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撒網，離岸難回——

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

／莊舒晴

2013 年8月，海巡署將特宏興 368 號漁船自南太平洋戒押回台，當九名印尼漁工下船登上宜蘭蘇澳的土地時，遭遇不測的台籍船員家屬紛紛上前追打，一時全台媒體也不斷放送這起駭人聽聞的印尼漁工殺人事件。

作為移工團體，看到受害者家屬托著遺照哭泣的畫面，我們同樣感到悲傷及不忍，對於生命的驟然消逝，少有人能坦然面對。然而在同一個電視畫面裡，那些低著頭被痛斥和毆打的黝黑身體，也令人不禁擔心起在台灣長期被視為潛在危險份子的移工，是否會因著媒體的發酵，成為人人遷怒責備的對象。

在事件發生後不久，TIWA 主動聯絡律師瞭解相關案情，試圖釐清整起案件的經過。依照我們這些年來處理移工案件的經驗，明白不能僅以「殺人」兩字簡化事件，而後來該案被認定與殺人行為無關的其中三位漁工到 TIWA 的庇護中心安置，更坐實了背後牽連的結構性因素。

受害船長的家屬曾對媒體表示「船東希望方便、降低薪資成本，而以境外聘僱方式進用來歷不明的外籍漁工，而且本國、外籍漁工人數比例懸殊，對遠洋作業的台灣漁民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風險。」可見在憾事發生前「問題」一直存在著，但沒有人敢戳破「境外聘僱」這個制度的黑暗面。即便特宏興案引起全台的關注，大家還是把焦點擺放在印尼人殺台灣人的國族仇恨上，制度也就懸而未決。

自事件發生兩年多以來，TIWA 持續前往看守所與監獄探視六名印尼漁工

，也透過信件往返，逐漸了解他們作為一個個帶有不同生命軸線的人，何以漂洋過海，共同歷經悲劇的剎那。

隔著看守所的鐵欄杆和厚重的玻璃窗，我和 Retno 各自拿起面前的話筒。「那個時候仲介說不用手續費，可以直接去工作，每個月有兩百美金。飛到桃園機場後，馬上有人開車帶我去港口登船，我不知道台灣長什麼樣子，工作六個月也從來沒看過新台幣。」儘管家人們知道他們的兒子是到台灣工作，殊不知境外漁工不被允許在台灣的土地上停留，即便靠岸也只能待在船上，遙望他鄉。

Anto 頂著小平頭大眼睛，「我那個時候已經失去自己、失去理智。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家人⋯⋯」他像是懺悔一般低頭說出這句話。「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用木棍打人，也會一直罵，有時候打到流血了還一直打⋯⋯我知道自己做了錯的事情，真的很對不起，希望以後來的印尼人不要再發生這種事了⋯⋯」Lufin 的眼底情緒複雜。

數次探視後我們已不再談案情，漁工們對於必須在監牢中漫長服刑也比較平靜面對了。偶爾 TIWA 邀集幾名印尼勞工一同前往，讓大多不諳中文的漁工們至少可以用家鄉話聊聊天，得知一些外界的資訊。

「TIWA 的朋友們，真的很對不起向你們提出請求，不知道是否能請你們幫我查地址和郵遞區號？」Susanto 用工整字體寫來的信件小心地探問，想必他是考慮了許久才鼓起勇氣寫這封信。「我寫了好幾封信回家，但是都沒有收到回信⋯⋯」Yudi 失望地說。



在他鄉服刑，面對獄中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折衝和全控機構的管制，遠方的家人是他們唯一的寄託，然而除了憑藉記憶中模糊的地址和電話，漁工們沒有其他管道和家人聯絡。

