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潛龍」一詞取自《易經》「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所謂「潛龍」，具有兩層意義，一是指中、美「文明對抗」格局之下的中國知識菁英；其次是指中國知識菁英構成的群體應當持有的「勿用」心態。先談前者。

第一節　「內明」與「借光」

一九九一年余英時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討論會」上作了一場演講〈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其講稿的結尾部份感嘆：「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在這篇講稿中，余英時從歷史學者的角度檢視，清末民初以來，在激烈政治和社會變遷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被「邊緣化」。他在結論一節中指出：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

我們可以用「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說明：中國知識分子這種「雙重邊緣化」的困境。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中（黃光國，二○一一），「自我」（self）處於外方內圓圖形中兩個雙向箭頭之中心：橫向雙箭頭的一端指向「行動」（action）或「實踐」（praxis），另一端則指向「知識」（knowledge）或「智慧」（wisdom）；縱向雙箭頭向上的一端指向「人」（person），向下的一端指向「個體」（individual）。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五個概念都有特殊的涵義，都必須作進一步的分疏。

上述理論模型與本書之論述最有關連的兩個概念，是「知識」和「智慧」。今天在中國及世界上大多數高等院校中所傳授的「知識」，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產品，是十七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發生之後，歐洲人以「二元對立」的「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建構出來的，所以余英時說：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

從現代西方文明的角度來看，中華文明中「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傳統，本質上是一種「智慧」（wisdom），而不是西方意義中的「客觀知識」（object knowledge）。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而去追求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但又不知道「德先生」和「賽先生」在西方文化中的演變過程，所以余教授說：中國「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其實只是向西方「借光」。

正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極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尋找真理」，根本沒有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所以才會陷入「兩邊都靠不上岸」的「雙重」困境。

由於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陷在「雙重邊緣化」的困境裡，所以我們必須以「潛龍」自命，在涉及中美「文明對抗」的議題上，承認自己「底氣不足」，抱持戒慎恐懼的「勿用」心態，牢記「亢龍有悔」的教誨，把握「持其志勿暴其氣」的原則，認清對手的「禿鷹」性格，小心應付，絕對不可剛愎自用，做出任何誤判。

第二節　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美「文明對抗」的格局中，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必須」扮演「潛龍」的角色，而且「只能」扮演「潛龍」的角色，是由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型態所決定的。美國的「禿鷹」的角色亦復如是。這裡我們必須先從文化的角度，說明美國為什麼會有「禿鷹」性格。

雅典與斯巴達之爭

當中國GDP在二○一○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後，許多西方學者即已指出：中美已經掉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將無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展開鬥爭。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描述並分析古雅典（Athens）和斯巴達（Sparta）之間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戰爭，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基於恐懼和自身利益，必然要回應這種威脅，雙方無可避免要發生戰爭，最後是兩敗俱傷，玉石俱焚。

修昔底德

早在公元前四六○年之後，雙方便開始爭鬥，期間並曾互訂停戰協議。到了公元前四三一年，雙方正式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可以說是當時的「世界大戰」。這場雅典及斯巴達兩集團之間的戰爭就是一場打群架，小城邦深知戰爭會帶來滅族之危，不得不在兩強中依附明主，以求自保。從歷史上看，這是一場雅典與斯巴達之爭，它卻涉及希臘島群的各個城邦。古希臘是有奴隸制的公民社會，城邦之間的戰爭非常殘忍，敗者男人被屠戮，婦孺成奴隸，所以戰時各盡全力，戰況非常激烈。

大國的恐懼與利益

當時的雅典與斯巴達各有許多大小城邦盟友。為了維持既有影響力及榮譽，雅典力圖維持其霸主地位，乃領導群英，組成「提洛同盟」（Delien League），斯巴達則組成「伯羅奔尼撒聯盟」（Peloponnesian League），以為對抗。公元前四六○年，一個小邦米加臘退出斯巴達聯盟，加入雅典為首之聯盟。雙方開始發生軍事衝突，期間曾經停戰若干年後，才在公元前四三一年，爆發第二次大規模衝突，成為主要的決戰。

伯羅奔尼撒戰爭

一個新興強國為什麼不能與既存強國友好共存，非要挑戰，取得霸權不可？雙雄對立的典型範例，說明兩強必爭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是恐懼，因為戰爭結束，即是清算的開始。「勝者全拿」的邏輯提醒強者一定要以戰爭來固本。

第二是利益。每一位強國領導人一定要爭取國家利益，才能得到全民的支持。

第三是榮耀。強國是霸主，在國際上是最高權力者，這是榮耀，也是使命。至於敗者，只有「認輸」，俯首為奴。

修昔底德在書上分析戰事有利於斯巴達的原因：當時的雅典主要敗在軍事力量的衰落。其自豪之海軍，經過多年爭戰，已經疲態已露，經濟也發生困難。雅典未能善待各盟友，但斯巴達則以解放者之姿，救助雅典各小城邦的人民。換句話說，斯巴達人更瞭解心戰之重要。

米洛斯對話

這場數十年的戰爭，留下許多動人的事蹟。其中以「米洛斯對話」（the Melosad Dialogue）最值得吾人深省。米洛斯為一小島城邦，在兩大集團之間，希望以中立姿態，求取生存。

它先是對斯巴達示好，並以金錢為禮，冀求平安。後來看到惡鬥開始，企圖另投明主，乃與雅典商討和平大計。修昔底德在書中記下了米洛斯領導人與雅典談判代表之對話，並作了深度之評論。

雅典為壯大自身的陣營，要求米洛斯合併。米洛斯反對，反而要求雅典予米洛斯以中立地位。雅典直截了當指出：米洛斯如無意被併，那就將族滅城亡。雙方展開攻防談話，成為著名的「米洛斯對話」。最後，雅典認為沒必再浪費時間，當場下了「最後通牒」，聲稱：「強者做他可以做的，弱者遭受他必須要接受的」（強者為所欲為，弱者俯首聽命），成為「米洛斯對話」的中心思想，也是西方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

米洛斯領導人力陳：在眾神保護下，其他城邦看到雅典大欺小，強壓弱之惡劣行為，會同情米洛斯，起來協助米洛斯。

雅典代表堅稱：以強勝弱乃「自然法律」。雙方會談不歡而散，雅典迅即攻進米洛斯，男人被殺，婦孺淪為奴隸，米洛斯從此消失。

修昔底德分析：雅典之所以用武力解決問題，乃是因為任何讓步，等於是對米洛斯示弱。為了震懾其它城邦，以武力解決與米洛斯的爭端，實為唯一策略。

「自我」與「自性」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於三千多年前的希臘神話。我們可以從我所建構的「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說明：為什麼三千多年前的一則希臘神話仍然會影響當今世界的「大國博奕」。

