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伐前後的經歷與見聞

法國歸來

一九二六年二月末，我與留法同學吳琪、林祖烈（林祖涵胞弟，時為旅法CY成員。）、顧侖布、江濤、金詒蓀等一行，在馬賽乘法國郵輪「寶勒加」號離法歸國。我們坐的是三等艙，其中吳琪由於曾經往返國內數次，與船中水手甚熟，坐的是水手艙，是不花錢的。這艘船的水手中，有許多是中國同胞，頗講義氣。我記得他們中間一個負責人是浙江寧波人，對我們頗為友好，一路常請我們吃飯。航線與赴法時一樣，惟在錫蘭島之科倫坡沒有停留。船經過新加坡時，上來兩位客人，一位係旅居安南的華僑，為一富商，訂的是頭等艙位，見到我們，問長問短，非常熱情。另一位要去上海探親，是在吉隆坡某校任教的女教師，姓吳，是江蘇人，國語講得很好，對我們亦非常熱誠坦率。她性格開朗，不拘小節，我們彼此間談得十分愉快而熱烈。

船抵西貢，停泊三天。那位旅越華僑盛情邀我們及吳老師上岸觀光，共至其寓，是一座很大的帶草坪的宅院，布置得乾淨而整潔。旋用小汽車接我等在市內兜風，一路風馳電掣，吳老師在車中引吭高歌，唱的都是愛國主義的歌曲，模樣楚楚動人。此情此景，於今回想起，似在眼前矣。是晚，那位旅越華僑又請我們在西貢的一家中華飯店吃飯，上的酒菜豐盛可口。席次交談甚歡，他對我們談了由於中國國力不強，華人及華商在外受壓迫的情況。我們對他說，我們就要回國參加國民革命了，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一中國，使國家強大。他聽後很高興，並祝國民革命早日成功。飯畢又用小車將我們送至碼頭，方與我們一一握手惜別。真是不似親人，勝似親人。

在餘下旅途中，同學顧侖布曾向吳老師求愛，她對之虛與委蛇。惟同學金詒蓀不贊成顧氏之舉，認為其是明珠有主之人，不宜與之談戀愛。船抵香港，我們要下船了，吳老師還留了通訊處給我們，方知其夫君叫郭後覺，供職上海商務印書館。

我和金詒蓀、林祖烈、吳琪在香港上岸後，即乘船轉廣州。

投奔廣州

我們到廣州，時間已為三月底。抵達後，我先在同學金詒蓀家（金為廣東人，家居廣州，抗戰前曾任南京市工務局科長）住了一晚。次日，我即持旅歐共青團組織介紹函，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拜訪林祖涵（即林伯渠）先生。時為國共合作階段，林一身兼四職：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常務秘書、農民部長，同時又是共產黨中央的秘書長。我在林的辦公室，還遇見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婦女部長），她坐在窗前，然未及晤談，即刻驚呼起來：「快來看！東校場正在進行繳械！」後來獲知，這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部隊對國民黨右派，時為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的所屬武裝進行繳械。吳嗣被解除公安局長職務並遭逮捕，是為先前之中山艦事件後續問題，也是蔣介石運用謀略，縱橫捭闔，先是利用右派打擊左派，繼之利用左派打擊右派的手段之一也。

晤談中，林祖涵見我係留法學生，即對我說：「君之留法同學陳延年同志，現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你可找他一晤。」旋專函致陳，交我帶往。次日，我即往文明路某號樓上中央廣東區委辦公處謁陳延年，因係熟人，無須客套，陳知道我在法國時與周恩來甚熟，當即告訴我說恩來同志亦在穗，任廣東區委的軍事部長，並說，他已與鄧穎超同志結婚，住在廣州萬福路某號南華銀行樓上，你可去找他。關於工作安排，陳說：「你乍來初到，可先休息一下再說，工作是一定有得做的。」旋將我安排至團體的招待所居住，招待所位於穗市惠愛東路，是一幢一樓一底的房子，距區委辦公處很近。同住一起的，有三位四川人：朱代杰、歐陽繼修（即陽翰笙）、李民治（即李一氓），皆CP成員也，俱為等待團體安排工作的。不久，團體安排了我等工作，俱從事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當時國民革命軍中的政工人員大多是CP同志擔任），其中朱代杰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上校秘書（總司令是蔣介石，政治部主任為鄧演達），歐陽繼修任黃埔軍校入伍生團（部）政治部中校秘書，李民治任總政治部少校科員，我則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教導團黨代表辦公廳中校秘書。