TIWA 在因緣際會下認識兩名關注此案的印尼藝術家，他們的團隊憑藉片段的資訊和線索，挨家挨戶地找到漁工的家人，試圖重建漁工與家鄉的聯繫。從不同的位置關注移工議題，我們同樣希望移工權益朝向更好的方向挪移，並拓展和社會對話的空間。於是在他們的邀請下，我們踏上印尼「替代返鄉」的旅程，拜訪六名漁工以及另一移工殺人案 Yanti 的家人。

出了雅加達（Jakarta）後幾乎沒有紅綠燈，原來平坦的水泥公路變得顛簸坑疤，景色從高樓與工廠轉為平房與綠意。

第一站是西爪哇的梳邦（Subang），雖然距離雅加達僅有一百五十公里，但沿途交通雍塞路況多變，還是花了五個小時才抵達。當我們的車子駛進村子裡的小路，兩旁的人家都投以好奇的眼光。同行的印尼朋友說：「這裡不太有人開車，大家都騎摩托車，如果有外人進來，全村的人都會知道。」聽到這句話我們不免擔心，這樣「高調」的到訪是否會給漁工家人帶來困擾？他們的鄰居若知道村裡有人在台灣殺人並坐牢會有什麼反應？他們的小孩會不會在學校被同學排擠，並冠上「殺人犯之子」的標籤？

印尼朋友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了。這裡是印尼鄉下，跟大城市不一樣，只要有一點小事一下就會傳開，甚至我今天生了病，隔天可能隔壁村的人也知道了。」不只梳邦村莊的人知道 Susanto 在台灣發生的事，其他五個漁工和 Yanti 的家鄉親友們，也模模糊糊地在鄉里耳語閒談中得知遙遠地方的憾事。

我們到達的是 Susanto 妻子的家，是一間倚著窄徑的白色小平房，路只能勉強讓一台車經過，沒有迴車的空間，我們只好向對面某戶人家借用庭院來停車。對方明白我們是來找 Susanto 家人的外地人，關切及好奇地看著我們，那並非一種猜忌打量的神態，也許心裡對於台灣人的來訪原因也心裡有數，很大方地將庭院借給我們。

家徒四壁，這是進到屋內的第一印象，除了一個櫥櫃和一些生活雜物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多餘的東西。家人們在水泥地板鋪上染著灰的地墊請我們坐，並吩咐小孩去買涼水回來。我們向 Susanto 的丈人、丈母娘、連襟們解釋此行的目的，轉告他們這兩年來 TIWA 探視 Susanto 的狀況，並送上台灣朋友們募集給小孩的一點禮物與給家庭的微薄捐款。家人久未聞 Susanto 的消息，得知他獄中平安，先是鬆了一口氣，但一時也不知道能再追問什麼，再聽到 Susanto 的刑期是二十二年後，本來沈靜的氣氛更是顯得無語。

Susanto 4 歲的小女兒 Nina 拿著台灣來的玩具便開心地玩了起來，13 歲的大女兒 Riri 則坐在角落低頭，克制地流眼淚。

兩個女兒現在都由妻子娘家扶養，Susanto 的妻子則每個月寄小孩的扶養費回來。到此，家人不禁抱怨 Susanto 的妻子把房子和土地都賣了，跑到雅加達打工，甚至準備申請前往台灣工作，為的不是別的，而是再見丈夫一面。

不難理解承擔起照顧工作的親戚們心中難免有些不諒解和怨懟，但孩子呢？Nina 正懵懂，尚未意會到家裡究竟發生什麼事，Riri則是非常清楚這個家的失衡狀態，所以對於大人們所談論的一切聽而不語，那份過於早熟的節制反而令人不忍。臨走前，Riri寫了一封信和兩張紙條，一張是他母親的手機號碼，一張是他自己的號碼，要我們轉交給她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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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爪哇島的北海岸線行駛，來到Iham在南安由（Indramayu）的家。在台北看守所與Iham 會面時，他說自己因為與妻子離異，找不到生活方向，無所適從，才決定踏上遠洋的船。他始終心繫在故鄉的兒子 Tanto，希望打魚的錢至少可以給兒子比較穩定的未來。

