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本書是當香港九龍為日本法西斯強盜佔領前後那個時期，我個人的日記。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進攻香港起，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我逃出香港止，歷時共四十九天。

記錄港九陷落的報告，市上已有兩本書印行，在報紙上發表過，沒印成單行本的報告更多，那都是在一九四二年春發表的。我這個日記遲至一年後才寫成，又遲了幾個月經過一度修改才決定付印。從書商生意眼的眼光來看，這日記寫出來的時間是太晚了，大家對香港九龍的淪陷，已不若一九四二年春那樣注意，銷路怕不會多。而在我自己來看呢，這日記在現在發表，還是太早，因為太早，遂不能不影響了它的內容。我的原意本打算在戰後再發表，那時說話似乎更可比較客觀。可是為什麼我又改變初衷，在現在想把它付印呢？簡單的說是一種「敝帚自珍」的心情造成我這新的決定。

我從正式到報館作編輯到如今，已過了十六年以上的新聞記者生涯，這職業，在中國依照社會習慣是一種被民眾內心裡賤視，表面上卻要恭維的職業，大致和訟棍在社會上的地位差不多。而北洋軍閥之類的當政者，對付記者的辦法，則是一隻手拿著鈔票，一隻手拿著手槍，不怕你不屈服。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新聞記者如果有良心，有主張，有骨氣，有鬥志，即使僥倖不成為殉道者，也必然的要弄的遍體鱗傷，而且在你死之前，有的是無窮的艱苦日子在等待著你。──當一個國家步入真正的「民主」的過渡時期，這本是新聞記者無可逃避的歷史的責任，我既生在這樣的時代中，又選定了新聞記者為自己的終身事業，自只有堅強的負起自己應負的歷史使命。所以自從作了記者以來，兢兢業業的工作，惟恐走錯了路。我常常警告自己，不應把自己所編出來的報紙，當作翌日即是覆醬瓿的爛紙，而應當把它看成那是組成人類歷史記載的一部分。假使不能將親歷的一切，忠實的寫出，那我們就是那些偽造歷史者的幫閒，即使出於無心，也是罪無可逭。因此抗戰以來，每逢遭遇到一個重大的事變，我即每天寫一點自己認為應當記下來的材料，那些也許是當時不能發表的，但希望在將來有一天，我能將自己親歷的一切寫出來，供給修史者參考。

不幸的是近幾年來生活太流動，幾度的逃亡流徙，什麼東西都漸散失，最使我心痛的，是八一三上海陷落前後，我所寫的日記的全部遺失，和我由香港到新疆途中所寫的日記的部分佚散。而且以目前個人的環境來講，流徙生活，仍在繼續之中，怕在香港所寫的日記又復散失，遂乘著枯居桂林，無事可作的時候，把它陸續整理出來。整理出來後，卷帙更多，自己更難保存，遂興印行的意念，為了印行，大加刪削一次，就成了今日這本日記的面目。

這會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麼？供給了多少值得保存的材料？我自己都不能答覆，而是要由讀者代我答覆的。不過有一點我覺得差可告慰讀者，就是在這四十九天的日記中只有因為寫的太早而未寫出的材料，至於已寫出的材料，都是親見親聞，可憑徵信。對於敵人罪惡行動，我也沒有特加渲染，一切都是如實寫出，大家到現在已都知道在新加坡，日寇對華僑特別酷虐，在香港對華僑卻相當懷柔，那並不是他們對香港華僑有好感，而是以一種政策為中心，而形成的不同手段。所以我的報告，也許有可提供研究敵情參考的地方。此外也有些我談到了我們的盟國──英國，在港行政官吏的弱點，但那決不是攻擊，而是指出我們自己應當知道的自己的缺失，在盟國反攻時，它也許會有點參考價值吧？……至少在我自己的心上有著這樣一種期望。

