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人在安東

五
　　孤山東街有一棟二層小洋樓，既是教士寓所（陳樂實），也是禮拜之家，所以，又叫東禮拜堂和小禮拜堂。小樓的位置好像一把摺扇下端的紐扣，展開半圓形的扇子，東為上院，西為下院。崇正女校就在下院；東邊的高崗，也就是小東山了。
　　聶樂信就住在小東山的教士樓，由於她時常接濟一些窮人，遠近聞名，請求賒濟的窮苦人「聞風而至」。然而，杯水車薪，靠賒濟生活終不是長遠之計。聖經有訓，「主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園，叫他耕種、看守園子。」又說，「若有人不肯做工，他就不可吃飯」。勞動是神的旨意，懶惰是一種罪惡。
　　一九一二年，聶樂信在小東山建起了崇正貧民救濟所，收容一些露宿街頭的流浪人以及孤兒寡母，供其溫飽。「當時，工作部連張桌子都沒有。第二年增加了絲織部。」「（縣教志）」後來，逐漸辦成了一個偌大的農場，不但有耕地、葦塘，果園、菜園和牲畜、奶牛、家禽，還養了幾條漁船，下海捕魚。除了這些，還有幾所工廠。救濟所從起初提供安身和溫飽，逐漸發展為具有安排工作、技術培訓、義務教育以及生活救濟等諸多職能。
　　貧民救濟所主要由兩部分組成，農作部與工藝部。
　　男子編入農作部，下設農務科和土木科。農務科包括農業（含葦塘、菜園）、園藝（果園）、編蓆、製乳（牛奶、乳酪）、飼養（豬禽）、磨米；而土木科（木工、瓦工）主要承攬土木建築。
　　女子編入工藝部，下設編織科和家務科。編織科主要生產臺布、絲織、花邊、襪子、刺繡、毛巾等。剩餘的邊角料，列為再生產項目，如鞋墊，坐墊等。家務科主要是裁縫、料理、洗衣、養蠶等。女子的刺繡，原料和圖案來自丹麥和英國，加工後的產品，遠銷於丹麥以及英美等國家。
　　生活在這裡的人，除了做工，還有受教育的機會。根據每個人文化基礎的不同，分別編入二年和四年的班級，女晝男夜，每天兩小時學習文化以及講解聖書。除了文化教育，還有技術培訓。對於所裡的孩子，只要到了入學年齡，就送他們上學。男孩送到培英男校，女孩送到崇正女校，品學兼優者繼續供讀，以至出國留洋（姜寶珍）。
　　每天早晨七點半，在悠揚的鐘聲伴隨下，農工們紛紛走進教堂，唱讚美詩、誦聖書、祈禱和聆聽聶樂信小姐佈道，然後，八點開始工作。
　　從前的一座荒丘，變成了男耕女織、人歡馬叫的家園，老百姓叫做聶家堡子。由賒濟轉為「要安靜做工，吃自己的飯」（耶穌），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同時，每個月所有在她（聶）學校工作的成年人都能得到的相等的工資。聶樂信廠裡的學校地方面積不小，被當地人叫做聶家堡子。」（吳坤美《丹麥傳教士在東北傳教歷史簡介》，下稱「歷史簡介」）