踏入磚砌的屋子裡，我們才發現原來 Iham 的父母也離異了，父親與繼母的家坍塌，所以在 Iham 其中一個舅舅的房子裡與我們見面，兒子 Tanto 跟媽媽一起住，不在屋裡。Iham 的朋友 Toto 得知我們要來，特地也趕來打聽 Iham 的近況。Toto 以前也在台灣的漁船上工作過，他能夠理解那個工作場域的惡劣狀況，所以得知特宏興案時，訝異是有的，卻也不難想像事情何以至此。

Iham 幾乎是與家裡斷了聯繫。從小失學，閱讀和書寫印尼文對他來說十分困難，好不容易寫了信回家，卻遲遲得不到家人的回信。繼母告訴我們，儘管從台灣寄來的信已經付了郵資，但村裡所有的信都被送到村辦公室裡，如果想要拿信，必須付另一筆「取信費」，這是鄉里間不成文的黑色規定。「我們沒有錢，沒辦法拿信。」她如是說。

在我們的要求之下，Iham 的舅舅騎著機車把 Tanto 載來。Tanto 是個非常靜默的孩子，9 歲，頭低低，被大人抓過來又抓過去，眼裡有些倔強和不甘願。他似乎不理解爸爸為何一去不復返，而這些講著異國語言的人又是誰？來日方長，待他成年後，有一天是否會拿著工資去領爸爸寄來的信？

六名漁工要在獄中度過漫長的歲月，與台灣「同學」共處，紛紛試著學習中文，讓日常生活順遂些，只有 Iham 小聲問我們是否能帶印尼文的國小課本回來，他想好好學習自己的母語。也許，他是想有天若能與兒子往來書信，那會是多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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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井里汶（Cirebon）的路上下起大雨，雨水拍打在車窗上，讓原本泥濘的路變得更加難行，沿途經過幾個淹水路段，人們試圖在混亂中涉水而行。水是黃濁，人們一個接一個用腳踩探著下一步，尋找能夠前進的方向。

Lufin 家四周空蕩蕩的，只有滴滴答答的聲音。他的父母外出工作尚未歸來，我們在客廳席地而坐，被刺眼的綠色牆壁包圍著。牆上掛的是 Lufin 姊姊中學時的畢業照片，穿戴學士服笑得靦腆，那份榮耀的神情與斑駁的牆形成對比，也與眼前抱著孩子的婦人不像同一個靈魂。

大雨遮了陽光，即便屋裡開了燈仍舊十分昏暗，傍晚 Lufin 的父母從雨中騎腳踏車歸來，他的父親倚牆沈默不語，母親邊哭邊問為什麼兒子要關那麼久。面對漁工家人直面而來的情緒，該如何回答這個「為什麼」？

「因為你兒子殺了人、殺人就應該付出代價、沒有判死刑已經很幸運了、我們的監獄還要養一個外國的殺人犯⋯⋯」台灣社會裡面最主流的聲調，我們並不打算告訴他母親。一方面不希望「殺人犯」的標籤讓家人懷抱愧疚活著，也把漁工和家人的關係推得更遠；另一方面，台灣關於外籍勞工的制度和結構性壓迫才是釀成悲劇的推手，也是作為移工運動者的我們一直以來在和社會對話的部分。然而，談論後者何其困難，當 Lufin 的母親還沈浸在前者的悲痛中，我們光是承接巨大的情緒都來不及，更是難以向後者的討論挪移。