在〈自我曼陀羅模型〉中，「人」、「自我」和「個體」的區分，是Grace Harris（一九八九）所提出來的。她在深入回顧人類學的文獻之後，指出：不論是在哪一個文化裡，人格都包含有「人／自我／個體」三重結構。不同的文化可能使用不同的名字稱呼這個結構體的不同組成，但其結構體卻是一致的。即使是心理分析學派的創始人佛洛伊德也認為：人格是由「超我（super ego）／自我（ego）／本我（id）」所組成（Freud, 1899），它跟「人／自我／個體」是同構的（isomorphic）。

「人／自我／個體」和「超我／自我／本我」雖然是同構的，其理論脈絡卻完全不同。前者可以幫助我們用「認知」或「行為」的語言，建構所謂的「科學」理論；後者則是適合於用「全人」的觀點，從事心理分析或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工作。

在這兩個系統裡，self和ego兩個字翻譯成中文，都叫做「自我」。可是，如果我們要用英文討論「科學微世界」的建構，必須使用self；如果要用心理動力的模式（psychodynamic model），討論個人在「生活世界」中的「行動」，則必須使用ego。兩者各有不同的適用範疇，學者務必慎思明辨。

集體潛意識

佛洛伊德的分析理論只考量「個人潛意識」（personal unconscious），未考慮「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無法處理文化傳承的問題，這是他和榮格兩人理論分歧的關鍵所在。榮格晚年作品《基督教時代》的最後一章，試圖用「四方位體」（quaternity）來描繪「自性」的結構。在他繪製的許多張圖中，有一張是由正反兩個金字塔構成的八面體（ogdoad）。我在深入思考榮格心理學的思路之後，刻意以之作為基礎，跟我建構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相互結合（黃光國，2011；Hwang,2011），建構出「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黃光國，2019；Hwang, 2018）。

八面體由兩個對反的金字塔組成。下半部倒立的金字塔代表「集體潛意識」，兩個金字塔之間的「四方位體」，代表出生的那一剎那。八面體中上半部的金字塔代表出生之後的生命。懸在其間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代表個人生命中某一特定時刻「自我」所處的狀態。當「自我」以其「意識」回想他過去的生命經驗時，從出生到現在所有的生命經驗都儲存在他的「個人潛意識」裡。可是，即使運用個人所有的「生命智慧」，他的意識也很難進入「集體潛意識」之中。

「種族記憶」的影響

以八面體來說，佛洛伊德心理分析探索的範圍僅及於正向金字塔底層的「個人潛意識」，榮格心理學則要深入探討存藏於倒立金字塔中的「集體潛意識」。從榮格的心理學來看，「集體潛意識」是指從原始時代以來，人類世世代代心理經驗的長期積累，沉澱在每一個人的潛意識深處；其內容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是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影，普遍存在每一個人身上。它影響著個體「意識」和「個體潛意識」的形成，使個體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都隱含著民族的集體因素。個人潛意識一度曾經是意識，而集體潛意識卻從來不曾在意識中出現過，它是客觀的，跟宇宙一樣的寬廣，向整個世界開放（Jung, 1969）。

從這個角度來看，「修昔底德陷阱」是儲存在西方人集體潛意識中的一種「原型」。從「文明對抗」的角度來看，今天的美國像是當年的雅典，中國像是斯巴達，台灣的處境，則像是米洛斯。從西方文化「二元對立」的角度來看，許多西方學者早就認為「中、美終須一戰」。然而，從東方「陰陽互濟」的文化傳統來看，卻未必盡然。這一點，我將留待本章最後一節，再作細論。這裡，我們必須再從歷史的視角，說明美國「禿鷹」性格的由來。

第三節　帝國主義的「永恆利益」

本書系第一冊《中西文明的夾縫》一書開宗明義地指出：從第十五世紀，歐洲國家展開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列強一向是秉持「大欺小，強壓弱」的原則，在發展殖民帝國主義。從西班牙、荷蘭、到所謂「日不落帝國」的「大不列顛」，幾乎無一例外。「伯羅奔尼撒」戰爭兩千多年後，中英「鴉片戰爭」開打之前，在英國的下議院中，就發生過類似的辯論。

「白色金子」

一八四○年四月七日至九日，英國下議院針對鴉片貿易展開辯論。國會該不該撥款對中國發動戰爭？當時英國反對黨的議員格萊斯頓（William E. Gladston, 1809-1898）慷慨激昂地發言：「我不知道而且也沒讀過比這場戰爭更加不義的戰爭，或是比這場戰爭會使我們更永久蒙羞的戰爭！對面這位先生竟然說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是為了保護臭名昭彰的走私貿易！如果它從未在中國沿海升起過，現在卻升起來了，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撤回來！」

格萊斯頓堅決反戰的發言，使下議院議員感到震撼。戰爭撥款案無法通過，戰爭無法發動。辯論持續了三天。最後，關鍵人物站出來了，當時鴉片被稱為「白色金子」，是十九世紀最值錢的商品。鴉片非法貿易使英國對中國的鉅額貿易赤字變成貿易盈餘，其數額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生產向印度出口的工業製成品，和英國統治印度殖民地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利益實在太大了。

永恆的利益

英國外相帕默斯頓（Henry J.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原本表示：「他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利禁止鴉片輸入中國」，現在卻宣稱：此事涉及維多利亞女皇的尊嚴，同時講出他不朽的名言：「我們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我們的職責就是追求利益！」帕默斯頓發言之後，下議院表決，結果以二七一票對二六二票，通過對華用兵軍費案。鴉片戰爭發生之後，反對黨議員格萊斯頓當了首相，他也由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堅決反對者，變成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狂熱鼓吹者，而促使他改變態度的理由仍然是「國家利益」！

用「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看，所有儲存在西方人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都可能成為儲存在他們「社會知識庫」中的「知識」，並成為在現實生活裡指引其「行動」的「智慧」。

