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一詞的內涵與形象，一直是中國思想家對於理想人格或精神境界之投射，至於「如何成聖」則是中國知識分子立說的根本宗旨。魏晉玄學時期，玄學家熱衷於探究孔、老孰優孰劣，事實上問題的背後就是學術地位孰為正統的辯爭。玄學家表面上仍尊孔子為聖，但是卻將聖人之內涵及境界以老莊學說加以取代，並且透過對本末、有無等哲學概念之辯證，提出會通儒道之聖人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證，即是王弼以「體無言有」調合儒道，郭象以「迹冥圓融」會通孔老，王、郭二人皆尊孔子為聖，卻是以體現道家無執無為之生命型態為主。　　
　　東晉以後佛學昌盛，佛教沙門如何回應玄學聖人論的議題呢？在慧遠、僧肇二公的學說中，仍是以「聖人」一詞稱謂修行者所臻最完美之境界。二公皆從存有論之分析為始，主張「緣生」義的世界觀；繼而論述修行觀，特重「般若」的修行理論；並以境界說為終，尊「涅槃」為聖境。由是可知，遠、肇二公聖人學之內涵，純屬成佛的理論，「聖人」一詞為二公所用，不再限於儒學式的定義，一如玄學家援引老莊思想作為聖人內涵的方法。然而玄、佛兩家的論述仍有差異，玄學家雖然暗以老莊學為聖人之內涵，但是仍於表面上尊崇周、孔為聖；至於遠、肇二公不僅以成佛理論替代成聖之學，甚至將聖人面相直接改以佛陀代之。學術思潮之改易，可自二公聖人學之中窺見遞嬗的痕跡。　　
　　佛化之聖人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有二：一是聖人境界之重塑；一是實踐工夫之轉向。所謂聖境的重塑，是指佛化聖人論在標示個人生命實踐的終極境界上，產生基本的質變。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在於佛學乃是以宗教實踐為立場，因此自生死流轉的人世中尋求解脫，乃是個人修行的終極目標。反觀儒聖是以內聖外王為基本型態，一方面試圖上契天道之幽微，成其內聖之圓滿；一方面力求改善現實生活，成就合理完善的社會。但是佛家所欲臻至的佛陀境界，並非是在個體生命實存的場域中體現，而是出生死的涅槃之境。儒、佛二家終極向度迥異，使得聖人境界至東晉有一番新的面貌。至於實踐工夫之轉向，則是指遠、肇二公所倡之修養工夫與儒、道二家學說有別，其根本的差異不在於工夫之形式，而是在於工夫的內容，亦即佛家特重以般若玄智觀無相真諦。二公不僅重視般若之清淨無執，同時強調必須能自緣生義上妙悟諸法性空之理，才是修行的不二法門。這種修行進路必然導向以心性論為中心，只是此般若玄智並非世俗之認知心，亦非儒家之仁心，而是足以觀悟性空真理的超越性智慧。

作者簡介：

盧桂珍君，臺灣大學87學年度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本論文由林麗真教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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