不久弟弟和妹妹也從雨中走來，姊姊拿了紙筆，趴在地上寫信。

「雨停了再走吧。」Lufin 的媽媽留我們。空氣裡很是沈默，可言說的都說了，只剩面面相覷，相對無言。

這個村子裡的雨，好像從來沒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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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里汶到勿里碧（Brebes）的距離在地圖上看起來不遠，但印尼的交通並非可預期，尤其沿著爪哇島北部的濱海省道，沒有紅綠燈不代表可以肆無忌憚地加速長驅，得專心提防有摩托車、三輪車和行人橫越公路，甚至在某些路段「祈禱者」就直接站在馬路中央，一邊唸著祈禱詞，一邊拿著像是撈魚用的網子，向行經的車輛揮。有些駕駛會暫緩車速略施小惠，更多的車輛仍是呼嘯而過。祈禱者們在為過路人祈福，網子揮呀揮，但降臨的福份似乎不包含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下的身體。

Retno 的媽媽坐在屋前挑菜，屋頂垂下兩條繩索，綁著一個大布巾，其中一個孫子在裡頭安睡，還有兩個小鬼追來逐去，屋前屋後嬉鬧著。Retno 的妹妹去買涼水回來，這似乎是印尼人家的待客之道，儘管許多人屋裡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就沒其他多餘的東西，但客人來時還是會買來一般時候不會消費的飲料。

妹妹說 Retno 曾打電話回家過，看守所規定只要向獄方提出申請並購買電話卡，一年可以打兩次電話回家。Retno 說了有二十二年的刑期，若在獄中表現良好，刑期一半時能提假釋。但誰說得準呢？沒有人敢對假釋抱有期待。

行前 Retno 特別拜託我們拍他母親的照片，作為獄中的寄託。儘管有少數的機會打電話回家，Retno未曾與最思念的母親通電話，出於羞愧、不孝、屈辱、不堪，他沒有勇氣面對母親，就連聽見母親的聲音都沒有辦法，只能透過兄弟姊妹傳話。「他在船上一直被打，我想進去監獄也許過得比較好吧。」妹妹或許是安慰母親，或許是出於無奈地說到。

我想起去年五月同樣發生在台灣的福賜群號事件，高雄籍遠洋漁船在海上作業期間，兩名印尼漁工一死一失蹤。死亡的漁工生前疑似遭虐待及強迫勞動，在沒有醫療的情況下在汪洋中死去。失蹤的漁工是在工作時失足落海，船長沒有救人，直接將船駛離。「就像一包垃圾被丟下去一樣。」同船的漁工這麼說。福賜群號的漁工跟特宏興 368 號的漁工一樣，都是「境外聘僱」，不適用台灣的法律保障，也不受台灣勞動條件的規範，多少人在船上受到剝削及不合理的對待而束手無策。當他們最絕望的時候，面對的只有白日的烈陽及夜晚無盡漆黑的大海。台灣政府並非不知道境外聘僱所帶來的問題，而是深知於此 ，對雇主來說境外聘僱的成本不到境內聘僱的一半，對政府來說不需要承擔這批勞工的種種「問題」，當事件發生，政府只要雙手一攤說「他們是境外的」，就能規避掉所有責任。今日若非是印尼漁工的屍體被載回港口，或是台籍船員出事，政府根本不打算處理，任其自生自滅，而在這個過程中，滅了的總是最底層的外籍漁工。比起像一包垃圾被丟到海裡去，或許真如 Retno 的妹妹所述，進監獄也許比較好吧。至少回到岸上，還能期待有一天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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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東邊行駛三個小時就是直葛（Tegal），Anto 住的村子瀰漫著濃重的魚腥味，路邊人家屋外到處曬鹹魚。

在屋裡等待我們的是 Anto 的妹妹，她的臉和哥哥簡直一個模樣。兩個阿姨聽聞我們來訪，放下挑魚刺的工作來寒暄，她們說「他媽媽有時候會對著枕頭講話，把枕頭當成兒子，講一講又哭。」

