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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慎格，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研究主任，美國退休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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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翰，法律白話文運動資深編輯，宏祥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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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好評

本書敘述杜勒斯以靈活外交手腕促成《對日和約》，並為現代台灣民主與獨立奠定基礎...

第二章　杜勒斯的哲學與國際觀

一般人對杜勒斯的印象，都知道他是反共大將，制訂戰爭邊緣政策，把他當冷戰勇士，對他的評價也著重在他擔任國務卿的年代，那是韓戰剛結束，冷戰對峙嚴重時期，人類面臨核子毀滅性武器，兩大陣營必需謹慎因應的危險年代。

但杜勒斯的宗教背景、律師訓練，和政治與外交家世培養出來的性格，顯現他處理外交事務並不是絕對性的堅持法律與道德原則，而是趨向務實、考慮現實的可行性、美國國會能接受的程度，和國際社會的態度。

宗教對杜勒斯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和平主義；要維持和平，他主張以演變、漸進方式改變現狀，而不是以武力手段尋求立即解決。根據這個原則，他主張國際間爭端，應尋求和平解決，如果一時找不到合理解決之道，便應有耐性，不強求解決，等時間與環境演變到能適當解決的時候再說。如果有一方不待時機成熟便要強行解決，那只有戰爭，而基本上他不主張戰爭。

律師和宗教影響，使杜勒斯接受世事的相對性，和不追求理想主義的完美。他外祖父是共和黨的溫和派，國際主義者，他在政治上也走共和黨溫和派，外交上跟他外祖父一樣的國際主義者。不完美常反映在民主政治的妥協，杜勒斯的黨派屬性，雖然使他成為共和黨戰後外交政策的主要建構者，但他瞭解戰後政治環境，外交政策需要國會兩黨支持，而國會也成為他對外交涉時可運用的籌碼。

杜勒斯寫過許多討論國際問題的文章，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三○年代的論述結集成《戰爭、和平與改變》（War, Peace and Change），戰後所寫涉及和平之概念與冷戰架構的討論，則以《戰爭或和平》（War or Peace）出版。

《戰爭、和平與改變》的基本立論在強調改變是不可避免，頑固的抗拒改變現狀，杜絕和平改變的機會，只有導致戰爭。他主張去除改變的阻力，培養便於和平改變現狀的條件，因為改變的阻力會造成分裂，也導致戰爭。

他也批判短視的民族主義，認為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是毀滅我們的最大威脅。玩弄民族主義的獨裁者把國家個人化，把自己與神等量齊觀，其他國家則屬邪惡，這種概念應加制止。他主張開明的自我利益和國際主義。

杜勒斯對現狀、和平及慎防獨裁者藉民族主義興風作浪的論述，乃因他曾參加戰後處理賠償問題的經驗，及瞭解德國在戰後再起的背景。他指出，在一九二○年代，美、英、法都在鼓吹和平，但他們的理想都未能達成，基本原因就在對和平的性質與觀念嚴重誤解。和平被視同「現狀、穩定與僵硬」，沒有良性改變的機會。

依他的哲學認知，改變是必然的，而改變只有兩種方式：和平的改變，和武力的改變。他強調和平改變的必要，那也是人類終要面對的事實。他主張透過改變的架構以尋求和平，並指責美國在一九三○年代只是保守的國際現狀維護者。

杜勒斯對堅持現狀的人有尖銳的批判。那些生活在優裕環境下的人，試圖無限期的保持眼前的狀態。對他們而言，和平的意義是他們所處的地位不受干擾，而干擾和平的人也就是尋求改變的人。杜勒斯指責試圖維持現狀者是明知改變不可避免，卻想藉對現狀貼上「和平」標籤，來拖延改變的發生。



第三章　脫日反共：主導對日和約

締結對日本和約是戰後秩序重建的艱鉅工程，對台灣命運最重大的轉折點。杜勒斯促成對日和約，結束對日本戰爭狀態，是他外交生涯的第一件大功，而他獲民主黨政府信任，挑起協調和約的重任，不但排除國際勢力的糾葛，抗拒英國及蘇聯集團的要求，施壓日本選擇與國民黨政府簽雙邊和約，並堅持日本只宣布放棄台灣主權，保住台灣獨立生存與發展的命脈，對台灣可謂萬幸。