關於我的工作安排，這裏還有一段插曲應敘：我至招待所次日，即拿著陳延年給我的周恩來在穗地址去找他。周很熱情地對我說：「老沈，你來了，很好！」旋請我坐下談，並介紹其新婚夫人鄧穎超與我認識，對鄧介紹說：「這是我們在法國時CY的同志。」鄧亦落落大方與我握手。交談中，我與周談到工作問題。周說：「去第六軍好了。」並說林祖涵即為第六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隨即周寫了介紹函給林。我見其處尚有其他客人訪見，即起身告辭，復至林祖涵處。林看了周函，當即委我任第六軍政治部宣傳科的少校股長。次日，我去廣東區委，將工作安排情況告之陳延年，惟陳不同意我往，理由是第六軍CP及CY的同志已經很多，我去發揮不了作用。「你應該做更重要的工作。」陳對我說。旋讓我安心在招待所等待，一俟有機，他會通知我的。

不久，陳約我前往，對我說，決定派我至第二軍去工作，以充實團體力量。陳即修書一封，致第二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李亦為留法同學，在法時，我與李及其夫人蔡暢均甚熟，至不敲門而入地步，李蔡在法時曾育有一女，我們都去致賀過），讓我帶往，我去李寓訪見，李當表歡迎。復派我至該軍教導團，任團黨代表辦公廳中校秘書。

周恩來婉拒「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職

我在廣州等待安排工作之際，常往周恩來家中訪見。此處據說亦為中共廣東區委機關之一，故人來人往，川流不息。來訪者多半為黃埔師生。時周兼職很多，工作甚忙。對來訪之黨內同志的談話，多利用飯前飯後間隙進行。記得其中一次早上，我去訪謁，見其正進早餐，他見我至，即邀共進早餐，邊吃邊談，毫無做作。另一次，我去周寓，先看到鄧穎超，我即高聲問道：「恩來同志在家嗎？」鄧很警覺地將我拉至旁邊一小會客室內，對我說：「此間人太複雜，講話要小心些。」顯然，鄧之語是事出有因。時為中山艦事件後，國共兩黨已初露分歧端倪，當時通過的《整理黨務案》，即意在限制中共的活動。周恩來原兼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之職亦被解除。蔣介石復調周任黃埔軍校高級政訓班主任，有職無權。但蔣深知周是一難得的幹才，便想驅使為其所用。故北伐前成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任蔣為總司令，蔣復提周為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為此，曾約周談話，徵求周的意見，對周說：「恩來，我倆合作，共同推翻北洋軍閥，完成國民革命！」，但提出一個條件：要周結束跨黨身份，專做純粹國民黨員。周很得體的婉拒之，對蔣說：「我之所以能替校長做一部分工作，正因為我是忠於共產黨並忠於國民黨的。但我加入共產黨在先，如果因為想做總政治部主任而脫離共產黨，人家將要恥笑我，說我周某人為做大官而脫離革命，如此我將威信全失，也無法幫助校長了……」蔣聽後，無可奈何，只有嘆氣。於事後發表鄧演達為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朱代杰為政治部秘書。此事亦足證周公黨性之堅定也。

第三章　北伐前後的經歷與見聞

法國歸來

一九二六年二月末，我與留法同學吳琪、林祖烈（林祖涵胞弟，時為旅法CY成員。）、顧侖布、江濤、金詒蓀等一行，在馬賽乘法國郵輪「寶勒加」號離法歸國。我們坐的是三等艙，其中吳琪由於曾經往返國內數次，與船中水手甚熟，坐的是水手艙，是不花錢的。這艘船的水手中，有許多是中國同胞，頗講義氣。我記得他們中間一個負責人是浙江寧波人，對我們頗為友好，一路常請我們吃飯。航線與赴法時一樣，惟在錫蘭島之科倫坡沒有停留。船經過新加坡時，上來兩位客人，一位係旅居安南的華僑，為一富商，訂的...

後記

中國現代新文化的先驅者胡適先生曾大力提倡自傳與回憶錄的寫作，將其稱之為「給史家作材料」。胡先生本人且身體力行，生前口述了一本偏於學術性的自傳一《胡適口述自傳》，由旅美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執筆完成（唐教授還是另一部口述歷史《李宗仁回憶錄》的作者），一時洛陽紙貴，聞名中外。由是亦帶動了口述回憶的蓬勃發展。

我的祖父沈沛霖教授（他一生都十分珍視教授這個稱謂）生於滿清末年，作為一個生活了近一個世紀的老人，他一生經歷了清末、民國、人民共和國三個時代。親歷過五四運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北伐戰爭、國民黨統一中國、八年抗戰，直至目睹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中共建政以後，年近半百並先後在北京工業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和浙江大學這兩所著名高校任教的他，又親歷了諸如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土改、肅反、反右、文革的風風雨雨，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恢復實事求是精神的變化。期間，所接觸的人物，包括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及各界知名人士為數不少，把這一切通過回憶錄的形式記錄下來，以為歷史留下一些史料，實在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也是我輩不可推卸的責任。

