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走出曠野
邱吉爾
我們對邱吉爾的印象就是演說家、激昂的領導者，拒絕向暴政屈服。他一人挺身頑固地拒絕一個國家，全世界因而找到支撐下去的力量，最後贏得勝利。其他傑出的英國元首都無法勝任使邱吉爾揚名力萬的這個角色。邱吉爾孤身崛起，成為偉大的領袖、戰爭天才、民主的救星。雖然有些人知道邱吉爾有精神方面的問題，但是只有少數人認為，這些精神問題和他強大的領導能力密不可分。我相信，邱吉爾經常性、嚴重的憂鬱症強化了他的能力，讓他能以現實的角度評估德國帶來的威脅。

有人可能認為，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必定非常完美健康、身心健全、充滿普通人所沒有的心志和精神，但是邱吉爾恰恰證實這樣的看法並不正確。事實上，邱吉爾狀況不佳，如果把他一生的故事套在二十一世紀的一位美國中產階級身上，便會成為一個哀傷但典型的精神病故事。

我們已經知道精神疾病部分來自遺傳，只有極少數的狀況下，罹患重度精神疾病的人家族中沒有任何相關的病例。以邱吉爾來說，我們不需要回溯太遠：他的父親便是死於精神錯亂。倫道夫‧邱吉爾勳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是第八代的馬爾博羅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他很快在政壇中崛起，和他的兒子一樣在三十多歲時居財政大臣之高位。在正常狀況下，他應該會被選中成為首相，但是倫道夫勳爵有一些性格上的缺點使他失去這項資格，其中一個缺點就是耽溺性愛。他一生中有許多風流韻事，還在遺囑中贈與兩萬英鎊給科林‧坎貝爾女士（Lady Colin Campbell），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首屈一指的「性感女神」。

倫道夫勳爵可能患有神經性梅毒（稱為麻痹性痴呆，general paralysis of the insane），這種梅毒會引發躁症和精神病症狀。在十九世紀還無法辨別神經性梅毒和精神分裂症的差別，直到現代醫學問世（盤尼西林從一九四○年代開始用於治療神經性梅毒，被認定為治療精神病症狀最有效的藥物）、醫學檢驗逐漸發展後，才發現細菌帶來神經性梅毒。在此之前，根本無法判斷病人的精神疾病是由梅毒引發，或者病人其實罹患精神分裂症。

這個狀況使躁鬱症更顯複雜，因為躁鬱症也會引發精神疾病，而且過去也經常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症。躁鬱症使病人具有性衝動、在躁症發作期間過於活躍，經常涉入嫖妓、不安全性行為或其他不智的活動中。比起正常人口，患有躁鬱症的病患更容易染上性病（例如神經性梅毒），這其中的因果關係已經難以釐清。倫道夫勳爵的精神病是因為他先染上神經性梅毒，或是因為躁鬱症才引發精神錯亂，或者兩者都有可能？

神經性梅毒並不會遺傳，但是我們卻看見倫道夫勳爵的兒子溫斯頓罹患另一種精神疾病。溫斯頓的女兒戴安娜也一樣，她在一九五二年有一次嚴重的憂鬱症發作，在一九六三年服用巴比妥酸鹽（譯註：具有麻醉作用）自殺（雖然黛安娜活躍於自殺防治活動）。邱吉爾暱稱「桑尼」（Sunny）的堂兄弟，終其一生也為重度憂鬱症所苦。我們從邱吉爾的親屬中，看見整個家族在重度憂鬱症方面的傾向；自殺的病例則顯示，其家族的情緒狀況遠比所謂的輕度遺傳特質還要嚴重得多。

下一步要檢視邱吉爾本人出現的症狀。毫無疑問的，邱吉爾有過幾次嚴重的憂鬱症發病；他本人對此事採開放的態度，還仿效英國作家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稱憂鬱症為他的「黑狗」。邱吉爾最嚴重的憂鬱症發作是在一九一○年，當時他大約三十五歲，擔任內政大臣。在往後的歲月中，他告訴莫倫（Lord Moran）醫生：「有兩到三年的時間，光明好像從整幅圖畫中消失了；我依然做著工作，端坐在下議院中，但是黑暗的憂鬱卻緊跟著我。」他有自殺的想法，他告訴醫生：「我不喜歡在火車快速通過月台時，站在靠近月台邊緣的地方。我喜歡站在後面，如果可以的話，還想讓柱子擋在我和火車之間。我也不喜歡站在船舷往下望進水底，轉瞬間的動作可能就會讓所有事情停擺，只要再多幾分絕望。」這個絕望的三十五歲男人和之後七十歲的英雄狀況完全一樣；一九四五年當邱吉爾失去重新競選的資格後，莫倫拜訪他的這位病人，發現他正對自己新住處的陽台發牢騷，他說：「我不喜歡睡在像這樣的斷崖旁邊，我可不想和這個世界道別。但是這些想法，這些絕望的想法，卻不斷湧進我的腦海。」