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艾契遜，在一九五○年三月任命杜勒斯為國務院顧問，並指定他籌畫對日本和約，以求早日結束美國對日本的佔領，讓日本恢復和平發展。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艾契遜正式指示杜勒斯以「大使銜總統特別代表」名義負責和約談判，並即率代表團訪問日本，開始初步磋商。

杜勒斯接受正式任命前，杜魯門政府對與日本和約已陸續磋商三年，卻毫無進展。杜勒斯接下任務，六月便前往日本磋商，而韓戰在六月二十五日爆發，杜魯門在六月二十七日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防範國民黨與中共兩邊的可能蠢動，杜魯門更宣布「台灣地位」之確定，有待該地區恢復和平與安定，或簽訂對日和約，或由聯合國討論決定。

杜魯門的聲明，不但指出台灣地位未定，而且確定的方式包括由聯合國討論，這便引起國民黨政府的緊張，因為他們擔心這種說法意味美國不再認為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擁有主權，以便與中共政權達成某種交易，而且由聯合國討論也隱含台灣由聯合國托管。

親國民黨政府的美國友人卻紛紛向顧維鈞道賀，認為第七艦隊進入台海，國民黨控制的台灣安全有了保障，但顧維鈞卻認為美國政策的改變雖有保障台灣安全作用，卻也隱含美國政策是要將台灣與國民黨政府的地位凍結，也即「維持現狀」。

為澄清美國立場，國府大使館在艾契遜國務卿六月二十八日記者會中，安排記者提出台灣地位問題，艾契遜回答，杜魯門總統的聲明並不是要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開羅宣言表明的是與會國的意見，其含義對沒有參加會議的國家並不具約束力。至於要求停止對中國大陸進行海空攻擊之事，美國不可能要求中共停止攻擊，卻又容許國民黨進行攻擊。

艾契遜的說詞，認定開羅宣言（公報）是戰時意見性質，對未參加會議的國家並沒有約束力，並對台灣法律地位未定作出說明。既然開羅會議的公報不能約束其他國家，對日和約如何處理台灣歸屬便成重要問題。

顧維鈞與杜勒斯早在巴黎和會就認識，杜勒斯是紐約州長杜威兩度參選總統的外交政策顧問，屬親國民黨政府人士。十月二十日，顧維鈞約好與杜勒斯在紐約成功湖聯合國舊址見面，在此之前，他們己多次就和約問題交換意見，包括七月二十五日談杜勒斯訪日成果。

顧維鈞回憶，在成功湖的會晤，杜勒斯提及他與蘇聯和遠東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都已談過對日和約的初步構想。杜勒斯說明美國的立場：和約應簡潔，對日本國防不應有限制，不應有賠償，對日本經濟限制應取消。至於領土條款，杜勒斯說，日本必需承認朝鮮獨立，接受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由聯合國托管，並由美國代管。「台灣與澎湖列島，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地位，日本必需接受由英國、蘇聯、中國和美國所作出的決定。如果在和約生效後一年內，四國對這些領土的地位還不能達成協議，則此問題應由聯合國大會裁決。」

杜勒斯把美國政府有關和約的七點原則聲明給予顧維鈞，但見諸美國外交文件所收錄的七點備忘錄，第四點有關領土條款並沒有列出杜勒斯所說明的處理程序，只稱日本必需宣布放棄在朝鮮，台灣及澎湖的利益，並接受琉球群島及小笠原群島交聯合國托管，並由美國代管。

在會晤中，杜勒斯以美國政府尚未決定是否把台澎當作中國領土為由，不能回答台灣地位問題，但他提醒顧維鈞，台灣是有糾紛的地區，並且是關係到國際社會，也涉及美國利益，美國已決定把這個問題凍結起來。杜勒斯瞭解國府的立場，但希望國府在聯合國不要太激烈反對美國的立場，以免替美國製造難題，也突出雙方立場分歧。

