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20世紀最偉大、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卡爾?波普爾去世前的反思之作，清晰有力地表達了他對過去世紀的看法，對世界的苦難和希望的關懷。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20世紀最偉大、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卡爾?波普爾去世前的反思之作，清晰有力地表達了他對過去世紀的看法，對世界的苦難和希望的關懷。

　　中譯本導言
　　卡爾·波普爾的貢獻與意義
　　劉擎
　　2004年9月17日是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逝世10周年的紀念日。在20世紀的思想家當中，波普爾的命運顯得格外悖謬：幾乎沒有人像他那樣獲得過如此顯赫的聲譽，却又如此迅速地被人淡忘。?
　　波普爾擁有白金漢宮授予的“爵士”（1965年）和“勛爵”（1982年）頭銜，是英國皇家協會會員、英國學術學院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去世前擁有20個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著作被翻譯成40種語言。他在學術界的社交名單幾乎是一本微型的世界名人錄，也有政界的仰慕者前來拜訪或邀請會面，其中包括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和日本天皇。而撒切爾夫人將波普爾和哈耶克視爲自己的“兩位老師”。波普爾的弟子中不僅有杰出的學者如拉卡托斯、費耶阿本德和阿加西等，也有億萬富翁索羅斯（他爲表達對導師的敬意，創辦了“開放社會”基金會）。在波普爾去世的時候，歐美的各種報紙發表了無數充滿贊譽的悼念文章。毫無疑問，波普爾生前獲得了一個學者可以想像的最高的世俗榮譽。
　　而在他去世不過10年的今天，波普爾的影響力已經明顯地衰落。在歐美大學的哲學、政治理論和思想史課程中，他的著作正在被教授們從“必讀”轉到“參考閱讀”書單，甚至被忽略。即使在科學方法論的領域，“證僞主義”的地位似乎也慢慢被庫恩的“範式轉換”或者費耶阿本德的“反對方法”所取代。而既具諷刺意義又有象徵性的事情是，在波普爾任教長達23年的倫敦經濟學院，他曾用過的辦公室幷沒有被改建爲“波普爾紀念館”，而是改建成了一個厠所。?
　　對于容易興奮又容易疲倦的中國知識界來說，波普爾似乎已經過時很久了。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翻譯出版了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他的學說20年前就流行過了，已毫無誘人的鮮澤。而在今天應接不暇的思想盛宴中，波普爾這道過氣的“凉菜”早已被撤下，讓位于各種新鮮的“熱炒”。今天在科學哲學專業領域之外，沒有多少人再去認真閱讀和研究波普爾。他的隻言片語雖然仍被人談及，却往往與“右翼政治”甚至“科學至上論”相提幷論。更有嚴肅的學人公開鄙薄他的工作爲“二流貨色”。在我深爲敬佩的兩位學人中，一位曾在行文中使用“波普爾之流”這樣的蔑稱；另一位在其論著中轉述了施特勞斯對波普爾極端的鄙視——“不學無術而欺世盜名的典型”。如此看來，卡爾?波普爾不過是學界的一名流行歌手，曾經當紅而受一時追捧，然後被迅速拋弃。?
　　那麽，我們應當如何來紀念波普爾？這位“速朽的明星”真的有所謂“思想遺産”值得我們探討和紀念嗎？這篇導言無意對其學說作全面的回顧和評判，而是力圖表達一己之見：卡爾?波普爾是一位極爲卓越而獨特的思想家，也許，恰恰是他的卓越與獨特才造就了他在思想界悖謬性的命運。?
　　波普爾的生平
　　波普爾的一生是一個化絢爛于平淡的故事。這位猶太裔思想家于1902年出生于維也納，10歲時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進化論，17歲時曾爲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學家阿德勒工作過。早年崇拜的這些思想大師都成爲波普爾後來懷疑與批判的對象，唯有愛因斯坦是一個例外。1919年愛因斯坦在維也納的演講對他的一生發生了决定性的影響。?
