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我是Kolas，Yotaka的女兒
我獨自站在舊金山的飯店房間，面對窗外，身邊陪我的是塞滿五天出差資料的手提行李。因為擔任總統府發言人，我陪同賴清德副總統出訪宏都拉斯。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約莫當地時間下午二點十分，回程再次過境美國，再過幾分鐘即將啟程前往舊金山軍用機場飛回台灣。
一如過去九十幾天，經常想起父親。時差來襲，霎時時空錯置，正巧手機播放著Nina Simone的〈Young, gifted and black〉：
To be young, gifted, and black （做一個年輕、有天賦的黑人）
Oh what a lovely precious dream （喔 那是多麼美好珍貴的夢想）
To be young, gifted, and black （做一個年輕、有天賦的黑人）
Open your heart to what I mean （打開心胸聽我說）
In the whole world you know （你知道在全世界）
There’s a million boys and girls （有百萬名男孩和女孩）
Who are young, gifted and black （都是年輕、有天賦的黑人）
And that’s a fact ! （那是一個事實）
To our young, gifted, and black （我們年輕、有天賦的黑人啊）
We must begin to tell our young （我們必須跟我們的年輕人說）
There is a world waiting for you （前方的世界等著你）
Yours is a quest that’s just begun （你的追尋才正要開始）
When you feel really low （當你陷入低潮）
Yeah, there’s a great truth you should know（你必須知道一個偉大的事實）
When you’re young, gifted and black（當你是年輕、有天賦的黑人）
Your soul’s intact （你的靈魂完整無缺）
聽著Nina，一月底的舊金山氣溫低，此時身上穿的是被父親讚美過好看的大衣。腦海中突然浮現一張父親年輕時穿風衣的照片。那時他大約三十四歲，在日本東京灣的一艘渡輪上。他的身形修長，風衣立領挺拔，高挑、簡潔、雙肘靠著甲板後方欄杆，自在站立，削瘦的肩膀挺起他的骨架，若有所思。
「你必須知道一個偉大的事實，當你是年輕、有天賦的黑人，你的靈魂完整無缺。」
突然之間，一股強大的力量從鼻腔加速往上衝，眼淚奪眶而出。想起他的一生，還有我的人生。父親還在的時候，不管發生什麼事，他總是站在我這一邊。過去九十幾天，突如其來的想念，經常像抽搐一般一觸即發，成為一種持續性的入侵。這種悲傷突襲，足以讓時空瞬間休克，靜止在某一個曾經與父親對話的場景，然後父親的影像會慢慢消失，最後只剩我一人站在那裡。
但工作還沒結束。這時我把大衣配在腰際的腰帶打上第二個結，綁緊，正準備開房門。伸手拉行李之際，不禁反問自己：我為什麼站在這裡？ 想起三個月前還在病榻上的父親，要我努力繼續我的人生，他說：「爸爸不在了，但是你們人生還要繼續走下去啊，不是嗎？」
父親在二○二一年十月三十日清晨七點五十八分過世，那一刻，我們正握著他的手。接下來，他採取了一種極端的做法：不告知親友、不通知教會、不停柩家中、直接火化。因此我也採取了一種極端的做法：不請喪假，一如往常，彷彿這個世界沒有人認識他，也沒有人注意我。