杜勒斯並透露，和約談判的程序，將採取一系列「非正式外交討論」，而非召開正式會議，以便易於調和意見，他認為因為英國、蘇聯、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認中共政權，遠東委員會十三個成員有六個是大英國協成員，國民黨政府處境艱難，這樣做對國民黨政府比較有利。和約無論如何要在一九五一年仲夏完成。

這時杜勒斯並沒有提及國民黨政府參加和約的問題，而國民黨政府自認是盟國，也沒有想到被排除在和約之外，只專注要以和約取得台澎主權。但英國在遠東利益與美國分歧，英國已經承認中共政權，而且還在殖民地香港有它的利益，不敢得罪中共；英國也希望中共簽對日和約，讓日本早日恢復與中共貿易，不要到東南亞與英國搶貿易地盤。

抗拒英國壓力是杜勒斯的最大難題，而他對保障台灣權益的最大貢獻，也在他態度堅定，抗拒英國親中共的立場。杜勒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二日向英國駐美大使奧立弗（Oliver Franks）簡報美國的構想時，首先便說明對領土條款的立場，強調目前美國只要求日本放棄台灣主權，並不表明台灣問題最後應如何解決。但他交給奧立弗的七項原則備忘錄，即如前述交給顧維鈞的聲明。

杜勒斯在華府協調國防部與國務院，取得共同意見，一月下旬率美國代表團前往東京進行和約磋商，他在東京告訴韓國大使，他此行目的在聽取日本對美國所提七點原則的意見。然後與遠東委員會成員，印尼，韓國及錫蘭代表磋商。採取雙邊討論的方式，主要目的在不讓某些國家有機會主張和約排除南韓與國民黨中國，而納入北韓與中共。

杜勒斯在東京分別會晤英國及法國代表，而且與英國代表兩度晤談，因為他認為英法與美國關係特別；但他避不見國民黨政府代表何世禮，僅由美國代表席柏德（W. J. Sebald）邀何世禮午餐。

一月二十九日，杜勒斯與英國大使阿瓦利（Sir Alvary Gascoigne）會晤，英方主張對台灣與澎湖問題應該尋求解決方案，而不應像美國的建議把它懸在半空中。

同一天，杜勒斯會晤日本首相吉田茂，日方主要談安全與貿易問題，並未觸及領土變動，吉田茂要求不要對日本貿易作限制，因為長期而言，日本有必要與中國貿易，而共產中國終會採取戰爭歸戰爭，貿易歸貿易的態度；日本商人認識中國人，有長期與中國人合作的經驗，可以當民主的第五縱隊去改變共產黨。

二月三日，杜勒斯把一份和約草案交給日本，這份草案有關台灣與澎湖問題的規定仍依舊案，只由日本宣布放棄。

第二章　杜勒斯的哲學與國際觀

一般人對杜勒斯的印象，都知道他是反共大將，制訂戰爭邊緣政策，把他當冷戰勇士，對他的評價也著重在他擔任國務卿的年代，那是韓戰剛結束，冷戰對峙嚴重時期，人類面臨核子毀滅性武器，兩大陣營必需謹慎因應的危險年代。

但杜勒斯的宗教背景、律師訓練，和政治與外交家世培養出來的性格，顯現他處理外交事務並不是絕對性的堅持法律與道德原則，而是趨向務實、考慮現實的可行性、美國國會能接受的程度，和國際社會的態度。

宗教對杜勒斯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和平主義；要維持和平，他主張以演變、漸進方式改...

永遠的台灣特派員

──資深新聞工作者　盧世祥

四十多年前，我剛進入新聞界，景弘先生就是我的新聞專業典範，他當時是常駐國外的特派員，採訪美國政治及國際外交事件；到今天，我仍以「特派」稱他。稍有不同的是，當年他是報社派駐美國華府的特派員；退休之後，他仍是特派員——出自台灣心的義務特派員，為台灣「採訪歷史」。他擔任兩種特派員都出類拔萃，對台灣貢獻良多，令人讚佩。

早年在各家媒體的華府特派員中，景弘先生以「最能把台灣在美國的情況據實報導」著稱。除了採訪重大新聞的激烈競爭，了不起的是他還進一步研讀美國政府的官方文件，著作成書，分享國人。從定期解密的浩瀚外交、情報檔案中，他探究自二戰後期以來華府與國民黨政府交涉、台灣國際處境的關鍵變化、台灣民主化過程美方的角度和紀錄。