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來看，西方文化中的「正義」也可能是個人「做人」（person）的一種理想。這一點，從鴉片戰爭開打之前，格萊斯頓在英國下議院慷慨激昂的發言就可以看出來。然而，當他們考量到「國家利益」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可能發生改變，這可以說是西方版的「義利之爭」。

第四節　美國的「擴張主義」

甲子戰爭之後，中國開始步入「羞辱的世紀」（century of humiliation），對於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幾乎沒有還手之力，種下了清朝覆亡的遠因，同時也醞釀出對中國近代歷史影響深遠的「五四意識形態」。這是後話，我們將留待本書第二部分再作細論。這裡要談的是：與英國同屬英格魯薩克遜民族的美國，如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深」，用同樣的手法，取代英國十九世紀「日不落帝國」的霸權地位。

擴張主義

美國原本是英國殖民地，從一七七五年發動獨立戰爭成功之後，便採取「擴張主義」（Expansionism）的政策，從原本的北美十三州，逐步往西擴張，在美墨戰爭中，打敗墨西哥，使其承認德克薩斯為美國領土，並割讓加利福尼亞。南北戰爭後，從沙俄購買阿拉斯加（一八六七），開始往太平洋發展。

一八五三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athew Perry）率領所謂「黑船」的「密西西比號」等三艘軍艦，繞過好望角東來。七月八日，出現在日本伊豆半島口的下田港，隔年即強迫當時執政的幕府開港，放棄鎖國政策。

隨後，他在前往香港途中，占領小笠原群島，並和琉球國王締結條約，取得建立加煤站的權利。他路經台灣的時候，發現台灣非常適合作為美國向東方發展的根據地。台灣島上豐富的煤礦，可以供應商務輪船與海軍船艦補給燃煤。由於中國海上海盜出沒頻繁，培里更建議在台灣建立美國的海軍基地，企圖將太平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有意或無意地使美國成為後來日本侵略中國的「影武者」。

日本侵華的影武者

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是世界的霸主。當時採取「擴張主義」政策的美國，正忙著擴大自己的地盤，並不想獨立與中國為敵，而是跟在列強之後，用「蠶食鯨吞」的手法，獲取最大的利益。

在鴉片戰爭後，美國援《南京條約》之例，與清廷訂立《天津條約》，要求清廷開放五口通商。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是獨立戰爭中曾建立軍功的李仙得（C. W. Le Gendre）。本書系第二冊《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第一章〈被出賣的台灣〉曾經仔細說明：李仙得如何誘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先挑起牡丹社事件，接著又派兵併吞琉球，順理成章地將琉球轉化成為「沖繩縣」。

牡丹社事件發生四年後，李仙得同時在紐約及橫濱出版《進步的日本》。他在自序中承認寫書的動機，一部分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因為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全盤接受歐美文化，是亞洲國家的「模範」；在地理上，日本又是比較鄰近美國的東方國家，他認為：兩國應當建立密切的關係，共存共榮，互惠互利。

亞洲近代化的「模範」

什麼叫做亞洲國家的「模範」呢？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日本知識界的主流思想是「和魂洋才」。等到日本開始發展軍國主義，主張「脫亞入歐」的福澤諭吉一躍成為「日本近代化之父」，他主張日本應當全盤學習西方，包括歐洲的殖民帝國主義。在甲午戰爭開打之前，他便在日本媒體《時事新報》上發表言論，為這場戰爭「定性」並「定位」：

這次戰爭雖說是日清兩國之爭，但實際上卻是一場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戰鬥，其勝敗如何，關係到文明日新的前途。

在他看來，已經「近代化」的日本，無疑是代表「文明」與「光明」的一方，而當時的中國，則是代表了「野蠻」與「落後」。「落後就該挨打」，作為老牌殖民帝國主義的美國，當然十分欣賞這位「後起之秀」，認為日本是亞洲近代化的「模範」。

為戰爭加柴添火

一八八四年底，中法戰爭爆發，日本駐朝鮮公使趁機策動開化黨人金玉均引日軍攻入王宮，挾持國王，並組織親日政權。事變後，清廷應朝鮮請求，派袁世凱率兵擊敗日軍和開化黨，救回朝鮮國王。當時日本的力量還不能與清軍抗衡，因此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跟清廷代表李鴻章談判，簽訂《天津條約》，雙方約定同時從朝鮮撤兵，將來朝鮮國若發生重大變亂，清、日要派兵，必須先行文知照。

在牡丹社事件後的第二年，日本藉口軍艦「路過」朝鮮江華島時，被朝鮮士兵砲擊，而爆發連續三天的武裝衝突。「江華島事件」後，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允許日本在釜山通商，派駐使臣；日本並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以分化清朝廷與朝鮮的朝貢關係。此後，日本對朝鮮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朝鮮的統治階層也開始出現親日的「開化黨」。

一八九四年一月，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六月一日，朝鮮向清廷求援，清廷決定出兵，內閣總理李鴻章依約知會日本。日本也派兵到朝鮮，但亂事平定後，日本卻不撤兵。七月九日，美國受朝鮮之託，請協助勸清、日双方撤兵。當日本拒絕時，美國僅在形式上表示遺憾，實際上美國軍火商卻大賣武器彈藥給日本，為其軍事行動加柴添火。七月二十五日，中日甲午戰爭終於正式爆發。

在甲午戰爭的過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美國政客的「禿鷹」性格。用一個比喻來說，在中美「文明對抗」的過程中，美國人下的是西洋棋，他們最擅長的本事是拿大陸邊緣地區的國家或政府當「棋子」，向中國進攻，自己則是像「禿鷹」般地在旁邊「觀戰」，等到時機成熟，再伺機下手，謀取最大利益。

「以散地易要地」

甲午戰爭爆發後，隨著威海衛、劉公島相繼陷落，二月十三日，清廷任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商定和約。出發前，李鴻章知道，慈禧太后堅持不可割地。當他拜會各國公使，商請各國出面制止日本割取清朝領土的野心，美國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反倒力勸各國公使，不要過問此事。

當李鴻章與田貝談到全權大臣應否同意割地時，田貝明白表示：「日本已宣布可以接受『答應割地與賠款的全權大臣』，其他人都不會受到日本接待。假如清朝堅持不割地，不必多此一行。」他更直截了當地告訴李鴻章：「不必再向歐洲各國求助，只要專心向日本求情，盡力避免割讓大陸土地。至於大陸以外的島嶼，應是無可避免。」

