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王燈岸自己的親身經歷，見證了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彰化反對運動發展的歷程。因此，無論是他的著作或是自傳的回憶錄性質的文章，對於認識彰化、甚至戰後，乃至戰前臺灣反對運動發展的歷史脈絡，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薛化元（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最近，不曉得是由於經濟的繁榮，大眾的生活安定，或是因教育的普及，大眾的智識水準提高，抑或受了近年來如荼如火的各級公職人員選風的冲擊所帶來的影響，意想之外，社會一般大眾，尤以新生代的年輕一輩，對於嚮往政治參與的興趣，不可思議地日趨熱烈，更蔚然成為風氣。

就在此刻，觸景生情，免不了筆者對於昔日為了鼓勵大眾的政治參與，在彰化地方點燃這個火炬的民主老鬪士「石錫勳先生」的思潮起伏。「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為要安慰這位老友，身心受了年歲的浸濕，心靈上的孤寂、空虛與日俱增的石先生，筆者便跟着在早年為了助選他，與他共生死，心志堅若金石，情誼如手足的一些年逾六旬的好友商量，共請這位老友返鄉會友，以接風的名目，開一個小宴會，假借大家共享相聚，重逢的樂趣這個機會，能夠向他慰藉，長久被孤寂的灰雲蔽住的他那僵化的心靈，同時順便向他祝賀「八旬大壽辰」。

《古文真寶》有一句：「覊鳥念舊林，池魚思故淵」，連魚鳥也如此會思念自己的舊居，謂為萬物之靈首，有感情的人類，那就用不着再說了。事實上，石先生自從十幾年前離開彰化以後，無時無刻都忘不了家鄉的，尤其是對於曾為了自己的競選出生入死，付出一切心血的那些家鄉的舊友們的高貴情誼，更是刻骨銘心，終身難忘的。於是他欣然接受我們的邀請，於民國68年7月初，胸中滿載着能夠和闊別的老鄉友們重逢的喜悅，竟不顧體衰力弱，礙於行動，不自由的老軀，迢迢從高雄歸來。

不曉得是他歸來的時間正如與黨外人士盛行的「作政治生日」的時刻巧合，還是市面上的一些無聊份子的惡作劇，令人覺得莫名其妙的，就是從他歸來的翌日「石錫勳要做80大壽的政治生日」，這種無稽的流言，忽地在市面上紛紛盛傳，由於流言的內容正是這時候治安人員認為最敏感的問題「做政治生日」，於是使治安人員把它誤信為真，立刻採取行動，忽而公然，忽而暗中，又時而直接，時而間接，以種種的方法向石先生及他的家眷作不斷的干擾，使石先生大感困惑。

用不着說，他這次的返鄉，一面是為了要會見日漸趨向凋謝的一些老鄉友，另一方面是由於落腳地是位於八卦山陵的他女兒的宿舍，氣候較高雄凉爽，順便帶着避暑的目的而回來的。至於他要做政治生日這一項，實在是空穴來風之無稽之說，他從民國57年2月，在要角逐第6屆彰化縣長之際，奇逢神秘的失踪。就此以後，他就像退隱江湖的一位老俠士，不問世事。每天在寓所都是離羣鳥似的，與外界的人士很少有來往。由於年歲高，各種老人病併發，光是延續自己的生命，就已夠吃力，怎麼還有精神來舉辦惑眾、擾鬧地方安寧之政治生日之理？

西諺有一句：「民主與極權的法制精神不同點， 前者係寧可姑縱一千，不可寃枉一人，後者則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人」，對於市面上帶着敏感問題的謠言，當然治安人員不能不聞不問的。但是要處理這種真假不明的流言案件時，應該詳細查明它的真相，慎重來處理這種涉及敏感問題的謠言，才合乎法治的精神的。但是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治安人員對這個問題似乎未能盡責明察秋毫，就貿然出了主意，請石先生愛女服務的學校校長出面，硬着要求石小姐，請她的父親在7月底以前離開彰化，免於引起治安人員的誤會。

石先生雖然對於該校長強人所難的這項要求感到很不愉快，可是為了愛女的立場着想，為了避免無謂的風波，只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婉謝着與我們約好的歡迎會，竟於7月底，帶着沉重的心情，惘然若失似的，悄悄地離開彰化。

