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方文人投身國家革命

1933年，在老家福州一次不成功的政變中，本傳記的主人公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鄧拓洲」。今天他以從這個名字簡化而來的「鄧拓」為世人熟知。「拓洲」的意思是「開拓陸洲」。當時鄧拓曾對一個朋友說，他覺得福建這個地方太局促，應該走出去闖一闖。改名標誌着鄧拓生活的轉變，他從一個中國東南省份關心地方事務、專注於中國傳統中普適性的文化關懷的地方文人精英，轉變成了一個關心國家政治經濟問題的職業革命政黨幹部。鄧拓為甚麼會轉變？他為甚麼加入共產黨？他帶着怎樣的期待和設想為黨服務？為甚麼在當時存在的各種可能性當中，他會選擇某一特定的思想和制度？

從孩提時代直到1937年夏天前往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農村根據地，在這段時期裏，鄧拓的生活展現了一個年輕革命者的成長軌迹。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前大清朝知縣的兒子怎樣在經歷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動亂之後，最終選擇了為馬列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服務。在其多年的政治活動中，鄧拓的想法既有連續性也有變化。事實上，這些年裏鄧拓身上發展形成了突出的「廣泛綜合」和「兼容並包」的思想方法特徵，而這也構成了鄧拓為中國共產黨服務的思想基礎。他把自幼被灌輸的精英學養與後來自主選擇的意識形態和革命組織結合在了一起。他在歷史和藝術方面的學術成就結合了中國經典史學與美學的傳統關懷、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以及中國共產黨推行政治革命並向大眾普及文化的目標。同樣，鄧拓為他的新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服務也反映了一種新傳統主義的混合體：既有古代士大夫的忠誠和文化精英的個人優越感，又結合了民族主義、革命、以及列寧式民主集中制下服從組織原則等新思想。這一不穩定的混合體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時走向了解體。但在動蕩的三四十年代，它為文化精英提供了加盟一個新興國家政府的成功路徑。它使鄧拓這樣的人物得以扮演從儒家士大夫向現代專業人士及競選獲任官員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角色。

家庭與教育

鄧拓出生於位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福建省福州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鄧拓十幾歲時，福州有六十萬人口，是一個還算活躍的港口城市。鄧拓出生和長大的老宅至今還保存着。那是一個帶院墻的舊式院落，呈拉長的U字形。鄧宅座落於烏石山東北角的緩坡上——烏石山是這座山城西南部主要的山峰和公園之一。鄧宅並不華麗，但寬敞雅致。鄧家的院子直到今天依然葱翠怡人，房後的陡坡上翠竹如林，間有叢叢花草灌木。鄧拓年少時，山坡上這個花園裏還栽種着榕樹、柳樹、香蕉樹等樹木，養着荷花等花草。 屋後還有一個古塔，春天時花園裏更是萬花簇擁，美不勝收。童年時的鄧拓經常在那裏讀書、玩耍。

這是中國東南部沿海的一個士紳之家，一個傳統的士大夫家庭。鄧拓的媽媽和外婆掌管家務，負責教授孩子們熟記宗族歷史裏的所有故事。 鄧拓的父親鄧鷗予是前清舉人，在民國時成了學校教師。全家人靠他當教師的薪水過活，鄧家顯然並不富裕，但那些把鄧家描寫得一貧如洗的回憶錄顯然忽視了他們豐富的文化生活和寬敞的住所。

鄧拓是鄧家第五個兒子，排行第七，也是最年幼的一個。據記載他生於1912年2月26日（農曆正月初一）。他正式的名字是鄧子健。與很多同一社會階層的人一樣，鄧拓有過各種乳名和昵稱。在學校同學們都叫他鄧子健。