「人生還是繼續走，不管你遇到了什麼，還是要繼續走，」過世幾天前他指著牆上祖父的照片說：「（我的）爸爸走的時候，我們還不是一樣繼續走過來了嗎？」斷氣後，父親就這樣在短短兩小時之內，消失在我們懷中。
聽見飯店房門外有人聲像風一樣掃過，似乎是人群正簇擁著副總統準備離開飯店，驚覺自己已經遲到，若再不下樓將要錯過前往機場的車隊。於是趕緊拉起行李桿，快步打開房門。才一開門，此時舊金山只有十二度低溫，讓還掛在眼角的眼淚格外熱燙刺人，又要啟程了。
父親給我的名字
父親為了紀念他的母親，給我起了他母親的名Kolas，所以我跟我的祖母一樣，都叫Kolas。Kolas是我的名，Yotaka是我父親的名，所以全名Kolas Yotaka，即代表「我是Yotaka的孩子」或「我是Yotaka那一家的Kolas」之意。父親要求，他死後，要在他的墓碑與骨灰罈上，用阿美族文字刻上他四個孩子的阿美族名：Kacaw Yotaka、Kolas Yotaka、Hongay Yotaka、Cawas Yotaka。
「你們的生命是從這骨灰裡來的，這（刻字）也是要你們團結，兄弟姊妹的感情要凝固在其中，這骨灰裡的血脈，離不開你們。」他過世前兩週這麼交代。
我的祖母是Kolas，我的曾祖母是Dongi，我的曾曾祖母是Nakaw。我的根，是現在被劃為花蓮縣玉里鎮的Halawan部落，我是一個阿美族人。過去台灣原住民族沒有漢名漢姓，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畢竟我們是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語言。日本人來了要我們改日本名、國民政府來了要我們改漢姓名，一直到二○○三年立法院修正「姓名條例」，使原住民族人的姓名可同時與漢字並列，使用羅馬字拼寫，並登記在身分證上，我在二○○七年徹底恢復了我的阿美族名。
我主張完全拋棄漢字，並以阿美族文字（也稱「羅馬字」）書寫姓名，才能正確發音唸出阿美人的名字。我認為唸對一個台灣原住民的名字，正如我也學習唸對千千萬萬個非原民的姓名，不但是當代台灣人必備的禮儀，也是對一個人基本的尊重。
但自從我成為政治人物之後，這種主張成為一個問題，已經對某些人產生干擾。網路上，機器人網軍往往衝著我對使用原名的堅持而來，排山倒海的羞辱，大多以「漢奸」「走狗」「妓女」「去中國化」或「分裂主義者」稱呼我。
為何用阿美族文字登記阿美族名會是一個問題？
「他們憑什麼批評妳的名字？」父親掛念我多年來遭人辱罵：「妳的榮譽就是我的榮譽」，他要我忍耐，因為天主會看顧。
根據父親的口述，在日據時代，我的祖父Maro’在少年時期被一位在電力公司做事的日本主管帶走，到他家中幫傭。該名主管姓「吉成」，最後把祖父帶到台北，讓他從小學念到中學，還把自家的姓「吉成」給了祖父，並為他取名「志成」。在那個日本人統治台灣的年代，祖父的名字從Maro’變成「吉成 志成」。他學的日語，也跟這位吉成先生一樣，屬於關西腔。
「和」「 番」 有別的時代
祖父成年後，結婚，生下七個孩子，我的父親排行老三，在一九三七年出生時，由於祖父所服務的電力公司四處調派他任務，當時正好派駐在老家玉里鎮相鄰的富里鄉，於是父親就在現在花蓮縣富里鄉的東里車站附近出生，我那祭師曾祖母Dongi為他取名「Kacaw」。但「Kacaw」出生後，因剪臍帶處未妥善護理，持續發炎，直到兩歲前仍經常發燒，體弱多病，一度幾乎夭折。我的祖母Kolas認為是因為名字不祥所致，主張改名。在那個日本人統治台灣的年代，祖父母自然為父親起了個日本名，單名「豐」（讀音為Yotaka），全名「吉成 豐」。從此以後，Yotaka成為外來語，屬於阿美族男性的名字，也有其他男性沿用。
