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時代：張季鸞與《大公報》

雖然有極端的個案出現，但在當時一般報人看來，只要不涉及“赤化”宣傳，在報刊上指陳時政，批評當權還是有一定空間的，因此這段時期新報刊的創辦依然很多。
當時人們創辦報刊很少有長久打算，一般拉來一筆資金，或者拉來政治關係，有個政治和經濟上的靠山，就開始辦報。錢花光了沒有接濟，或者政治靠山倒台了，報紙也就辦不下去了。特別是北方，政治的動盪、商業的不完善、經濟的不發達都直接影響了報紙的經營。
當時在北京，《晨報》、《世界日報》、《京報》算是大報，銷量多時不過八九千份，少的則只有三五千份。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因為有日本勢力的庇護，敢於刊登些別的報紙不敢登的新聞，因此銷量大約有一萬五千份左右。
天津作為中國近代報業發展的重地，比鄰首都，接近中央，同時又有租界外國勢力的庇護，因此在歷史上就常有輿論重鎮盤踞。清末維新變法時期著名的《國聞報》、1902年的《大公報》、1915年的《益世報》都是
影響巨大的報紙。特別是1902年創辦的《大公報》，在京津很有名氣。其創辦者英斂之是滿族人，天主教徒，主持《大公報》十年，辛亥革命後退出。

作者簡介：

王潤澤，1971年7月生。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新聞史教研室副主任，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日本電通株式會社訪問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代表作有：《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編著者之一）、《中國新聞事業圖史》（著者之一）、《：最新日本廣告實務》（專著），先後在《國際新聞界》、《中國記者》、《新聞與寫作》、《現代廣告》等核心期刊發表有影響的學術論文三十餘篇，主要有：《民國前期中國現代報紙的發行途徑及其潛規則》、《技術、制度與新聞的互動——民初通訊技術的現代化與新聞業的發展》、《揭密張季鸞的秘使身份》、《中國近代社會新聞的演進與價值取向》、《媒體信任危機的歷史與辨證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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