（…中略…）

九
土改時，「被鬥地主丹麥人聶樂信留有兩頭奶牛、果樹和住房」，（一九六○刑字第一九○號王生仁刑事卷宗）她的生活起居，由從前教會的廚師王生仁照料，包括侍弄果樹和奶牛。隨著教堂被「士兵」的佔領，教會的活動戛然而止了。用土改工作隊長肖洪儒的話說，「土改前後，基督教會這幫人都散夥了，這些房子就由聶樂信在那照看。」（《證實材料》肖洪儒，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
　　教堂空蕩蕩的，一條凳子也沒有，都被分光了，聶樂信目睹此情，百感交集。聖經上說，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是的，昔日的拆毀，是為了來日更好的建造。流淚播種的，總有一天要歡呼收割。在她的心目中，上帝自有其美好的安排。所以，她雖已年近八旬，人生的腳步已經踏上了冰冷的門檻，但卻猶如奔跑在叢林中的馬兒，不肯停下來，心中依然充滿了期待。不久，漂泊在外的何櫃納、于桂春（《孤山獨不降》）回到了孤山，和她同住教士樓，她不再形影相弔了。同時，上邊派來了牧師孫信愛，大孤山教堂的門打開了，她和姊妹們開始了為教會的復興而工作。在她給丹麥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們已經開了八天的復興會」。（「信函」）
　　然而，荒蕪的教會正待復興之際，又陷入了逼迫的洪流中，一切如浮木蕩回。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之下，基督教掀起了一場「自治、自養、自傳」的愛國主義運動，號召全國基督教徒切斷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由此，教堂成了「愛國愛教」的宣傳「陣地」，聶樂信成了被控訴的「靶子」－「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此時，在安東，以至東北，所有的丹麥傳教士早已回國了，唯有大孤山孑然一身的聶樂信，在「殘酷無情的迫害」面前，聶樂信表現了「不屈的信念和勇氣」。（「信函」）
　　「教會每當做禮拜時，要講報紙上的教會『三自』，何櫃納、于桂春、聶樂信站起來退出不聽」。（安東縣法院，一九五八年刑字第八八二號卷宗，下稱「卷宗」）在基督徒的眼裡，一個與世界勾肩搭背的教會，只不過在「上帝帶領」的糖衣包裹之下「賣主求榮」。於是乎，「教會響應黨的號召，為純潔教會內部，清除了地富分子；為斷絕與帝國主義分子的聯繫，革除了聶樂信的會籍，解除參加教會活動的權利。」（「卷宗」）同時，何櫃納、于桂春也被革除了會籍，解除了傳道職務，逐出教士樓。
　　從此，聶樂信又開始形單影隻的生活。

五
　　孤山東街有一棟二層小洋樓，既是教士寓所（陳樂實），也是禮拜之家，所以，又叫東禮拜堂和小禮拜堂。小樓的位置好像一把摺扇下端的紐扣，展開半圓形的扇子，東為上院，西為下院。崇正女校就在下院；東邊的高崗，也就是小東山了。
　　聶樂信就住在小東山的教士樓，由於她時常接濟一些窮人，遠近聞名，請求賒濟的窮苦人「聞風而至」。然而，杯水車薪，靠賒濟生活終不是長遠之計。聖經有訓，「主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園，叫他耕種、看守園子。」又說，「若有人不肯做工，他就不可吃飯」。勞動是神的旨意，懶惰是一種罪惡。
　　一...

