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拉斯勒的（書出版）之前，本人還沒有讀過一本如此完整、內容如此豐富的戲劇歷史……顯然，他在本書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縝密的研究……（此書）是一部重要的參考著作，內容不僅涵蓋戲劇、演員、表演風格和劇院，同時還描述了各個時代的社會和政治態度……”——《舞臺》雜志“如同優秀的戲劇，本書節奏明快、通俗易懂，讀它乃是一種無上的享受。”——安東尼·謝爾本書從不同時代的劇本和劇本創作、舞臺形式和專業表演以及演員扮演的角色，從諷刺戲劇和滑稽表演到情節劇和啞劇，從戲劇產生的最早時代到現代（44-1990）的主流戲劇和民間戲劇等方面，追溯了戲劇的發展，全方位地介紹了英國戲劇完整的歷史，不僅包括戲劇本身，也包括了各個時期的社會和政治狀況以及與娛樂表演相關的方方面面。這是一部被認為填補空白的，具有權威性的，客觀完整，通俗生動的英國戲劇史。

近年來，陳新博士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史學理論的著作和翻譯，大大豐富了我國史學理論研究的園地。本書從歷史和哲學兩方面深入探討了歷史學或歷史知識的本性究竟是什麼，以及西方各家歷史哲學貢獻的得失。它既是對長期習慣於實證思維路數的我國歷史學界一份不可多得的清醒劑，同時也標誌著我國當今史學理論思維的高度。 　　歷史敘述在國外有較多的研究，是西方史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陳新博士的這項研究對我國史學理論、歷史哲學界有重大意義，它的出版將會促使我國一些學者更重視、更深入地研究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

本書以考古學的方法梳理人類知識的歷史。這實際上就​​是對話語進行描述，但不是描述書籍（與其作者的關係），也不是描述理論（與其結構和一致性），而是研究通過時間表現為醫學、政治經濟學、生物學的日常而神秘的總體。在這觀念歷史努力通過辨讀文本揭示思想的秘密運動的地方，作者要表現的是“言及之物”的層次；它出現的條件，並合的形式及環節，變化的規律“言及之物”的領域，就是所謂的“檔案”。考古學旨在對之進行分析。

導淪為了通過說明政府是如何從除家庭之外的社會組織還不存在的自然狀態中起源的，宋解釋政府的性質，人們已經提出了許多理論。自從霍布斯和洛克運用它們來證明國家的權威是建立在“社會契約”――用來在人們中間形成政治實體并賦予它行使強制性權力的唯一權威的協議――之上的以來，這種假設性方案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霍布斯和洛克并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純粹抽象的推測來加以構造的，而是為了給他們的處于重大政治動亂時期的英國同胞提供指導。他們從他們的理論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含義，但他們關于國家的基本概念是一樣的：政治權威來自它所統治的人民，而國家是一種功利性的社會現象，它是人們創造出來以使他們從和平和有序的市民社會中獲益的、這種國家觀念的起源遠遠早于17世紀，但霍布斯和洛克對它的表達仍然是現代政治理論發展中的重要步驟。i考古學家把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不同于具有地方局限性的部落組織的國家起源追溯到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那里存在著只能由廣泛的強制性權威指導和管理的大規模的灌溉計劃，正是通過后者，農業產量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從政治理淪的角度，這種類型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卡爾，威特福格爾（KadW“doeel）的《東方專制主義》（O心nco／D-真／o山m，1957），它把“管理型國家”（如同城鎮、社會分層 ）

本書是對城市社會地理學進行系統解說、在國際上影響深遠並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社會地理學教材。它不偏重於多種多樣地理學方法中的某個範式，而是對城市研究的所有方法進行了總體概述。本書不僅是城市地理學、城市社會學、社會地理學、行為地理學、城市規劃學等學科的重要著作與教材，而且是城市經濟學、城市人類學、城市住房研究、城市社區研究、心理學研究、民族學研究、政治學研究等多學科的重要參考書目。 作者保羅‧諾克斯是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城市問題與規劃系的著名教授及建築與城市研究學院的院長，史蒂文‧平奇則在南​​安普敦大學地理系任職。

《文明的解析》按文化起源和地理分佈，歷數在藝術和科學領域成就卓絕的天才人物，通過嚴謹的歷史計量學分析的方式，編制了文學、音樂、藝術、哲學和科學各領域的名人錄（全世界共4002人），經過量化分析，試圖回答以下問題：為什麼創造力的分佈如此不均衡：多見於西方而非東方，多見於男性而非女性？為什麼多見於猶太人——而且又以哲學、科學而非藝術見長？為什麼我們現在感覺到創造力的衰退？最後，作者詳細分析了產生卓越人物、卓越成就的各種必要因素。

唐代是一個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具有高度開放性的歷史時期，同時唐代又是一個集漢魏以來歷代製度之大成的時代，各種典章制度都達到了一個非常完善的程度，包括宮廷制度在內亦是如此，對後世各朝都具有很大的影響。

本書以成吉思汗、窩闊台大汗、貴由大汗、蒙哥大汗及元世祖忽必烈五位蒙元時期君主的歷史活動為主線，用靈動鮮活的筆觸再現了蒙古帝國的興起和衰落。 回望十三世紀，蒙古游牧人的征服事業自成吉思汗起一直維持著強勁的勢頭，在蒙哥大汗身死釣魚城、帝國分裂時開始走下坡路，忽必烈時期更因海外征戰的失利而全面滑坡，馬背帝國最終消逝而去。蒙古人的征伐客觀上為世界留下了巨大的歷史遺產，本書對此也作了記錄；是蒙古人使地域遼闊的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華夏文明、其他文明之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洲際交流；是蒙古人開闢了東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通道，促進了西方尤其是西歐的覺醒和進步，從而引起了世界的巨變。

自秦之統一到漢承秦制，無論是政治經濟制度還是軍事與法律制度，都奠定了此後兩千年中國傳統制度的基礎，因此，秦漢制度也就成為中國製度史的重要淵藪。自宋明以來，治秦制、漢制者代有人出，從《西漢會要》、《東漢會要》到《秦會要》，從《容齋隨筆》、《廿二史札記》到《十七史商榷》，直到孫星衍諸公對秦漢制度史籍的輯佚與整理，都是嘉惠學林的名山事業。上一世紀，隨著新的方法論是不斷湧現，加之秦簡、漢簡以及其他文書的大量出土，春漢制度研究再入佳境。呂思勉《秦漢史》、馬非百的《秦集史》以及陳直的《史記新徵》、《漢書新證》等都對秦漢制度多有創述。專門的製度研究更是不絕於縷。程樹德的《漢律考》、《九朝律考》，沈家本的《漢律摭遺》開近世治秦漢制度之先河；安作璋、熊鐵基的《秦漢官制史稿》，朱紹侯的《秦軍功爵制研究》，栗勁的《秦律通論》，孟祥才的《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秦漢卷》，黃留珠的《秦漢仕進制度》，閻步克的《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加上大量的專題論文，使這一領域的研究不斷深化。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秦漢制度的研究可謂難之又難，可墾者已為良田，春華秋實，稻菽千里；不可墾者仍是山澤，貧瘠磽薄，荒蕪一片。新的研究越來越難以取得新的突破。在這樣一個領域如何作出新意、有所創立，如何不囿成說，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實在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