1943年4月23日桂林



1941年12月8日──1941年12月31日

戰爭帶給人類的「生命短促」意識，遠大於砲火的實際損害。

1941年12月8日 星期一

早八時，剛剛起床，突然淒厲的警報笛聲四起，連日香港本在緊張的神經戰空氣中，不斷的防空演習，一道道的緊急疏散命令，但在傳統的大英不可侵犯的傲氣氛圍中，香港居民幾乎沒有人肯信日本真會侵襲香港。就是一些研究國際問題的人們也不相信，日本會在一九四一年發動太平洋戰爭。所以這一天的警報傳出後，全港居民，誰都以為又是防空演習。接著很清晰的轟炸聲音在九龍的東北角爆發，上空嗡嗡的飛機聲，跟著也歷歷可聞。家人是在重慶飽嘗大轟炸經驗的，都喊著這不像是演習，並集中到全樓比較玻窗最少的夾道中來。我默念著，「恐怕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再想到自己肩負著的光明報的責任，已顧不及躲避空襲，只想立刻走出去打聽打聽真相。穿著睡衣走入盥漱室，一盆洗臉水還未由自來水的龍頭口放好，門外突然有人在極緊張的敲門。家人，女僕，沒有人敢去應門，我自己跑了去，門甫打開，一支手槍已指對著我的胸膛。

「還有日本人住在這裡麼？」是一個英籍警察用英語詢問。

我回答說「沒有！」

「那麼你跟我走吧！」

「那裡去？」

「警署！」

「至少我應洗洗臉，換了衣服」，我指著所穿的睡衣給他看。他講「要快」，我遂重到盥漱室；英警舉著手槍也跟了來，我拿起剃刀要修面，他阻止我說「你可以帶了剃刀走，還可以帶一個放替換衣服的衣箱。」我匆匆的洗了臉，然後到臥室換衣，我沒有問他為什麼要我去警署，我以為這或者又是由於一種誣陷，從到香港之後，我已經歷了許多類似的情形，所以只預備到警署再申辯，因為，和一個警察爭辯是沒有用的。英警再跟我走進臥室，還是手槍在握，家人都集聚在一旁，暫時忘了外面的緊張，而改注意到室內，在我俯首穿鞋的時候，那英警忽然問我有否移民證，我找出來給了他，他仔細讀了移民證後問我：「四川」是中國還是日本？由於這個啟示，我陡然憶起，我住的房子，三個月前住的是一個日本人，大約他以為我是日本人才來逮捕吧。我遂告訴他我是中國人，過去這個房子曾住過日本人，但是久已搬走了。

英警收起了手槍，然而在收起之前他還用手槍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說：「如果我證明你不是中國人，下次再來時，我就要不客氣地使用它了！」不等我再說任何的話，他已衝下樓去。我趕到騎樓，看見一輛警署的囚車正在緩緩的駛走。

這一場喜劇插曲使我更堅信了太平洋戰事業已爆發，否則英警決不至逮捕日人。匆匆囑咐家人多買一些食物之後，便到斜對面的范長江兄住所，一面想利用他的房東的電話，一面想聽聽他已獲到了什麼消息。走上三樓，他也還穿著睡衣，問有什麼消息。他仍說據報告是演習。我把我所遭遇的喜劇告訴了他，他也想起來適才就在他的對面北京道上，有一家日本商店為英警破門而入，但日人已全部逃走。各方印證，想來戰事業已開始。他連忙也穿起了衣服，決定同我一起過海到香港去。下樓的時候，遇見了才由香港過來的秋江兄，他帶來了日本對英美正式宣戰的消息，並說港九交通，政府已有新命，由香港可以自由過九龍，由九龍過港，軍人而外須先到亞士厘道西人青年會旁門領通行證。

走到尖沙咀，證實了秋江的話，回到西人青年會已擠得水洩不通。那時正是早九時，住在九龍的香港各機關職員都應在這時上班，大家全過不得海，可是都希冀或者可以通融，不肯折回，於是尖沙咀似乎變成了大規模的群眾大會場面。九龍公共汽車照常行駛，由九龍城深水埗來的車，帶來了啟德機場，深水埗英兵營及其附近被炸的消息，更增加了這些群眾的騷動。漢口道的幾家麵包店，因為香港政府業經下令統制糧食，黃油麵包已須排班候買，不到一小時，各店完全宣佈售罄。向隅的大有人在。

