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探討潘重規、林語堂、方豪、薩孟武四人，在三十八年後，與胡適相同，選擇臺灣做為中國文化復興基地，在他們的《紅樓夢》論述中，有著怎樣的中國文化焦慮？與中國現代性的焦慮？他們用什麼樣「世界性」標準，想像《紅樓夢》的「中國性」，書寫出那些中國文化中心價值？而這些中國文化價值中心論述，與晚清時期，梁啟超、王國維注重世界性，五四時期胡適在西方知識體系中，建構「現代性」中國學術論述，三十八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研究者，以馬克思主義為圭臬，建構出的封建社會紅學，又有那些相同與相異？代表了怎樣的臺灣知識分子文化身分、民族主體意識形態？

作者簡介：

蕭鳳嫻輔仁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研究專長為近代學者紅學論述、新儒家文學論述、文學史中小說論述。現為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中文組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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