安東丹國醫院的終結／崔世光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自北歐來到安東的一些丹麥人由該國民間和教會出資，在遼東地區傳教，建立醫院、孤兒院、中學、小學及園藝職業學校等慈善和教育機構，通過不到六十年有效扎實的工作，為安東的「現代化」發展做出了可觀的貢獻。他們以質樸無華的人性之美，以無求回報的精神在遠東展示了上帝的光照和慈愛。安東人在那一個歷史價段中，經歷著複雜的社會變動。其中有十多年的「滿洲國」日本殖民統治（一九三二－一九四五）、到抗戰勝利後國共政權紛爭的拉鋸亂世，動盪不安的狀態一直就伴隨著他們的生活。坐落於遼東半島南部的安東市雖然擁有沿鴨綠江出海口的優越地理位置，卻常常因此而在許多方面處於一種邊緣及偏遠地域的境況中。
　　一九五○年朝鮮戰爭爆發。位於最前線的安東，社會狀況驟然趨於極端。在安東從事慈善事業、對中國新政權十分友好的丹麥人被曲解為帝國主義滲透而遭迫害，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這是安東歷史上沒有光彩的一章。丹麥人在遼東多年建立起的事業，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留下的痕跡，被逐步擦洗。「丹國醫院」—在當時遼東民眾口碑中首屈一指的醫療機構，也悄然消失了。然而，對安東始終不忘的丹麥人，從一九七○年代末期，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至今，他們的後代仍然時常組團來遼東觀光。其中無論是商業旅遊性質的，或是被請來作「友好橋樑」的他們，都在努力找尋在一些記載中當年丹麥人的那些事物與當今社會在文化和生活層面上的關聯。然而，還能有多少歷史的印跡可供探索呢？其實，現代的「丹東」人，已經沒有幾個人真正瞭解當時的歷史。沒有人知道曾經為安東的教育及中國園藝發展做出重大頁獻的丹麥人吳立身博士在當年的工作是何等具有開拓性，卻在「被趕走前遭大會批鬥、被毒打」（吳立身女兒，文學家，丹麥作家協會理事吳坤美 Estrid Nielsen語）；沒有人能真切體會丹麥人郭慕深教士等善心人在把自己的畢生全部都奉獻給中國普通民眾後，卻在她的晚年，遭遇了被掃地出門，離開她的孤兒院孩子們，孤身一人回到她那一切都是生疏的母國—丹麥—的窘迫境地。
　　鴻路所記載下來丹麥人在安東的故事，是在中國社會文明進展歷程中有意義的真實歷史。在當今社會條件裡，有心、有力、乃至有「資格」做這件事的人，可能已經是絕無僅有的了。
　　我的父親崔錦章以親身的經歷見證了「丹國醫院」如何走向終結。在一個以革命口號為包裝的當地當時社會基層權勢運作下，公然以暴力和強權，以一些違反常識和邏輯不通的虛假作為驅動，編製出一場荒謬的戲劇。崔錦章，一個勤懇工作、受人尊敬、對當地民眾「有用」的醫生，雖然頭上有被戴上「省人民代表」等光環，卻在六個月內先是被委任為院長，又忽然變成罪行嚇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為了使人們相信那些被捏造出來的一切看起來像是事實， 該地方行政最高領導人，從市長到書記，聯同省、市衛生廳局長等等全體出動，在當時從行政運作和專業事務上都不屬「國家機關」的教會醫院召集全院大會，大張旗鼓地宣稱挖出反革命分子的重大勝利，以聲勢和威嚇造成「鐵板釘釘」的既成事實。就這樣，這個教會醫院就歸於「人民」的掌管之下。
　　我的母親王澄美，無數次向人們揭穿這種做法為「做扣兒」，膠東話就是設置圈套，「指鹿為馬」、「請君入甕」的意思。—「硬搶」，如果針對的是與新中國在一九五○年五月十一日就建立了正式邦交的丹麥國國民在中國的產業，地方政府官員們仍有礙於外交方面複雜性的考慮，及自身的政治形象而未敢妄為，畢竟在當時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尚寥寥無幾。然而，以戰時前線為由遣散外國人，隨後誘導中國人以教會的名義從洋人手中「名正言順」地接管醫院，再「關門打狗」，一切就可隨意而為之了。「拿下」醫院，是省衛生廳一九五○年當年的重大「戰果」；是當地政府「對敵鬥爭」的政績及「抗美援朝」的勝利。崔錦章不幸被做在這個「扣兒」裡。他雖在獄中歷盡磨難，卻始終不逾地搏命也要把那幾個不屬於他的不實罪名辯解清楚、扒拉下來。一九七九年，在看似不可能的情況下，終由中央有關部門干預而獲得平反。其實，崔錦章一案早在反右前的一九五六年，經由省檢察院複查而推翻原判，獲平反並提前放人回家。這是他的第一次被平反。但是不知何故，卻未有正式「文件」跟隨。前《人民日報》資深記者劉賓雁在〈那黑壓壓的一片〉一文中，對中國的那個時期前後的社會政治情況有記載：