鄧拓兄長中有三位得以長大成人，他們的生活和職業反映了二十世紀初儒家紳士經歷的變遷。三位哥哥中最年長的是鄧伯禹。他比鄧拓大十八歲，在鄧拓還沒記事時已從學校畢業並離開了家。伯禹那時已加入了國民黨，正是他在1934年幫助鄧拓來到開封並進入河南大學學習。二哥鄧仲輖成為工藝美術教師並開辦了自己的工作室。他三十歲時去世，當時鄧拓即將成年。三哥鄧叔群比鄧拓大九歲，與他最親近。叔群畢業於北平清華大學，後得到政府獎學金留學美國並獲得昆蟲學博士學位。鄧拓1929年離家上大學時，叔群已經成為南京中央研究院的知名科學家。他鼓勵小弟弟追隨自己的脚步。

鄧拓的成長還一直受到宗族意識的强烈影響。據稱鄧家家史上有不少著名的英雄，比如被寫進《宋史》的清正嚴明的儒家典範人物鄧肅，十五世紀著名的福建農民起義領袖鄧茂七。鄧拓身上還有來自更廣闊的社會群體的歷史傳承——傳統中國的文化精英和他所處時代新文化運動中湧現的知識分子。遵循傳統文人家庭的風格，學齡時期的鄧拓常坐在院子裏的大榕樹下跟着二哥鄧仲輖讀書。院裏的山石上鐫刻着十八世紀末文人楚麓材的手迹，鄧拓曾背誦過楚的詩句，其中一句是：「花鳥結成風月友，詩書留作子孫田」。仲輖哥哥給他講述詩人、古代聖賢和書法大家的生平和軼事。與這種石刻類似的文學遺迹在福州很常見，青年鄧拓一個重要的日常活動就是圍繞它們進行的。他常與同學們一塊兒遊覽福州的歷史遺址和佛教寺廟。鼓山公園裏有許多著名士大夫、僧侶和文人手書詩句的摩崖石刻。其中有因十三世紀在福州反抗蒙古軍隊入侵而載入史冊的文天祥、明朝中期在福建沿海擊退「倭寇」的戚繼光（1528–87），以及著名的福建籍人、1840年在廣東抵制英國鴉片貿易的林則徐。鄧拓後來專門用過「左海」這個筆名寫詩，藉此紀念這些民族英雄和其他「左海偉人」。

鄧拓對傳統士大夫的認同不僅止於仰慕。他從小接受的是中國傳統精英文人式的教育，如背誦詩詞和練習書法。鄧鷗予為孩子們的教育付出很多心血，他清晨到學校教課以前會親自監督他們在家裏做「早課」。鄧拓入學前很早就開始參加早課了。孩子們每天都要背詩臨帖。他們用「懸腕」方式練書法，寫大字時胳膊和手腕都不能碰到紙面。一旦掌握了這一技能，寫字的筆觸就能特別流暢有力，這一訓練使得鄧拓日後在書法藝術上頗有建樹。

鄧拓早年的家庭生活是建立在新儒家務實的公共服務模式之上的一種典型的學者生活方式，只是鄧家後來有些中落。對他們來說，詩詞塑造一個學者的靈魂而書法完善其修養。儘管史料稀少，但仍能看出鄧家的家庭關係遵循着傳統的權威格局和組織模式：一家人合力培養孩子，使之日後學業有成並繼承豐富的文人傳統。屋子裏到處都是書，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分類法分類，而後兩類書在鄧鷗予的舊版線裝書收藏中佔大多數。鄧拓很顯然是個熱切的讀者，據說他不僅讀完了他父親書房裏的全部藏書，還到本地的圖書館和朋友家裏借書讀。四書五經、哲學著作、詩集、舊小說及當代文人的作品都在其閱讀之列。他尤其喜愛詩詞。據朋友們回憶，他最喜歡的詩人是屈原、杜甫、蘇東坡和陸游。

