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中國研究中，總是試圖從整體上來有系統地說明中國各個朝代：歷朝歷代都試圖強化一個相對簡明而劃一的體制，將這體制向外擴延，以一種精心設計的、以中央制定的管理法規為中心的體系來統理整個帝國。但從八世紀晚期開始，這種統一政府的觀念逐漸被摒棄了。到了明代，地方分權擴及具體的政策制定與執行等各面向，地方情況更為複雜。可以說，在許多領域，已經不可能再簡單地對明帝國作出總體上的概括。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中國和日本的明代財政史研究成果豐碩，出現了一些考證性文章和專題研究。然而，黃教授卻是力圖對明代財政政策作出全面性說明的第一人，他對許多新發現的細節性材料進行了全面的歷史性透視。 這本書並不企圖建構一個宏大的歷史模型，而是提供一個更一般性的研究框架，將各種細瑣雜蕪的歷史細節組合起來，變成一個有意義脈絡的輪廓，為中華帝國晚期的財政史研究，提出新的可能。

黃仁宇先生繼《萬曆十五年》後，從1984年開始撰寫《中國大歷史》(China: A Macro History)，對中國的歷史與文明進行系統的分析與解釋。1987年定稿，而於1988年由美國Sharpe出版公司出版。出版後，普受好評與重視，1990年再印行修訂版。　　《中國大歷史》涵蓋了從史前到當代的歷史發展過程，雖然是通史性的論著，卻突破了傳統通史的格局。寫作方式上，仍然保持黃仁宇先生的一貫風格：從小事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歷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解釋觀點上，黃仁宇先生仍然秉持他的「大歷史」角度，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理念與制度的差距，亍政技術與經濟組織的衝突，以及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結合。　　黃仁宇先生以他獨到的歷史眼光，賦予幽遠遼闊的中國歷史一個現代的生命，不但引人入勝，而且發人深省。

本書蒐集黃仁宇生前發表但未曾收錄於已出版文集的文章。對「大歷史」的觀點進行辯護，並以歷史對時事進 行申論。 本書第一部份是黃仁宇先生針對大歷史的反對意見，所陸續提出回應的總集。 本書第二部分是對「大歷史」的再度解說。〈中國近代史的出路〉、〈中國現代的長期革命〉、與〈關於修訂近代 中國史的芻議〉三個演講互有關連。 本書第三部分是時論與短評。黃仁宇對時勢的進展保持高度的關切，舉凡珍珠港事變、拉吉夫‧甘地被刺、東 南亞金融危機、一國兩制，以及世紀交替的回顧與前瞻，他都能提出本於大歷史觀點的解釋。 本書第四部分，是黃仁宇先生的訪問與座談紀錄。 全書共23萬字，是了解黃仁宇歷史觀點的最好的一本文集。

明代的女人們： 永樂朝徐皇后通曉中國傳統文學，協助丈夫宣揚綱常名教，倡導中國保守思想和傳統道德觀念。以她名義發表的內府刊本有《古今列女傳》、《內訓》，以及《勸善書》，是位才德兼備的後宮女主人。她死後，永樂在傷痛之餘，誓言不再立后。 黃娥是明代最有才華的女詩人，從小就開始讀古典文學、寫作文章。婚後十年，獨自回四川新都料理家產，有比較充裕的時間攻研樂府詩詞。她在先生楊慎過世後，以散曲的體裁，寫了相當多有名的詩詞，這些作品後來彙集成五卷的《楊升庵夫人樂府詞餘》。 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成名的背後，除了充滿坎坷的遭遇，更得力於養母王氏的苦心教誨。顧炎武在尚未出世前，父親就答應將他過繼給族人當養子。養父在剛滿十七歲時，便不幸病逝，他的未婚妻王氏仍然堅持要守節當寡婦。顧炎武出生後不久就過繼到養父家，當時養母王氏才二十七歲。顧炎武的啟蒙、人格的培養及後來的成就，都要歸功於王氏的教導有方。爾後全家逃到江蘇崑山，王氏不願在異族的統治下生活，絕食數天後餓死，在彌留時，王氏寫下了一封信，求她的兒子顧炎武終生不得為滿清効勞。 楚雄府知府高政死時沒有兒子，他的妻子依慣例承襲為知府。高政的妻子死後，這個職位又傳給女兒高思弄。高思弄在宣德初年，入朝聖闕，騎著一隻大象進入北京城時，萬人空巷，大家都要爭睹蠻女的儀飾，甚至還有一名畫師為了這件事，畫了一張《蠻女貢象圖》，轟動一時。 吳縣女子王妙鳳嫁給吳奎為妻，可是盛年的婆婆是位淫蕩的婦人。有一次，吳奎到外經商，婆婆跟姦夫在房間飲酒作樂，這姦夫意圖不軌打起王妙鳳的主意，命她取酒，妙鳳不願聽從。姦夫再三催促，妙鳳不得已進入房間，姦夫一看到年輕的媳婦，竟用手戲摸她的手臂。妙鳳羞憤難當，拿起一把菜刀，將被姦夫摸觸過的手臂猛砍一刀，第一次沒砍斷，再砍一次，手臂終於應聲而斷。聽到這消息，妙鳳的父母親要到法曹按鈴訴訟，可是妙鳳卻說：「我死就死了。哪有理由要控告自己的婆婆呢？」不到十天，王妙鳳因流血過多而死亡。

今日，學者已公認中國文化中自有優越輝煌的科技傳統，在近代以前甚至獨步世界。先秦時代，中國人以想像力和邏輯推理開啟了科學技術的先河。魏晉南北朝為一重視證明的時代，至宋金元而有燦爛的成就，以迄明代，中國科技在西方科技影響下，峰迴路轉。此其間，歷代政府設立的科學研究機構對於推動科技的進展，助益頗鉅。陰陽五行的思想與量化的趨向則同為傳統科技的特質。至於影響中國科技發展的因素，則可以從歷史與思想兩方面分別考察。

張光直早年的生活鮮為人知。他的出生與童年都在北京，十五歲時返回台灣，自承是「芋仔」，也是「蕃薯人」。他在建國中國求學時，經歷過二二八，後來又因「四六事件」的牽連而入獄。這段可說是冤獄的囹圄歲月，影響了他「一生做人的態度。」他說：「我在當時坐了一年的牢，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出來以後，對人之為人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出獄後未再回校就讀，憑著自學以同等學力投考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為的就是要瞭解「人之所以為人」。 張光直透過這本回憶錄，為我們記下這段影響他一生至鉅的青澀歲月，書中詳細描述了「四六事件」的經過，同時也對其家人、朋友多所追憶。台灣四、五十年代的政治氛圍與社會環境，也藉由他自由式的陳述完全烘托出來。他的一字一句，發乎至誠，在他眾多學術作品之外，這部《蕃薯人的故事》讀來尤其令人動容。

古墓發掘是考古學上重要的一環，藉著出土的文物，我們可以了解古墓入葬的時代風俗，工藝、科學、文學、藝術等各方面的成就，許多歷史懸案，也得到佐證。本書所收五篇論文，是大陸五處著名古墓的發掘紀實，配合珍貴圖片，幫助讀者充分了解這些地下博物館的實貌與價值。 　　中央研究院張光直院士為本書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