三月二日，李鴻章以「割地」為交戰時常有之事，只有「暫時委屈」的理由，向清廷請示。朝廷大臣害怕日本侵入北京，紛紛上奏慈禧太后：「以當前情勢來看，只能顧及北京，至於邊遠的土地就不用考慮太多」。此時，清廷對於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割棄「邊地」總算有了共識。

三月四日，清廷授予李鴻章決定和約條款、署名畫押之全權，當天下午，他與田貝長談，田貝建議，割地的原則是「以散地易要地」，也就是，割讓台灣各島，盡力保全全中國大陸。李鴻章對於田貝的建議，只有點頭稱是，隔天田貝即向美國國務院報告密談的內容。

「裝成朋友的敵人」

從東、西文明交會的歷史經驗來看，日本這個美國人心目中「文明開化」的「模範」，是在美國「先輩」的「循循善誘」之下，才學會如何實踐殖民帝國主義。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菲律賓原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美國公使田貝教李鴻章「以散地為要地」，而簽定「馬關條約」之後的第三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爆發，美國開始扶持菲律賓境內的反西班牙游擊隊。西班牙戰敗後，美國立即改變態度，以武力強制將菲律賓納為殖民地，菲律賓才發現美國原來是「裝成朋友的敵人」！

夏威夷原本是一個獨立王國。其後美國和日本的殖民和商業不斷進入。南北戰爭後，美國逐漸加強對夏威夷的控制，夏威夷王室準備與日本合作，抗衡美國，兩國展開爭奪。一八九三年，美軍登陸夏威夷，發動政變，廢黜女王，建立了「夏威夷共和國」。一八九八年，美國戰勝西班牙之後，順勢將夏威夷吞併，實施「軍事佔領」，成為美國的一州，「以身作則」，教導日本人怎麼搞殖民帝國主義。

第五節　美國的「禿鷹」性格

從以往的歷史經驗來看，美國自立國以來，一直是奉行「強凌弱，大欺小」的原則，對於比他弱小的國家，會肆無忌憚地發動戰爭。但是對於他有所顧忌的對手，就會展現出「禿鷹」性格，唆使別人替他打「代理人戰爭」，自己則在旁邊「隔岸觀火」，看情勢的發展，再伺機下手，從中獲取最大利益。這種「禿鷹」性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可以看得最為明顯。

英、德大戰

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之後，歐洲列強為了爭奪海外市場與原物料來源，不斷在外交上合縱連橫，努力擴大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並進行軍備競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已經是戰雲密佈，大戰一觸即發。到了一九一四年，新興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組成同盟國，挑戰當時作為世界霸權的英國；後者則和俄國、義大利、日本組成協約國，兩者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在戰場上展開廝殺，美國則是利用其「中立」的地位，隔著大西洋，開動生產機器，不斷生產軍需用品，主要賣給協約國，同時兼售同盟國，兩邊得利，大發戰爭財。

英、法兩國為戰爭需要，不得不向美國銀行團借錢。以摩根財團為主的銀行團掌握的戰債愈來愈多，美國在國際關係事務的處理上，便開始偏向協約國。

開戰前，英、德兩國都從美洲進口物資。開戰後，英國海軍把德國的航線完全切斷，糧食、藥品，以及任何補給品都不許運入，德國國內陷入饑荒。德國海軍無法與英國對抗，只好用潛艇襲擊。剛開始，德國潛艇遇到開往英國的商船都是先發出警告，讓商船上的人棄船上救生艇，然後再擊毀空船。英國人立刻派出武裝商船，等德國潛艇浮上水面警告時，開炮射擊。德國只好搞無限制潛艇戰，不事先警告，就把船炸沉。

禿鷹得利

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威爾遜警告德國：不得傷及美國利益。一九一七年，協約國中的沙皇俄國內部發生革命，退出戰爭；羅馬尼亞也宣告投降，義大利更是敗象畢露。威爾遜擔心戰局對協約國不利，損及美國的利益，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國宣戰。理由是因為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沉，導致一千多名旅客喪生，其中有一百多名美國人。其實這艘船早在兩年前的一九一五年五月姿日，就已經被擊沉了，事後的調查顯示，這艘船上確實有五千箱運給英軍的彈藥，並不是純粹的民用商船；而且德國在此事之後，為了怕激怒美國，早就停止攻擊客輪了。但威爾遜領導下的美國，其實只是需要一個宣戰的藉口而已。世界八大列強中最龐大的一個國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短短幾個月之間，美軍參戰人數從四十萬增加到四百萬，一船船的美國大兵跨越過大西洋，踏上歐洲的土地，整個戰局立刻改觀。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國內爆發革命，威廉皇帝被推翻，德軍宣布無條件投降。美國適時扮演了「救援打手」的角色，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舉行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影響到英國「日不落帝國」的地位；對德國訂下苛刻的賠償條約，種下納粹在德國崛起的原因；同時決定將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則在中國激起了「五四運動」，中國代表最後也沒有在合約上簽字。難怪法國元帥福煦事後評論說：「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休戰。」

「救援打手」

我們可以用〈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來說明：美國政治人物為什麼會偏好在別人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扮演「禿鷹」的角色。〈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將人際關係分為「情感性關係」、「混和性關係」、和「工具性關係」三大類，個人分別傾向於以「需求法則」、「人情法則」和「公平法則」和他人進行互動（Hwang, 1987；黃光國，2009）。

我曾經一再強調：〈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的副標題雖然是「中國人的權利遊戲」，其實它是普世性的社會互動機制（Hwang, 2010,2019）。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之初，對於「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美國都是最重要的「資源支配者」，可以將軍需用品賣給雙方，影響雙方的戰力。等到雙方打得精疲力盡的時候，牠再挺身而出，對其中一方扮演「救援打手」，並對另一方扮演「禿鷹」，以追求美國「永恆的利益」。

全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約四千萬人，美軍陣亡人數為十一萬六千五百餘人。這是美國在「關鍵時刻」扮演「救援打手」所付出的代價。由於扮演「救援打手」可以讓美國以最少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又故技重施，在戰爭初起時，堅持「冷眼旁觀」的「中立」立場，耐心等候「出手」時機的到來。

「易卜生主義」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戰爭威脅迫在眉睫，對日寇是戰是和中國政府和人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當時，有人主戰，有人主和，也有和稀泥者，各派吵吵鬧鬧，莫衷一是。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公開表示中國的軍事力量不能與日本抗衡，中國應當想方法「忍痛求和」，與日本公開交涉，解決兩國之間的懸案，以謀求十年的和平。同時警告政府當局「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依照胡適的構想，在這十年中，中國應全力發展現代軍事工業，阻止日本以武力征服中國的企圖。