精心鑽研的成果豐碩無比。一九八○年代起，他先是出版了兩本觀察華府政治、析論雙邊關係的文集：《沒有英雄的年代：華府雜記》（一九八二）、《中美關係的軌跡》（一九八七）。接著在《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台灣》（二○○○），他替台灣人譯介、整理、導讀、析論一九六○到七○年代關於台灣當代史的許多重大外交事件、議題及交涉過程，包括「反攻大陸」神話、台海衝突、聯合國驅逐「蔣介石集團代表」、「漢賊不兩立」、蔣經國為革新保台而「台灣化」、台灣法律地位等議題，進而揭露國民黨政府存心欺騙人民的不少內幕，破除當局塑造的政治神話，釐清許多強為台灣人洗腦的迷思，讓史實呈現於台灣人之前。

兩年後的《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二○○二），他整理、編譯了美國外交檔案中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電報、備忘錄和報告；另就事件發生時，美國外交官如何解讀事件，台灣人民希望美國扮演的角色及美國實際扮演的角色，撰寫了一篇導讀。

史家研究台灣的國際與法律定位，《開羅會議》及《舊金山和約》是兩項重要基石。景弘先生在《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二○○八）一書，還原強權角逐有關台灣地位的許多曲折與內幕，指出《開羅宣言》被過度膨脹的事實，強調《舊金山和約》才是國際法的重要關鍵。對於動輒以《開羅會議》為「台灣光復」狡辯者，本書是當頭棒喝。

中國國民黨「轉進」台灣，是因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被人民共和國掃地出門，影響了台灣至今的地位與政治。他的《一九四九大流亡：美國外交檔案密錄》（二○一一），蒐集一九四九年美國外交官每天向華府提出的政情報告，反映國民黨政府官員對政局的分析、解讀、預測，呈現黨國內部的激烈爭鬥，進而從不同角度觀察一九四九這個被不同解讀的一年。

美國為準確研判政情，當年在中國、近年在台灣，都找朝野政要訪談；受訪者也常樂於配合，向美國官員透露政治內幕，表達有別於公開場合的個人觀察與評論。《列入紀錄：危疑年代的台灣外交私密談話》（二○一三）一書，記錄了蔣介石、蔣經國、高玉樹、葉公超、楊西崑、李換、蔣彥士、翁岳生、康寧祥等人，向美國人吐露的私密談話，有助台灣人民瞭解歷史，評斷政壇要角。

美國尼克森總統在一九六九年上任後，著手「聯中制蘇」，且在十年後與中國建交。美中建交，既出自冷戰聯手對抗蘇聯的考量，也因美國自以為可經由改革開放，讓中國政經社會轉型。這一如意算盤，如今事與願違，但對台灣是極大衝擊；其間歷經尼克森、福特到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變化，台灣命運面臨全盤轉折。景弘先生的《台灣會生存下去：兩蔣因應美中關係正常化內幕1969—1979》（二○一五），深刻描繪其間攸關台灣的祕密承諾、分歧、意義及兩蔣政權的交涉立場。

台灣在二戰期間，曾遭美軍大規模轟炸，連總督府都未倖免；大爆擊、走空襲、疏開成為「多桑世代」的共同記憶。《台灣走過烽火邊緣1941—1945》（二○一八）是景弘先生整理美國國家檔案局所存軍事資料，引用軍事史家掌握的戰區文件及會議紀錄，且參閱戰爭期間影響台灣命運的專題著作，找出在美軍「跳島」戰略中，中途放棄直接登陸的進攻台灣計畫，改以對台灣大轟炸。從而，在一九四一年到四五年的太平洋戰爭期間，台灣走過烽火邊緣。這段歷史，戰後黨國當局不讓台灣人知道，反而灌輸台灣人「八年抗戰史」，本書因而是以台灣為主體的太平洋戰爭史。

