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譯者序

你能把你的心安靜下來嗎？如果你的心並沒有安靜下來，我說，你也許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靜下來，然後你再打開這本書，否則你也許會讀不下去，認為它太濃縮，難讀，艱深，甚至會覺得它莫明其妙，莫知所云。

這個中譯本的第一版是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出版的。那時正好舉國上下，熱氣騰騰。解放全中國的偉大戰爭取得了輝煌勝利，因此注意這本書的人很少。

但到了五十年代，在香港卻有過一本稍稍修訂了它的譯文的，署名吳明實﹝無名氏﹞的盜印本，還一次次再版，達六版之多。

這個中譯本的在﹝中國大陸﹞國內再版，則是在初版之後三十三年的一九八二年，還是在上海，經譯者細加修訂之後，由譯文出版社出第二版的。這次印數一萬三千冊。幾年前，《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編委會決定，將它收入這套叢書，要我寫一篇新序。那時我正好要去美國，參加一個「國際寫作計畫」，有了可能去訪問麻塞諸塞州的康科特城和瓦爾登湖了。在美國時，我和好幾個大學的中外教授進行了關於這本書的交談，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幫助。於今回想起來，是十分感謝他們的。

對這第二版的譯文我又作了些改進，並訂正了一兩處誤譯，只是這一篇新序卻總是寫不起來。一九八五年寫了一稿，因不滿意，收回重寫。然一連幾年，人事倥傯，新序一直都沒有寫出來。為什麼呢？最近找出了原因來，還是我的心沒有安靜下來。就是因為這個了，這回可找到了原因，就好辦了。心真正地安靜了下來，這總是可以做到的。就看你自己怎麼安排了。為何一定要這樣做？因為這本《瓦爾登湖》﹝Walden﹞是本靜靜的書，極靜極靜的書，並不是熱熱鬧鬧的書。它是一本寂寞的書，一本孤獨的書。它只是一本一個人的書。如果你的心沒有安靜下來，恐怕你很難進入到這本書裡去。我要告訴你的是，在你的心靜下來以後，你就會思考一些什麼。在你思考一些什麼問題時，你才有可能和這位亨利．大衛．梭羅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則。

這位梭羅先生是與孤獨結伴的。他常常只是一個人。他認為沒有比孤獨這個伴兒更好的伴兒了。他的生平十分簡單，十分安靜。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梭羅生於康科特城；就學並畢業於哈佛大學﹝一八三三 ~ 一八三七年﹞；回到家鄉，執教兩年﹝一八三八 ~ 一八四○年﹞。然後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家裡﹝一八四一 ~ 一八四三年﹞，當門徒，又當助手，並開始嘗試寫作。到一八四五年，他就單身只影，拿了一柄斧頭，跑進了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獨居到一八四七年才回到康城。

一八四八年他又住在愛默生家裡；一八四九年，他完成了一本叫作《康科特河和梅里麥克河上的一星期》﹝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Merrimack Rivers﹞的書。差不多同時，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消極反抗》﹝On Civil Disobedience﹞的極為著名的、很有影響的論文。按字面意義，這也可以譯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後面我們還要講到它。然後，到了一八五四年，我們的這本文學名著《瓦爾登湖》出版了。本書有了一些反響，但開始的時候並不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影響越來越大。一八五九年，他支持了反對美國蓄奴制度的運動；當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約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絞刑處死時，他發表了為布朗辯護和呼籲的演講，並到教堂敲響鐘聲，舉行了悼念活動。此後他患了肺病，醫治無效，於一八六二年病逝於康城，終年僅四十四歲。他留下了《日記》﹝The Journal﹞三十九卷，自有人給他整理，陸續出版，已出版有多種版本和多種選本問世。

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簡單而馥鬱，又如此之孤獨而芬芳。也可以說，他的一生十分不簡單，也毫不孤獨。他的讀者將會發現，他的精神生活十分豐富，而且是精美絕倫，世上罕見。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

