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球注目家族之後
一一七號病房的記憶
「爸──，再撐一下，阿娘（寧波話：奶奶）就要來了，讓她可以看你最後一面！」蔣友柏幾近哀求的嘶喊迴盪著榮總思源樓的一一七號病房，希望彌留狀態中的父親蔣孝勇，可以等到母親蔣方良女士告別。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蔣孝勇的靈魂已能看見她的母親撐著虛弱的身體跨過了士林官邸大門從中山北路直奔而來，準備能和他最疼愛的小兒子最後一次相會。
蔣方良女士本身就因長期糖尿病所苦，但是他一個月內就來看過蔣孝勇三次。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蔣孝勇開始突然出現血壓下降的危急狀況，但是他早就交待不要用氣管插管等強力急救來延續殘餘氣力，所以，醫院也只有注射升壓劑，剩下的生命完全靠蔣孝勇自己的意志力。
蔣孝勇的身旁有他摰愛的妻子蔣方智怡、大兒子友柏、二兒子友常，三兒子友青，他們是蔣孝勇一生的所有和最愛，而發現食道癌之後，蔣友柏、蔣友常特別從紐約大學休學來陪伴他的父親。
假設那是最後一分鐘呢？
日夜守候父親
在光線永遠明亮的一一七號病房裡，蔣友柏、蔣友常兄弟輪流值夜班照顧父親，蔣方智怡還記得兩兄弟值夜的方式也不太一樣：友常是當如果父親睡去，他就閉上眼睛養神，但父親如果醒來，他就會馬上醒來；友柏值夜班時，則是帶著一堆書熬夜，不管父親睡去或是醒來，一直睜大眼睛守候到天明，直到母親接班。
「我很怕父親過去前最後一分鐘，沒有人知道！」蔣友柏形容自己半夜照顧父親時的那種心理準備。
而有時蔣孝勇半夜醒來，會和蔣友柏一起在病榻側討論人生。
有一次蔣孝勇和蔣友柏提及，人的一生很像一張佈滿了點的圖表，每一點都是機會和選擇，往上下連、往左右連，也是藉由這些「點」才能決定目的地，才能決定自己是誰，而不可能是直接的連成一線。
在一一七號病房裡蔣友柏愈來愈了解那種感覺。從十一歲那年前往加拿大，一夕之間司機、管家、保鑣全都不見了，起床後「應該」要講中文，卻變成了英文單字，他的新生活連語言都要重頭學起。
從十八歲上了大學後，如果父親蔣孝勇一直保持健康，他「應該」會去父親公司實習、上班、「應該」會介紹許多人和他認識、「應該」會有人找他參與更多的計劃。
但是，所有的「應該」，好像隨時間一點一點的揮發。
重新面對生命的選擇
就在這個榮總一一七號房，蔣友柏的大伯父蔣孝文在一九九三年病逝，享年五十歲；二伯父前駐日代表蔣孝武，一九九五年也在一一七號病房告別四十七歲的人生、成為蔣家歷史的一部份。現在，則來到了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晚上八點十分，蔣友柏看見奶奶走進了一一七號病房，父親終於得見生他養他的母親最後一面，人生最後交會的一刻，蔣友柏看見祖母的臉上是慈祥，而非哀傷。
而蔣友柏這才發現，自己手裡猛抓的一一七號病床床桿，己經被他緊握的手掌折斷了！
五分鐘後，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八點十五分，蔣孝勇終於走完人生第四十八個冬天。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應該的，」蔣友柏回憶起那時沉重的壓力，自己只想要為家人趕快做些什麼。「我應該要有什麼、我應該是什麼、應該在幾歲的時侯變成什麼樣的人，讓人很容易產生一種慣性，以為『我要怎麼樣』就代表自己的選擇，而沒有察覺那只是一種慣性而己。」
什麼是「應該」，什麼是「不應該」，也是歷史嘲弄今人的方式：應該要接棒的人，突然缺席；應該要下台的過客，竟成為時代的教父；應該要支持的盟友，卻反過來成為倒局關鍵；應該要成為典範的人物，卻成為失敗者的教材。
從一一七號出來之後，蔣友柏再沒有回到紐約大學的曼哈頓校園裡。可以確定的是，校園已經沒有辦法教他人生。
「人生，不只要會說我要，大部份時間應該學會選擇，我不要！」蔣友柏說，多年之後，反而是在病房之中和父親一段又一段相處的場景，讓他體會到真實而深刻。
…本文摘自《懸崖邊的貴族》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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