我父親出生的年代，我們還被叫做「番人」。那是一個階級分明，「和」「 番」有別的時代。「番人」不能與日本人同車、同校、同桌，因為我們被認為是低下骯髒的民族。
但祖父因替日本人幫傭，還被納為義子，經歷了其他同部落阿美人不會有的奇幻之旅：到台北求學，在電力公司就業，還分配到日本宿舍，與日本人成為隔壁鄰居。宿舍的格局與其他日本人的房舍一樣，看似無差別。平日講的是日本語，父親與兄弟姊妹也穿著跟其他日本孩子一樣的便服，每天躺睡在榻榻米上，與日本人生活看似也無差別。這一切發展，在當年的「番人」社會中，相當罕見。
骨子裡的認同
父親回憶，日式宿舍的客廳有個檳榔籃，裡面放著檳榔、白灰與荖葉，祖父一下班就找來吃。我們這一家人，外表穿著看起來像日本人，但內心深處是根本的Pangcah（即「阿美人」之意）。只要一進家門，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觀、樣貌、姿態、舉止、語言。白天，父親與兄弟姊妹的玩伴都是日本孩子，以為自己與他人無異，但回到家又講不同的語言，小孩子開始對自己到底是什麼人產生疑問。
有一次要從台東坐火車回花蓮的部落老家Halawan，被隔在「番人」才能坐的車廂。為什麼從「日本人」的宿舍被轉到「番人」的車廂，父親的大姊忍不住困惑地問：「我們到底是日本人還是番人？」祖母大聲喝斥：「O Pangcah kita nini!（我們是阿美人啊！）」
我的名字叫Kolas，是Yotaka的女兒。O wawa nu Pangcah kaku，我是阿美人。父親從未離開，他還跟著我呼吸，跟著我講話，跟著我跳舞、跟著我歌唱。他還繼續引導我的指尖，在我的吉他弦上彈奏，當我跟不上正確的和弦進行，他會用手在餐桌上用力打著節拍，成為我的嚮導。
「Pangcah不會迷路，因為妳是Yotaka的女兒。」
記得自己是誰的孩子，就不會迷路。這就是為什麼，我堅持使用族名的原因。
牽引—愛是一條線
二○二一年十月下旬，已是預期分離的階段。我在晚餐前回到家，那幾個月我幾乎每天往返於台北與台中。父親的身體因癌末的折磨又更削瘦、虛弱。但儘管連站一分鐘都困難，看見我開門回家，他還是緩慢從床上坐起，自己按壓床邊的電動開關把手扶欄杆放下。緩慢的，先把右腿移下床，再把左腿也放下，坐穩之後站起身，展開雙臂，擁抱我：「妳回來了，」他拍拍我的背說。
放開我後，他在床沿坐了不到兩分鐘，看看我，實在因疼痛坐不住，想找東西撐住身體，於是他又慢慢躺回床上。我趕緊上前幫忙調整枕頭的位置與高度，讓他找到一個相對舒適的角度，可以繼續躺著。
他的床，靠著窗，有光。躺在床上，靠窗的左手臂往上抬，手背則壓在額頭上，朝上的手掌心雖然看起來還是紅潤的，但他閉著眼睛，皺著眉頭。我知道，那種疼痛已經超過人類可忍耐的極限了。我說不出話，慢慢在腳邊放下我的公事包，在床邊坐下，陪著他。我們父女倆就像一對互看的人像剪影，在二○二一年的秋末冬初，背著光在窗前靜止著。
幾分鐘之後，他看著坐在床邊的我，舉起食指，在我面前點了好幾次，說：「妳知道嗎，耶穌告訴我『愛是一條線』。
我沒有講話，看了看他，他也看了看我，用一種孤獨但勇敢的神情。然後他抬起已經削瘦虛弱的雙臂，一前一後在胸前做出收漁網的動作，好像拉著一條繩索，要往自己的胸前收。他再說一次：「耶穌說『愛是一條線』，祂拉、拉、拉。」他眼睛看著我，像演默劇般拉著那條看不見的線，好像要把我緊緊拉到他面前。
然後他放下雙臂，用食指在空氣中又點了幾下，像是做了一個結論。我點點頭。後來他又疲倦了，就閉上眼睛休息。這時天色又暗了一點。