把人的悲傷歸咎於外在事件很常見，但是這樣的作法可能正誤摻半。就邱吉爾的例子而言，這類的判斷並不正確，他的悲傷無疑來自他自己的內心。一九一○年邱吉爾處於人生的高峰，一直到三十年後他才又重新站上同樣的巔峰狀態。在這期間，他認為自己最好的日子已經不再復返。邱吉爾在一九一○年時滿心歡喜的走進婚姻，他富有、出名、握有政治實權、廣受人民愛戴，沒有任何可以陷入憂鬱的理由，更別說是自殺了。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然而，邱吉爾罹患的不只是憂鬱症。許多歷史學家現在同意邱吉爾罹患憂鬱症，但是他們通常認為他在憂鬱症未發作的狀態下，情緒便不會起伏不定。他永遠無法做「自己」，因為他的「自我」不斷在改變。當邱吉爾憂鬱症發作期結束之後，他就變成另一個人──難以相處、具有侵略性。其友人畢佛布魯克勛爵（Lord Beaverbrook）注意到，邱吉爾總是「自信滿滿，不然就是陷入極度憂鬱的低谷」；邱吉爾的國防大臣伊斯梅將軍（General Ismay）表示：「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要不就是處在浪潮的頂點，不然就是穿梭於其中；對事情表達高度的讚賞，或者苛刻批評；有時候脾氣溫和像個天使，但當他無法盡快讓自己的火山沉睡時，他就像一股來自地獄的怒火。在他的性格中沒有中庸之道這回事。」

這種經常性的情緒高低起伏，就是德國精神病學家克雷茲邁所謂的「循環性人格」（cyclothymic personality）。數位與邱吉爾相識的醫師和對其有研究的醫生都同意這項看法，認為他可能具有循環性人格。如同我們所知道的，這種人格在生理上和遺傳上都與躁鬱症有關。知名英國神經病學家拉塞爾‧布蘭德勳爵（Lord Russel Brain）認識邱吉爾超過二十年，以醫師身分拜訪他二十次，布蘭德勳爵的結論是，邱吉爾具有「循環性人格帶來的幹勁、生命力和年輕氣息。」（邱吉爾曾經說過：「我們都是蟲，但是我相信我自己是一隻螢火蟲。」）

這些觀察暗示，邱吉爾憂鬱症沒有發作時可能出現輕躁症：活力充沛、好交際、外向、思考速度快、行動能力強，有一點衝動。他經常深夜不眠，當他穿上浴袍，在半夜會爆發出大量活力，以口述方式撰寫許多書籍，完成許多其他的工作；他的生產力不僅表現在擔任內政大臣和首相的數十年任期間，他還撰寫四十三本書籍，總計七十二冊（這還不包含大量的郵件）。另外，他年輕時在軍旅生涯展現過人勇氣，參與印度和蘇丹的戰爭，（擔任記者期間）甚至在南非爆發波爾戰爭（Boer War）時成為階下囚（但最後成功逃離）。邱吉爾的健談是知名的，有時候甚至惡名昭彰；他在成名之前就已經主宰整個社交場合，滔滔不絕、充滿活力、長時間地談話。他的腦袋永遠停不下來，總是在思考、算計和計畫，不論自己是否有這麼做的理由。在諾曼地登陸後，美國羅斯福總統觀察到邱吉爾這項特質；邱吉爾提議把沉沒的舊船身灌上水泥之後，層層相疊打造出人工港口，補平崎嶇不平海岸。羅斯福總統說道：「你知道，這是邱吉爾的主意，而且這只是其中一個他那些數不清的好主意。他一天可以想出一百個點子，其中大約會有四個絕妙的想法。」

循環性人格包括持續在輕躁症和輕微憂鬱症之間不斷改變的情緒。邱吉爾顯然有過數次憂鬱症發作的病史，因此我認為這符合我們之前對於第二型躁鬱症的定義（輕躁症轉變為重度憂鬱症）。不過這也可能是因為邱吉爾曾有過嚴重的躁鬱症，我們尚無法完整證明這一點，但如果這種狀況屬實，那麼他就符合標準的躁鬱症診斷定義（又稱為第一型躁鬱症）。