鄧鷗予的藏書並不只是些老古董，而且鄧鷗予本人也決不保守。他的藏書中有很多現代書刊，包括清末改革派梁啟超的著作、新文化運動中的圖書期刊、翻譯的歐洲著作、甚至被禁的革命書籍。鄧拓後來說過，他受梁啟超《自由書》的影響極大。由此可知，鄧拓童年時代的家庭薰陶使他相信《共產黨宣言》和《新青年》雜誌中的新觀念和革命思想與文人傳統並不相互矛盾，相反，融貫古今中外正是他父親對他的期望。與他的很多同代人不同，在青春期後期試圖擁抱激進的新思想時，鄧拓並不需要與他父親所代表的思想體系決裂。

但鄧拓後來入讀的學校卻與他從小所受的傳統教育有所不同。他進的是省政府創辦的新式學堂，而不再是富家子弟的私塾或為紳士家庭的男孩讀書進學辦的書院。在這種學校體系裏，鄧拓成長為一個書生氣十足而又直言不諱的少年。他很自信，在同學當中是公認的領袖。他性情活躍，待人誠懇，而且極有主見。他拓展了閱讀範圍，尤其廣泛涉獵了現代政治書籍；他還錘煉詩藝，並嘗試着組織政治團體。更重要的是，鄧拓在人生中最關鍵的政治觀形成時期（17–25歲）——也是大多數學者用以定義政治代際的時期——親身經歷了時代的政治動蕩。

大概在1923年十一歲時鄧拓上了初中，1926年他升入高中，1929年十七歲時畢業。在1923–1929年間，中國的軍閥混戰和社會革命也波及到了福州。在1924年上初中二年級時，鄧拓和同學傅家麟（傅衣凌）目睹自己的家鄉成為本省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倆在上學的路上總會看到席捲全城的抵制日貨運動。他們還親眼目擊了地方軍閥的部隊抓捕本校的幾個學生。在鄧拓中學的時期大約十六歲左右，正是人生可塑性更强的時候，這一場景再度上演，只是更加暴力了。當時軍閥的部隊包圍了鄧拓所在的中學，以在校園裏發現一冊被禁的「革命」雜誌《新青年》為藉口逮捕了一些學生。無須借助於深奧的心理學研究就可以想見部隊直接闖進自己校園這樣的軍事行動會對一個少年產生何種心理影響，更不要說象鄧拓這樣有思想而正直的少年了。

早在上初中時，鄧拓和傅衣凌就已是好朋友，他們一起在烏石山圖書館或鄧拓家讀書。與很多同齡人一樣，他們喜歡郭沫若和魯迅的作品。傅衣凌對他們喜歡的作品記憶猶新：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裏著名的改良派文章、佛教作家蘇曼殊寫的浪漫主義詩體小說《斷鴻零雁記》和蔣光赤煽情的「反封建」愛情小說。20 但鄧拓最喜歡的還是詩詞以及與詩詞有關的兩種傳統雅趣：遊覽歷史名勝和參加切磋詩藝的風雅聚會。福州市中心遍布着美麗的庭院和花園，園中小徑順山坡蜿蜒而上，兩旁多有鐫刻着著名文人書法手迹的山石。鄧拓和朋友們徜徉於美景和點綴其中的文學宗教遺迹之間，沉醉在高風雅韵之中。

鄧拓青年時最有代表性的形象可見於1928年他和同學們在鳳池山公園的一張合影。鳳池山的山岩上鐫刻着民族英雄文天祥和李綱的詩句，有大篆、小篆、楷書和行書等各種字體。照片上（見圖1.1 ）十幾個男孩有的身着舊式文人的長袍，有的穿着長褲和制服上衣，一起站在刻有古代書法作品的岩石前面。鄧拓位於左起第二。他時年十六歲，身着舊式長袍，兩臂交叉抱在胸前，雙手露在寬鬆的袖口外面。他身體微微斜倚着，顯得隨意而自信。這照片印證了同學回憶中提到當年鄧拓身上具有的領袖氣質。