我在更年輕時，早早離開家。對這個世界曾經愛、曾經恨、曾經快樂、曾經受傷、曾經雀躍、曾經迷航。但父親固執的愛與信仰，始終導引著我回家。
我以為自己可以獨自展翅飛翔，但原來他早已在我的血液植入一種磁場，從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便不自覺地受他牽引，一直往他愛的方向去。年輕時，不知道自己正被一條線拉著，傲慢地向外飛往一個自以為「不被愛綑綁」的宇宙，自顧自地說要做一個獨立的個體。但現在才發現，自己始終被一條看不見的線牽引。如今這個節骨眼，正以光速，被往回拉。
不住的禱告「耶穌我愛祢」
我繼續坐在床邊陪他。即便倒臥在病榻中，我的父親依然是那個高大、修長、堅強的男性，絕不輕易說痛喊苦。但這天當我問他身體狀況，他第一次直白地跟我說：「很痛苦。」原來肉體的痛苦，足以讓人理智鬆懈，不再擔心過度暴露內心真實的感受。他講話的聲音已相當微弱。
我摸摸他已經滿布皺紋的手，用我的右手拇指，勾起他的右手拇指，另外四個手指頭緊握著他的手背，他也同樣握住了我，一起放在他的右胸前。我這樣挽著手陪他安靜了幾分鐘。
「妳幫我祈禱好不好？」他用僅剩的一點力氣睜開眼睛看著我。因為他想要禱告，卻連發出聲音的力氣都沒有。
「好！」我靠近他重聽的耳邊大聲喊。
「妳幫我唸『耶穌，我愛祢』，幫我跟天主求，求祂把我的靈魂收走，好不好？」他睜大眼睛，用著像當年要求我認真讀書時的表情看著我說。
「把我的靈魂收走。」
我停頓了好幾秒，看著他幾近下令的眼神。
父親知道，我從小即是一個對他有求必應的孩子。我聽他的話，照他的指示，總是希望他開心，即便偶爾愚蠢的決定，也盡我所能。現在的他已經不是他，必然自覺對自己的身體已無法控制，他正在信仰上接受嚴格的試煉。
「把我的靈魂收走。」
即便在這個節骨眼，只要能減緩他的痛苦，任何人要我做惡魔我也會毫不考慮答應。這對做女兒的來說，是一個過於殘忍的要求，但我決定無差別地答應父親，同意他，讓他知道我們跟往常一樣，一直都沒有離開過。他跟我們說過非常多次，他已感到滿足，人生圓滿且沒有遺憾。
即便要我禱告請天主把他的靈魂收走，我也用力點頭：「好。」我就是這樣的孩子。
我依他所願，不斷呼求「耶穌我愛祢」「耶穌我愛祢」「耶穌我愛祢」。我真心渴求奇蹟出現，祂真的可以「收走」我父親的痛苦，不管用什麼方式。我的禱告聲與他張嘴微弱的禱詞重複交疊，就像以前他領經帶領我們禱告一樣。現在輪到我要幫他把「耶穌我愛祢」唸滿整個屋子。
我的右手持續挽著他的右手，我邊唸著，同時邊注視著閉眼禱告的父親。自我上學、懂事以來，已經不曾再摸過爸爸的臉，於是我邊唸著禱詞，邊忍不住碰觸他的臉頰。霎時驚覺，父親臉上的皺紋，多年來總讓人誤以為他過於剛硬、銳利、線條分明，一旦伸手觸摸，才發現父親竟如此柔軟脆弱。
我看著皺著眉頭的父親，繼續忍痛低聲跟我一起禱告「耶穌我愛祢」，並把解消痛苦的期待，放在我身上，我突然忍不住啜泣起來。肉體的痛苦，可在表情顯現；但心靈的痛苦，只能緊緊包藏。等藏不住的時候，眼淚替你說。
父親因為我的暫停，睜開眼睛，看見我低頭流淚，他安靜了片刻。右手依然沒有放開我，但奮力舉起另外一隻手，拍拍我的肩膀說：「妳是一個好女兒，妳是一個好孩子。」然後他閉起眼睛，握著我繼續禱告。我只能擦乾眼淚，繼續跟上。
多年來，他為我們兒女開了一條路，而且不曾放手。沿著線，繼續拉著我們走。
愛是一條線，你或許還不知道會被帶到哪裡，但當時刻到來，就會發現，愛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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