　　波普爾1928年在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來與著名的“維也納小組”成員接觸。1932年完成《知識理論的兩個基本問題》，手稿在維也納小組中傳閱。1934年在石裏克的推薦下，手稿的壓縮版《研究的邏輯》用德文出版。後來兩年中，波普爾訪學英國，結識了哈耶克、羅素和伯林等學者，又到哥本哈根會見了物理學家玻爾。在反猶太主義浪潮的壓力下，波普爾計劃離開奧地利。1936年末，他向英國學術資助委員會提出申請，希望在英聯邦地區的學術機構獲得工作。他的推薦人當中有愛因斯坦、玻爾、李約瑟、羅素、卡爾納普（R. Carnap）和摩爾。委員會批准了他的申請，在劍橋大學爲他安排了一個臨時教職，但波普爾同時獲得了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的一個永久職位。1938年波普爾到新西蘭任教，開始寫作《歷史决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前者在1944年哈耶克主編的《經濟學》上發表，後者1945年在英國出版，使他獲得了國際性的聲譽。?
　　在哈耶克的幫助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授予波普爾高級講師的職務。他于1946年初抵達英國就職，教授“邏輯與科學方法”。1950年應邀訪問美國，在哈佛和普林斯頓大學演講，其間與愛因斯坦等科學家會面。1959年出版英文版的《科學發現的邏輯》，這是25年前德文版著作的擴充。1963年出版《猜想與反駁》。1969年波普爾放弃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全職工作，專注于研究和寫作。1972年發表《客觀的知識》。1974年，由席爾普（Schilpp）主編的“在世哲學家文庫”發表了兩卷本的《波普爾及其思想》（上卷爲自傳，後來以《無窮的探索》單獨出版）。1977年與艾克爾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腦》。19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實在論與科學的目的》、《開放的宇宙》和《量子理論與物理學的分裂》。?
　　這本《二十世紀的教訓》彙集了在他去世前兩三年接受采訪的對話錄，以及1980年代末的兩篇演講，可以看作是他生前最後的思想和看法。?
　　作爲思想家的風格與意義
　　在學術界，沒有一個希臘哲學和現象學的外行敢于奢談海德格爾，沒有一個不曾潜心研讀柏拉圖、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的學者敢于評論施特勞斯。但是，一個對愛因斯坦相對論、對當代科學基本無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評判波普爾的學術工作而毫無輕率的感覺。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
　　波普爾的主要思想建築于他的知識論之上，而他在知識論方面的批評性創見則源自他對當代科學發展的深刻洞察和闡釋。在20世紀的著名思想家中，沒有人像波普爾那樣熟悉以至于介入當代科學內部的重要辯論，幷與科學家共同體之間保持如此長期和密切的聯繫。他自己曾經坦言，他的許多工作實際上只是對愛因斯坦思想的一種哲學表達。那麽，爲什麽一個人文學者在理解和評價波普爾思想時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現代科學知識準備而不感到困難？?
　　在我看來，這多少是波普爾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獨特的學術風格——以罕見的清晰表述深奧而複雜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難以閱讀但容易概括”和“論證複雜但結論明確”的特徵。因此，人們不需要研讀他的著作，就能够方便地將其學說概括爲一些簡單的論點。這使他的著作變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時也在流行中被簡單化、通俗化進而被曲解。在這個意義上，馬吉（Bryan Magee）的評論是頗有見地的，他說波普爾的清晰性“甚至掩蓋了他的深度”。波普爾的學說在獲得廣泛傳播的過程中，流失了其複雜與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義被低估、被忽視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終爲世俗的聲譽付出了世俗的代價。
　　當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種優异的學術風格，絕不是所謂“一流工作”的充分條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條件。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在思想和學術上的價值究竟何在？這仍然需要進一步辨析。?
　　從對絕對真理（以及各種决定論）的普遍至信，到對其根本性的質疑和警惕，這是20世紀人類思想史上一個最爲重大的事件。而波普爾的學說，特別是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著作中闡發的觀點，對這一歷史性的轉折作出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貢獻。對于只注重波普爾某些結論要點的人來說，這個判斷當然是無稽之談。在挑戰决定論的陣營中，波普爾絕不是第一個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鬥士。西方思想史自前蘇格拉底開始就有著悠久的懷疑主義和不可知論的傳統，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絕對真理觀和决定論的攻擊。所謂波普爾“無可替代的重要貢獻”從何談起？我的觀點主要依據以下三個理由。?