　「　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全國普遍恢復了法院、檢察院和律師制度。幾十萬精幹的幹部派往司法戰線，清查建國以來的冤假錯案，很多冤案已經平反，很多死囚已經脫去囚服。是反右號令一響，所有這一切都被推翻了。從中央司法部副部長到各省市司法廳局長，大批主持正義的幹部被打成右派，不下三分之一的律師由於替受害者辯護，也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了。從此中國就進一步落入了無法可循、暗無天日的世界。」
　　崔錦章的遭遇印證了劉賓雁的記載—他在「反右運動」轟起的一九五七年秋再度被捕，原因是被錯誤平反。多年後的一九七九年，遼寧省政府有關部門在當年三月十二日的書面平反文件中，把過去的罪名全部都推翻了，撤銷一九五○年的刑事判決，宣佈崔錦章無罪。這實則是第二次為他平了反。平反判決書是一張輕巧的，比一個巴掌大不了多少的薄紙片。然而，平反書中卻留下這樣一個搞笑的小「尾巴」：
　　「原判認定申訴人崔錦章與一九四五年「九‧三」後編印反動歌集兩千餘冊，其中有其親自填詞的「蔣委員長贊」一首，從事反動宣傳。」
　　就此，崔錦章在給家人的信中解釋道：
　　「作歌乃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復後，當年的九一八以前，國共兩黨都未到安東時。那是出於愛國熱情，並非是什麼反動宣傳。印冊五百，不是兩千。……再者，我被捕並非是為了這些事，作歌是捕後我交代的。」
　　崔錦章畢業於英國人在瀋陽開辦的「盛京醫科大學」。一九四○年代在安東設立診所開業，掛牌是眼科專科。然而作為醫科大學培養出來的基礎全科醫生，他以在危急情況下從為病人截肢到為產婦接生，以及夜半應門出診等高度敬業精神在當時的社會上贏得口碑。「被事」 後，他本人在一九六○ －六一年冬最嚴酷的饑餓情勢下，是靠食用妻子想盡辦法籌集到的胎盤得以活命。在當時嚴酷的情形下，他仍參與救助一些垂死的犯人，以這種方式施展他的專長。當初他與曾經在安東生活和工作的丹麥人粘連在一起，並身不由己地成為丹國醫院終結的重要當事人，是在一個特定時空中由諸多因素—宗教、專業和政治情勢所造成的。他成為一個社會變遷的人質和見證者，不是他個人的選擇。所發生的一切也遠在他的邏輯和想像程度之外。崔錦章出生於安東北部山區五龍背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自他父母輩便是基督徒。他從小就在教會學校生活學習，是家中第一個走出山溝並成長為一個專業人材。他雖然經歷了實屬聖經所描述的「死蔭的幽谷」，上帝卻始終眷顧著他和他的家庭。在個人的品性方面，他有一個不大會「轉彎兒」、被我母親王澄美形容為「榆樹疙瘩腦袋」，用當地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認死理兒的「強驢子」—然而，卻能夠在生前親眼目睹他個人，以及社會蠕動的曲折過程。這無論如何是他同時代無數人經歷中的一個特例。

※崔世光，著名作曲家、鋼琴家，生於遼寧省安東市，一九六二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一九七八年起擔任中國交響樂團鋼琴獨奏家兼創作組成員。一九八四年赴美在紐約州錫拉丘茲大學獲得鋼琴、創作雙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六年。曾在歐洲和北美四十多個城市和音樂節演出，創作鋼琴協奏曲、組曲等四十餘首。現居香港。

安東丹國醫院的終結／崔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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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十年—記柏衛（Conrad S. Bolwig）和米娜（Minna Hass）
最後的守望者—記聶樂信（Marie Ellen Nielsen）
孤山獨不降
紅色牧師之夢
何處是歸程
小城的紀念碑—記于承恩（Johannes Vyff）
春到劈柴溝—記吳立身（Kaj JohannesOlsen）
風雪夜歸人—記郭慕深（Karen Gormsen）
荊棘叢中
基督教醫院的末任院長
安東丹國醫院的終結／崔世光
四十年回顧／柏衛
丹麥人在安東之歷史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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