意義上看起來井然有序的城市。這些具有高度現代主義意識形態的人在他們的計畫失敗或受挫後，都會退回到我稱之為的微型化（miniaturization）：創造出更容易控制的微型秩序的模型城市、模型村莊，以及模型農場。
　　高度現代主義關乎於「利益」以及信仰。就算擁有這類思想的人是資本主義企業家，也會要求國家行動以實踐他們的計畫。在大部分的狀況下，他們是擁有強大權力的官員或是國家領袖。他們易於偏好特定的計畫與社會安排模式（像是巨型堤壩、中央化的傳播與運輸中心、大型工廠與農場，以及網格狀的城市），因為這些形式恰到好處地符合高度現代主義的觀點，也滿足了他們作為國家官員的政治利益。委婉地說，高度現代主義與許多官員之間有種選擇性的親近（elective affinity）。
　　高度現代主義一如所有意識形態，也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交戰國間（特別是德國）國民經濟動員的壯舉便標誌著它的高潮。對這種意識形態最滋補的養分，毫無意外來自規劃者、工程師、建築師、科學家以及技術人員，這些人以新秩序設計師的技能與地位而聞名。高度現代主義並不遵從傳統的政治邊界，政治光譜由左到右都有跡可循，尤其可見於那些想要利用政治力量，在人類工作習慣、生活方式、道德行為以及世界觀上帶進巨大烏托邦式變革的人。單是烏托邦的願景本身並不危險，如果它能在自由議會制的社會中驅動新的計畫，而主事者因此不得不與具有組織能力的公民談判，那就可能會帶動改革。
　　只有在這前兩個要素跟第三個要素結合時，才有可能會成為致命的組合。第三個要素是願意、且能夠使用所有強制力量實行高度現代主義設計的威權主義國家（authoritarian state）。這個要素最肥沃的土壤通常是來自於戰爭、革命、經濟大蕭條，以及為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鬥爭的時期。在這些情況下，緊急狀況會助長緊急權力的奪取，並且將過去的政權去合法化，同時也容易創造出否定過去、且對群眾有革命性計畫的菁英。
　　第四個要素跟第三個息息相關：一個無法抗拒這些計畫、衰竭的公民社會。戰爭、革命、經濟崩潰往往會根本性地削弱公民社會，並讓人更能接受新的統治模式。殖民統治晚期，有時會因為統治者對社會工程的願景，以及他們能向反對者施暴的能力，而符合這最後一個要素。
　　總而言之，社會的可辨識性提供了施行大規模社會工程的能力，高現代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欲望，威權主義國家提供了針對這個願望採取行動的決心，而沒有行為能力的市民社會提供了一個平坦的社會空間以便工程的實行。
　　讀者可能會注意到，我還沒有解釋為何這個由威權主義國家所支持的高度現代主義計畫，終將以失敗作結。解釋它的失敗正是我的第二個目的。
　　設計或規劃社會秩序必須是概要式的；它總是會忽略真實與正常運作的社會秩序的基本特徵。按表操課式的罷工（work-to-rule strike）最能清楚說明這件事，這個罷工策略的基礎在於所有生產過程都依賴許多無法明文寫下的非正式實踐以及隨機發揮。僅僅是一絲不苟地遵守規則，就幾乎可讓勞動力停止生產。同樣的，為城市、村莊或是集體農場所設計、由精簡化規則所推動的計畫，並不足以作為創造出有效運作社會的指令。正規方案只是非正規步驟的寄生蟲，本身並不能創造或是持續維持。當正規計畫未留餘地給非正規步驟，或實際上壓制這些步驟時，這些國家主導的正規計畫既無法讓預期的受益者獲益，最終也辜負了原設計者的意圖。
　　這本書大致而言可以讀作是反對高度現代主義、計畫性社會秩序的帝國主義的案例。我強調「帝國主義」，因為我想強調自己不是以偏概全，我並不反對所有官僚計畫或高度現代主義意識形態。我反對的是帝國主義或霸權式的心態，將當地知識和專有技術的必要角色排除在外。
　　綜觀全書，我論證了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非正規步驟和面對不可預期性時臨場發揮的必要性。在第四章與第五章，我將城市規劃者和革命者的高度現代主義觀點跟實踐，拿來與強調過程、複雜性和開放性的批判性觀點做了對比。柯比意（Le Corbusier）和列寧是主角，而珍．雅各（Jane Jacobs）與蘿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則分別是他們兩位難以對付的批判者。第六章與第七章討論蘇維埃政權集體化與坦尚尼亞強迫造村，我描述在排除掉深植於在地實踐的珍貴知識後，針對生產與社會秩序的概要性與威權主義解方，將面臨無可避免的失敗（早期的書稿還包括了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案例，這是美國高度現代主義的實驗以及地區發展計畫的祖師爺。我心不甘情不願地擱置這部分，好縮減這本依舊很厚的書。）。