　　首先，在波普爾之前，反决定論的批判聲音幾乎被科學洪流所吞沒，完全無力抵禦由“現代科學奇迹”所創造的真理神話。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難以進入現代科學的內部知識結構，無法對科學真理觀做出知識論上的有力反駁，而只能從外圍發出邊緣性的异議，且主要針對的不是“科學真理”本身，而是科學與技術導致的文化與社會的“負面後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學奇迹造就的絕對真理觀絲毫沒有被抑制，反而不斷走向强盛，成爲支配性的意識形態。而波普爾的批判恰恰是從現代科學內部開始，甚至是從其“硬核”（hard core）——現代物理學——進入，由中心顛覆“科學定律”的絕對確證性和可靠性，然後向外拓展到歷史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種種“科學”，對各種形式的絕對主義與决定論予以清算。?
　　其次，以往對科學真理的攻擊，主要來自非理性主義的思想傳統，無論具有怎樣的顛覆性，也仍然無法解釋科學知識的發展與科學奇迹的“鐵的事實”。而波普爾以“猜想－反駁”的試錯機制對此提出了新的另類解釋，在肯定知識成長的有效性同時瓦解其絕對真理性。這是啓蒙傳統內部對絕對真理觀的一次真正的“解構”批判。在思想史的意義上，是審慎的理性對“理性的自負”的一次勝出。?
　　最後，尤爲重要的是，證僞主義學說遠不只是一個天才性的邏輯洞見。如果波普爾不具備進入複雜而深奧的科學內部知識討論的能力，那麽“科學陳述不能被證實而只可能被證僞”之類的論述只會被看作痴人說夢，成爲一個笑柄，而根本無力對思想史發生任何影響。波普爾反潮流的新科學觀念贏得了許多自然科學家的支持和肯定。愛因斯坦早在1935年讀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邏輯》後就寫信予以熱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爾理論最堅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如梅達沃（Peter Medawar，他稱波普爾是“無與倫比的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薛定諤（Erwin Schroedinger）、玻爾、莫諾（Jacques Monod）和艾克爾斯，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如Ernst Mayr，Alister Hardy，Konrad Lorenz，Alfred Landé，David Bohm，Jean?Pierre Vigier，John Bell，Herman Bondi，Percy Bridgman和Dennis Gabor。可以想像，如果沒有來自科學家共同體的支持，對絕對真理觀的顛覆以及對决定論的批判至多是哲學圈子內部的議論或牢騷，而不可能成爲思想史的一次轉折。?
　　在學術界，我們習慣于敬畏晦澀的學說，但我們常常忘記：正是通過極爲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複雜的思想謎團才變得清澈起來，一些被許多晦澀的文本反復討論的問題才獲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爾正是這樣一類卓越的哲學家。?
　　一個世紀前，對絕對真理與决定論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還是一個异端，而波普爾以他獨特的風格（以及近乎偏執狂一般的雄辯熱情），推動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轉折，使這種异端學說在今天甚至成爲了常識。但這絕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常識，而是改變了人們的科學觀、歷史觀與社會演進觀的意義重大的常識。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可以當之無愧地躋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作爲哲學家的成就
　　波普爾作爲思想家的意義也許還比較容易澄清，但對他在哲學上的貢獻則有非常多的爭議。雖然波普爾本人傾向于將自己看作哲學家，但在專業哲學領域中他的聲譽是相當可疑的。許多人輕視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認他的哲學家資格。造成這種狀况的原因是複雜的。我以下的分析將著重于指出，對波普爾哲學成就的評價是困難的，這與他的研究領域和個人風格的獨特性有關。?
　　波普爾的學術生涯開始于對歸納問題的批評性研究，這屬典型的知識論領域。他的證僞主義學說來自于對歸納方法作爲知識成長邏輯基礎的質疑，但這幷不是一個原創性的發現。休謨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歸納問題”，羅素也曾以詼諧的方式重提（一隻每天被主人照常喂養的鶏，怎麽也“歸納”不出終有一天自己會被主人擰斷脖子）。而維特根斯坦（這位波普爾一生都耿耿于懷的論敵）在1921年出版的文體獨特的《邏輯哲學論》中清晰地重述了這一點：“歸納過程在于此：我們采取能與我們的經驗相協調的最簡單的規律（6.363）。可是這個過程沒有邏輯基礎，而只有心理學的基礎（6?3631）。”〖ZW（〗［奧］維特根斯坦著，郭英譯：《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1985年8月，第93頁。〖ZW）〗所以，就歸納問題的提出而言，前有休謨提出，後有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等人的再論，波普爾對此毫無原創性可言。?