鄧拓在課餘還陪伴父親參加當地文人的詩會。這種「賽詩會」通常在大廟裏舉行，平台上擺着桌子，桌上點着蠟燭或香火，為即席作詩計時。詩畢，各人吟誦自己的作品，然後經眾人品評，選出最好的詩作。鄧拓學着父輩的樣子，也在家招集同學舉辦類似的詩會。他對詩詞的愛好很强烈。他的另一位同學李拓之回憶道，鄧拓曾斜倚在床上背誦柳永的《雨霖鈴》。使李拓之印象很深的是鄧拓並不死板地參照格律規定來斷句，而是通過大量背誦詩詞形成了自己獨特而準確的格律感。

鄧拓對柳永詩詞的偏愛反映了他對傳統和當代文化關懷的結合。他閱讀《新青年》上的革命文章，嘗試用馬克思主義詮釋中國經濟歷史，欣賞通俗愛情小說，並認同古典詩詞。以柳永為例，詩詞代表的是憑弔王朝興衰的文人傳統，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時局十分契合。據傅衣凌回憶，鄧拓不僅擅長詩詞和書法，也能歌擅畫。面對闖入學校大發淫威的軍閥部隊，受過幾近完美的紳士教育的鄧拓能够揮筆明志，在扇面上畫青松圖並題以「撫孤松而盤桓」。這一經典意象表達的是逆境中不屈不撓的品格。

當然，我們應該意識到鄧拓高中同學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這不僅僅是因為記憶在半個世紀之後常常變得模糊，而且更因為對這些記憶的選擇具有後毛澤東時代解凍文學的政治色彩。這些選擇性回憶提醒我們鄧拓個案持久的相關性。正如我們在1986年紀念鄧拓的福州詩會上所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高幹知識分子身上依然可以看到鄧拓身上那種古典詩辭修養與革命信念的結合體。

鄧拓對政治以外的各種生活方式也頗有研究，其涉獵之廣令人驚嘆不已。鄧拓的一個叔叔是位佛教僧人，鄧拓跟着他念過佛經。他們還去聽過福州聲名遠播的學者、高僧圓瑛（1879–1953）講解佛經。鄧拓有一個哥哥是基督徒，鄧拓曾陪着他去教堂聽布道，並瀏覽過《新約全書》。鄧拓還對武術有興趣，曾練過少林武功。由此可見，鄧拓對這兩種同樣强大但迥然不同的宗教傳統都有所瞭解，既有機會又可以有家中長輩引領而選擇皈依其一。但他沒有捨此取彼，卻似乎將對兩者的體驗都融匯到了他的精神世界中。這些童年的生活經歷使鄧拓能够輕鬆面對文化思想上的差異並接受多樣性共存的格局，而這種姿態貫穿了他的一生，並影響到他獻身馬列正統的抉擇。至於現實中更直觀、更可耻的不公正現象，鄧拓則是毫不含糊的。

在中學時代的最後幾年裏，鄧拓開始閱讀新式雜誌上對當前熱點問題的辯論。他關注了1923年以來張君勱和丁文江之間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以及之後圍繞「社會主義問題」進行的辯論。後來他又通讀了《讀書雜誌》1928年以來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辯論。鄧拓本人在三十年代中期還為這一討論撰過稿。在這段時期，上海和北平知識界的雜誌上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文章很流行。1928–1933六年間對社會史問題的論戰集中圍繞着中國革命這個主題，並探討中國革命為何在蔣介石1927年掉轉槍口對準共產黨後慘遭失敗。《讀書雜誌》的主編王禮錫（1899–1934 ）以社會史為題出了兩期專號，明確聲明歷史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革命的策略問題。這場討論的參與者並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或政治宣傳家，而是繼承了新文化運動傳統的青年知識分子。雖然對社會史的詮釋各異，但他們都堅信歷史唯物主義是一面最真實的鏡子，它比別的思想體系更能反映當今世界的變化規律，因而為試圖改變社會的人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事實上，王禮錫在引言中為這場討論所確定的目標成為鄧拓1934–37年間史學研究的方向。

