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沃森獨具慧眼，能夠使歷史中蒙塵的名字再次鮮活起來。本書對精神生活的熱情令人振奮，強調智力的歷史不可思議地獨立於技術，而它的視野也更為全球化。

──《倫敦時報》

沃森才思敏捷，能夠巧妙地化繁為簡……這是一部宏偉的著作……人類思想的歷史應該在這樣的規模中討論。

──菲利普‧費爾南德斯-阿莫斯圖，歷史學家，《標準晚報》

這是一部特別的新作……關於「思想」的歷史，這是前所未有的。

──諾埃爾‧馬爾科姆，《星期日電訊報》

一部歷史領域的傑作。將西方思想從禁錮至深的文化狹隘主義中解脫出來，令人耳目一新...

一九三六年，英國著名的物理學家和自然哲學家以撒．牛頓（Isaac Newton，一六四二～一七二七）爵士的論文集在倫敦索斯比（Sotheby）國際拍賣行被拍賣，而當這些論文在五十多年前被送到劍橋大學時，卻被視為「毫無科學價值」。論文的買主也來自劍橋，他就是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就是後來的凱恩斯勳爵）。他花了幾年的時間研究這些論文，主要致力於手稿和筆記，一九四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仍處於焦灼狀態，他便在倫敦的皇家學會俱樂部（Royal Society Club）發表了一次演說，對歷史上這位聲望卓著的科學家，他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他說：「自十八世紀以來，牛頓一直被認為是現代科學第一人，是最偉大的一位科學家和一個理性主義者，他教我們在冷靜和純粹的前提下進行思考。但我卻不這麼看。一六九六年牛頓離開劍橋時整理了一個盒子，時至今日，裡面的東西雖然已經部分散失了，但只要仔細看一看留存下來的內容，我想任何人都不會有那樣的看法了。牛頓並不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而是最後一位魔法師、最後一個巴比倫人、最後一個蘇美人。在這個有形的理性世界面前，他和近萬年前給我們留下思想遺產的先祖們擁有相同的雙眼，而他之後，再無來者。」【1】

首先，我們視牛頓為現代宇宙觀的創建人，他認為宇宙由萬有引力控制。但是，自從凱恩斯在皇家學會俱樂部發表演說後的數十年間，一個截然不同的牛頓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多年來身陷魔力的虛幻世界，祕密地尋找著點金石，他研究《聖經》的年表，因為他相信那預言了將要到來的毀滅。他被煉金術、占星術和數字命理學所蠱惑，幾近神祕。他相信摩西（Moses）早就了解哥白尼的日心說理論和他自己的萬有引力學說。在他那本著名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問世大約三十年後，牛頓仍然力圖揭示出所羅門神殿（Solomon’s Temple）的詳細圖解，他認為「那精確描述了天堂的地形」。【2】也許最令人吃驚的是，這最新的學術研究指出，要不是牛頓研究占星術，他那改變世界的偉大發現可能永遠不會被創造出來。【3】

這些關於牛頓的悖論是一劑補救的良藥，正好可做為本書的開端。也許一部思想史應該向人們展示的是人類思想發展的平穩進程，從最早的原始思想開始，談談早期人類使用石器，然後是世界性宗教的產生與發展，到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空前繁榮、現代科學的誕生、工業革命、進化論的顛覆作用，再到我們今天熟悉至極而又不可或缺的科技魔力。

然而，偉大科學家的經歷提醒我們，情況更為複雜。世界的確存在一個總體的發展，多數時間是平穩的進步，但絕非總是如此。縱觀歷史，有的國家和文明曾經輝煌一時，然後又因為種種原因沒落、衰亡。思想的歷史充滿曲折，而這也正是其魅力所在。在《偉大的滴定法》（The Great Titration）中，劍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著手回答這個問題：中華文明發明了紙、火藥、木版印刷術和瓷器，並且透過科舉考試選拔錄用官員，領先世界長達數個世紀，但卻從未孕育出成熟的科學和現代的商業方式——資本主義，以至於中世紀以後逐漸被西方趕超而越來越落後，這其中原因何在？【4】伊斯蘭文明也存在類似的情況。九世紀時，巴格達在地中海地區處於思想領先地位：他們翻譯了經典的古代文化著作，創建了醫院，發展了代數學，並在哲學上取得了重大發展。到十一世紀，由於原教旨主義的嚴格與苛刻，這一領先地位不復存在。查理斯．佛里曼（Charles Freeman）在其近作《西方精神的終結》（The Closing of the Western Mind）中列舉了諸多實例來說明中世紀早期思想活動是如何萎縮、消失的，而那時正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盛行之時。【5】四世紀時，拉克坦諦（Lactantius）寫道：「知識有何用？一些自然知識，比如尼羅河發源於何處，或者『科學家們』熱情洋溢地描述的任何其他事情，即使我都知道，能得到賜福嗎？」【6】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已經將癲癇視為一種自然疾病，而到了中世紀，這種疾病卻轉交到了聖克利斯托佛（St Christopher）手裡。英國高德斯登（Gaddesden）一位名叫約翰（John）的醫生在進行治療時，就是對著癲癇病人朗讀《福音書》（Gospel），同時還在病人身上放置白色犬隻的毛髮。【7】