「Anto 從小就是個很乖的小孩，每次到港口邊人家都會給他免費的魚，他不會拿回家自己吃，還會分給其他鄰居。」

「他第一次出國賺的錢都匯回給家裡，是個很顧家的孩子。」滔滔不絕地回憶起這個孩子的一點一滴，沒有人知道他日後竟會成為被判刑二十八年的殺人犯。

在判決定讞之時，法院指出：「被告Anto雖為本件殺害OOO最核心之人物，但『特宏興368號』於本件衝突前即已存在海上暴力犯罪之許多因素：我國籍幹部與印尼籍漁工間階級、收入之巨大差異、言語、生活等衝突，海上作業時間長且環境惡劣，案發地點距離我國及任何陸地遙遠等，最終致生此次悲劇。」結構性的壓迫積累，仿若重現三十年前的湯英伸事件。

Anto 的母親結束一天賣魚的工作，見到兒子在信中提及的 TIWA 朋友們，興奮地跟我們說話，她沒想到竟然有人真的從遠方帶來兒子的訊息，彷彿這才放下心來，原來兒子在獄中還平安。

我們問是否有口信要帶回給 Anto，「他女朋友已嫁人，而且有孩子了。這不要告訴他。」她母親說。

「他爸爸最近身體很不好，耳朵一直流血出來，不知道是什麼病。這也不要告訴他，不想讓他擔心。」到此他母親的眼淚潰堤，方才的開朗笑容不復存在，她的哭是哭嚎，手捶著心臟大聲哭出來。

Anto 的妹妹沒說什麼，在媽媽的哭聲中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要我們轉交給哥哥。

是時，Anto 的父親正在海上捕魚。Anto 出國前也在直葛當漁夫，肩負起養家的責任，特宏興案發生後父親又重操舊業，回到漁船逐浪而去。當他在海上，隨著海浪的晃動一上一下，他是否曾想過，他的兒子就是在這麼一片晃蕩汪洋中，受到欺凌、與人爭執、最後鑄下大錯？當他拖著漁網，那些被捕撈的魚群們，有哪隻藏著他兒子捎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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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至八馬蘭（Pemalang）時，天色已經完全漆黑，我們把車停在大路上，憑藉手機的燈光往村裡住家巷弄走去。

Yudi 和妻子結婚一個半月就出海工作，為了還結婚時跟兄弟借的錢，以為出國一趟就能與新婚妻子安然度過往後的日子。然而事件發生後他的妻子已經很久沒回婆家了，連重要節日都不願意一起過，Yudi 的母親在言語中不免隱含著對媳婦的怨懟。但是何怨何懟？也許彼此心裡也都明白，要求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子等待不知何時能歸來的丈夫，亦是殘忍的。

Yudi 的母親把他小時候的相片以及從台灣寄來的信攤在地上給我們瀏覽，小時候的他看起來開朗，眼睛像媽媽。牆上掛著仍 Yudi 的結婚照，父親則沈默地坐在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的照片下抽菸。

從蘇哈托（Suharto）政權到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 ，印尼以國家政策強力推動人民出國工作，因為這是最簡便解決國內過剩勞動力的方式，同時能賺取國家外匯，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

遷移需要資本，在印尼最窮的人沒有辦法出國當移工，如果沒有辦法負擔仲介費，生活中也沒有任何管道培養對現代性的想像，光顧吃食溫飽就焦頭爛額了，如何能做出國夢？

我們在印尼期間曾拜訪當地漁工組織，他們協助過多起境外聘僱漁工的重大案件，對於這群不受保障、被各國政府互踢皮球的勞工再熟知也不過。當我們提出是否要以「廢止境外聘僱，落實國對國聘僱」的方向，做為向政府施壓的軸線，印尼的組織者馬上回應：「不可能。」

的確，照台灣目前境內漁工的引進模式，雖然仍存在諸多問題，但受到勞基法的保障，政府也掌握勞雇雙方的資訊，一旦發生問題至少還有處理的基礎，不像無法掌握的境外漁工，「像一包垃圾被丟到海裡」而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但對於輸出國印尼來說，沒有資源進入國對國勞動力協議的人，就是當地最窮苦的人家，而這些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成為境外漁工，不需要手續費，文件辦好即可上船工作。「仲介跟我說一個月可以拿到兩百多美元的薪水。」Retno 曾透過看守所的話筒如此跟我說。