王禮錫認為當時的革命運動已經失去了方向，走進了死胡同，因此迫切需要「正確的革命理論」，領導「正確的革命」走上新的道路，而為了找到正確的革命方向，王禮錫認為必須首先解決一個前提問題，即中國社會當前處在哪一個發展階段。鄧拓通過閱讀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大論戰的文章第一次深入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的問題，這個分期問題據稱可以解釋中國問題的根源並提供救國途徑。鄧拓的寫作主要集中在歷史方面。但直到1933年底，鄧拓才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有分量的學術論文，論述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意義，說明它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但在此之前，鄧拓還有很多話要說，很多事要做。

第一章 地方文人投身國家革命

1933年，在老家福州一次不成功的政變中，本傳記的主人公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鄧拓洲」。今天他以從這個名字簡化而來的「鄧拓」為世人熟知。「拓洲」的意思是「開拓陸洲」。當時鄧拓曾對一個朋友說，他覺得福建這個地方太局促，應該走出去闖一闖。改名標誌着鄧拓生活的轉變，他從一個中國東南省份關心地方事務、專注於中國傳統中普適性的文化關懷的地方文人精英，轉變成了一個關心國家政治經濟問題的職業革命政黨幹部。鄧拓為甚麼會轉變？他為甚麼加入共產黨？他帶着怎樣的期待和設想為黨服務？為甚麼在當時存在...

譯者前言

齊慕實教授著作的中文版終於要面世了，作為譯者我們深感欣慰！這是一本對研究現當代中國至關重要的史學大作，理應及早翻譯出版，以便廣大華語閱讀界熟悉和瞭解這部作品。今惠承牛津大學出版社鼎力支持，我們得以將過去幾年中精心翻譯並與齊教授反復推敲的中文譯本呈現給大家。當然翻譯中仍難免有不足甚至錯漏之處，敬請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本書譯自1997年齊慕實教授出版於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專著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毛時代的宣傳與文化：鄧拓與知識分子》）。該書是齊慕實教授在他於1986年完成的哈佛大學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

本書的翻譯工作可以說是一波三折，歷時甚久。最終付梓的翻譯稿是黃新博士和我合作完成的，但我們的翻譯工作並非完全白手起家，而是受益於很多前人的努力。最早是當時尚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劉東教授（現任職於清華大學）建議翻譯中文本的。感謝胡志宏女士、沈邁克教授（Michael Schoenhals ）以及郭小臨博士對本書（特別是前三章） 翻譯所做的貢獻，正是這個探索的過程使得齊慕實教授逐漸認識到翻譯這本著作的艱巨性。最終由當時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黃新和我承擔起了這個任務。黃新翻譯了前三章，我翻譯其餘的章節並負責全書的修改和完稿。齊慕實教授在哈佛大學時期的同學梅京先生最先翻譯了齊教授於1986年所做的一個學術報告（附錄二）。感謝華東師範大學讀書小組的熱心讀者，他們認真閱讀了譯本初稿的所有章節，並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見；Morgan Rocks 同學為本書參考文獻的譯文做了大量的修訂工作，汪嫻同學對譯文正文做了精心校對，在此一併感謝！最後要特別感謝鄧拓的家人，尤其是鄧雲先生專門為本次中譯本的出版提供了數幀珍貴的鄧拓照片，對此我們深表謝意！

齊慕實教授認為原著的導言部分（齊慕實，1997：1-24）「過於沉悶」，因此在中譯本中將其略去。原英文導言主要述評了英語學術界對中國的研究，介紹了該書所用的方法論理論，基本上屬於「技術性」的探討。從某種意義上說，該導言主要是為英語讀者而寫的。不過，導言中涉及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導言主要對以下幾個領域的研究進行了探討，即知識分子與政治，列寧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公共領域與宣傳，以及格爾茲（Clifford Geertz）研究意識形態問題的文化人類學方法。中文讀者如果對這些學術討論感興趣的話可以參看英文版中的導言部分。此外，這些內容中的大部分在附錄二「從西方視角看鄧拓」一文中也有所談及，這是齊慕實教授1986年為大陸聽眾做報告時的講稿。