　　波普爾的哲學貢獻在于對歸納問題提出了一個可能的解决方案。與維也納學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爾的證僞主義以經驗檢測的“可證僞性”而不是“可證實性”作爲科學與非科學陳述的劃界標準，幷以“問題－猜想－反駁”的“試錯機制”代替“觀察－歸納－證實”的“實證機制”，爲科學知識的成長提出新的解釋。波普爾早在1930年代初就明確提出了這個想法，無疑是具有原創性的。但如何在哲學上評價這一創見是可以商榷的。也許，可資對比參照的是維也納學派的工作。?
　　以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爲精神領袖的維也納學派，聚集了許多極爲優秀的哲學家和數學家。他們曾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逐字逐句地閱讀和討論了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不是一遍，而是兩遍！），當然早就充分意識到歸納問題的困難所在。也就是說，他們和波普爾面對的是同樣的難題。但邏輯實證主義學派的主要成員仍然堅持在實證的方向上予以解决。其中，卡爾納普以概率詮釋來拯救歸納方法的路徑起初看來頗有希望，但後來遭遇到許多（包括波普爾在內）有力的反駁，因看不到更有希望的進展前景而放弃，卡爾納普本人最終轉向語義學研究。維也納學派也因爲多種原因（特別是石裏克被刺身亡）而終于解體。?
　　波普爾在其思想自傳《無窮的探索》中聲稱，正是他“扼殺了邏輯實證主義”，雖然他不是有意的，但還是要對當時這個重要哲學流派的破産“負有責任”。這雖然有自誇之嫌，但以下結論還是可以成立的：對于科學知識論中的歸納難題，沒有人（包括維也納小組的成員在內）完成了足以與波普爾證僞主義相競爭的可能的解决路徑。這在哲學上是一個重要的貢獻，雖然可能難以稱作“第一流的成就”。?
　　波普爾人格傾向中的偏執與固執可能多少影響到哲學家對他的評價。比如，他堅定地聲稱自己已經完全解决了200年來困擾著哲學家的休謨難題，這是個被布羅德（C. D. Broad）稱作“哲學的家醜”的問題。但這個自信的論斷受到許多哲學家和一些科學家的質疑。特別是波普爾難以解釋爲什麽人們在日常經驗中仍然依賴歸納方法的問題［在艾爾（Ayer， A? J?）看來，這才是休謨難題的關鍵所在］。波普爾爲此作了大量的自我辯護，包括對科學發現的心理過程與邏輯基礎做出區分。許多辯論的確帶來了理論的完善，但如果波普爾能够更爲謙遜，或許會獲得更多的肯定。?
　　在“猜想－反駁”機制的實踐有效性問題上也是如此。拉卡托斯後來發展出的精緻證僞主義或“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對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釋，雖然這更多的是技術性的修正和補充而不是在哲學上另闢蹊徑，但波普爾不能容忍學生對自己的批評性繼承，最終導致他們友誼的破裂。而對專業哲學家來說，或許最難以接受的是波普爾對維特根斯坦的攻擊。他傲慢地宣稱：維特根斯坦後期的研究，以及由此發展出的語言哲學完全是誤入歧途。無論如何，波普爾的人格中有著與他自己倡導的開放與寬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獨斷特徵，以至于有人戲謔地稱波普爾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波普爾對柏拉圖的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學家青睞的另一個原因。他在《開放社會》上卷中對柏拉圖的闡釋，從希臘文的翻譯細節到具體文本段落的理解，到對柏拉圖意圖的整體把握，都受到了許多激烈的批評。希臘哲學專家萊文森（R? B? Levinson）特別發表專著《保衛柏拉圖》，對波普爾進行了全面的抨擊。而波普爾在第4版中特別加了一個附錄對此予以反駁。當然，也有哲學家支持波普爾對柏拉圖的解釋。牛津大學著名分析哲學教授賴爾（Gilbert Ryle），自己曾發表過研究柏拉圖的專著，他在《心》（?Mind?）雜志上發表書評指出，波普爾“對希臘史和希臘思想的研究顯然是深刻而富有原創性的。從此對柏拉圖的解釋不再會是老生常談了”。而羅素也說，波普爾“對柏拉圖的攻擊雖然有悖于正統，但在我看來完全是成立的”。要對這樣的爭論做出恰當的評判，沒有對柏拉圖和希臘哲學深入的專門研究是不可能的。况且，懷特海有句名言，“整個西方哲學都是對柏拉圖的注脚”。不同注脚之間的爭論也很難有明確的結論。但有一點事實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在專業哲學的研究中，波普爾對柏拉圖以及黑格爾的闡釋不會被當作一種重要的觀點予以認真討論。?