斷了境外聘僱這條路，為的是阻斷剝削，讓政府無法卸責。然而對於底層的人來說，儘管存在被壓迫的風險，仍是一條可能的活路，當無處可走時，至少能把自己的身體交付一紙契約。

結束印尼旅程，第一件事就是寫故事。

拜訪六漁工的家鄉有幾個重要的目的，一是建立起受刑漁工和家裡的聯繫，讓其得以在獄中度過漫長歲月，二是試圖從測繪這六個家庭的樣貌，去叩問他們何以從鄉下地方的小伙子，變成海上喋血的兇手？背後籠罩每個飄洋過海身體的壓迫又是什麼？進而開啟與社會對話的空間。

這並非一個替代返鄉的慈善故事，也並非訴諸悲情與煽情。儘管在漁工家人的眼中，我們難免被視為「好心人」，旅途中的許多時刻也確實令人動容與悲傷，在承接撲面而來各種情緒和狀況的同時，其實很難再進一步與漁工及他們的家人談議題、談結構的壓迫、談這個案件對移工運動的意義，但希望透過紀錄和書寫能激起一些討論。

作為移工運動的組織者，組織的日常中有太多故事，悲傷的、扭曲的、歡樂的、氣憤的，故事隨著每個遷移的身體來去、滾動、發酵，但書寫並非只為了書寫者或被書寫者的利益、抒情、一廂情願。已經有太多「成功的移工故事」為台灣的多元文化塗脂抹粉，故事的背後若非指向結構問題和日常積累的壓迫，那麼就只會是個「漂亮」的故事而已，這趟旅程我們時時警惕自己，避免流於此。

也許我們可以開始思考，當底層的人必須把自己的身體賣給一紙契約、跳進惡水，這意味著什麼？有多少人沒能來得及在最後一批魚獲裡，將自己打撈上岸？

不只是漁船這個空間裡發生的事情，疲累、紛擾、爭鬥、擠壓，整個無形的體制都是壓得人喘不過氣的一部分，最終他們殺了人，但何嘗不是被這個體制殺了？

他們一度離水得活，人人皆曰殺之，最後法官留了一絲生路。但要游回彼岸，還很久，很難。

異鄉撒網，離岸難回——

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

／莊舒晴

2013 年8月，海巡署將特宏興 368 號漁船自南太平洋戒押回台，當九名印尼漁工下船登上宜蘭蘇澳的土地時，遭遇不測的台籍船員家屬紛紛上前追打，一時全台媒體也不斷放送這起駭人聽聞的印尼漁工殺人事件。

作為移工團體，看到受害者家屬托著遺照哭泣的畫面，我們同樣感到悲傷及不忍，對於生命的驟然消逝，少有人能坦然面對。然而在同一個電視畫面裡，那些低著頭被痛斥和毆打的黝黑身體，也令人不禁擔心起在台灣長期被視為潛在危險份子的移工，是否會因著媒體的發酵，成為...

前言：宏德新村2號

／莊舒晴

2013年的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是我接觸移工受刑人的開端，當時TIWA 的工作人員在新聞上看見被民眾追打的印尼「殺人犯」，主動了解這些飄洋過海的異鄉人究竟經歷了什麼。他們何以狠下毒手將兩名台灣人都丟入汪洋大海，又企圖開船逃逸？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台北看守所，當時判刑尚未定讞， TIWA 和一群印尼移工浩浩蕩蕩搭車過去，兩人兩人一組，進到接見室裡隔著玻璃及鐵窗和六名受刑人說話。Anto、Yudi、Iham、Susanto、Retno、Lufin，他們在監獄裡沒有名字，只有編號；沒有未來，只有對漫長刑期的絕望。我們素未謀面，但當同鄉吐出第一句印尼文，話筒裡傳來嗚咽的聲音，儘管窗戶看上去是很久沒擦了，我也能從模糊之中望見他們眼眶裡打轉的淚水。他們非常艱難地開口說海上的故事。