也許，我們能從人類思想史中吸取的最重大的教訓就是：對於我們的存在而言，思想活動大概算得上是最重要、最令人滿意而又最獨特的因素了，但它相當脆弱，極易被破壞、被廢棄。在本書最後一章，我們試圖對在這一領域中已取得的與尚未取得的成績做出評價。至於這篇《緒論》，旨在說明何為思想史，及其與其他歷史的區別。將材料組成一部思想史，方法多種多樣，這正是我們要討論的內容。一部思想史必然會涉及大量材料，尋找便捷可行的方法勢在必行。

出於某種原因，過去很多人都認為思想史是一個由三部分組成的體系——三大理念、三個時代或是三個原則。菲奧雷的約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約一一三五～一二○二）的看法違背教義，他認為有三個時代，分別由聖父、聖子和聖靈掌管，《舊約全書》、《新約全書》和「精神永恆的福音書」在其中有效。【8】法國政治哲學家尚．布丹（Jean Bodin，約一五三○～一五九六）把歷史分成三個階段——東方民族歷史、地中海民族歷史和北方民族歷史。【9】一六二○年，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斷定三大發現使他所處的時代脫離了古代。【10】「這三件發現物最能讓我們清晰地看到發現的力量、功效和結果。古人對此一無所知，它們剛剛出現，不太引人注意，人們並不了解其由來，它們就是印刷術、火藥和磁鐵。這三大發現在全世界內改變了事情的整個面貌及其狀態，首先是文學，其次是戰爭，第三是航海，並由此帶來了無數的變化，甚至沒有一個帝國、一個教派或者恆星對人類事務的影響力能勝過這三樣機械發現。」【11】這三大發現的由來雖然在培根那個時代就已經確定了，但這並沒有削弱他論斷的影響力。

培根的祕書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五八八～一六七九）認為三門學科最具說明和解釋的力量：一是物理學，研究自然物體；二是心理學，研究人的個體；三是政治學，研究人為的社會集團。詹巴蒂斯塔．維科（Giambattista Vico，一六六八～一七四四）畫分了三個時代：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類時代［他的觀點部分來源於希羅多德（Herodotus）和瓦羅（Varro）］。事實上，維科也傾向於三分論，他指出：三種「本能」塑造了歷史，三種「懲罰」創造了文明。【12】這三種本能是：相信上帝、識別親子關係和埋葬死者的本能，人類由此形成了宗教、家族和埋葬的制度。【13】而三種懲罰是：羞恥、好奇心和工作的需要。【14】法國政治家安．羅伯特．雅克．杜爾格（Anne Robert Jaques Turgot，一七二七～一七八一）認為文明是地理學、生物學和心理學三者的共同產物［聖西門（Saint-Simon）同意此說］。孔多塞（Condorcet）侯爵馬力．讓．安東尼．尼古拉斯．卡利塔（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Caritat，一七四三～一七九四）認為法國大革命是過去和一個「輝煌未來」的分界線，而人類歷史上有三件大事——不同國家間的不平等被打破、一個國家內部的均衡進步，以及人類的發展完善。英國無政府主義者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一七五六～一八三六）認為生活的首要目標是理智與真理的勝利，而這主要來源於三點：文學、教育和（政治）公正。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一七九五～一八八一）指出：「現代文明的三大要素（是）火藥、印刷術和新教。」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一七九八～一八五七）提出了歷史的三段論：神學階段、玄學階段和科學階段，後來又進一步發展為軍事神學、法律玄學和工業科學三個階段。【15】十九世紀後期，詹姆斯．佛雷澤爵士（Sir James Frazer）分出巫術、宗教和科學三個時代，而路易斯．摩爾根（Lewis Morgan）在他的《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一書中則將歷史分為野蠻、愚昧和文明三個時期，並且認為正是隨著有關政府、家族和財產的觀念發展成熟，文明才得以成形。

並非所有人都這樣三分歷史。孔多塞認為人類的發展進程經歷了十個階段，約翰．戈特佛里德．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將歷史分為五個時期，格奧爾格．威廉．黑格爾（Georg Wilhelm Hegel）將歷史四分，而伊曼紐爾．康得（Immanuel Kant）則認為是九個階段。

然而，一九○五年，W．A．鄧萊普（W. A. Dunlap）仍然將人類思想史三分，並使用了「triposis」一詞，而歐尼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在一九八八年則採用了「三位一體」（trinitarian）這個詞。【16】近年來，我們讀到了的J．H．丹尼森（J. H. Denison）的著作《情緒：文明的基礎》（Emotions as the Basis of Civilisation, 1932），書中他將社會畫分為父權社會、兄權社會和民主社會。一九三七年，哈利．埃爾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在他的《西方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一書中描述了歷史上「感性」的三次巨變：一是軸心時代（前七○○～前四○○）「民族一神論」的到來；二是文藝復興時期個人主義的出現，現世走到終結而不再為虛幻的來世做準備；三是十九世紀的達爾文革命。【17】