　　總的來說，波普爾在人文學術界最熱衷的贊賞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專業哲學家。波普爾在一次訪談中曾指出，哲學的任務是反省我們不自覺的偏見，幷明確反對哲學在專業化的問題上“仿照現代科學的模式”。在現代的學科建制中，波普爾的專業身份是頗爲曖昧甚至尷尬的。這也對評價波普爾的學術成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他在倫敦經濟學院開設的“邏輯和科學方法”方面的課程甚至不設教授席位。這在當年使這位“國際知名”的高級講師晋升教授的問題都頗費周折。直到1948年（《開放社會》一書出版3年之後），在哈耶克的動議下，校方同意爲波普爾專門設立一個“邏輯與科學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終解决了他的“職稱問題”。?
　　波普爾的研究主題大多處于專業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專門性研究中。例如，在1958年維也納國際哲學大會上，波普爾提交的一篇論文，分析了萊布尼茲對笛卡兒的批判如何影響了物理學從原子論到“法拉第－麥克斯韋場論”的發展。這篇論文在極小的圈子裏獲得盛贊，但大多數哲學家幾乎不知所云。他與艾克爾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腦》一書也有類似的命運。波普爾更像是萊布尼茲時代的學者，在自然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地帶展開工作。在這個意義上，他在當代是沒有多少同行的，也難以在專業哲學界獲得承認。?
　　對波普爾的兩個流行的誤解
　　對波普爾的思想有兩個流行的誤解，似乎又有必要予以澄清。由于波普爾對科學與僞科學的劃界標準做了大量而細緻的解釋，有人認爲他是一個“科學至上論”或“唯科學主義”的鼓吹者。這是一種非常低級的誤解。?
　　在波普爾看來，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在于經驗上的可證僞性，但他堅决否認這是區分“有意義”和“無意義”的劃界標準。在這個問題上，波普爾與邏輯實證主義者有著尖銳的衝突，後者認爲，只有邏輯命題的和科學（經驗可檢驗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而波普爾則堅持，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劃界標準絕不是“意義”的劃界標準。相反，他認爲宗教、神話和形而上學等命題，雖然不是科學陳述，但它們有自身豐富的意義和價值，有些可以成爲科學猜想的源頭。他甚至認爲許多被他稱作“僞科學”的理論，如弗洛伊德心理學，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們的學說有可能是正確的，只是不具有可證僞性，無法在經驗上予以檢測。?
　　在波普爾的詞典裏，“科學”不是“有意義”或“有價值”的同義詞，更不是“正確”或“真理”的同義詞。科學知識也不是人類唯一有意義的智性事業。他强調，科學理論都只是暫時的、尚未被證僞的假設，更是否定了將科學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與那種流行的誤解恰恰相反，波普爾實際上是一位科學至上論和唯科學主義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另一個對波普爾政治立場的誤解值得更爲認真地討論。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傾”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與波普爾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親密關係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給波普爾的書信中提及“我們的哲學”。另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也曾對波普爾予以盛贊。伯林在他的《馬克思傳》1963年版的序言中，稱波普爾的《開放社會》是“一部具有罕見創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幷認爲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歷史學說做出了“最謹慎也是最懾人的批判”。而波普爾本人也的確自稱是自由主義者。這些因素都會使人們很自然地推斷，他會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場”。這種觀點雖然不是空穴來風，但仍然有嚴重的偏差。實際上，波普爾在政治立場上與他的自由主義同伴具有相當的距離。?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雖然懷有偏見，但幷沒有進行意識形態化的攻擊。《開放社會》一書是從批判理性主義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爾對馬克思本人懷有很深的敬意，認爲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學家，也敏銳地意識到，馬克思將自己的理論與“空想社會主義”區別開來是正當的，而且他的理論在當時的確是科學的，因爲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經驗事實檢測的預言。只是在波普爾看來，其中許多重要的預言已經被歷史證僞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對象是他所謂的“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管社會實踐中出現了多少與理論相悖的事實，仍然要堅持理論的教條幷爲此不懈地辯解。這種教條主義的自圓其說恰恰違背了科學的一個基本品質，那就是理論要勇敢地面對實踐的檢驗。這種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不再具有科學的品格。同時，波普爾也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歷史决定論，這將導致對社會實踐做出整體的和長遠的計劃安排。雖然當時波普爾幷沒有觸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弊端，但他所倡導的“漸進社會工程”理念，主張一種在不斷嘗試中修正錯誤的社會演進模式，對今天的社會主義實踐幷不是沒有啓迪意義的。?