他對自己的出生地，即麻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發了美國獨立戰爭的首義之城。他說過，永遠使他驚喜的是他「出生於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點」之一，而且「時間也正好合適」，適逢美國知識界應運而生的、最活躍的年代。在美洲大陸上，最早的歐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蘭」六州，正是美國文化的發祥之地。而正是在麻省的康城，點燃起來了美國精神生活的輝耀火炬。小小的康城，風光如畫。一下子，那裡出現了四位大作家：愛默生，霍桑，阿爾考特，和他，梭羅。一八三四年，愛默生定居於康城，曾到哈佛大學作了以《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為題的演講。愛默生演講，撰文，出書，宣揚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覺的卓越的人，出過一本《卓越的人》﹝Great men﹞，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驅者身份所發出的號召，給了梭羅以深刻的影響。

梭羅大學畢業後回到康城，正好是他二十歲之時。一八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那天他記下了他的第一篇日記：

「『你現在在幹什麼？』他問。『你記日記嗎？』好吧，我今天開始，記下了這第一條。

「如果要孤獨，我必須要逃避現在—我要我自己當心。在羅馬皇帝的明鏡大殿裡我怎麼能孤獨得起來呢？我寧可找一個閣樓。在那裡是連蜘蛛也不受干擾的，更不用打掃地板了，也用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

那個條文裡面的「他」，那個發問的人就是愛默生。這真是一槌定了音的。此後，梭羅一直用日記或日誌的形式來記錄思想。日記持續了二十五年不斷。正像盧梭寫的《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思想》﹝Les re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一樣，他寫的也是一個孤獨者的日記。而他之要孤獨，是因為他要思想。他愛思想。

稍後，在一八三八年二月七日，他又記下了這樣一條：

「這個斯多葛主義者﹝禁欲主義者﹞的芝諾﹝希臘哲人﹞跟他的世界的關係，和我今天的情況差不多。說起來，他出身於一個商人之家—有好多這樣的人家呵！— 會做生意，會講價錢，也許還會吵吵嚷嚷，然而他也遇到過風浪，翻了船，船破了，他漂流到了皮拉烏斯海岸，就像什麼約翰，什麼湯麥斯之類的平常人中間的一個人似的。

「他走進了一家店鋪子，而被色諾芬﹝希臘軍人兼作家﹞的一本書﹝《長征記》﹞迷住了。從此以後他就成了一個哲學家。一個新生的日子在他的面前升了起來......儘管芝諾的血肉之軀還是要去航海呵，去翻船呵，去受風吹浪打的苦呵，然而芝諾這個真正的人，卻從此以後，永遠航行在一個安安靜靜的海洋上了。」

這裡梭羅是以芝諾來比擬他自己的，並也把愛默生比方為色諾芬了。梭羅雖不是出身於一個商人之家，他卻是出生於一個商人的時代，至少他也得適應於當時美國的商業化精神，梭羅的血肉之軀也是要去航海的，他的船也是要翻的，他的一生中也要遇到風吹和浪打的經歷的，然而真正的梭羅卻已在一個安安靜靜的海洋上，他嚮往於那些更高的原則和卓越的人，他是嚮往於哲學家和哲學了。

就在這篇日記之後的第四天，愛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記上也記著：「我非常喜歡這個年輕的朋友了。仿佛他已具有一種自由的和正直的心智，是我從來還未遇到過的。」過了幾天，愛默生又在自己的日記裡寫：「我的亨利．梭羅可好呢，以他的單純和明晰的智力使又一個孤獨的下午溫煦而充滿了陽光。」四月中，愛默生還記著：「昨天下午我和亨利．梭羅去爬山，霧濛濛的氣候溫暖而且愉快，仿佛這大山如一座半圓形的大劇場，歡飲下了美酒一樣。」

在愛默生的推動之下，梭羅開始給《日晷》 ﹝The Dial﹞雜誌寄詩寫稿了。但一位要求嚴格的編輯還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羅也在康城學院裡作了一次題為《社會》的演講，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注意。到一八四一年，愛默生就邀請了梭羅住到他家裡去。當時愛默生大事宣揚他的唯心主義先驗論，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辦了個先驗主義俱樂部似的。但梭羅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先驗主義者。在一段日記中他寫著：「人們常在我耳邊叮嚀，用他們的美妙理論和解決宇宙問題的各種花言巧語，可是對我並沒有幫助。我還是回到那無邊無際，亦無島無嶼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測著、尋找著可以下錨，緊緊地抓住不放的一處底層的好。」