經濟學家常常採用三分法。亞當．斯密（Adam Smith，一七二三～一七九○）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中開創性地把收入畫分為出租收益、工資所得和股票利潤三大主要部分，各自的所有者分別被命名為地主、工薪族和資本家，並把他們視為「每個文明社會固有的三大組成階層」。【18】甚至馬克思主義也能歸納為三個階段：剩餘和剝削不為人所知的時代、剩餘和剝削普遍存在的時代，以及剝削被消滅而剩餘依然存在的時代。【19】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在《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4）一書中區分出三大經濟時期——互惠時期、重新分配時期和市場時期。兩年後，R．G．柯林伍德（R.G. Collingwood）在《歷史的思想》（The Idea of History）中記述了歐洲歷史編纂史上發生的「三次吶喊」。第一次發生在西元前五世紀，歷史開始被人們看做一門科學；第二次發生在西元四、五世紀，基督教出現後，歷史被看成是上帝意志的傑作，而非人類所為；第三次在十八世紀，先天的思想和直覺主義或神的啟示都遭到了普遍的否定。一九五一年，哈佛大學古代及現代史教授克雷恩．布林頓（Crane Brinton）在《思想與人》（Ideas and Men）中將人文主義、新教教義和理性主義並稱為形成現代社會的三大思想。一九六五年，卡羅．奇波拉（Carlo Cipolla）出版了《歐洲擴張初期的槍與帆，一四○○～一七○○》（Guns 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在書中他指出，歐洲征服世界靠的是民族主義、槍支和航海，這也創造了現代社會。宗教改革運動給歐洲帶來了民族主義的高漲，這引發了新一輪的戰爭，而戰爭又促進了金屬冶煉技術的發展，更為直接而殘忍的後果便是——武器。這些都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東方（這與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洗劫君士坦丁堡時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與此同時，航海技術不斷進步，人們的帝國情緒高漲，致使歐洲海船不僅到達了遠東地區［達．伽馬時代（the Vasco da Gama era）］，最後終於到達了美洲。【20】

在《犁、劍和書》（Plough, Sword and Book, 1988）一書中，歐尼斯特．蓋爾納認為歷史分為三大階段——狩獵採集時代、農業生產時代和工業生產時代，這與人類的三種主要活動——生產、強制、認知——相一致。一九九一年，理查．塔那斯（Richard Tarnas）在《西方心靈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中認為，在西方，哲學至少可以畫分為三個時期——古希臘羅馬時代，哲學比較獨立自主；基督教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哲學低於宗教；從那以後到現在，哲學又低於科學。【21】

約翰．古德斯布洛姆（Johan Goudsblom）在他的《火與文明》（Fire and Civilisation）一書中指出：人類對火的控制導致了人類生活的第一次轉變。原始人不再是掠奪者：控制了火，這讓他們能夠畜養動物，開墾土地。否則絕不可能出現第二次轉變——農業。控制了火，還可以烹調食物，這是人與動物的區別之一，也可以看做是科學的起源。（煙的使用也可能是最早的資訊傳遞方式。）當然，控制了火，還可以烘烤、製陶和熔煉（煙火文化），這樣就產生了金屬匕首，隨後就開始鑄劍。不過，農業之後的第三次轉變，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古德斯布洛姆說，是工業化；火與水的結合首先創造出了蒸汽，利用這種新的能源可以驅動那些巨型機器產生強大動力來完成一些常規勞動，比之從前的手工勞動，既好又快。【22】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認為，在歷史上有三次大的政治心理轉捩點。第一次是在亞里斯多德去世以後，雅典的哲學學校「不再認為人只有在社會生活中才易於理解，也不再討論與公眾和政治生活有關的問題，好像這些曾讓學院派學園（Academy）【23】和萊森學園（Lyceum）【24】如此著迷的問題已不再是中心……突然只用內心體驗和自我救贖一類的措辭來談人論事」。【25】第二個轉捩點始於馬基維利（Machiavelli），他強調一定要把「天生優點和良好道德區別開來，還認為政治的價值標準跟基督教的道德規範不僅不同，而且基本上可以說是相互矛盾的」。第三個轉捩點——柏林認為也是最大的轉捩點——是浪漫主義的興起。

最後，一九九七年，賈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奇波拉的基礎之上繼續創作了《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書中主要闡釋了現代社會到來以前世界的發展方式，還論及為什麼是歐洲發現美洲（繼而征服美洲）而非美洲發現歐洲這一問題。他的回答有三大主題。首先，他指出，歐亞大陸基本上是一塊東西走向的陸地，而美洲大陸則是南北走向。他說，這種地理特點就意味著，人類馴養的動物和種植的植物在不同緯度上的移動明顯易於在不同經度上的移動，文化的發展也是如此，因此歐亞大陸的文化發展得比美洲大陸要快。第二，歐亞大陸可馴養的哺乳動物比美洲大陸多（15∶2），這也有助於文明的進步。特別是馴養馬匹，在歐亞大陸，這改變了戰爭的性質，戰爭又促進了刀劍的改良，從而提升了金屬冶煉技術，這意味著歐洲的武器製造比同時代的新大陸先進得多。第三，大量馴養動物還意味著對這些動物所帶來的疫病，歐洲人的免疫力也隨之提高，而當這些疫病被帶到新大陸以後，則導致大量人口死亡。【26】