　　波普爾少年時期曾是一名共産主義者，雖然他後來放弃了這一信念，但此後許多年仍然信奉社會主義，而至今仍然對馬克思關于人類平等與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認同。他在《無窮的探索》中寫道：“如果社會主義有可能與個人自由相結合，那麽我仍然是社會主義者。因爲沒有什麽比在一個平等的社會中過著一種樸素、簡單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後來意識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爲力求實現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們中間是不會擁有平等的。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的確强調自由對平等的優先性。但是由此幷不能推斷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場。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問題上的觀點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傾向。?
　　在《開放社會》第二卷中，波普爾明確反對極端自由主義，特別是經濟放任自由主義；激烈批判市場原教旨主義論，認爲這將使富有者無限度地剝削窮人，結果將使窮人喪失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國家的經濟干涉主義：“我們必須建立保護經濟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幷且通過國家權力對此加以鞏固……這就意味著必須放弃國家不干預的原則和經濟體制不受約束的原則，如果我們希望自由得到維護，那麽我必須要求國家用有計劃的經濟干預取代不受限制的經濟自由政策，我們必須要求經濟干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段引言自身是極爲明確的，如果說波普爾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那麽一個要求取代經濟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在我們這裏至少稱得上是“自由左派”。?
　　結語
　　一個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個徘徊在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學者，一個反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一個以偏執的風格竭力宣揚審慎與開放的雄辯者，一個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備受誤解的知識分子，這就是卓越而獨特的卡爾?波普爾。他一生無窮的探索，最終將蘇格拉底“我一無所知”的箴言作爲自己思想的墓志銘。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誡人們知識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負的危險。?
　　對于20世紀人類經歷的灾難與恐怖來說，波普爾是一位診斷思想瘟疫的醫生。?
　　如果他的告誡已經成爲今天的常識，那麽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
　　倘若有一天，類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們才會重新想起他，幷記起他的診斷。?
　　第一章和平與戰爭?
　　訪：我想，我們應該用如下的觀點開始這次訪問：在你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曾經完整呈現你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你的核心觀點是在什麽時候、在怎樣的情况下形成的？我們在你1945年的巨著中，清楚瞭解了你的思想體系，但是，你爲什麽會覺得必須要强烈抨擊從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以降的“假先知”（false prophets）？
　　答：這個問題得回溯到好久以前，1919年7月吧，那時我還沒滿17歲。當然啦，距離我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那本書裏形成的觀點，還有好大一段距離。但是，在1919年7月，17歲生日過後沒有幾天，我决定從批判的角度，重新衡量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沒過多久，1920年2月，影響我一生的看法，其實已經隱隱成型。你看嘛，這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我敢說，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當時的事情了。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剛剛結束而已。
　　訪：你對戰爭的態度爲何？