於是，在祖父於一九八六年獲准離休以後，我們即開始了這項很有意義的工作。一般的自述類回憶錄，似不外分作兩大類：其一為描述個人生活經歷及其思想發展過程；其二為記述本人所親歷的歷史事件與熟悉的歷史人物（參見朱文華著《傳記通論》，復旦大學出版社版）。而其佳者，則為二者之有機結合。為此，祖父和我約定：以其手撰之自傳及回憶材料為經，以其口述史料為緯，由我進行回憶錄的整理和撰寫。由於祖父時已年登耄耋，記憶有所減退，故我在其口述筆述材料之外，還要通過多種渠道（如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北京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及相關單位與個人所存的舊檔及舊報刊資料等），去做補充和印證的工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項工作做得是事倍功半的，甚至是勞而無功的。如祖父念茲在茲的他一九四九年留存在南京八府塘舊居的那本留法勤工儉學期間的日記本，至今下落不明，儘管我們後來找到的相關當事人各有各的說辭。

祖父對我說，歷史回憶錄，貴在求真，以真實為第一要求。確實，對待過去的歷史和人物，必須以客觀冷靜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之，不以成敗論英雄。對己，則應力戒「自罵」、「自責」或「自吹」、「自捧」（在這一方面，過去大陸和臺灣方面似乎走了兩個極端，大陸方面的「文史資料」似乎偏向於前者，而臺灣方面的「傳記文學」則傾向於後者）。這才是史料性回憶錄應遵循的方法。而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犧牲了「可讀性」，但卻增加了歷史的「可信性」，二者相較，還是利大於弊。

一九九二年祖父辭別人世，回憶錄在其生前僅發表了兩篇，都是屬於政協系統的內外刊上。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我將一些篇章陸續投稿《湖南文史》、《文史精華》、《北京文史資料》、《文史資料選輯》、《民國檔案》、《檔案與史學》、《檔案史料與研究》等文史和檔案刊物，均蒙發表。一九九八年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將回憶錄（主要是一九四九年前部分）結集成《耆年憶往：沈沛霖回憶錄》（《江蘇文史資料》第一一二輯）出版。但其一九五八年後調浙，經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及其後的改革開放部分，仍屬未刊。期間，我曾將這部分文稿以《風雨三十年》之名送交浙江省政協文史委，該委收下後至今十餘年過去卻再也沒有下文，想必已是「束之高閣」了。

此次，「秀威」允將回憶錄繁體字本出版，使回憶錄終於以歷史跨度近九十年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對於「秀威」的成全，謹表深切謝意。

沈建中

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後記

中國現代新文化的先驅者胡適先生曾大力提倡自傳與回憶錄的寫作，將其稱之為「給史家作材料」。胡先生本人且身體力行，生前口述了一本偏於學術性的自傳一《胡適口述自傳》，由旅美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執筆完成（唐教授還是另一部口述歷史《李宗仁回憶錄》的作者），一時洛陽紙貴，聞名中外。由是亦帶動了口述回憶的蓬勃發展。

我的祖父沈沛霖教授（他一生都十分珍視教授這個稱謂）生於滿清末年，作為一個生活了近一個世紀的老人，他一生經歷了清末、民國、人民共和國三個時代。親歷過五四運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北伐戰爭、國民黨統一...

第 一 章　少年時代
第 二 章　法蘭西勤工儉學記
第 三 章　北伐前後的經歷與見聞
第 四 章　南京中央軍校憶往（一）
第 五 章　初次從政的前前後後
第 六 章　南京中央軍校憶往（二）
第 七 章　抗戰風雲：從政治部一廳到中央軍校二分校
第 八 章　陪都春秋
第 九 章　勝利前後
第 十 章　歷史的轉折關頭
第十一章　新中國之初：滬上兩載
第十二章　京華歲月
第十三章　大躍進運動親歷記
第十四章　任教求是學園
第十五章　在十年浩劫中
第十六章　從「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
後記

附錄一　整頓地方行政意見
附錄二　五千年來之中國國防大勢

第 一 章　少年時代
第 二 章　法蘭西勤工儉學記
第 三 章　北伐前後的經歷與見聞
第 四 章　南京中央軍校憶往（一）
第 五 章　初次從政的前前後後
第 六 章　南京中央軍校憶往（二）
第 七 章　抗戰風雲：從政治部一廳到中央軍校二分校
第 八 章　陪都春秋
第 九 章　勝利前後
第 十 章　歷史的轉折關頭
第十一章　新中國之初：滬上兩載
第十二章　京華歲月
第十三章　大躍進運動親歷記
第十四章　任教求是學園
第十五章　在十年浩劫中
第十六章　從「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
後記

附錄一　整頓地方行政意見
附錄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