判決定讞後，六個人進入位於桃園龜山的台北監獄，宏德新村二號。二十八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十七年、十四年，這是他們的未來。六個人被分配到不同的房間和工場，在不同的單位裡有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奈及利亞……來自不同國家、操著不同語言的異鄉人。同樣國籍或同樣案件的人幾乎都被分在不同房間，外籍受刑人時常在同房沒有可以說話的對象，唯一有機會遇見同鄉的場合是監獄裡勞動的工場。受刑人透過在監獄工場裡勞動，換取在監的飯菜，同時有機會遇見不同房間的同鄉。一週工作五天，一個月大概可以領100多塊，監獄裡一包新樂園90塊。

六個人入監幾個月後，「有一個叫 TIWA 的組織可以來看印尼人喔！」這樣的資訊不知不覺在監獄裡傳播開來，辦公室陸續收到不認識的印尼朋友的來信，開頭大抵都是「不好意思打擾了，我是來自印尼某某城市的誰誰誰，真的很抱歉寫信給你，請問你有時間能不能來監獄看我呢？我已經在監獄多少多少年了，但從來沒有人看過我……」

這就是一切的起點。

每一個初初見到的移工受刑人總會讓我們有一些新的領悟。很多時候難以想像眼前這個瘦弱的、稚氣的、純樸的、沈默的、年輕的、黝黑的朋友，是犯下重大刑案的罪人。我記得Ade 說 「天啊！你們真的來了！我寫信好幾次給印尼辦事處他們都沒有理我，我還有寫信給印尼總統欸。」阿冀說「謝謝你們帶的印尼菜，真的太久太久沒有吃了。吃的時候我哭了。」Adi說「我還以為TIWA是一個教會的名字，因為在監獄只有教會的人會來看外籍的。」Agus 說「我已經六年沒有家裡的消息了，你們可以幫我找我的家人嗎？」Suratman 說「謝謝你們帶印尼書來，監獄裡面有圖書館，但都是中文跟英文的，我看不懂。」

隨著接觸的受刑人越來越多，我們發現作為一個外國人其實是不容易在裡面生存的，尤其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工。常有人說獄中如同社會的縮影，自由世界裡的種族歧視、階級排除、國族主義同樣蔓延到鐵窗裡，而且是以一種更血淋淋、毫不遮掩的方式。有錢的被當大哥、金髮碧眼的不會被欺負，沒資源、沒人探視的只好當小弟，靠幫同房的洗衣服、做牛做馬，才能換一條牙膏、一包衛生紙。「我跟長官說牙刷壞掉了，他就拿一隻別人用過不要的給我。沒關係這樣就好，外籍的就是這樣。」Eko說。

除了沒有資源之外，和家人之間的聯繫也並不容易。三個月才能打一次電話、航空信件一百多塊等於在監工作一個月的收入、沒有家鄉的電話或是地址⋯⋯。每個星期收到的受刑人信件裡面 ，有許多都是關於幫忙他們聯繫印尼家人，與遠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還能維持一絲羈絆，是咬牙撐完剩下刑期的唯一動力。我還記得Joe服刑十年完畢回到東爪哇的家鄉，終於見到雙目失明的老母親時有多麼高興。

2016 年，我第一次踏上印尼的土地探訪散落在不同村莊裡的受刑人的家。進入充滿魚腥味和漫天蒼蠅的村子，就不難理解為何有人前仆後繼地踏上台灣的漁船，尋求「更好的未來」。受刑人家屬急切地想從我們口中得知孩子的消息，但我們所能提供的也只有受刑人的一句「我很好，請不要擔心」，監獄不能攝影，我們甚至不能帶一張照片給家屬，只能在受刑人長大的村子裡多拍一些照片，告訴他們家裡還有人在等著。