久作閒人已慣愁，年光八十水東流，

利名爭奪渾如夢，罪孽妄張失自由，

白髮蕭疏憐老大，紅衣常披慨為囚，

如今朋輩凋殘盡，後逝難堪寂似秋。

這首詩，是今年石先生迎接80歲時，在病與愁，寂與怨，憂恨交迫困頓中，有感而作的。誠如他80年的人生寫照，在日據時期，為了臺胞的民權，曾與蔣渭水先生共創臺灣文化協會，參加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和日本的臺灣總督周旋徹底的一位抗日志士。又光復後，為着提倡民主政治，伸張民權，前後與李萬居先生、雷震先生提携共同奮鬪的聞名民主老鬪士。他的晚景如此淒切，他的心靈如此蕭然空虛，如果讀這首詩後，相信凡認識他，或是知道他的人，無不為之喟然以歎，對他油然萌生着不盡的同情與敬慕。

這本小書，不僅為着向石先生祝賀「80大壽辰」而寫的，同時也為了把石先生的其人、其事介紹給年輕一代的人們而寫的，並且藉此表達筆者向他由衷的欽敬、安慰、鼓勵與祝福。

1979年8月，於磺溪寓所

王燈岸謹白

最近，不曉得是由於經濟的繁榮，大眾的生活安定，或是因教育的普及，大眾的智識水準提高，抑或受了近年來如荼如火的各級公職人員選風的冲擊所帶來的影響，意想之外，社會一般大眾，尤以新生代的年輕一輩，對於嚮往政治參與的興趣，不可思議地日趨熱烈，更蔚然成為風氣。

就在此刻，觸景生情，免不了筆者對於昔日為了鼓勵大眾的政治參與，在彰化地方點燃這個火炬的民主老鬪士「石錫勳先生」的思潮起伏。「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為要安慰這位老友，身心受了年歲的浸濕，心靈上的孤寂、空虛與日俱增的石先生，筆者便跟着在早年為了助選他，與他...

薛化元（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我是臺灣彰化人，1959年出生在彰化市基督教醫院。雖然在成長階段，多次隨父母搬遷，除了假期之外，大多沒有居住在彰化，對彰化戰後的政治或是文化發展歷史的認識有限。相對地，由於研究教學的關係，對日治時期彰化前輩投入文化運動或是政治運動的事蹟，則有一些認識。

雖然父母皆出身彰化，可是由於成長時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因此透過家人對彰化過去歷史的了解，往往流於零碎支解。小時候聽過彰化民主前輩的故事，主要是石錫勳，因為他長期投入戰後彰化縣的選舉，是彰化民主運動重要的標竿人物，又因我們家族的長輩在日本時代就和他認識，因此他參加選舉都透過我叔公尋求我們家族的支持，據家父的回憶，他參選也往往得到我們家族幾乎全部的選票的支持，只是在國民黨當局的強力打壓，加上選務不公，只能飲恨；另外一位則是賴和，由於住家鄰近的關係，家母在小時候生病，也曾經經過賴和醫生的診治，家母也會提到有關賴和的一些事蹟。此外，我透過長輩聽到彰化的政治人物，主要是家母在彰化女中同學的父親輩，還有年紀較家母輕，同學的弟妹。這些人大部分都屬於國民黨籍或是政治立場較接近國民黨，包括幾位彰化縣的老縣長，如呂世明、陳錫卿等人。因此在這樣的脈絡中，要了解彰化民主運動的發展自然顯得破碎而不免遺憾。說起來也是因緣際會，石錫勳與賴和和王燈岸曾有相當密切的互動關係。而在地緣上，王燈岸是彰化市市仔尾人士，而我的外公則是在車路口開竹仔店，也算是近鄰了。

至於我對王燈岸的粗淺認識，一開始則是因為我指導的博士生蘇瑞鏘教授的關係。透過他的介紹，有機會認識石錫勳先生的家人，並作了一些訪談整理的工作，因而對彰化的民主運動有多一些的了解。加上我長期關注《自由中國》及雷震的研究，因此對於中部地區參與1950年代反對運動或是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一些前輩事蹟，透過《雷震日記》的記載也有些片段的認識。在這樣的脈絡中，由於石錫勳的關係，我注意到了王燈岸和他的著作。因此，當王燈岸的女兒王鏡玲教授寄來整理的書稿時，真是只有先睹為快可以形容。

王燈岸是彰化早期留日的知識份子， 他在1936年前往日本留學之後（應該先就讀高等學校），進入中央大學法學科深造（1939—1942），畢業之後留在日本繼續研究，先進入了高等法律研究室，而在通過吏員考試資格之後先到東京市政府服務，再進入東京吏員養成所高級幹部班，再進入社會政策學院研究東京市政，之後再進入東亞經濟研究所攻讀實用經濟，這些經驗對於王燈岸而言，無疑是他日後投入彰化民主運動重要的學術訓練的基礎。