邱吉爾憂鬱症的病程具有循環週期，這點也符合精神疾病的定義。他第一次嚴重的發作是在古巴的時候，當時他大約二十出頭；下一次則是在三十多歲擔任內政大臣時期；另一次是在四十一歲，第一世界大戰期間在加利波利半島（Gallipoli）吃了敗仗。在他四十多歲和五十多歲時，每十年至少發作兩次，這當中涵蓋邱吉爾眾所皆知的曠野時期（Wilderness years）。邱吉爾五十多歲的日子是特別黑暗的十年，當時他重返政壇無望，被所屬的保守黨和政敵排拒在外。邱吉爾和林肯總統一樣，在聲望達到達到顛峰時症狀似乎比較少，那是在他六十多歲以後。那時，數位醫生開立安非他命讓他服用，他自己主動把藥物摻在酒中。即便如此，當戰爭態勢漸入佳境時，一些關於邱吉爾出現類似躁症和憂鬱症症狀的紀錄依然可以看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邱吉爾的私人秘書艾登（Anthony Eden）注意到：「首相似乎處於瘋狂的狂喜狀態，整場戰爭彷彿進入這位老人家的腦袋裡。他的飲酒量多得嚇人，不論是葡萄酒、白蘭地、威士忌。」一九四四年春末，詹金斯（Roy Jenkins）發現邱吉爾「情緒落差極大，在常見的精神萎靡和沮喪之間，爆發出無窮精力和絕妙表現……。」

邱吉爾從不迴避他的憂鬱症狀況，即使在成為當代傳奇人物之後依然如此。在邱吉爾晚年，他認為自己這一生一敗塗地，當時陪伴在他身旁的助理曼特裘‧布朗（Montague Brown）寫道：「他覺得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最後帶來的只有災難。他雖然打了勝仗，但是輸掉了帝國。共產主義吞噬大半歐洲，自己所熱愛的祖國則受到社會主義威脅。」邱吉爾在七十多歲的時候告訴他女兒：「我這一生費盡一切努力，最後一事無成。」

治療是最後一項證據，邱吉爾終其一生都為了情緒問題接受治療。我們無法證明他接受的各種治療是否都針對精神疾病，這主要是因為第一項精神疾病用藥直到一九五○年代才問世，但是邱吉爾的醫生莫倫勳爵至少從一九五○年代晚期開始就讓邱吉爾服用安非他命，時間可能還更早。安非他命是有效的抗憂鬱劑，也是一九三○到一九四○年代最常拿來治療憂鬱症的藥，我們現在甚至使用處方籤開立安非他命的藥方。

邱吉爾也自己用酒精來抑制病況，他斷言：「我從酒精所得到的，比酒精吞噬我的還要多。」事實上，大多數的歷史學家都把酒精視為影響邱吉爾情緒的原因，把酒精當成其罹患精神疾病的理由，而非精神疾病對邱吉爾造成的影響。邱吉爾每天的例行公事包括早餐之後喝威士忌加蘇打水，午餐佐香檳，下午（午睡起來後）再喝一次威士忌加蘇打水，晚上八點用晚餐時，通常會喝更多酒。午夜過後，邱吉爾會大量寫作，需要一些睡前酒助陣（他說：「我沒有香檳就活不下去；在勝利時刻值得來一杯香檳，頹敗時我也需要香檳。」）邱吉爾有一次訪問仍處於禁酒時期的紐約，出了車禍、有腦震盪，他甚至取得醫師證明來說明自己的病狀需要喝酒。罹患躁鬱症的人會飲酒過量。當他們沮喪、焦慮、靜不下來的時候，酒精能讓他們平靜下來；當他們處於躁動狀態、無法克制自己的衝動，酒精還有性和消費，便成為等著被宣洩的慾望。

大多數的歷史學家也忽略邱吉爾的情緒變化。精神病學家史托爾（Anthony Sotrr）認為邱吉爾的躁鬱症使他成為一代偉人，這是英國的福氣： 一九四○年，所有的形勢都不利於英國，就連持重沉穩的領袖可能也認為這個國家徹底輸了……