為甚麼中文讀者需要閱讀這本書？每當我追問齊慕實教授如何看待這本著作對中文讀者的重要性時，他的回答總是令人莞爾。他會說：「這個嘛，不是因為作者了不起，也不是因為這本書的主人公──今天大多數人可能都不知道鄧拓是誰了。」齊教授的說法當然是學者的自謙。他會接下去正色說道：「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的方法和材料。我師從孔飛力（Philip Kuhn）教授，因此試圖把他在清史研究中使用的嚴格的文本分析和社會學方法運用到現代中國研究中。我遵奉他的座右銘：『思想與社會體驗密切相關』。再者，雖然無論就一般而言還是就二十多年前特定的歷史環境而言，西方研究者對文獻資料的獲取常常要受到各種局限，但也並非沒有例外。比如說，在做博士論文研究期間，我十分幸運地見到了鄧拓的遺孀丁一嵐。我去見她時特意帶上了一篇於1933年發表、署名『鄧雲特』的文章──『形式邏輯還是唯物辯證法？』，這是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找到的，而我把它帶去見丁一嵐的目的是想確認一下這是不是真是鄧拓寫的，因為鄧拓在三十年代曾用過很多筆名。沒想到丁一嵐驚叫起來，說：『哎呀，我們這些年來一直在找這篇文章呢！找遍中國都沒找到！』這篇文章現在已經收錄到《鄧拓文集》中了。我個人的期望是，通過在對一位現代知識分子生平的研究中運用孔飛力的方法，輔之以作為國際學者能夠接觸到的新材料，這本書能夠促成我與華語學者之間展開有意義的對話。我並不期待中文讀者會全盤接受我的看法，而我也更衷心希望能與他們探討他們的觀點，其中當然也包括批評指正了！不過最主要的是，我希望中文譯能夠促成更多更專業性的對話。」

「促成更多更專業性的對話」當然也是我們譯者的目標，只有當讀者能夠借助我們的翻譯準確地領會到作者的意圖時，真正的交流和對話才有可能展開。然而翻譯這樣一部厚重的學術作品充分考驗了我們在兩種語言和文化之間轉換文字、「對接」思想的能力。幸運的是， 這個翻譯的過程自始至終伴隨着我們與作者之間的對話；每次我在亞洲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與齊慕實教授見面討論，一兩個小時總是過得飛快，因為在預備好的一長串問題中，幾乎任何一個都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深入的探討。齊教授彷彿在接受比哈佛大學博士論文評審委員會更嚴格的答辯口試，因為他遇到了不弄清楚前因後果絕不善罷甘休的我。齊教授的記憶力驚人，對將近四十年前的文字和文獻的細節幾乎全部瞭然於心。偶爾遇到任何不確定的地方，他會霍然起身，在四周的書架上和地上的紙箱裏一通翻找，然後驚喜地揮舞着找到的資料「炫耀」自己的發現。齊教授對史料的精確性的要求只能用「執著」甚至「苛刻」來形容。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孔飛力這些漢學大師的作品也不時被從書架上請下來佐證我們的對話。

然而這些對話的意義並不僅僅是單向地啟動作者的記憶、聆聽作者的闡釋。齊教授對我的所有問題都一視同仁，我提出的每個問題對他來說好像都意義重大。很有可能的是，一個頑固追問的譯者會迫使作者不斷重新審視自己的思想預設，調整自己的話語參照體系，把某些原本似乎「自明」的潛在的邏輯和價值明確地表達出來。齊教授就遇到了這樣的翻譯者。所以這本譯作值得驕傲的一個地方就是力求避免了學術譯作中常見的誤讀或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翻譯。