令人鼓舞的是上述理論存在部分重疊。比如說，不止一位作者曾經提到農業、武器、科學、工業化和印刷術。這些論證和觀點幫助我們在一片巨大的領域中找到自己的路，儘管我認為所有這些觀點和創新都非常重要，但我自己的選擇卻與眾不同，在本文的後半部分乃至全書都將進行詳細的論述。

當然，鑑別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創造和抽象概念絕對不是考察思想發展史的唯一途徑。在雅各．布朗諾夫斯基（Jacob Bronowski）和布魯斯．麥茲利希（Bruce Mazlish）合著的《西方思想傳統》（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一書中，他們確立了思想活動的三大「門類」。我發現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方法，第一是真理類，力圖查明真相，這是宗教、科學、哲學所關注的，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裡，統一是絕對而不自覺的，也就是說，不可避免地帶有邏輯、數學或是演繹的意味。其次是追尋正義類，這是法律、倫理和政治所關注的，此時，統一主要是自覺的，雖然不需要絕對的統一，但仍需要廣泛傳播才能發揮作用。第三是品味類，主要與藝術相關，在這裡，完全不必統一，與眾不同反而能碩果纍纍。當然，在這些門類中也存在部分重疊（藝術家追尋真實，或者說他們創作真實，宗教不僅涉及真理也涉及正義），但是牢記不同之處還是非常值得，而且應該貫穿全書。很早以前，希臘人就已經意識到了自然規則和人類法律之間的重大區別。【27】

當然，「三分法則」並非神聖不容侵犯，也不是必由之路。另一可選擇的方法就是強調「大」想法的連續性。比如說，有一些占絕對優勢的命題，很多書中均有論及，像「進步」、「本質」、「文明」、「個人主義」、「權力」，以及什麼是「現代」、什麼是非「現代」等。許多學者——特別是政治歷史學家和道德哲學家——都認為，歷史上最重要的思想發展線索像一部道德傳奇，一直圍繞著自由和個性旋轉，這兩大問題就像一對雙胞胎，密不可分。只有伊曼紐爾．康得認為歷史敘述了人類道德發展的進程。以賽亞．柏林也致力於定義各種不同的「自由」的概念，還將其細化，並進一步闡釋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和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是如何理解自由的。近年來，個人主義的研究備受關注，許多歷史學家在闡釋現代性和資本主義的時候都考慮了這一方面。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其新作《自由演化》（Freedom Evolves）中，描述了個人主義在歷史上的成長歷程及其促進人類發展的各種方式。不但自由本身就是一項思想，它還是一個心理條件和政治條件，特別有助於激發新的思想。

思想史研究中的各種方法都有可取之處，上面提到的那些文章和著作我都強烈推薦大家一讀。不過，跟法蘭西斯．培根、湯瑪斯．卡萊爾、詹巴蒂斯塔．維科、卡羅．奇波拉、歐尼斯特．蓋爾納、賈德．戴蒙德等人一樣，我最後還是在本書中採用了三分結構。這並不是簡單模仿（步人後塵就難有超越），而是因為我選擇的三項特殊的思想——我相信也是最重要的——就能簡要地概括我的觀點，闡明歷史上所發生的事件，並描述出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

上文中提到了各種組織形式在後文都能找到，而我所認為最重要的，也最終決定了本書的結構和主題的三大思想是：靈魂、歐洲和實驗。我並不想在本文中重複本書的觀點，不過，我何以認為靈魂的概念勝過上帝？為什麼說歐洲也是一項思想而不僅僅是地圖上的一個地名？為何簡單的實驗會帶來如此深刻的意義？如果我可以預先解釋一下的話，我相信這些問題就能說清楚。我還認為正是因為這三大思想才給我們帶來了今天的境遇——不過，這一點在後文中也會論及。

我想我大概應該多說兩句，說說我所理解的「思想」一詞。在選擇什麼樣的思想寫入本書這個問題上，我沒有什麼神奇的準則。我既選了抽象的思想，又選了具體的發明，我認為它們很重要，或者曾經很重要。根據一些古生物學家的看法，人類最早的抽象思想出現於約七十萬年前，那時石製手斧的各部分比例已大致定型。科學家認為，這表明原始人的頭腦中已經形成了關於手斧形狀的「思想」。在本書第一章中，我討論了這個問題，還分析了它的涵義。不過，我還認為第一把手斧——產生於兩百五十萬年前，其形制還未定型——也是一個「思想」，那時的人們意識到，一塊鋒利的石頭可以刺破獸皮，而他們自己的手指甲或牙齒卻無法辦到。寫作也是一項思想，而且非常重要，西元前三○○○年被創造出來。然而，時至今日，我們認為電腦和手機是發明創造，字母或詞語卻不是，這是因為字母和詞語早已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了。但是，發明是思想的明證。我把語言也視為思想，因為語言不但反映了人們思考的方式，而且語言的差異表現了不同人群社會和思想發展的特點。另外，大多數的思想都源自語言。因此，我認為在世界歷史上對思想發展最有影響的語言有漢語、梵語、阿拉伯語、拉丁語、法語和英語。