本來梭羅的家境比較困難，但還是給他上了大學，並念完了大學。然後他家裡的人認為他應該出去闖天下了。可是他卻寧可回家鄉，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學教教書。之後不久，只大他一歲的哥哥約翰也跑來了。兩人一起教書。哥哥教英語和數學，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學和自然史。學生們很愛戴他們倆。亨利還帶學生到河上旅行，在戶外上課、野餐，讓學生受到以大自然為課堂，以萬物為教材的生活教育。一位朋友曾稱梭羅為「詩人和博物學家」，並非過譽。他的生活知識是豐富，而且是淵博的。當他孤獨時，整個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侶。據愛默生的弟弟的回憶，梭羅的學生告訴過他：當梭羅講課時，學生們靜靜地聽著，靜得連教室裡掉下一根針也能聽得清楚。

一八三九年七月，一個十七歲的少女艾倫．西華爾來到康城，並且訪問了梭羅這一家子。她到來的當天，亨利就寫了一首詩。五天後的日記中還有了這麼一句：「愛情是沒有法子治療的，惟有愛之彌甚之一法耳。」這大約就是為了艾倫的緣故寫的。不料約翰也一樣愛上了她，這就使事情複雜化了。三人經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划船。登山觀看風景，進入森林探險，他們還在樹上刻下了他們的姓氏的首字。談話是幾乎沒完沒了的，但是這個幸福的時間並不長久。

這年春天，哥兒倆曾造起了一條船。八月底，他們乘船沿著康科特河和梅里麥克河上作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上，一切都很好，只是兩人之間已有著一些微妙的裂痕，彼此都未言明，實際上他們已成了情敵。後來約翰曾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絕了。再後來，亨利也給過她一封熱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後，艾倫就嫁給了一個牧師。這段插曲在亨利心頭留下了創傷。但接著發生了一件絕對意想不到的事。一八四二年的元旦，約翰在一條皮子上磨利他的剃鬚刀片時，不小心劃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他用布條包紮了，沒有想到兩三天後化膿了，全身疼痛不堪。趕緊就醫，已來不及，他得了牙關緊閉症，敗血病中之一種。他很快進入了彌留狀態。十天之後，約翰竟此溘然長逝了。突然的事變給了亨利一個最沉重的打擊。他雖然竭力保持平靜，回到家中卻不言不語。一星期後，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關緊閉症。幸而他得的並不是這種病，是得了由於心理痛苦引起的心身病狀態。整整三個月，他都在這個病中，到四月中他又出現在園子裡了，才漸漸地恢復過來。

那年亨利寫了好些悼念約翰的詩。在《哥哥，你在哪裡》這詩中，他問道：「我應當到哪裡去 / 尋找你的身影？ / 沿著鄰近的那條小河， / 我還能否聽到你的聲音？」答覆是他的兄長兼友人，約翰，已經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了。他們結了綢繆，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顏為他自己的容顏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達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約翰已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 從這裡開始，亨利才恢復了信心和歡樂。他在日記中寫著：「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說明過去的經歷之甘美。悲傷的時候，多麼的容易想起快樂！冬天，蜜蜂不能釀蜜，它就消耗已釀好的蜜。」這一段時間裡，他是在養病，又養傷；在蟄居之中，為未來作準備，在蓄勢，蓄水以待開閘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記中，他說：「我必須承認，若問我對於社會我有了什麼作為，對於人類我已致送了什麼佳音，我實在寒酸得很。無疑我的寒酸不是沒有原因的，我的無所建樹也並非沒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著把我的生命的財富獻給人們，真正地給他們最珍貴的禮物。我要在貝殼中培養出珍珠來，為他們釀製生命之蜜。我要陽光轉射到公共福利上來。我沒有財富要隱藏。我沒有私人的東西。我的特異功能就是要為公眾服務。惟有這個功能是我的私有財產。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我含蘊著，並養育著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時。」

恢復健康以後的梭羅又住到了愛默生家裡。稍後，他到了紐約，住在市裡的斯丹唐島上，在愛默生弟弟的家裡。他希望能開始建立起他的文學生涯來。恰恰因為他那種獨特的風格，並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會所喜歡的，想靠寫作來維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後，他又回到了家鄉。有一段時間，他幫助他父親製造鉛筆，但很快他又放棄了這種尚能贏利的營生。