當時胡適在學術文化界及青年人心目中聲望崇高，而有「青年導師」之稱，他的主張也分外引人注意。隨著日本軍閥步步緊逼，華北告急，抗日救國呼聲一天比一天高漲，胡適仍堅持他青年時代主張的「易卜生主義」，號召青年學生，愈是在國家危難之時愈應冷靜，把握時機，努力追求知識，一如易卜生所說：「你的最大責任，就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作為將來救國的憑藉。胡適因而受到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一片咒罵。

一九三六年七月，胡適應邀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年會，當選為副會長。它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更為提升。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發生，胡適認為：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雖然尚未準備充分，但事到如此，大戰以不可避免，但是在戰之前，還是要做最後的和平努力，當局「外交路線不可斷」。

「情義相挺」

淞盧抗戰爆發後，中國守軍以血肉之軀，奮起抵抗，戰事持續一個多月，仍呈膠著狀態，全國軍民士氣有增無減。面對悲壯慘烈的戰爭場面，又看到中國軍隊寧死不屈的精神，胡適大受感動，同時態度也為之改觀，認為在國家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守軍還是能以民族大義為重，奮起作戰；而日本軍隊也不是永遠打不垮的「鐵軍」，經國一番思考斟酌，胡適決定公開明確支持蔣介石的抗戰政策，並提出「和比戰難百倍」的新論點。

鑒於胡適在美國知識文化界的聲望，蔣介石想請胡適以非正式外交使節的身分，到美國疏通國際關係，爭取美國朝野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但胡適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貿然出國，會招致自己貪生怕死的非議，而且也不知道出去後「能做些什麼」，所以直截了當地謝絕，並說：「目前戰爭已經很急，我不能離開南京，我要與南京共存亡。」

在蔣介石親自出面勸說無效的情形下，只好請傅斯年出面，敦促胡適出洋為國效力。傅斯年苦勸良久，胡適仍不為所動。最後，傅斯年流淚說：「我要事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這是為了抗日呀……」聽到這裡，胡適也留下了熱淚，終於說：「現在國家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徵調，我不敢推辭。」答應赴美。

下一章將會提到，胡適二十七歲在哥倫比亞大學學業告一段落，回國任教於北京大學時，曾經受到學生的質疑，當時身為學生領袖的傅斯年聽了他幾堂課之後，出面相挺，胡適終於化險為夷，兩人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從理論分析的角度來說，我曾經多次指出：〈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雖然是普世性的社會互動機制，但其中「資源支配者的心理歷程」跟先秦儒家所主張的「仁、義、禮」倫理體系卻是互相對應的。更清楚的說，傅斯年曾經有恩於胡適，現在它扮演「請託者」的角色，請胡適在國家艱難的時刻，以他極為稀有的資源「國際聲望」，為國效勞，胡適只好答應「情義相挺」。

美國堅守「中立政策」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胡適輾轉抵達檀香山，二十六日抵達舊金山，開始擔任非正式外交使節，為國效勞，他自嘲為：「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

當胡適到達華盛頓，由駐美大使王正廷陪同去拜訪羅斯福總統。羅斯福很關切中國戰局，並問他：「中國軍隊能否支持過冬天」，胡適聽到這個問題，心中為之一震：「想不到美國佬如此輕視中國！」他有些激動地予以肯定答覆，並且說道：「中國需要美國的支持，我想總統會以明快的眼光，很快判斷是非！」通過胡適的解說，羅斯福進一步瞭解了中國的軍事情形，同時也理解中國人民需要美國政府幫助的迫切心情。可是當時美國政府奉行「中立主義」政策──不管你們中國、日本或是其他國家如何開打，打到什麼程度，美國都是袖手旁觀、一律置之不理。這個政策使身居總統高位的羅斯福也無法對胡適做出任何承諾。臨別時，羅斯福緊緊握住胡適的手，態度誠懇地說了些安慰的話，令胡適深為感動。

用〈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式來看，羅斯福見面時的「輕視」，使胡適覺得「失面子」，他和胡適時的「安慰」，其實只是西方人對於「朋友」關係的「表面工夫」。在中國戰場方面，從一九三一的七七事變，中國展開全面抗戰以來，美國始終袖手旁觀。在歐洲戰場方面，一九三四年，希特勒逐步突破《凡爾賽條約》；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入侵衣索比亞；一九三六年，希勒勒、墨索里尼協助西班牙法西斯首領佛朗哥打贏內戰；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併吞奧地利、捷克；墨索里尼併吞阿爾巴尼亞，美國也是不動聲色。羅斯福總統怎麼可能因為跟胡適的一席話，就改變美國的「中立政策」？

資源輸往日本

一九三八年九月，國民政府召回在美國四處碰壁的大使王正廷，並於十七日發表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廣州落入日軍之手。二十四日，蔣介石正式下達放棄武漢的命令。二十五日，武漢淪陷，日軍沿長江一線開始向西南大舉進攻。這時候，原集中在武漢三鎮及周邊進行防禦的一二九個師，總共一一○萬國軍，已經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國國土精華盡失，徹底陷入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絕境。國民政府的抗戰武裝力量，已經沒有一個完整的師可以繼續作戰。外援方面，除了向蘇聯購買的一點有限軍援之外，英美和其他所謂民主國家皆袖手旁觀，幾無片甲之助。駐美大使胡適與奉命前往美國借貸的金融家陳光甫，正在拜訪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懇求美國當局盡快借款，為即將崩潰的中國政府「打一劑救命針」。這時候，美國的鋼鐵、石油及其他戰略物資，仍然源源不斷地輸往日本。

一九三九年七月，希特勒進攻波蘭，二戰在歐洲爆發，納粹勢力席捲歐洲，羅斯福總統感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後，美國才在一九四一年三月通過《租借法案》，支援它的盟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不宣而戰」，以六艘航空母艦裝載四百餘架飛機，配合其他各型船艦，組成龐大艦隊，在南雲忠一中將的指揮下，偷襲珍珠港，炸沉、炸傷美國各型船艦四十餘艘，炸毀、炸壞飛機四百五十架，造成美軍四千五百餘名傷亡，美國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日本不宣而戰