我知道候渡輪已沒有了希望，便拉長江去看平時每小時二元的汽艇是否還可搭乘過海。在九龍倉前的汽艇碼頭旁，我發見了不只有汽艇還有舢板，在招攬客人過海。也就在一瞬間我發見了生活書店和讀書出版社的徐伯昕和黃洛峰二兄同在那裡待渡。待渡的人非常之多，每一隻船靠了碼頭不論是汽艇還是舢板，都立即擠滿了人，我和長江擠在人群中去競爭，我擠上了一條汽艇，再看他，卻和徐黃二人擠上了另一隻舢板。我的汽艇，十分鐘後便在香港皇家碼頭靠了岸。他們的舢板後來聽說走了約一小時才得過海，因為那天海面上有小小的風浪。在汽艇中同渡的人，從他們的交談中可以聽出來，多半是中央信託局派在香港辦事的人，他們說昨夜八時，消息就不好，某行經理請了許多客，聽到消息不好，結果飯也未吃，便喊來「的士」（零僱小汽車）把大家分頭送了回去。這段話使我憶起昨夜十一時後，我確聽見過隱約的炮聲，當時仍以為是香港防空洞的開山工程在繼續進行，沒想到敵人已攻入了九龍新界。

這一天香港的清晨是和往常兩樣了，照例星期一的清晨，街上往來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奔赴所業，今天則是大家都在街上徘徊觀望。英國情報部香港辦事處發出第一號公報，證實日本不只進攻香港且同時進攻馬來亞與菲律賓。很快的英文報已據此出了號外，中文報只得根據情報部的公報寫幾張簡單的壁報貼在各通衢，娛樂戲院前電桿上貼了一張星島日報的壁報只寥寥的寫了「日本今晨同時對英美宣戰」幾個字，就永遠有人圍繞著不去，似乎要在那一句話之外另找出其他的字句！

為什麼中文報不能像英文報一樣的迅速發出號外，這就是香港英文報不須經港政府檢査，而中文報必須經過華民司新聞檢査處檢查的結果了！戰事卒起，檢查老爺還未辦公，報自然不能出！

八日早的香港各報，在民眾心中，完全成了歷史，沒有人要看。香港新聞界的麻木遲緩，民眾到此才切實感到。

我到報社是十時，很迅速的決定了兩件事，（一）向銀行提款，（二）購買糧食，囑托了同仁去辦。前者是預防萬一，後者是預備長期掙扎下去。我到報社時，梁漱溟先生已先在社中，使我感覺非常快慰，因為我知道他昨晚在九龍有事，途中曾憂慮，怕他去了今早不得回港，不意他昨夜竟未過海。經過一次短短的商談，我又跑出來探聽消息。在中區B銀行重遇到長江，沒有談幾句話，警報又發出了。B銀行是十層以上的鋼骨水泥大廈，即使直接中彈，比普通防空洞也許還要靠得住一些，可是幾丈高的玻璃窗如被震碎，那碎片也會使人體無完膚，不過雖明知道不安全，我們並沒有離開B銀行到防空洞中去。我們知道香港的防空洞與人口比，相差太遠，雖然香港當局在防空演習中並未叫居民演習過入洞（大約也是因為洞不敷分配吧？），可是人類的求生本能一定會叫他們在轟炸中向洞裡跑，洞裡一定擁擠不堪。如果擠進去擠不出來，我們身上的責任將怎麼辦？

此外我不進防空洞還有兩個原因：（一）是從早晨第一次轟炸就看出來香港不是主要的敵人進攻目標，飛機來襲不過三五架，與我在重慶經歷過的每次一二百架，實有小巫大巫之別，危險性自然小的多。（二）香港的防空洞在過去幾個月中成為一個香艷故事的背景──防空總監史柏堅大人，劉美美小姐，陳永安夫人這些漂亮的演員都在防空洞舞台上登場。因此我每想到香港防空洞的安全性，就不免要聯想到劉美美收到的生日禮品──一隻價值幾千港洋的手錶，還有那銀行中來歷不明的劉美美的五千港幣存款。於是我對香港防空洞的信仰也就不免大