　　答：我自幼就是和平主義者，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有開打。我的父母也主張和平。我父親在他的圖書館中，收藏很多和平主義者的作品，他個人是强烈反對奧地利的軍國主義。戰爭一爆發，我只覺得害怕，而且發現我身邊的許多人——我家的朋友，諸如此類的熟人——態度突然有了180度的大逆轉，變得支持戰爭起來。1914年7月底，我的父親從維也納寄了一封信給我，信裏面說，他沒法來跟我們會合了，因爲很不幸的（他在信裏就是這麽說，“很不幸的”），戰爭就要爆發了。這封信是在我生日的前一天寫好的，然後，我記得很清楚，戰爭就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開打。他在幾個小時前，就預知戰爭終將難免。沒過多久，我返回維也納，發現學校裏的每個人都支持戰爭。
　　訪：你受到當時氣氛的影響嗎？
　　答：我當然也不能完全免疫，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影響。我只希望歐陸能盡速恢復和平，當然啦，我是認爲同盟國（Central Power）終究會獲勝。同時，我也獨排衆議，認爲不可能有真正的勝利。
　　訪：你是否還清楚記得，你當時究竟對戰爭保持著怎樣的看法？
　　答：其實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寫了一首詩，現在還記得幾句，題目叫“慶和平”（The Celebration of the Peace）。我在詩裏面希望敵人全部回家，我們終獲和平；但是，詩裏面不敢說和平就是勝利，也沒有類似的大話。我還記得那首詩是在1914年10月前後寫的，但也不過到了新年，我就發現我們取得的勝利，根本不能擊潰敵人，讓他們回家——詩裏面其實就暗藏了這層意思。沒過多久，我就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反戰分子，不再認爲會有敵人將戰敗返鄉這種事了。
　　訪：什麽原因讓你變成一個激進的反戰分子？
　　答：我記不清楚是1915年還是1916年，我與父親長談良久，討論未來的局勢。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正義的一方，終將獲勝——這當然是很天真的看法。不過，早在1915年，德國入侵比利時之後，我就覺得德國不遵守條約，同盟國不是正義的一方，遲早要嘗到失敗的苦果。
　　訪：我們把時間往前推一些，你還記得是在什麽時候，第一次聽到“十月革命”的理念？
　　答：大概是蘇俄與同盟國在布列斯特?裏托夫斯克商討和約的時候。我那時候大概15歲，對于俄國人在那裏發表的演說，印象格外深刻。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當然是首席發言人。奇怪的是：當時幾場重要的演說詞提要，竟然可以在奧地利印行（好像是德文的，我有點記不清楚了）。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共産主義。我有一個俄國朋友，1905年革命的時候，是學生領袖；他就警告我說，共産黨人爲了党的利益，什麽事情都做得出來。我那時對這番話有點懷疑，就是因爲我對布列斯特—裏托夫斯克演說深信不疑的緣故。
　　訪：共産主義吸引你的地方，是不是演講中提到的和平以及痛斥用武力解决爭端的態度？
　　答：我那時已經面對一個日後深深吸引我的核心課題：共産主義，好還是不好？
　　訪：你就因此成了共産黨員了。
　　答： 1919年，大戰結束後沒多久，我跑到共産黨的辦事處，跟他們說，我可以替他們跑腿。那兒除了一群領導人之外，奧地利哲學家魯道夫?艾斯勒（Rudolf Eisler）的三個孩子也在那裏——格哈特（Gerhardt）、漢斯（Hans）、費綠蒂［Frirri，埃爾弗麗德（Elfride）的簡稱］。費綠蒂那時好像已經離婚了，但依舊冠夫姓弗裏德倫德爾（Friedlnder）。格哈特日後成爲美國共産黨的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被美國驅逐出境。他的弟弟漢斯是民主德國赫赫有名的音樂家。費綠?蒂??弗裏德倫德爾化名露絲?費雪（Ruth Fischer），則是德國共産黨的重要領導人。
　　訪：在你的自傳中，好像沒有提到這些人的名字，你只概括稱呼他們爲“共産黨朋友”，你爲什麽在這個時候，會把他們的名字交代得那麽清楚？
　　答：我跟他們相處的那段日子，其實很有意思。他們對我很好，甚至于有點寵我。起初，我也信賴他們。?
　　但是，我很快就發現，只要莫斯科來一通電報，他們的態度就可以有180度的轉變，前一天才說過的話，到第二天可以整個倒過來。對人的態度也是這樣。換句話說，他們只有一個原則：堅决支持莫斯科，不容一絲一毫的動搖。一旦意識到這一點，我對共産主義就産生了信心危機。
　　訪：據我瞭解，艾斯勒兄弟都有點知識分子的堅執。所以，他們善變的行爲，迫使你繞開個性上的缺點，直接歸因于幽暗的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如果說，《開放社會》是你思考的終點，那麽，當時就是你懷疑的起點嗎？也許你也可以趁這個機會，解釋一下你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
　　答：沒錯，你說得對。馬克思預言：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我在這裏先不區分兩者的差別）終究會以無産階級專政的形態出現。只要研讀歷史和經濟學，就會明白這是人類社會不能回避的進程。這番道理是可以證實的。共産主義終將降臨。?
　　資本主義是一種邪惡的社會形態；它必須終結，要被共産主義推翻。?