翌日，羅斯福總統要求美國國會對日宣戰，同一天，中國政府對德、意、日三國宣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紐西蘭、自由法國、波蘭等二十多個國家，也相繼對德、意、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宣告全面爆發。

在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下，十二月二十二日，蔣介石電令國民黨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編組成中國遠征軍，以羅卓英、杜聿明為正副司令官，進入緬甸，配合英軍對日作戰。這是中國軍隊首次反守為攻，走出國門，與同盟軍隊一起夾擊日軍。

第二天，蔣介石在重慶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國軍事代表，對太平洋戰局發表演說：「日、美開戰之初，日本不宣而戰，偷襲檀島，使美國遭受重大損失……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權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

蔣委員長這一席話，聽得中方人員百感交集！當時最有實力制衡日本的美國，不但隔岸觀火，而且暗示日軍把戰火燒向積弱的中國，以保存他們在東南亞的利益。在日寇步步進逼之下，中國軍民已經孤軍苦戰長達四年半矣！

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死亡人數高達七千五百萬人，其中美軍戰亡人數則為三十八萬人。二次大戰之後，歐亞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幾乎淪為廢墟，美國本土根本沒有受到戰火的波及，因此一躍成為獨霸西半球的巨強，並在東、西冷戰時期間，扮演「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到了一九八○年代，美國在政治上反共，在經濟上開始和英國一起推行「新自由主義」，而開始播下「新自由主義瘟疫」的種子。這一點，本書第七章將會作仔細析論。

從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聽從季辛吉的建議，跟中國建交之後，美國人便信心滿滿，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最後一定可以「轉化」共產主義。不僅美國人有此自信，甚至「自由世界」中許多非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也對此深信不疑，這一點，在本書第四章〈科學與辯證〉和第五章〈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將分別仔細討論。

一九九○年代，東歐共產國家崩解，有些西方國家的知識菁英以為東、西「二元對立」的冷戰，已經走到「歷史的終結」，從此之後，全世界都會採取美國式的民主政制。不料「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在「八九天安門事件」之後，卻一路保持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成長。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甚至可以開始跟美國「叫板」！美國的知識菁英開始擔心：美、中兩國的關係是否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並形成「大國政治的悲劇」？這是本書第二章所要討論的主題。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潛龍」一詞取自《易經》「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所謂「潛龍」，具有兩層意義，一是指中、美「文明對抗」格局之下的中國知識菁英；其次是指中國知識菁英構成的群體應當持有的「勿用」心態。先談前者。

第一節　「內明」與「借光」

一九九一年余英時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討論會」上作了一場演講〈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其講稿的結尾部份感嘆：「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

自序　國家講座教授／黃光國

本書題為《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是我一系列書系的第三部。這「三部曲」的前兩部《中西文明的夾縫》和《臺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原先是要從「反殖民帝國主義」的立場，說明我為什麼要致力於建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這兩本書於二○一九年出版之後，第二年春節前後，卻爆發新冠肺炎的危機，使全世界的人類都面離了死亡的威脅。

一起面對死亡

海德格在他的名著《存在於時間》中指出：對於死亡的理解，是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通向「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徑。每個人都會死亡，而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自己隨時會死，而寧可相信自己還有無數日子可以活。這樣的信念使個人致力於追求「常人」的價值，並且變成一個終日操勞、庸庸碌碌的存在者。「死亡」的意義是個人永遠不再生存在這世界上。「面對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現實的東西都喪失掉原有的價值。這時候，人才能夠定下心來，嚴肅思考存在的意義，而去追求「本真的」存在狀態。

海德格所說「面對死亡的存在」似乎是個人自己的事。然而，《聖經．啟示錄》中的「四騎士」告訴人們：死亡經常與戰爭、瘟疫和饑荒同在。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必須一起反思存在的意義。

十四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總共有七千五百萬人喪生，占當時歐洲人口一半。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義大利人本主義的詩人和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5-75），寫了一本著名的《十日談》（Decameron），書中描述十個年輕人為了逃避黑死病（black death），而躲到鄉下，聚在一起，十日之間講了一百個故事，控訴當時教會的貪婪、腐化和無能，成為日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宣言書」。

定義我們的世代

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Issac Newton,1642-1727）也有類似的故事。牛頓十九歲中學畢業後，進入劍橋聖三一學院，充分感受到啟蒙運動時期新思想、新方法、新發現的衝擊，開始努力向學，並激發出雄心與創造熱情。一六六五年夏季他文科畢業時，發生倫敦大瘟疫（一六六五-一六六五），劍橋停課，他回到林肯郡舊居躲避。此後一年多的這段期間，他日夜不休地專注於研究工作，日後他所有的重大發現，包括微積分、萬有引力定律、運動三定律、以及三稜鏡的折射和散射實驗，都在這段期間獲得突破性進展，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啟蒙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三月二十三日，美國新冠疫情受災最嚴重的紐約州長郭謨（Andrew Cuomo）公開表示：這場瘟疫結束之後，「將重新定義一整代人」。我完全贊同他的說法。然則，我們該如何界定我們下一代人呢？

在我看來，這場疫情的發生，基本上是大自然對於人類文明的考驗，迫使人類重新思考「道法自然」的意義。因此我決定調整寫作方向，撰寫這本《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本書的主旨是：依照美國克在西方文化中形成的「禿鷹」性格，在美、中「文明對抗」的過程中，美國必然是下「西洋棋」，一有機會，就步步進逼，利用「棋子」，替他打「代理人的戰爭」。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只能以「潛龍」自命，跟他下「圍棋」：綜觀全局，沉著應變，見招拆招，步步為營，謹慎出手。

「潛龍勿用」

由於本書的主要訴求是華文世界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幫助大家看清楚我們這個世代面對的「大局」，因此，本書內容共有九章，分為三大篇。第一篇「潛龍勿用」包含兩章，第一章〈西方文化中的禿鷹〉，以我所建構的一系列「含攝文化的理論」為基礎，說明什麼樣的文化及歷史條件，形塑出美國政治人物「禿鷹」性格。第二章〈文明對抗中的禿鷹與潛龍〉，回到當前的現實，說明面對「禿鷹」的步步進逼，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必須堅持「潛龍勿用」的心態。