第一個重視思想史的大概要算是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一六二六）。毫無疑問，在他看來，最有趣的歷史就是思想史，他認為如果不重視一個時代主要的創意思想，「歷史是盲目的」。【28】伏爾泰（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討論歷史哲學，他的意思是，哲學家感興趣的才是真正的歷史（而不是像那些政治鬥士說的那樣）。他指出，文化、文明及其進步很容易受到影響，這些影響來自世俗的、嚴厲的、經驗主義的質疑。【29】法國的年鑑學派（The French Annales school）關注心靈，歷史上那些不可觸知的方面——比如，過去不同時刻日常的思想氣氛（人類如何懂得了時間，或者中世紀時如何理解隱私的概念）——也包含了某種形式的思想史，儘管難成體系。

但是在現代社會，對思想史最為關注的是來自美國巴爾的摩（Baltimore）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學的哲學教授亞瑟．O．拉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他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思想史俱樂部的創建人之一，一九三三年春在哈佛大學舉辦了一個系列講座，名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關於哲學和心理學的講座」。拉夫喬伊教授把講座的主題稱為西方思想中「最有力、最持久的猜想」，這就是「偉大的存在之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並以此為名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了專著，到二○○一年，已再版二十一次。拉夫喬伊說，偉大的存在之鏈，說的是兩千四百年來最有影響力的理解宇宙的方式，也暗含著對上帝本性的某種理解。如果不知道這一點，他強調說，「就無法理解（西方）思想的運動變化」。【30】就其根本而言，偉大的存在之鏈是基於一種最早由柏拉圖確立的觀點，該觀點認為宇宙本質上是理性的，在宇宙中，所有的有機體連接成一條巨鏈，但並不按照從低到高的等級（柏拉圖認為即使是最「低等」的生物，我們也可以說它們在發展過程中完美地「適應」了自己的生存空間），而是存在一個大致的層級系統，從無生命世界到植物，再上到動物和人類，然後是天使和其他「無形的、思想的」實體，最後到達頂端，一個高級或者說終極的存在，這是終點，是絕對境界。【31】除了一個理性的宇宙，拉夫喬伊說，這條鏈還暗含著某些現象的「來世」，並不只是神（或上帝），而特別是「超越感覺的」、「永恆的實體」，也就是「思想」和「靈魂」。

這條鏈還意味著，一個生物在這個層級系統中所處的位置越高，它就越「完善」。這就是「發生」、改進、接近完美的觀念，並由此引出了「善」的概念、什麼是「善」，並用「善」來判定神和上帝。「上帝永不停歇地自我冥想，也永遠享受著極大的幸福，這種幸福就是『善』，這正是其他所有物體所渴求並以他們各自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力爭得到的。」【32】由永恆的思想世界這一概念又引發了兩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除了永恆的思想世界以外，為何還存在發生的世界？其實就是上帝——或者說，在本質上是有而不是無？第二，組成我們這個可感知的世俗世界的生命種類的數量，是由什麼法則決定的？為何如此豐富？這就是上帝的仁慈的見證嗎？

拉夫喬伊還追溯了這一思想的歷史變遷，特別關注了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例如，他指出，哥白尼（Copernicus）在《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一書中告訴人們是地球繞太陽旋轉而不是太陽繞地球旋轉，這種觀點卻被當時的很多人看成是一種新的思考天空的方法，認為天就是「至善」，這也更接近於上帝對人類認識的本來設想。【33】比如，天主教會抵制哥白尼學說的領袖紅衣主教貝拉米諾（Bellarmino）也說：「上帝希望人們通過他的創造物或多或少地理解他，因為任何一個被上帝創造出來的物體都不能恰當地呈現造物主的盡善盡美，所以大量地創造生物，並分別賜予他們一定的優點和長處，由此我們才能理解造物主的仁慈和完美，而造物主天性純良，十全十美。」【34】如此看來，哥白尼的突破性發現只不過是人類在靠近上帝的過程中邁出的極其微小的一步。

一九三六年，英國著名的物理學家和自然哲學家以撒．牛頓（Isaac Newton，一六四二～一七二七）爵士的論文集在倫敦索斯比（Sotheby）國際拍賣行被拍賣，而當這些論文在五十多年前被送到劍橋大學時，卻被視為「毫無科學價值」。論文的買主也來自劍橋，他就是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就是後來的凱恩斯勳爵）。他花了幾年的時間研究這些論文，主要致力於手稿和筆記，一九四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仍處於焦灼狀態，他便在倫敦的皇家學會俱樂部（Royal Society Club）發表了一次演說，對歷史上這位聲望卓著的科...