　　最後，在第九章，我嘗試概念化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的本質，並將它用來跟更正規、演繹與理論知識（epistemic knowledge）做了對比。「梅蒂斯」（métis）一詞源自古希臘語，意指只能從實踐經驗中獲得的知識，是我所能想到十分有用的混合詞。我也承認我得感謝無政府主義作家（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巴枯寧〔Bakunin〕、馬拉泰斯塔〔Malatesta〕與普魯東〔Proudhon〕），他們始終強調社會秩序創造中互惠（mutuality）的作用，而非命令與層級式的協調。他們對互惠的理解涵蓋了部分（但不是全部）我對「梅蒂斯」一詞的看法。
　　對社會組織進行根本性的精簡化設計，如同自然環境根本的精簡化設計，都會招致同樣的失敗風險。單一作物商業林、基因改良工程、機械化單作栽培的失敗與脆弱性，可說是模仿了集體農場與計畫城市的失敗。在這個程度上，我論證了社會與自然多樣性的韌性與恢復能力，我也強烈主張，原則上來說，對於複雜且使一切正常運作的秩序，我們可知的範圍有其極限。我猜這觀點可能會被轉變成對抗某種簡化性社會科學的論點。但為了避免貪多嚼不爛，我獻上我的祝福，把這條歧路留給其他人去走。
　　為了提出一個強而有力且典範式的案例，我意識到我可能一不小心就會顯得傲慢。而這傲慢正是高度現代主義者會被合理譴責的。當你下功夫做了一副可以改變觀點的鏡片，你很難不用這副眼鏡去看萬事萬物。不過，我要替兩項我認為只要仔細閱讀就不會成立的指控自我辯護。第一個指控是我的論點不帶批判地擁護在地、傳統與風俗習慣。我知道我所形容的實踐知識，往往無法自外於統治支配的實踐、壟斷與排除，而這些均冒犯到當代自由派人士的情感。但我的重點並非實踐知識是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中某種神秘且平等的產物。我要講的是，對秩序的正規計畫往往貶抑實踐知識，但若缺乏了後者的幫助，正規計畫是無法實行的。第二個針對我的指控，是指稱我的論點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政府本身的對抗。但我很清楚的表示了，國家是個充滿爭議的機構，奠定了我們無論自由與不自由的基礎。而我的論證則是說明了特定的國家為烏托邦計畫和威權主義所驅動，忽視了其人民的價值觀、欲望及反對意見，它們對人類的福祉確實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即便沒有這樣十分常見的高壓統治打壓我們，我們還是得審慎衡量國家政策的利益是否大於付出的代價。
　　在完成這本書之際，我意識到，從一九八九年後（post-1989）的資本主義必勝心態來看，這些對國家行動特定形式的批判有點像是過氣的考古學。具備我所批評的傲慢和權力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消失，或是強烈抑制了他們的野心。但正如我明確地檢查科學化耕作、工業化農業、以及資本主義市場一般，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其實跟國家一樣，也是同質化、單一化、網格化與過分簡化的代理人。兩者的差別只在於對資本家而言，精簡化必須付出代價。市場必須透過價格機制與提倡標準化，以品質換取數量增加；在市場上，金錢說話最大聲，而不是人。全球資本主義大概是現今最具有同質化能力的力量，而國家在某些例子中可能會是在地差異與變化的辯護者。在《啟蒙時代的覺醒》（Enlightenment’s Wake）一書中，約翰．葛瑞（John Gray）對自由主義提出了同樣的案例，他認為自由主義國家會自我限制，因為國家仰賴的是註定會被毀滅的文化與制度資本。法國為了因應歐洲共同貨幣做出了結構調整，卻被大規模罷工強制「中斷」，這或許只是一個徵兆。說穿了，我所提出反對特定形式國家的特殊提案，絕不是為了替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爾頓．傅瑞曼（Milton Friedman）所敦促、在政治上不受約束的市場調節提供案例。我們將會看到，打造社會工程的當代計畫遭逢失敗所得到的結論，也適用在市場驅動的標準化以及官僚主義式的同質性上。

導讀如何不從「國家的視角」看待世界？／林開世
致謝
導論
第一部｜精簡化與可辨識性的國家計畫
第一章自然與空間
第二章城市、人民、語言

第二部｜轉化視野
第三章威權主義式的高度現代主義
第四章高度現代主義的城市：實驗與批判
第五章革命政黨：計畫與診斷

第三部｜鄉村定居與生產的社會工程
第六章蘇維埃農業集體化，資本主義的美夢
第七章坦尚尼亞的強制造村：美學與微型化
第八章馴化自然：可辨識與精簡的農業

第四部｜遺失的環節
第九章貧乏的精簡化與實踐知識：梅蒂斯
第十章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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