第二篇「亢龍有悔」包含四章，第三章從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分析「五四意識形態」的形塑。第四、五章從國民政府撤守臺灣之後，殷海光、胡適、胡秋原、及其他知識分子在「後五四時期」的互動，討論〈科學與辯證〉及〈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築高牆、廣積糧、不稱霸〉是二○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早上，在北京大學臺灣研究院舉辦的「中華文化論壇」閉幕式上，我所發表的主題演講。當時臺灣正在舉行總統競選，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同步鬧得如火如荼。作為「亢龍」之「侮」，這篇文章反映出當時我對中共當局殷切期望。

庚子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凶之年。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發生了「八國聯軍」之禍。正當大家對港臺兩地的政情發展憂心忡忡之際，春節過後，新冠肺炎竟然在武漢爆發開來！

「見龍在田」

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包括五章，第七章〈「文明對抗」下的「戰疫」〉比較中國和西方對抗新冠肺炎的不同方式。然而，一場「戰疫」的勝負，並不足以決定「戰爭」的成敗。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疫情控制的治理無能，主要原因在於一九八○年代英、美國家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第九章〈「超限戰」的交鋒〉則以二○二○年五月最後一週，中、美、臺、港之間所發生一系列事件，說明中共解放軍鷹派少將喬良所謂的「超限戰」，其實已經開打，涉及各方的勝負得失，也已經隱然可見。

第十章〈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從歐盟及亞洲國家在「亞洲世紀」所展現出的外交智慧，說明所謂的「米洛斯對話」其實是西方文明的產品。在臺灣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可以用「一中兩憲」破除「自我殖民」的迷霧，其要訣則在於第六章所說的「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心靈融合」。

第十一章〈「普世價值」的反思〉則是分析非裔男子佛洛伊德被壓頸致死事件引發的美國「間歇性」暴動，說明「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性價值」，其實具有一定的時空特性，希望可以幫助中國知識分子跳脫本書系第二冊所謂「自我殖民」困境。

本書第六章〈兩岸共構文化中國〉是我反思中國在經過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得出的一項結論：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必然是「以中華文化作為主體，用市場經濟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個方向跟本書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中所謂「市場至上」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正好形成明顯的對比。以這樣的對比作為參照點，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的相關論述，而且可以理解未來美、中「文明對抗」可能的發展方向。舉例言之，在本書停筆之後的七月初，我以〈美國社會中的「文化戰爭」〉為題，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發表了一篇文章：

美國獨立紀念日前夕，川普刻意選在「總統石像國家紀念公園區」，有四大前總統頭像的拉什摩爾山下發表演說。他將要求移除「南方邦聯」人物銅像及紀念碑的群眾定義為「左派側翼暴徒」，認為他們的行為正在「抹殺歷史」，「汙衊我們的英雄」及「洗腦我們的孩子」。

紐約時報批評他發表了一場「黑暗且具分裂性的演說」，企圖發動一場「全面性的文化戰爭」，將左派描繪成煽動仇恨的「稻草人」，然後對它窮追猛打。

在此之前，共和黨內高層策士歐唐納爾政治顧問公司建議川普：在年底選舉時，以「強烈攻擊中共」的手段，來應付新冠疫情的議題。現在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將近三百萬，死亡人數也快要突破十三萬，雙雙高居世界第一位。要拿這個議題作文章，只能凸顯自己的「治理無能」，所以川普只好改弦易轍，拿最近發生的種族暴動，做為新的打擊對象。

川普選戰策略的轉向，確實有其現實基礎。美、英兩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將美國打造成一個貧富極端懸殊的社會。在美國零點一％的人擁有二○％的財富，○．九％的人分享另外的二○％，其他九％再占四○％。極端的貧富差距使矽谷選出的眾議員向媒體坦承：他的鉅富選民非常擔心美國會爆發革命。

在白人人口中，固然有四七％是所謂的「窮白人」或「垃圾白人」，可是占全美人口十三％的非裔，絕大多數都被壓在美國「階級金字塔」的底層。青年社會學者艾莉絲．高夫曼所著的《全員在逃》一書指出：目前美國有二百二十萬人受到監禁，四百八十萬人處在緩刑或假釋狀態，這些受刑人主要是來自非裔社區的男性，他們占了犯罪人口的五○％。

有一位名叫歐文思的非裔評論員指出，即使是在這次事件中被捧為「烈士」的佛洛伊德，在他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就有五次進出監獄的紀錄，罪名包括吸毒、販毒、持槍搶劫。其中有一次是聚眾闖入民宅，用槍指著一位孕婦的肚子，將現金劫掠一空。這次則是持用二十美元的偽鈔，才鬧出命案。

遭到川普無預警解職的聯邦調查局前局長柯米在他的自傳《對誰忠誠》中指出：全美前六十大城市中，有四十幾個經常發生年輕黑人襲警，或警察槍擊非裔的案件。他向非裔總統歐巴馬報告這個問題，歐巴馬聽了，也是一籌莫展。有些社會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沒有發生「革命」，是因為非裔當年是以「奴隸」的身分被販賣到各地，而不是集中居住於某一地區，所以黑白之間的「文化對抗」只能表現為「間歇性的暴動」。

蔡英文最重要的對外政策是抱緊川普政府的大腿。她經常用文青式的語言，說臺灣是跟美國有同樣「進步價值」的國家，叫「我們的孩子」聽得飄飄然。但是她卻從來不說清楚：號稱「民主自由」的美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幸好川普是個口無遮攔的政治人物。從他的言談中，大家倒是可以經常反思：美國究竟是不是蔡英文想像中的「民主天堂」？

這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評估美國當前的「文化戰爭」。七月初，解放軍在西沙演習，美軍隨即派出兩個航空戰鬥群到南沙演習，在兩周內又進行第二次。隨後美國國務卿龐培歐發表「南海島嶼主權聲明」，中共外交部長王毅立刻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回應：「中國的兩百萬軍隊不是擺設，而是中國的鋼鐵長城；中國的東風導彈也不是用來打靶的，而是用來打野狗豺狼的；中國的核潛艇不是用來在海底旅遊的，而是用來打擊不速之客的；中國核武器不是用來嚇唬誰的，而是用來自衛的。有誰想嘗嘗滋味兒，想好了你告訴我。」

這種回應方式正是本書第六章所提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相形之下，蔡政府對件事的反應卻是教人感到訝異不置。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臺灣成圍堵中國的代理人〉：