大的縮減。

何況香港這時還有電話可通，不只可通全港，還可通九龍，而B銀行一共有四五具電話可資利用，我當然不願捨開這既方便又相當安全的地方！

緊急警報，轟炸。這次炸的不是九龍而是香港，警報解除，陸續又見到幾個朋友到B銀行來，傳說炸的地方是山上炮壘和中央警署附近。在轟炸中我們聽到了高射炮和高射機關槍的聲音，但顯然的火力不夠，敵機還能安然的俯衝下來投彈。集聚到此的朋友，都在議論著英國為什麼沒有飛機來應戰，有幾個樂觀的朋友以為這次日人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就是看事穩重的朋友，也認為初期的挫敗在所難免，但是香港能夠支持二三星期一定可以獲得援軍，而香港的防守，幾個月大約還有把握。在議論紛紜中，曾任駐華英大使館新聞參贊的貝特蘭（J. Bertram）也到B銀行來了，我問他有什麼新的消息，同時表示了對香港當局臨事之無辦法的不滿。因為半日來香港的秩序相當的紊亂，A.R.P（防護團）出動了，可是並無補於實際，因為有許多事，等待政府決定，A.R.P才能發生作用。現在的A.R.P是香港政府的手指，但是沒有大腦的指揮，它和廢物也差不多。甚至A.R.P本身的吃飯問題，當時都無著落，其餘可以想見。

貝特蘭，今天不像平時那樣健談，他沒有帶給我們什麼消息，他一面翻閱B銀行訂閱的路透社電稿，一面說我們只有耐心等待。警報解除，已近三時，我們還沒有吃午飯，幾個人決定到Dairy Farm去。剛走出B銀行又是警報，我們還是走到Dairy Farm，因為那裡是更新的鋼骨水泥建築，吃飯的地方是閣仔，等於地下。吃飯的人已把整個閣仔擠滿，在這裡我碰到了國民黨中宣部駐港特派員鄧友德先生，香港國民日報社長陳訓畲先生等也在吃飯。和鄧在一起閒談幾句，說到戰事發生後的困難，鄧說他感到最大的困難還是錢。我說有中央銀行在港，你們還會像我們辦民間報的人一樣感覺困難嗎？他說手續沒有理想的那麼容易啊！──我懂得一元港幣在今天早八時和午十二時所能換得的物資有多大的差別，我當然也瞭解鄧所感到的那手續所給他的痛苦有多大！分手時鄧講，「現在是大家一致對外的時候了」，我說：今日當然是「抗日第一」！

Dairy Farm的午飯這一餐並不比平時壞。飯後回報社，知道由銀行提出來的款項都是五百元、一百元的大票，米買到了足夠維持同人十天上下伙食的數量。紙張也還可以供給一個相當的時間。目前的緊急問題大致有了安排。再出報社到中環，乘巴士（公共汽車）到跑馬地向一個朋友打聽消息。巴士相當的擁擠，街上已有中文晚報和號外出售，但消息並不比早上出的英文報多。在跑馬地遇見了不少的朋友，大家一致的意見，是由港政府的切斷港九交通來看，似乎香港將採死守的策略，大家應當設法把家屬朋友乘著輪渡之外的舢板等交通尚有的時候，趕緊集中到香港來，以便安心幫助香港政府，戰到最後。離開跑馬地回到中環，天漸漸黑了，又遇到長江，還有陳翰笙兄，我提議去吃飯，乘便談一談。這次我們去的是Wisemen，香港電話公司的地下室。從早晨起香港的小餐室都已停業或漲價，倒是這些大的餐館還在維持著本來的信譽，不亂敲竹槓。建築又安全，不必擔心吃到一半要逃警報，所以我們選擇了Wisemen。

這個餐館向來生意很好，今晚是太冷落了，燈也開的很少，室內好像籠罩著一層愁慘的霧。只有極少數的桌子旁坐了食客，而且不是著軍服，便是穿著A.R.P制服，像我們三個這樣的便服顧主，簡直沒有。