從台北到龜山要一個多小時，當時還有一位女性受刑人在新竹，去一趟來回四小時，我們一個月幾乎只能去一次，帶點食物、書籍，寄幾百塊讓他們能買日常生活用品。每次探監回來就在臉書社團裡做紀錄，沒想到陸陸續續有些朋友主動聯繫幫忙，在新竹開餐廳的馬嵐提供免費南洋餐點、空服員蘇盈蓉飛印尼工作時總會帶回印尼書、在清華大學教書的林麗雲與陳瑞樺老師有空就跑新竹看守所，甚至組織了幾個在地的學生一起加入探視工作、善良的臉友們寄來一堆文具衣物讓我們帶去印尼給受刑人家屬⋯⋯。監獄裡的受刑人網絡，意外也促成了鐵窗外網絡的形成，不只台灣的朋友，也時常有印尼朋友問我何時要去 penjara（註1）。我們這些「自由的人」某種程度上都受到移工受刑人的召喚，他們的 masalah（註2）也給予我們行動的力量，開始寫這本小書。

這並不是移工受刑人的自白書，也不是企圖為他們的過錯辯解的答辯書，更不是一本懺情錄。而是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理解每一個被囚禁的人背後到底有什麼複雜的成分。移工受刑人的故事看似是個人的，同時也是集體的、社會的。我們探視的受刑人裡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漁工，我想這並不是個偶然，那裡有一個吃人的結構逼著船上的人相互為難。淚水是鹹的，海水也是， 汗水亦是，同樣都有苦澀的鹹味。我想，如果能透過這些故事讓更多人嚐嚐這個味道，也許會有什麼改變也說不定。

註1：印尼文的「監獄」之意

註2：印尼文的「問題」之意

前言：宏德新村2號

／莊舒晴

2013年的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是我接觸移工受刑人的開端，當時TIWA 的工作人員在新聞上看見被民眾追打的印尼「殺人犯」，主動了解這些飄洋過海的異鄉人究竟經歷了什麼。他們何以狠下毒手將兩名台灣人都丟入汪洋大海，又企圖開船逃逸？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台北看守所，當時判刑尚未定讞， TIWA 和一群印尼移工浩浩蕩蕩搭車過去，兩人兩人一組，進到接見室裡隔著玻璃及鐵窗和六名受刑人說話。Anto、Yudi、Iham、Susanto、Retno、Lufin，他們在監獄裡沒有名字，只有編號；沒有未來，只有對漫長刑期的絕望。我們...

前言：宏德新村2號
台灣的外籍漁工制度：境內聘僱與境外聘僱

第一章
異鄉撒網，離岸難回——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
永劫回歸：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三年之後
在澎湖的異鄉人
在千萬人的城市裡尋找記憶的家——Agus的手繪地圖
海上的人
一個死亡的見證者——記Supriyanto之死

海上喋血大事記

第二章
移工很危險？
異鄉的苦牢——外籍受刑人在監狀況
囹圄城中城
虧欠、感謝、Bima
Yanto家鄉的等待：何時從心靈的黑洞歸來？
十年返鄉路——第一位畢業生，Joe

照片集
寫在後面
移工受刑人探視小組

前言：宏德新村2號
台灣的外籍漁工制度：境內聘僱與境外聘僱

第一章
異鄉撒網，離岸難回——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
永劫回歸：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三年之後
在澎湖的異鄉人
在千萬人的城市裡尋找記憶的家——Agus的手繪地圖
海上的人
一個死亡的見證者——記Supriyanto之死

海上喋血大事記

第二章
移工很危險？
異鄉的苦牢——外籍受刑人在監狀況
囹圄城中城
虧欠、感謝、Bima
Yanto家鄉的等待：何時從心靈的黑洞歸來？
十年返鄉路——第一位畢業生，Joe

照片集
寫在後面
移工受刑人探視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