於是到了一八四四年的秋天，愛默生在瓦爾登湖上買了一塊地。當這年過去了之後，梭羅得到了這塊土地的主人的允許，可以讓他「居住在湖邊」。終於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來一柄斧頭，走到瓦爾登湖邊的森林裡，到達我預備造房子的地方，開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聳入雲而還年幼的白松來做我的建築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們感到難過的冬天正跟凍土一樣地消溶，而蟄居的生命開始舒伸了。」

七月四日，恰好那一天是獨立日，美國的國慶，他住進了自己蓋起來的湖邊的木屋。在這木屋裡，這湖濱的山林裡，觀察著，傾聽著，感受著，沉思著，並且夢想著，他獨立地生活了兩年又多一點時間。他記錄了他的觀察體會，他分析研究了他從自然界裡得來的音訊、閱歷和經驗。決不能把他的獨居湖畔看作是什麼隱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奮人生，闡述人生的更高規律。並不是消極的，他是積極的。並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並且就在這中間，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獨特方式，投身於當時的政治鬥爭。

那發生於一個晚上，當他進城去到一個鞋匠家中，要補一雙鞋，忽然被捕，並被監禁在康城監獄中。原因是他拒絕交付人頭稅。他之拒付此種稅款已經有六年之久。他在獄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給他付清了人頭稅，就被釋放。出來之後，他還是去到鞋匠家裡，等補好了他的鞋，然後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幾裡外的一座高山上，漫遊在那兒的什麼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橘叢中—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獄事件。

在一八四九年出版的《美學》﹝Aesthetic Papers﹞雜誌第一期上，他發表了一篇論文，用的題目是《對市政府的抵抗》﹝Resistance to CivilGovernment﹞。在一八六六年﹝他去世已四年﹞出版的《一個在加拿大的美國人，及其反對奴隸制和改革的論文集》﹝A Yankee in Canada,with Anti-Slavery and Reform Papers﹞收入這篇文章時，題目改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Civil Disobedience﹞。此文題目究竟應該用哪一個，讀書界頗有爭論，並有人專門研究這問題。中國一般地慣用了這個《消極反抗》的題名，今承其舊，不再改變。文中，梭羅並沒有發出什麼政治行動的號召，這毋寧說正是他一貫宣導的所謂「更高的原則」中之一項。他認為政府自然要做有利於人民的事，它不應該去干擾人民。但是所有的政府都沒有做到這一點，更不用說這個保存了奴隸制度的美國政府了，因此他要抗議和抵抗這一個政府，不服從這一個政府。他認為，如果政府要強迫人民去做違背良心的事，人民就應當有消極抵抗的權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這篇《消極抵抗》的論文，首先是給了英國工党和費邊主義者以影響，後來又對於以絕食方式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印度聖雄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與「非暴力主義」有很大的作用，對於一九六○年馬丁．路德．金，在非洲爭取民權運動也有很大的作用，對托爾斯泰的「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影響，以及對羅曼．羅蘭也有一些影響。

梭羅是一生都反對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幫助南方的黑奴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在一八四五年的消極反抗之後，他還寫過《麻省的奴隸制》﹝一八五四年，Slaver y in Massachusetts﹞一文，他和愛默生一起支持過約翰．布朗。一八五九年十月，布朗企圖襲擊哈潑斯渡口失敗而被捕，十一月刑庭判處布朗以絞刑，梭羅在市會堂裡發表了《為約翰．布朗請願》﹝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的演說。布朗死後，當地不允許給布朗開追悼會時，他到市會堂敲響大鐘，召集群眾舉行了追悼會。梭羅關於布朗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動都是強烈的政治言行。

這期間，梭羅患上了肺結核症，健康明顯地變壞。雖然去明尼蘇達作了一次醫療性的旅行，但病情並無好轉。他自知已不久人世了。在最後的兩年裡，他平靜地整理日記手稿，從中選出一些段落來寫成文章，發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他平靜安詳地結束了他的一生，死於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未滿四十五歲。

梭羅生前，只出版了兩本書。一八四九年自費出版了《康科特河和梅里麥克河上的一星期》，這書是他在瓦爾登湖邊的木屋裡著寫的，內容是哥兒倆在兩條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議論文史哲和宗教等等。雖精雕細刻，卻晦澀難懂，沒有引起什麼反響。印行一千冊，只售出一百多冊，送掉七十五冊，存下七百多冊，在書店倉庫裡放到一八五三年，全部退給作者了。梭羅曾詼諧地說，我家裡大約藏書九百冊，自己著的書七百多冊。