　　共産革命一定會發生，革命成功之後，我們就會享受完美的生活，擁有嶄新的社會：人人互信互愛，世上永遠沒有戰爭。這就是共産主義的主要訴求。所以，我把這種主義稱做是“陷阱”、“捕鼠器”，而我就是那只老鼠。
　　訪：在你的自傳中，你說你終于“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精要”。“包括了，”你是這麽寫的，“歷史預言和一個隱隱約約的道德律（moral law）：携手共創歷史的必然！”你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你所謂的“陷阱”？
　　答：共産主義預言了一個比較好的社會，它的哲學基礎來自于所謂的歷史法則。很明顯的，這是每個人的責任，特別是我這種痛恨戰爭跟暴力的人，更是責無旁貸，應該加入共産黨，早日促成共産社會的來臨，而且不管發生怎樣的周折，共産主義都是終將實現的。如果你意圖抵抗，那麽你就是罪犯。因爲你抗拒一個終將實現的夢想；你就會成爲幫凶，讓共産主義在創建過程中，無法擺脫自己所憎惡的暴力和死亡。?
　　共産主義終將誕生，共産社會終將穩固。他們只希望在這過程中，抵抗越少越好，犧牲越少越好。?
　　所以，只要大家明白，社會主義是經過科學證明的歷史演進鐵律，就自然而然會投入革命的行列，促成共産社會的實現。這也就是爲什麽共産黨員會做一大堆怪事的緣故。他們再怎麽顛三倒四、自我矛盾，都可以找到解釋：創建共産主義政權，是歷史的核心重點，他們的行爲、選擇，都要以這個目標爲依歸。大家心裏都清楚，就算是領導者，難免也會犯錯，但這都只是無關緊要的微枝末節。共産黨員的奮鬥重點，是終將實現的夢想。這就是我所謂的捕鼠陷阱，而我當時就掉到陷阱裏去了。
　　訪：也不過是幾個月的時間，你的心思就改變了。除了你的共産黨朋友言行游移之外，還發生了什麽事？
　　答：好幾件事情，我都覺得蹊蹺。?
　　在維也納，幾個共産黨員被拘禁在警政大樓，共産黨决定號召示威人群，要求當局釋放他們。參加游行的多半是年輕人。警察開槍了，6個年輕的示威群衆死亡。我目睹全程：我在現場。于是，我開始想，那些共産黨領袖是故意把情勢說成那麽壞的，其實不然；但是，把情况說得糟一點，群衆的情緒才會激動，這是革命、大革命必備的要素之一。看到悲劇發生，他們不會後悔，可是，我覺得那6個年輕人的死，我應該負一些責任。
　　訪：不管是在你的自傳中，或是在剛才有關你個人早年經歷的描述裏，有一件事情，你幷沒有說得很清楚。你說，你之所以與共産黨逐漸疏離，是因爲6位年輕的共産黨員被維也納警方射殺。但是，在這起悲劇中，共産黨員是被害者，不是開槍殺人的人，而你却因爲這樣的理由放弃了共産主義，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答：我覺得我有些責任。我覺得犧牲自己、讓自己冒生命的危險，這沒問題；但是，我們是在鼓動別人置身險地，甚至被人槍殺，我們沒有這種權力。政黨領袖也沒有權力叫別人犧牲，叫別人冒生命危險。這些年輕的示威者是工人，他們相信我們對情勢的判斷，相信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宣揚。那時，我已經上大學了。我們是學生，讀得懂好厚的書，自認有權利告訴群衆怎麽做：事情的道理就是這樣，共産主義終究會實現，我們應該爲建立共産社會而鬥爭。但我覺得我們應該負責任之後，我捫心自問，事情真的是我們說得那樣嗎？我怎麽知道共産社會終將到來是真的呢？?
　　馬克思思想我弄明白了，我可以跟你們保證，馬克思的學說是對的，他的理論沒錯。共産主義終將實現，我們會取得最後的勝利，只要共産革命成功，我們就會擁有美好的社會！
　　訪：接下來，你怎麽做呢？
　　答：我决定把馬克思的著作徹底讀一遍，我以前沒有痛下决心。我引用過他的說法，我也必須要引用他的說法，但那都是很膚淺的知識。從那時開始，我下定决心要弄明白他的理論到底有沒有根據。

出版說明、
中譯本導言卡爾?波普爾的貢獻與意義（劉擎）
第一篇訪談錄Ⅰ（1991年）?
　第一章和平與戰爭
　第二章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批評
　第三章 1962年：薩哈羅夫、赫魯曉夫與蘇聯衰落
　第四章當前政治議題：法治與孩童
　第五章歷史主義的再批判：開放的未來
第二篇訪談錄Ⅱ（1993年）
　第六章我們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中
　第七章電視腐化人心，一如戰爭
第三篇演講文稿?
　第八章民主政體理論與實務的省思
　第九章自由與知識分子的責任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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