一九四○年，所有政治領導人都試著以大無畏的言論使英國振作起來，即使這些領袖心中充滿了絕望。然而，只有一個對絕望有著深刻了解、與其近身肉搏的人，才能在這樣的時刻說服大眾；只有一個了解在了無盼望的情況下仍然能找到一絲希望、擁有常人無法理解的勇氣、在被敵人團團包圍時燃起最強鬥志的人，才能在發表抗敵演說時摻入真實的情感。這樣的字句使我們在一九四○年面對這個充滿恫赫的夏日時，得以重振旗鼓、承受考驗。邱吉爾就是這樣的人，箇中原因在於他終其一生都在打一場對抗自身絕望的戰爭。他傳達給大眾的信息就是，我們有能力戰勝絕望。

我認為史托爾漏掉邱吉爾的精神疾病帶來另一項更深刻的智慧：邱吉爾之所以成為一代偉人並非因為他的躁動性格，而是因為憂鬱症的痛苦經驗所帶來的現實感。如果要找出邱吉爾罹患躁症與其在政治上的現實感之間的關鍵連結，就必須回溯他的政治流放時期──曠野時期。

在兩次大戰時間，溫斯頓‧邱吉爾被自己所屬的保守黨解除權力，自此被視為不重要的、政治立場不合群的政治人物。一九二四年邱吉爾最後一次出任財政大臣期間，他暴露出自己在經濟事務上有限的知識，且在內政政策上無法對準目標（反對者不斷叫囂、工會崛起），他提出的外交政策也沒有突出之處。當邱吉爾提議派遣軍隊前往印度，而不是與「半裸的小苦行僧」甘地協商、讓印度和平獨立，英國這個被頻繁戰事搞得筋疲力竭的國家只想蜷縮在一旁。

邱吉爾和他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在一九二○到一九三○年間，聲勢如日中天、邱吉爾也相當敬重的保守黨領袖鮑德溫（Stanley Baldwin）一邊安撫他的保守黨同志，一邊向工黨領袖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讓步。麥唐納也抱持同樣的態度，有些左派份子還稱麥唐納為「無骨奇觀」（boneless wonder），因為他熱愛妥協。這兩位政治領袖共組民族團結聯盟（national unity）當權將近十年，而這個權利中心將邱吉爾排除在外。

在這兩次大戰中間的和平時期，邱吉爾並不是民族團結聯盟一份子，他的軍事觀點與同時代的政治人物南轅北轍。他傾向再次重整英國軍備，以面對納粹帶來的威脅；他早已預知了戰爭。邱吉爾同時代的政治人物反對軍備開支，不認為德國真的會引起戰爭，例如邱吉爾的伴郎、也是公認英國首富的西敏寺公爵（Duke of Westminster），便公開支持納粹德國的反猶太主義；邱吉爾的堂兄弟倫敦德里勳爵（Lord Londonderry）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出任空軍部長，他不斷拒絕邱吉爾提出增員英國空軍的要求。倫敦德里勳爵甚至在一九三五年希特勒的貴族密使、德國外交部長禮賓特洛普伯爵（Count von Ribbentrop）訪問英國期間，以貴客之禮待之。鮑德溫內閣的外相約翰‧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稱希特勒為蓄著山羊鬍、「奧地利的聖女貞德」。甚至是與邱吉爾最親近的政治導師、一次大戰期間出任英國首相的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都稱希特勒為「天生的領袖，充滿想像力、朝氣蓬勃、專心一致的領導人。」他評論到：「我只希望我們國家各領域的領導人，也能有像他一樣的優等素質。」英國皇室本身對德國同樣具有正面的同理心，威爾斯親王（也就是後來的英皇愛德華八士）在一九三三年告訴一名德國王子：「我們不能插手德國的內政事務，不論是在猶太政策或其他方面……現代是獨裁者當道的世代，我們還希望英國不久之後也會出現一位獨裁者。」英皇喬治八士更直言不諱：「我不容許英國再經歷另一場戰爭，我絕不允許。上一場戰爭並非出自我的本意，如果發生另一場戰爭，我們可能會被捲入，那麼我很快會親自走上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示威抗議者慣常聚集的地點）。我絕不允許這個國家再次被捲入戰事中。」