一九七○年，《趣味意第緒語》（The Joys of Yiddish）正式出版，利奧．羅斯登（Leo Rosten）在該書的致謝詞中提到了一位曾為他寫過書評的朋友。利奧稱他「博學多才，在遠古史、拉丁語、希臘語、德語、義大利語、希伯來語、亞拉姆語以及梵語等方面均有深厚造詣」。最後一點——他懂得亞拉姆語和梵語——我極為欣賞。會講英語、德語和義大利語已經讓人刮目相看了，再加上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你便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位非凡的語言學家；更何況還有亞拉姆語（耶穌的語言）和梵語呢！正如羅斯登在書中其他地方所說的，這樣的一個人絕對是一位偉大的學者，「一個充滿智慧而知識淵博的人」。在《人類思想史》這類書中，人們很容易將知識與智慧合二為一，認為它們相差無幾，但羅斯登卻堅持絕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一個年輕聰明的學者告訴他的祖母，說自己想成為哲學博士。祖母驕傲地笑著說：『好極了。不過，哲學是一種什麼病呢？』」【1】

在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中，我的確需要很多像羅斯登所提到的那種朋友，因為書中所涉及的材料來源於多種語言，也包括亞拉姆語和梵語。但是今時不同往日，掌握數種語言的專家少之又少。不過，我還算幸運，寫一部面向大眾的人類思想史，這一想法得到了不少知名學者的贊同，他們答應閱讀整部書稿或其中的部分章節，並給出專業指導。向他們致謝以前，我也要先說明一下，書中的失誤、疏忽以及文法錯誤純屬本人責任。在此，我非常感謝：約翰．阿諾德（John Arnold）、彼得．J．鮑勒（Peter J. Bowler）、彼得．伯克（Peter Burke）、克利斯托佛．齊本德爾（Christopher Chippendale）、阿蘭．伊斯德森（Alan Esterson）、查理斯．佛里曼（Charles Freeman）、多明尼克．傑培德（Dominick Geppert）、P．M．哈曼（P. M. Harman）、羅伯特．約翰斯頓（Robert Johnston）、基約翰（John Keay）、格溫多林．萊克（Gwendolyn Leick）、保羅．梅勒斯（Paul Mellars）、布萊恩．穆那（Brian Moynahan）、法蘭西斯．羅賓遜（Francis Robinson）、詹姆斯．山科特（James Sackett）、克里斯．史卡瑞（Chris Scarre）、哈根．舒爾茲（Hagen Schulze）、羅伯特．塞格（Robert Segal）、喬達克．森古普塔（Chandak Sengoopta）、羅傑．史密斯（Roger Smith）、王濤（Wang Tao）、法蘭西斯．沃森（Francis Watson）和張海燕（Zhang Haiyan）。在編輯及其他方面，我也要感謝：沃爾特．阿爾瓦（Walter Alva）、尼爾．布樓迪（Neil Brodie）、小卡斯．坎菲爾德（Cass Canfield Jr.）、迪力普．查克拉巴蒂（Dilip Chakrabati）、伊恩．特魯里（Ian Drury）、維威恩．達菲爾德（Vivien Duffield）、休．范．達森（Hugh van Dusen）、法蘭西斯科．戴瑞哥（Francesco d’Errico）、以色列．芬科斯坦（Israel Finkelstein）、魯斯（Ruth）和哈利．菲茲吉賓斯（Harry Fitzgibbons）、大衛．吉爾（David Gill）、愛娃．哈伊杜（Eva Hajdu）、戴安娜（Diana）和菲力浦．哈拉里（Philip Harari）、簡．亨德森（Jane Henderson）、大衛．亨（David Henn）、伊羅娜．傑西維茲（Ilona Jasiewicz）、拉茲．克勒特（Raz Kletter）、大衛．蘭斯（David Landes）、康斯坦斯．羅溫索（Constance Lowenthal）、菲奧娜．麥肯茲（Fiona McKenzie）、亞歷山大．馬仙克（Alexander Marshack）、約翰（John）和派特麗夏．門茲（Patricia Menzies）、奧斯卡．馬斯凱爾拉（Oscar Muscarella）、安德魯．紐恩伯格（Andrew Nurnberg,）、瓊．奧茲（Joan Oates）、凱薩琳．帕瑪（Kathrine Palmer）、柯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約翰．拉塞爾（John Russell）、喬斯林．史蒂文斯（Jocelyn Stevens）、塞西莉亞．陶德斯契尼（Cecilia Todeschini）、蘭德爾．懷特（Randall White）和基斯．懷特蘭姆（Keith Whitelam）。本書的最終完成也離不開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幫助，他們來自：英格蘭劍橋漢東（Haddon）人類學及考古學圖書館、倫敦圖書館和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圖書館。我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本書羅列了大約三千五百五十條參考目錄，我從中獲益匪淺，在此特別提出。在《人類思想史》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樂趣之一就是對這些著作的了解與熟識，儘管它們可能永遠也成不了暢銷書，但卻都是博大精深、充滿真知灼見的傑作。其中不乏經典作品，要不是這本書篇幅太長，我會寫好一篇書目提要，詳細介紹那些書的內容、方法以及它們引人入勝之處。其實我想說的很簡單，如果你想充分了解人類思想的歷史，那麼本書所列的參考書目不可或缺。同時，我也要向作者們表達我無盡的謝意，對你們作品的閱讀也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樂趣。