在吃飯時翰笙曾說：「我是學歷史的，我居然沒能預見到太平洋戰爭這樣迅速爆發，真是白白的學了。」他又告訴我們艾黎先生曾勸他迅離香港，可是他以為沒有這種必要，所以沒有走。

這個問題我以為我們用不著這樣怨艾自己，這不一定是知識不夠的問題，還是我們憑以判斷的材料出自偽造的宣傳所致。如果我們能清晰的知道英美與日本的軍備真相，那我們自可斷定太平洋戰爭之不可免了！

晚飯吃過已經八時，三個人走出來，在由地下室上梯階走出時，我們有點邁不開步。這是香港第一次的真正Black out之夜，過去若干次的防空演習雖經當局三令五申，如有人洩露燈光，可能處以一千元港幣的罰金，然而每次演習的結果，無論由官方的報告或我們的私人經驗來判斷，都是成績不佳。今夜是完全不同了。全港一片漆黑，街上靜的像一個死市，我必須再回報社，便和長江、翰笙分了手。在伸手不能見五指的街道上走，幸而路還熟，我尚辨得出我應走的方向。視覺業已無用，遂以聽覺來辨別街上來往的行人。在最熱鬧的皇后道中，娛樂、皇后兩影院前都沒有遇到一個人。在過去防空演習時，這裡照例要擠上幾百人等著購票，以便用電影來消磨掉這黑暗的夜晚，罩了一層藍布的手電筒，東閃西爍也以此地為最，今晚卻什麼也沒有了。我像是這街上惟一的人類，愈走腳步愈邁得快，一方為了自己感覺孤獨，一方也是因為盡可橫衝直撞，無庸顧慮妨害到什麼人。在由德忌笠街轉向威靈頓街的時候，突然同一個人撞了一個滿懷，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也是放開了步走，又因為是下坡更加快了速度，所以撞的相當嚴重。我聽見他喊了一聲「哎喲」，但繼續走了下去。我也照舊走上擺花街，我被撞的地方是眼額之間的眉骨部分，走到報社已腫了起來。俞頌華兄這時業經坐在編輯桌旁開始他的工作，我們談了一下今後本港戰事消息獲得的辦法，他拿出來「面速力達」油膏叫我塗在眉端，因為在封閉甚嚴的室內電燈下，已看得出被撞處腫得很高。又處理了一些社中雜事，決定再搭天星碼頭的渡輪回九龍的家料理一下家事，同時也是想證實一下是否自香港過九龍可以自由通行。

十時過五分到了天星碼頭，干諾道一帶只有這個碼頭內還有幾盞用黑布籠罩了的電燈。一條船剛剛開走，收費的窗口沒有人在，問一個職員，多少時間有船來往一次，據說是每小時一次，下一班是十一點。五分鐘後，九龍開了一條船載來一批軍人和A.R.P，再沒有其他的乘客。我就上了這條船預備等候五十分鐘後開駛回九龍。陸續的有人上船，仍然不是軍人便是A.R.P，我是僅有的便裝乘客。大家都異乎尋常的不大說話。船上的燈也用黑布遮掩了，等於沒有一樣，海的微細波浪，打在船身上，歷歷可聞，更顯出來空氣的靜寂。