鮑德溫對邱吉爾有許多矛盾情結。當邱吉爾把自己撰寫的簽名書籍送給鮑德溫時，這位首相會回覆滿溢讚美之詞的信件，但在這位保守黨領袖內心深處，他對難以掌握的邱吉爾從不正眼看待。他在一九三六年告訴一名友人：「溫斯頓出生的時候，有許多仙子送禮物到他的搖籃裡，包括想像力、雄辯口才、勤勉、能力，然後一個仙子說：『沒有人有權利收到這麼多禮物。』於是抱起他，上下搖晃搖籃，把所有禮物都攪亂了。結果，他沒有收到判斷力和智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喜歡在議事堂聽取他的演說，卻從不採納他的建議。」許多人斷定，邱吉爾的與世隔絕使他陷入憂鬱；但是，實際上可能是因為他的憂鬱才讓他離群索居。邱吉爾被鮑德溫和其他政治人物放逐到了曠野；因為他非傳統的人格（這也反映出一部分他的情感性疾病），眾人找到藉口忽略他悲觀卻符合現實的政治判斷。鮑德溫推薦其他的繼任者：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

眾所皆知，張伯倫和邱吉爾對納粹主義採取的立場迥異。邱吉爾早在一九三○年十月就對納粹帶來的威脅提出警告，但是張伯倫對此一直不以為意，直到一九三八年他在慕尼黑與希特勒幾次決定性的會晤。張伯倫希望和希特勒發展私人關係，想和他碰面、和他講道理，說服他避免戰爭的必要性。 當

張伯倫第一次和希特勒見面後，他說服自己他的看法沒有錯：「除了我在他臉上看到的嚴厲和冷酷，我對他的印象是：這個人如果給了承諾，我們就可以相信他會信守諾言。」張伯倫總共和希特勒碰面三次；在第三次出訪前，他向下議院宣布他的計畫，大部分的議員都起立歡呼，只有少數人和邱吉爾一樣安坐在位置上，無視臨座同僚發出的陣陣憤怒斥責。一九三八年九月，當張伯倫與希特勒在慕尼黑共進晚餐，邱吉爾則與兩名反納粹的國會議員共飲，怒斥道：「如此受人敬重、在大戰期間經驗豐富且戰績彪炳的紳士，怎麼能向這樣的政策懦弱讓步？這真卑鄙、惡劣、令人不齒，自取滅亡。」

是什麼樣的特質使得邱吉爾能看見事實，而張伯倫只能看見虛幻假象？關鍵性的差別在於，張伯倫精神健全（我們將在第十四章更深入地討論），而邱吉爾顯然並非如此。

邱吉爾從不屈服於那隻從他的身體裡面啃舐他的黑狗；他存活下來，也從不向其他無賴低頭，不論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邱吉爾有著常人無法理解的勇氣，就像史托爾所言，這是因為他在一九四○年以前與死亡正面對峙數次，不僅是在異地參與猛烈的戰事，也在他每一天的生活中奮力作戰。邱吉爾的醫師莫倫勳爵認同邱吉爾多年好友、布雷肯子爵（Brendan Bracken）的一番談話，子爵說：「溫斯頓一直活在絕望裡。在溫斯頓於達達尼爾海峽戰役潰敗後，為他畫肖像的威廉‧?彭（William Opren）曾經說過，在溫斯頓的臉上盡是痛苦不幸，他說溫斯頓是一個渾身充滿痛苦的人……後來在他的曠野時期，二次大戰開戰前，他曾經不停地說：『我完了。』他每天大概會重複這句話兩遍。他很篤定自己永遠不可能再任要職，因為好像每個人都覺得他狂野不馴……溫斯頓只有忙於工作的時候，看起來才不會這麼悲哀。你也知道，自從他辭職（在一九四六年辭去首相）之後，整個人像什麼樣子。他居然告訴我，他每天都向神禱告讓他死去。」 抱持

懷疑觀點的讀者可能認為，邱吉爾剛好只是永遠做最壞打算的悲觀主義者，而他的悲觀特質在一九三○年代剛好是正確的態度；或者也有人可能認為他只是個特例，顛覆傳統上認為精神疾病會傷害領導能力的觀點。但是，這兩種想法都無法適用在邱吉爾身上。

邱吉爾不算是悲觀（者）現實主義的唯一案例，我們在本書其他章節還會看到其他例子：林肯、甘地、金恩博士。讀者可以看見悲觀（者）現實主義在各種情況下扮演一定的角色：指引邱吉爾和林肯看見戰爭的必然性，使甘地和金恩博士拒絕暴力。如果只是把焦點放在邱吉爾身上，並且認為現實主義導致戰爭，就容易產生誤解，就像許多人對此已經產生誤解。因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幾位和平擁護者，同樣也具備悲觀（者）現實主義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