而在進入中央大學法學科就讀之前，王燈岸就參加吳三連和劉明電所領導的反對「臺灣米穀移出管理法案」，也擔任東京磺溪會的副總幹事，因此和彰化留學前輩以及其他臺灣在日本的反對運動者有相當的交往和認識。在日本留學期間，他也趁著暑假返台的機會拜訪賴和和王敏川等人，對當時彰化異議份子的思想的主張也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此外，在東京留學，還有工作的機會，他有機會認識矢內原忠雄、尾崎行雄、阿部磯雄等日本具有改革思想的學者和思想家。從前述王燈岸在日治時期的人際脈絡可以發現，他所交往的日本人或是臺灣人，大多抱持批判臺灣總督府統治政策立場，如果站在戰後國民黨的觀點來看，這些人的政治路線多少都有點左。而這種帶有左派的改革思想，基本上很難見容於國民黨當局，就這樣的脈絡來看，也許有助於了解王燈岸在彰化政治投入的歷程中，可以說先天就相對坎坷，加上他投入選舉時又是先支持立場接近、反對派色彩強烈的石錫勳，之後自己參選彰化市長時，也將挑戰國民黨長期把持彰化市政作為重要的訴求，這樣的旗幟鮮明，自然更容易受到打壓。

透過這些書稿，加深了我原本對王燈岸的認識。也透過王鏡玲教授的說明，我對這些書稿編輯的過程有了清楚的了解。王燈岸是戰後彰化政治史上反對派重要的代表人物，早期研究臺灣民主運動史學者常引用的《磺溪一老人》一書，內容雖然主要是環繞石錫勳，但相當部分也是王燈岸親身經歷或是觀察的紀錄。這是一本認識自日治到戰後臺灣政治發展頗具代表性的回憶性的著作，對了解臺灣中部地區，特別是彰化反對運動的發展，頗具重要性。但是非常可惜的，由於出版時臺灣還處於言論嚴重受限的時代，因此遭到查禁，流傳相對有限，一般的後學者沒有機會閱讀或是推廣。而這次王鏡玲教授準備出版她的爸爸王燈岸的著作，除了《磺溪壹老人》之外，還包括未完成的自傳《磺溪少年兄》（原名人生流轉陸拾年），此外也收入了王鏡玲教授自己撰寫〈花開民主自由園——父親王燈岸的身影〉，試圖某種程度補充《磺溪少年兄》（原著只寫到19歲左右1938年夏天）未完成的部分。王鏡玲教授請假，進行這樣的著作的整理，推動它們的出版，在整種意義上，也代表著王鏡玲教授和她父親的傳承，也表現了她對她父親的敬仰，更希望將她父親所認識的彰化政治、文化運動的發展狀況，及她父親所投入的彰化民主運動的記述，呈現給國人，還有研究者作為參考。非常高興能夠有機會能夠先睹為快，也填補我過去對於自己故鄉彰化民主發展的不足。

王燈岸自己親身的經歷，見證了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彰化反對運動發展的歷程。因此，無論是他的著作或是自傳的回憶錄性質的文章，對於認識彰化、甚至戰後，乃至戰前台灣反對運動發展的歷史脈絡，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而王鏡玲教授編輯這些著作也同時紀錄了她自己所認識的王燈岸先生，透過子女近身的觀察也對於我們對王燈岸的經歷有更深刻的認識，這也是相當難能可貴的。而這一套書的出版還加上非常豐富的歷史照片和紀錄，也更具可讀性。

拜讀這些前輩著作之後，對於了解臺灣整個民主政治發展的脈絡可以有進一步深刻的體認，除了研究者之外，也十分適合一般知識人來閱讀，而對於想要了解彰化整體發展而言，當然更有閱讀的迫切性。基於前述的體認，我十分高興向大家推薦這本書。

2018年7月6日

薛化元（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我是臺灣彰化人，1959年出生在彰化市基督教醫院。雖然在成長階段，多次隨父母搬遷，除了假期之外，大多沒有居住在彰化，對彰化戰後的政治或是文化發展歷史的認識有限。相對地，由於研究教學的關係，對日治時期彰化前輩投入文化運動或是政治運動的事蹟，則有一些認識。

雖然父母皆出身彰化，可是由於成長時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因此透過家人對彰化過去歷史的了解，往往流於零碎支解。小時候聽過彰化民主前輩的故事，主要是石錫勳，因為他長期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