我利用了安靜的五十分鐘整理了一下這一天的經歷，我記起來過去防空演習時香港當局的許多話。他們說在空襲警報中仍要維持港九交通，只有警急警報時，渡輪才停航，又說空襲警報中民眾不應熄燈就睡，能維持日常的活動，不使燈光外露才算成功。──警報中香港和重慶不同的地方，便是重慶在緊急警報時，電燈公司便將總電門關閉，停止全市電燈電力的供給，香港則照常供給，但希望無燈光外露──由這些地方來看香港政府的原意，是在戰時，仍希望維持港九的常態。不料今天戰事才起，港當局即宣佈切斷港九交通，有這個必要麼？我很懷疑。我以為這個決定所引起的港九的恐慌，對作戰時實有極不利的影響。因為很顯然的，九龍只是因為香港太擁擠了才開闢出來的住宅區，所有香港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機構，都在香港。九龍除了警署分署之外，沒有更主要的行政機關，九龍沒有一家銀行的總行，沒有一張報紙在九龍出版。在英人方面是有意造成這種局勢，他們以為香港是割讓的土地，而九龍有一部分是租借地，九十九年期滿（九龍租借換文自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起生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底已租四十五年）仍有交還中國的可能，他們當然不願把主要的機關設在九龍。中國人在香港辦事業，本是附屬英人而存在，於是也就追隨著英人，把主要機構設在香港以求與他們往來方便，而忽略了英人所以如此的主要意義。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大上海陷落，我由上海到香港，籌劃立報在香港復刊時，曾有把社址設在九龍的意思，我曾和香港許多僑領討論到香港與九龍在主權性質上的不同，辦報是否在九龍可討到一些政治上的方便的問題。可是他們差不多都以為這是一個新奇的說法，在習慣上，他們已認為九龍也完全是割讓給英國的了！因為獨力無法改變這種事實，又因為在九龍孤立，有許多技術上的不便，所以立報，還是在香港復刊。──由此我們看出來九龍如果失去香港的連繫，將是一個如何嚴重的問題。為了省房租住在九龍每天過港辦公的由手到口的公務員洋行職員，切斷港九交通，放在他們面前的就是失業的恐慌。有錢的寓公，錢與貴重東西，都存在香港銀行中，切斷港九交通，放在他們面前的威脅，是昨日還是富翁，今日已是一貧如洗。還有九龍有幾個大的倉庫，香港的商家也有許多貨物存在那裡，切斷港九交通，對他們也是極大的打擊。像各報社的報紙便多存在九龍倉，香港如果能夠堅守到二三個月以上，各報會因無紙而停刊，使香港對戰事無從知道，使港政府的宣傳無法達到民間，這一切似乎香港政府都未考慮，突然改變了過去想維持港九交通的意念為切斷交通，實在叫人大惑不解。

下午同九龍朋友通電話時，得知香港的報紙，英文報，中文號外和晚報，在九龍下午還有的出賣，價錢增加了一倍乃至數倍。這並不是香港政府准許了報販可以自由往來，而是為了生活，甘願由天星碼頭帶報過海之後，再冒險坐舢板偷渡回來。命令完全與民眾要求抵觸時，下命令的人等於和自己開玩笑，因為那命令一定會遭遇到反抗，這不過是一例而已。

十一時十分的時候，我已跨上了九龍的尖沙咀碼頭，我們這一船載過來的人似乎是到九龍半島來探險的探險隊一樣，因為在那寬闊的大街上，我們這一群，竟是僅有的人類。碼頭上巴士沒有了，的士沒有了，人力車也沒有了！

回到漢口道家中，家人仍在用防空燈罩罩著的電燈下等候著沒有睡。我說了明天全家過海到香港去住，東西應該檢一下，便洗臉準備就寢。突然，警報聲又起，已睡的孩子也驚醒了，正計劃著是否應當躲避這次夜襲時，忽然警報又解除了，歷時只五分鐘。後來聽說是中國的民航機來港迎接要人和他們的眷屬，港方誤為敵機來襲，以致造成了這一次的「自擾」！

序

這本書是當香港九龍為日本法西斯強盜佔領前後那個時期，我個人的日記。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進攻香港起，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我逃出香港止，歷時共四十九天。

記錄港九陷落的報告，市上已有兩本書印行，在報紙上發表過，沒印成單行本的報告更多，那都是在一九四二年春發表的。我這個日記遲至一年後才寫成，又遲了幾個月經過一度修改才決定付印。從書商生意眼的眼光來看，這日記寫出來的時間是太晚了，大家對香港九龍的淪陷，已不若一九四二年春那樣注意，銷路怕不會多。而在我自己來看呢，這日記在現在發表，還是太早，因...

小思｜重讀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 x
薩空了｜再版前言 xvi
薩空了｜前記 xviii
薩空了｜序 xxi

1941年
12月8日至12月31日 xxx

1942年
1月1日至1月25日 134

小思｜重讀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 x
薩空了｜再版前言 xvi
薩空了｜前記 xviii
薩空了｜序 xxi

1941年
12月8日至12月31日 xxx

1942年
1月1日至1月25日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