作者及編者有（以字母為序）：哈利．埃爾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西方智力文化史》（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現實的意義》（The Sense of Reality），瑪律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詹姆斯．麥克法蘭（James McFarlane）（編者）《現代主義：歐洲文學入門，一八九○～一九三○年》（Modernism: 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 1890-1930），雅各．布朗諾夫斯基（Jacob Bronowski）和布魯斯．麥茲利希（Bruce Mazlish）《西方思想傳統》（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埃德文．布萊恩特（Edwin Bryant）《尋求吠陀文化之源》（The Quest for the Origins of Vedic Culture），詹姆斯．巴肯（James Buchan）《思想之都》（The Capital of the Mind），彼得．伯克（Peter Burke）《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文化和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J．W．布羅（J. W. Burrow）《理性危機：歐洲的思想，一八四八～一九一四年》（The Crisis of Reason: European Thought, 1848-1914），諾曼．康得（Norman Cantor）《中世紀的文明》（The Civilisation of the Middle Ages），恩斯特．凱西爾（Ernst Cassirer）《啟蒙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雅克．喀爾文（Jacques Cauvin）《神的誕生和農業起源》（The Birth of the God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歐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十九世紀歐洲思想的世俗化》（The Secularisation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馬西亞．克里西（Marcia Colish）《西方智力傳統的中世紀基礎，四○○～一四○○年》（Medieval Foundation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400-1400），亨利．斯蒂爾．柯莫傑（Henry Steel Commager）《理性帝國》（The Empire of Reason），阿爾佛雷德．W．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現實的尺度：量化與西方社會》（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喬治斯．杜比（Georges Duby）《大教堂時代》（The Age of the Cathedrals），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宗教思想史》（A History of Religious Ideas），亨利．F．埃倫伯格（Henri F. Ellenberger）《發現無意識》（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J. H. 艾略特（J. H. Elliott）《舊世界和新世界》（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呂西安．費佛爾（Lucien Febvre）和亨利－尚．馬丁（Henri-Jean Martin）《書籍的出現》（The Coming of the Book），瓦萊利．佛林特（Valerie Flint）《克利斯托佛．哥倫布的想像世界》（The Imaginative Landscap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羅賓．雷恩．福克斯（Robin Lane Fox）《未授權版本》（The Unauthorised Version），保拉．佛雷德里克森（Paula Fredericksen）《從耶穌到基督》（From Jesus to Christ），查理斯．佛里曼（Charles Freeman）《西方精神的終結》（The Closing of the Western Mind），謝和耐（Jacques Gernet）《中華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瑪麗亞．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古代歐洲的男女諸神，西元前六五○○～前三五○○年》（The Gods and Goddesses of Old Europe: 6500 to 3500 BC），愛德華．格蘭特（Edward Grant）《中世紀的上帝和理性》（God and Reason in the Middle Ages），彼得．豪爾（Peter Hall）《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sation），大衛．哈里斯（David Harris）（編者）《歐亞農耕與畜牧的起源與傳播》（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Eurasia），阿爾文．M．約瑟夫（Alvin M. Josephy）（編者）《一四九二年的美洲》（America in 1492），基約翰（John Keay）《印度：歷史》（India: A History），威廉．克里甘（William Kerrigan）和戈登．巴拉登（Gordon Braden）《文藝復興的思想》（The Idea of the Renaissance），保羅．克里瓦克則克（Paul Kriwaczek）《尋找索羅亞斯德》（In Search of Zarathustra），湯瑪斯．庫恩（Thomas Kuhn）《哥白尼學說的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唐納德．F．萊茲（Donald F. Lach）《亞洲在歐洲形成中的作用》（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國富國窮》（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大衛．列文（David Levine）《現代的起源》（At the Dawn of Modernity），大衛．C．林德伯格（David C. Lindberg）《西方科學的發端》（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A．O．拉夫喬伊（A. O. Lovejoy）《偉大的存在之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生物學思想的發展》（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路易士．梅納德（Louis Menand）《形而上學俱樂部：美國思想發展史》（The Metaphysical Club: A Story of Ideas in America），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精神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李約瑟（Joseph Needham）《偉大的滴定法》（The Great Titration），李約瑟等《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漢斯．J．尼森（Hans J. Nissen）《近東早期遠古史》（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安東尼．派格登（Anthony Pagden）《自然人、民族與帝國的衰落》（The Fall of Natural Man and People and Empires），J．H．帕里（J.H.Parry）《勘測時代》（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L．D．雷諾茲（L. D. Reynolds）和N．G．威爾森（N. G. Wilson）《抄寫員與學者》（Scribes and Scholars），E．G．理查茲（E. G. Richards）《繪製時間：曆法及曆法史》（Mapping Time: The Calendar and Its History），理查．羅吉利（Richard Rudgley）《石器時代失落的文明》（The Lost Civilisations of the Stone Age），H．W．F．薩格斯（H. W. F. Saggs）《希臘羅馬之前》（Before Greece and Rome），哈樂德．C．勳伯格（Harold C. Schonberg）《作曲家的人生》（Lives of the Composers），雷蒙德．施瓦布（Raymond Schwab）《東方的文藝復興》（The Oriental Renaissance），羅傑．史密斯（Roger Smith）《豐塔納人類科學史》（The Fontana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理查．塔那斯（Richard Tarnas）《西方心靈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伊恩．塔特薩爾（Ian Tattersall）《化石的蹤跡》（The Fossil Trail），彼得．S．威爾斯（Peter S. Wells）《野蠻人的世界》（The Barbarians Speak），基斯．懷特萊姆（Keith Whitelam）《古以色列的創建》（The Invention of Ancient Israel），G．J．維特洛（G. J.Whitrow）《歷史上的時間》（Time in History），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中國歷史手冊》（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我還要提一提那些贊助人和世界多所大學的出版社。本書中將要談到的許多重要而有趣的著作都絕不會用於商業，而大學的出版社將其中一些新奇的觀點印刷出版，為此，我們必須感謝他們。我們也不能忘記那些著作的翻譯者（有的不知名，有的已去世多年）。正如利奧．羅斯登所說，語言的運用絕對不能想當然。

