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遲遲未能落筆有幾個原因。我在臺大念書四年（1957-1961），在美國考過博士資格考試以後，回臺大教書，前後又有九年，在杜鵑花城的歲月，長達十三年。因為有太多可寫的故事，感觸良多，反而無從下筆。
還有一層顧慮，就是人謂的「好漢不提當年勇」。我雖然當年是個女生，現在是個老祖母，但服膺這個道理，與眾人沒有不同。要寫臺大經驗，免不了要吹點牛，這與維持謙虛的心願相違，就不如不寫。轉念一想，我現已年過七十，再不吹點牛的話，恐怕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現在挑選幾件與性別有關的來說說，追隨眾學長之後，一起來慶祝校慶的盛會。
【到臺大念書】
1957年，我從臺北一女中畢業，接到通知說可以保送東海大學，但我還是放棄保送機會，選擇參加聯考，第一志願臺大歷史系。分數出來，中歷史系榜上第一名。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後來告訴我說，寫榜的時候，我的名字很早出現，他以為我是個男生，待他抽完一枝菸，第二名才出現。
那時候，臺大歷史系清一色都是男教授，學生中也以男生居多。但我們那一年錄取的學生中正好男女生各半。教授們全都認為歷史這行是男性的地盤。可不是嗎？中國人寫歷史，大概從有文字，有統治者以後就開始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幾千年來，幹這行的全是男的。在迎新會上，系主任劉崇鋐教授致辭歡迎新生，但是他希望女生趕快轉系，因為這一行不適合女生，不妨轉到中文系或者外文系去，澆了我們一頭冷水。
聽說其他的歷史系教授們也都覺得危機臨頭，歷史這一行業，正面臨著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吳相湘教授憂心忡忡地說：「歷史系要變成怡紅院了，怎麼辦？」沒想到女生們沒有一個轉去別系，反而有女生轉系進來，包括農學院轉來的高材生謝瑩瑩。大家不僅學習歷史，而且創造了歷史。從這一年以後，歷史系錄取的一直是女生多於男生。
教授們雖然不喜歡女生來念歷史，可是打分數的時候，並未歧視女生。四年中，我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是書卷獎的學生。有一回，學校通知我去領另外一個獎學金，發放獎學金的職員說是素友獎學金，我想知道捐錢的是什麼樣的組織，顧名思義，應該是「吃素的朋友」。他不想答話，眼睛翻了翻，那副神氣好像在說：「拿錢就是了，何必這麼囉嗦！」
沒想到三十年後，我念大學的女兒有個全然不同的經驗。一天，我在亞利桑那大學辦公室，有電話進來，是獎學金辦公室打來的，說有要緊的事要找我女兒，他們要給她一個獎學金，但是要她參加三天後的捐錢組織的餐會，而且要上台致感謝詞。晚飯的時候，她趕回家來，我把好消息告訴她，叫她第二天去獎學金辦公室。她急得跳腳，因為三天後，她正好有個重要的考試。雖然餐會在晚上，但致詞須先行準備，還須搞清楚這個組織的宗旨和歷史。她說寧可不要這個獎學金，在我的勸說下，她決定擔負這個重任，可是她不悅的反應似乎在說：「給錢就是了，何必這麼囉嗦！」
當年歷史系集中國大陸來臺的名師於一堂，沈剛伯、劉崇鋐、李宗侗、勞榦、姚從吾、夏德儀、方豪、李定一，吳相湘等皆是。
傅斯年校長聘請教授，秉持北大兼容並蓄的傳統，以及自由討論的學風。他自己雖是胡適的好朋友，但將最愛罵胡適的徐子明教授也請來臺大教書。徐子明以國學根基扎實自負，最痛恨引車賣漿者流使用的白話文。他寫過《胡適與國運》這本小冊子，上課必罵胡適及「胡子胡孫」，說白話文是豬狗文章，又要求學生考試必須用文言文作答，否則不及格。我們那一班同學中只有汪榮祖一位勇士敢去選他的課。後來我也有機會去上他在校外開的詩經課。
徐教授最反對女孩子進學堂讀書，女同學中沒人敢選他的課。他的女公子就沒進過學校，一直在家裡學習，由他親自調教。她琴棋書畫，樣樣都學，尤擅工筆仕女畫。我有幸看到她的百美圖長卷，功夫的確不含糊。我雖非行家，但覺得這應該是博物館收藏保存的傑作。
在上過「邏輯新引」的必修課以後，我們三個女生，李楣、陳宛和我，就有機會和哲學系的殷海光教授談天說地，獲益匪淺。記得最清楚的是，在談到女學者們的婚姻問題時，他說恐怕是：「最幸福的婚姻，也只比不結婚好一點點。」我如今想起來，還覺得這話很有道理，可是「婚」這個字的最好詮釋就是女人昏了頭，然而在這個世界上，不昏頭者幾希。
在殷府聊天，殷師母夏君璐會煮咖啡給我們喝，後來殷教授不幸罹癌去世，李楣為了接師母來美國花了不少心血，不折不撓，很令人感動。去年師母送我一部剛出版的《殷海光全集》，我說老師的書我都看過，不用寄來了。但書還是如約而至。打開後，我發現內有一本老師和師母的情書，纏綿悱惻，頗想寫一篇讀後感，卻遲遲沒有動筆。
剛進臺大的時候，我們一女中畢業的乖乖牌見到教授都會鞠躬，以示尊師重道。有位同學看到一位穿長衫，戴眼鏡的先生，就恭恭敬敬地行了禮。後來發現他不是教授，而是高年級的一位有才氣的同學，名叫李敖。但他大一英文還沒考及格，所以一再補考，還是大學部的學生。不久李敖做了姚從吾教授的助教，一天，他對我們選姚教授遼金元史課的一位同學說：「姚教授對你們一個個都有評語，寫在一個本子上，你們想看的話，付我一個字五塊錢，我就拿來給你們看。」大家討論以後，一致決定不看。
還有一次，有位女同學匆匆跑來，告訴我們說，李敖戴著草帽，看到女同學就把草帽拿下翻過來，裡面貼著裸體女子的畫片。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知道他帽裡有裸女。那幾天，女生們看到他走過來，就趕快轉彎走開。
（節錄自〈臺大歷史系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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