他的第二本書就是《瓦爾登湖》了，於一八五四年出版。也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甚至還受到詹姆斯．洛厄爾以及羅勃特．路易士．斯蒂文生的譏諷和批評。但喬治．艾略特在一八五六年元月，卻在《西敏寺週報》 ﹝Westminster Review﹞上給他以「深沉而敏感的抒情」和「超凡入聖」的好評。那些自以為是的，只知道要按照他們的規範，來規規矩矩地生活的人，往往受不了他們毫不理解的事物的價值，自然要把梭羅的那種有歷史意義的行為，看作不切實際的幻夢虛妄了。

隨著時光的流逝，這本書的影響是越來越大，業已成為美國文學中的一本獨特的，卓越的名著。他一生所寫的三十九卷手稿，是他的日記或日誌，其中記錄著他的觀察、思維、理想和信念。他在世時的，在報刊上發表過的文章，他去世後已收集、整理好，出版了的計有《旅行散記》﹝一八六三年，Excursions﹞、《緬因森林》﹝一八六四年，The Maine Woods﹞、《科德角》﹝一八六五年，CapeCo d﹞三種。他的全集出版有《梭羅文集》，有一九○六年的和一九七一年的兩種版本。此外是他的日記，有《梭羅：一個作家的日記》、《梭羅日記》兩卷本、《梭羅日記之心》的精選本等。

以上只是梭羅生平的一個簡單的介紹。下面再說一點他的這本書。

對於《瓦爾登湖》，不須多說什麼，只是還要重複一下，這是一本寂寞、恬靜、智慧的書。其分析生活，批判習俗，有獨到處。

自然頗有一些難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說過，「請原諒我說話晦澀，」例如那失去的獵犬，栗色馬和斑鳩的寓言，愛默生的弟弟愛德華問過他是什麼意思。他反問：「你沒有失去嗎？」卻再也沒有回答了。有的評論家說，梭羅失去過一個艾倫﹝斑鳩﹞，一個約翰﹝獵犬﹞，可能還失去了一個拉爾夫﹝栗色馬﹞。誰個又能不失卻什麼呢？

本書內也有許多篇頁是形象描繪，優美細緻，像湖水的純潔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綠；有一些篇頁說理透徹，十分精闢，有啟發性。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書，至今還未失去它的意義。在白晝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時讀它還讀不進去，似乎我異常喜歡的這本書忽然又不那麼可愛可喜了，似乎覺得它什麼好處也沒有，甚至弄得將信將疑起來。可是黃昏以後，心情漸漸的寂寞和恬靜下來，再讀此書，則忽然又頗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處辨不出味道的章節，語語驚人，字字閃光，沁人心肺，動我衷腸。到了夜深人靜，萬籟無聲之時，這《瓦爾登湖》毫不晦澀，清澄見底，吟誦之下，不禁為之神往了。

應當指出，這本書是一本健康的書，對於春天，對於黎明，作了極其動人的描寫。讀著它，自然會體會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斷地將讀者提升、提高。書已經擺在讀者面前了，我不必多說什麼了，因為說得再好，也比不上讀者直接去讀了。

人們常說，作家應當找一個僻靜幽雅的去處，去進行創作；信然，然而未必盡然。我反而認為，讀書確乎在需要一個幽靜良好的環境，尤其讀好書，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條件。讀者最需要有一個樸素淡泊的心地。讀《瓦爾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讀者跑到一個山明水秀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的興趣，就在那樣的地方讀它，就更是相宜了。

梭羅的這本書近年在西方世界更獲得重視。嚴重污染使人們又嚮往瓦爾登湖和山林的澄淨的清新空氣。梭羅能從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這些生活之必需出發，以經濟作為本書的開篇，他崇尚實踐，含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譯者曾得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先生暨夫人鼓勵；譯出後曾編入《美國文學叢書》，一九四九年出了第一版。一九八二年再版時，參考了香港吳明實的版本。譯文出版社在第二版的編審過程中，對譯文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訂工作。對所有這些給過我幫助的人們，就在這裡，深致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