本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南海聲明」，一反過去美國對南海爭議「不持立場」的態度，明確支持二○一六年國際仲裁法庭裁定結果，認為九段線非法，且島嶼皆為岩礁，不得主張南海海域主權聲索。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美國的這個動作是「劍指北京」。問題是：這個聲明不僅認定目前有我國駐軍的「太平島」是礁非島；而且否定了我國在一九四七年宣布「南海疆界」時所主張的「U型線」。嚴重損害我國主權，而蔡政府外交部竟然表示「歡迎」。

很多人對蔡政府的反應感到「不可理解」。其實蔡英文的對外政策有脈絡可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他的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很清楚地指出：由於美、中兩國都已經擁有可以毀滅對方的核子武器，面對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最有利的策略，是採用「圍堵政策」，自己扮演「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用「隔岸觀火」的計策，支助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替他打「代理戰爭」。

米氏說得非常清楚：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實力不足以對抗中國，而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盤算，不會無條件地配合美國，所以圍堵中國並非長久之計。他大概想像不到：居然有人會不計代價的替美國打「代理戰爭」。

二○一九年十月，蔡政府宣布編列二千五百億預算，採購六十六架F-16V型戰機，平均一架要價三十七．八億新臺幣，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公布的第五代匿蹤式F-35A戰機，每架只要二十三．七億。給臺灣的舊型F-16V每架價格竟然貴了十四億！

蔡英文發表就職演說那一天，蓬佩奧宣布售臺十八枚MK-48重型魚雷，每枚一千萬美元，價格比三年前賣給海軍的同批魚雷，貴了將近一倍。外交部長吳釗燮同樣二話不說，非常大氣的表示「歡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經幹過中央情報局長，有人說他是「把國務當特務幹」。他費盡心思要在亞洲找可以幫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沒想到臺灣竟然願意出人出錢，高價向美國軍火商購買「堪品」，甚至「廢品」，現在連領土主權都可以雙手奉上。

臺灣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嗎？蔡政府隨著蓬佩奧的「魔笛」起舞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二○一四年，米爾斯海默重新出版其《大國政治的悲劇》，特別加了一篇附錄〈向臺灣說再見〉。「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當臺灣付出一切代價，最後的結果卻是「真心換絕情」，那才是真正「大國政治的悲劇」。

二○二○年七月底，李登輝跟王曉波同一天過世，我在《中國時報》上又寫了一篇〈李登輝．王曉波．中庸之道〉：

七月三十一日清晨，王曉波逝世。當天晚上，李登輝也跟著走了。這兩個人代表了臺灣政治光譜上「統」、「獨」兩個極端，他們過世後，媒體的報導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對於臺灣前途和兩岸関係的未來，他們在我們心理力場上所産生的張力，卻應當等量齊觀。

我從大學時代，就認識王曉波。後來才知道：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基層軍官，母親章曼麗卻參加共產黨，來到臺灣後，在白色恐怖時代，被國民黨槍斃。我經常聽他談起幼時生活困苦的情形，說他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因此在兩岸關係方面，他主張「和平統一」，而被人認為是臺灣「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九九四年，李登輝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開始推動「敎改」。這是臺灣從「四條小龍之首」跌落雲端的開始。翌年，我出版《民粹亡臺論》，批判他的「黑金政治」，臺灣內部的統獨對立從此浮上枱面，而日益尖銳。

在我看來，「統一」的最大障礙在於兩岸社會和文化的鉅大差異。二○○五年我出版《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主張統一之前，雙方先面對「一個中國、兩個憲政體制」的客觀事實，「兩岸共構文化中國」。中共必須彌補「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傷痕；臺灣也不必刻意搞「去中國化」，造成下一代人的認同混淆。

二○○七年，我託朋友送了一本《一中兩憲》給李登輝，當時並不期望他會有所回應。不料翌年八月，竟然接到他辦公室的電話，邀我到他挹翠山莊的住處，和他單獨談了兩個小時。他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共會接受這樣的建議嗎？」除此之外，他最在意的是他個人的歷史定位。會面時他送了我三本有關於他自己的中、英、日文著作，其中一本的題目是《細道之奧：誠實自然》，很明顯的是他希望以「誠實自然」走入自己的「細道之奧」（深處）。

當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很感性地說，他最近很喜歡一首源自印弟安人的「千風之歌」。他並且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將它的歌詞譯成中文：「不要在我墓前哭泣，我不在那裡，我沒有離去。我已化為千縷微風，守護著你，守護著這塊土地。」

事後，李登輝並沒有公開提倡「一中兩憲」。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餘生》主張的是「兩國論」。蔡英文上臺前，動員青少年學生，發起「反課綱運動」，當時敢於挺身而出，「橫眉冷對千天指」，抗拒這股民粹狂潮的人，唯有王曉波一人而已。

王曉波的堅持和勇氣，代表中國人民歷經滄桑後覺醒的民族主義。現在李登輝的「餘生」已經走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登輝的情感其實只是想要激起一股「民粹主義」而已。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臺灣的最佳選擇，就是「一中兩憲」的中庸之道。蔡英文在臺灣已經執政這麼多年，應當不難看出這麼簡單的道理吧？

總而言之，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史觀」，幫助中國知識分子看清楚未來大家該走的方向。

自序　國家講座教授／黃光國

本書題為《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是我一系列書系的第三部。這「三部曲」的前兩部《中西文明的夾縫》和《臺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原先是要從「反殖民帝國主義」的立場，說明我為什麼要致力於建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這兩本書於二○一九年出版之後，第二年春節前後，卻爆發新冠肺炎的危機，使全世界的人類都面離了死亡的威脅。

一起面對死亡

海德格在他的名著《存在於時間》中指出：對於死亡的理解，是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通向「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徑。每個人都會死亡，而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可能突然死...

第一篇潛龍勿用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第二章　大國政治中的潛龍

第二篇亢龍有悔
第三章　「五四意識型態」的形塑
第四章　科學與辯證
第五章　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
第六章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

第三篇見龍在田
第七章　文明對抗下的戰疫
第八章　新自由主義瘟疫
第九章　「超限戰」的交鋒
第十章　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
第十一章　「普世價值」的反思

第一篇潛龍勿用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第二章　大國政治中的潛龍

第二篇亢龍有悔
第三章　「五四意識型態」的形塑
第四章　科學與辯證
第五章　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
第六章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

第三篇見龍在田
第七章　文明對抗下的戰疫
第八章　新自由主義瘟疫
第九章　「超限戰」的交鋒
第十章　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
第十一章　「普世價值」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