在有關中國的章節中，除了一些眾所周知的詞以外，音譯部分我採用了中文拼音系統而放棄了威妥碼式（Wades-Giles）體系（用拼音書寫漢語詞彙無須省略符號和連字號）。至於轉譯其他語言的原文（如阿拉伯語、希臘語、梵語），我則省略了所有的發音符號，例如，大多數的讀者並不清楚å或者ẹ所帶的符號是怎樣改變其發音的。如有本質區別，我才保留了一些符號。例如，為與地中海上的馬爾他島（Malta）區別，在提到古代俄國的一個地名瑪律他（Mal’ta）時我保留了原有的符號。書中我參考的主要是希伯來語聖經，有時出於多樣性的考慮也用到了《舊約全書》。

最後，我最想感謝的人，依然是凱薩琳（Kathrine）。

一九七○年，《趣味意第緒語》（The Joys of Yiddish）正式出版，利奧．羅斯登（Leo Rosten）在該書的致謝詞中提到了一位曾為他寫過書評的朋友。利奧稱他「博學多才，在遠古史、拉丁語、希臘語、德語、義大利語、希伯來語、亞拉姆語以及梵語等方面均有深厚造詣」。最後一點——他懂得亞拉姆語和梵語——我極為欣賞。會講英語、德語和義大利語已經讓人刮目相看了，再加上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你便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位非凡的語言學家；更何況還有亞拉姆語（耶穌的語言）和梵語呢！正如羅斯登在書中其他地方所說的，這樣的一個人絕對是...

作者序
緒 論 史上幾項最重要的思想
前 言 發現時間

第一部分 從露西到吉爾伽美什想像的進化
第一章 語言出現之前的創意
第二章 語言的產生和對寒冷的征服
第三章 神的誕生，房屋和家的演變
第四章 智慧之城

第二部分 從以賽亞到朱熹靈魂的浪漫史
第六章 科學、哲學和人文科學的起源
第七章 猶太人的思想，耶穌的思想
第八章 亞歷山大里亞，西元零年的西方與東方
第九章 法律、拉丁語、讀寫能力和文科
第十章 異教徒與基督教徒，地中海與日耳曼傳統
第十一章 書的近乎消亡，基督教藝術的誕生
第十二章 巴格達和托萊多的法爾薩法和奧爾加
第十三章 印度數字，梵語和吠檀多
第十四章 中國的學術精英、理學及毛筆文化

第三部分 偉大的歷史樞紐歐洲加速度
第十五章　歐洲的思想

作者序
緒 論 史上幾項最重要的思想
前 言 發現時間

第一部分 從露西到吉爾伽美什想像的進化
第一章 語言出現之前的創意
第二章 語言的產生和對寒冷的征服
第三章 神的誕生，房屋和家的演變
第四章 智慧之城

第二部分 從以賽亞到朱熹靈魂的浪漫史
第六章 科學、哲學和人文科學的起源
第七章 猶太人的思想，耶穌的思想
第八章 亞歷山大里亞，西元零年的西方與東方
第九章 法律、拉丁語、讀寫能力和文科
第十章 異教徒與基督教徒，地中海與日耳曼傳統
第十一章 書的近乎消亡，基督教藝術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