這部著作本身是一個跨文化的文本，它是中文史料和西方研究視角的有機結合，因此大量的概念和表達處於中西方話語的「中間地帶」，既有運用西方已有的理論來描述中國的事物，也有針對中國的情況創造的新概念。如何讓讀者能在譯文中不太走樣地領會作者的原意？面對這個挑戰，我們在翻譯中盡量使得譯文既能切合中文語境，同時也貼近原有概念的內涵，而不是拘泥於現有的、固定的譯法。例如原著中涉及一個特定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概念──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在英文中它泛指為既得利益群體和體制服務的知識分子，而具體到本書中，鄧拓所代表的這類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身上其實具有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雙重特徵，因此我們決定將其翻譯為「高幹知識分子」，而這個詞所帶有的鮮明的時代特徵也與作者的原意相合。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hegemony一詞，我們將其譯為「最有說服力的統治性的意識形態」（本書第85頁），目的是將概念中原有的幾個重要維度凸顯出來。不用說，這個最老老實實的譯法也是一次難忘的「對話」的產物，當時我和齊教授的討論吸引了在中國中心做研究的李玉峰同學參加進來，「三人行，必有我師」，在你一言我一語中大家形成了這個譯法上的共識。著作還使用了大量的獨創性的概念，如 bureaucratic Maoism, faith Maoism, culture bearer, scholarly style 等等，對其中的絕大部分我們有明確而且統一的中文「提法」，但 scholarly style 算是特例，因為作者的這個概念具有內在認同、特有的人文藝術修養以及外在的行為特徵等多方面的豐富含義，而任何一個單一的譯法都不是失之於太過含糊，就是失之於過於偏狹，於是我們根據上下文語境做了靈活處理。

能與黃新博士和齊慕實教授通力合作完成這本譯作，這是我的榮幸。感謝二位良師益友為我開啟了一扇學術和人生的大門。這本書能經歷漫長艱苦的翻譯而最終完稿，我和黃新都深深感謝家人無私的支持！最後要再次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把這部譯作帶給廣大的中文讀者，特別是林道群先生為本書的出版付出很多心血、找到沙飛當年拍攝有關鄧拓與中央戰地婦女兒童考察團這張作為本書封頁上極具高度歷史價值的相片。李志毓博士認真仔細校訂了全書稿，在此深表謝意！作者與譯者之間的對話至此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我衷心希望這本書在讀者和學界中能引發更長久更有意義的對話。

郭莉

2016年8月於北京

譯者前言

齊慕實教授著作的中文版終於要面世了，作為譯者我們深感欣慰！這是一本對研究現當代中國至關重要的史學大作，理應及早翻譯出版，以便廣大華語閱讀界熟悉和瞭解這部作品。今惠承牛津大學出版社鼎力支持，我們得以將過去幾年中精心翻譯並與齊教授反復推敲的中文譯本呈現給大家。當然翻譯中仍難免有不足甚至錯漏之處，敬請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本書譯自1997年齊慕實教授出版於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專著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毛時代的宣傳與文化：鄧拓與知識分子》）。該書...

譯者前言
自　序
第一章 地方文人投身國家革命
第二章 革命宣傳家：在晉察冀邊區的生活（1937-1945）
第三章 高幹生活（1946-1956）
第四章 毛主義走向危機：政治服務的代價（1956-1960）
第五章 理論工作者和文化傳承者：大躍進以後的北京（1960-1964）
第六章 隕滅及身後：從大反派到大英雄
第七章
結　論
附錄一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日期
附錄二 從西方視角看鄧拓：現代中國的高幹知識分子問題
參考書目

譯者前言
自　序
第一章 地方文人投身國家革命
第二章 革命宣傳家：在晉察冀邊區的生活（1937-1945）
第三章 高幹生活（1946-1956）
第四章 毛主義走向危機：政治服務的代價（1956-1960）
第五章 理論工作者和文化傳承者：大躍進以後的北京（1960-1964）
第六章 隕滅及身後：從大反派到大英雄
第七章
結　論
附錄一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日期
附錄二 從西方視角看鄧拓：現代中國的高幹知識分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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