鑽研官方檔案撰寫的著作之外，景弘先生也出版了《慣看秋月春風：一個台灣記者的回顧》（二○○四）。全書從個人的成長背景說起，主要環繞戰後台灣社會、教育、新聞工作、新聞自由、新聞競爭、台灣政治演變及美、台關係調整等主軸。作者出書時已從事新聞工作四十年，該書正如他所說，「東奔西走，南腔北調，慣看秋月春風。」

現在，他的最新著作《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付梓，也是根據美國官方解密檔案撰寫，內容同樣精彩。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一八八八～一九五九）是艾森豪總統任命的國務卿，冷戰時期以堅決反共著稱。面對二戰之後的世界變局，他主導圍堵政策，嚇阻共產勢力擴張，以「大舉報復」及「戰爭邊緣」政策，強硬對抗蘇聯與共產中國，護衛自由世界安全與和平。他主導對日本和約，堅持日本只宣布放棄台灣主權；把台灣納入自由世界第一島鏈，與中華民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外交手腕促成台灣海峽非正式停戰，保持現狀；拒絕承認共產中國，也反對它加入聯合國。他強調中國共產黨從未統治台灣，台灣也不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共產中國主張台灣是它的內政，站不住腳。所有這些，他是保住台灣民主命脈的恩人。

杜勒斯在關鍵時刻，決定台灣的命運，為台灣民主與建國留下生機；他致力保衛台灣，但蔣介石卻選擇忘記他。台北有以羅斯福、麥克阿瑟為名的道路，杜勒斯卻連一座雕像都沒有。有如本書所說，箇中原因在他約束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使用武力須美國事先同意，美國掌握了反攻大陸的否決權。事實上，蔣介石既無力反攻，也無力完全自衛，需要美國協防。反共之外，杜勒斯的理念及謀略和蔣介石其實大相逕庭。

正因如此，《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書報導蔣介石政府所不欲台灣人知悉的台美關係祕辛，拆穿蔣介石蓄意欺瞞人民的反攻大陸神話，也道出蔣介石忘記杜勒斯的緣由。值得強調，美國官方檔案雖未必全然準確合於事實，但以美國的民主開放，定期解密的官方紀錄顯較威權統治的台灣官方或媒體資訊可信。更重要的，蔣介石政府從中華民國及黨國角度所著眼的，未必等同於台灣人民的整體利益考量。

蔣介石因基於個人及黨國立場而刻意忘卻杜勒斯，半個多世紀以來仍身受杜勒斯反共保台之利的台灣人民，不能不讀本書回顧歷史而感念他的恩情。

永遠的台灣特派員

──資深新聞工作者　盧世祥

四十多年前，我剛進入新聞界，景弘先生就是我的新聞專業典範，他當時是常駐國外的特派員，採訪美國政治及國際外交事件；到今天，我仍以「特派」稱他。稍有不同的是，當年他是報社派駐美國華府的特派員；退休之後，他仍是特派員——出自台灣心的義務特派員，為台灣「採訪歷史」。他擔任兩種特派員都出類拔萃，對台灣貢獻良多，令人讚佩。

早年在各家媒體的華府特派員中，景弘先生以「最能把台灣在美國的情況據實報導」著稱。除了採訪重大新聞的激烈競爭，了不起的是他還進一步研讀美國政府...

蔣介石選擇忘記

杜勒斯是何許人？台灣的年輕世代和不注意冷戰史的人，可能感到陌生。

台北有一條里程最長的羅斯福路，和一條麥帥公路，但沒有杜勒斯路，甚至沒有一座紀念銅像。

論對台灣民主與生存的貢獻，杜勒斯遠超過羅斯福與麥克阿瑟，但蔣介石選擇忘記，讓杜勒斯成一個對台灣命運影響最大的隱形人。

其實，杜勒斯這個名字，台灣人應該都很熟悉。去過美國華府地區的人都知道，也很可能都在「杜勒斯國際機場」降落，這個機場就是以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命名。沒有去過美國，但出過國的人，也知道最早的桃園機場大廈就是仿杜勒斯機場建造。

羅斯福給蔣介石面子，邀他出席開羅會議，讓他宣傳是「三巨頭」之一，也以一紙會議新聞公報宣稱要把滿洲、台灣與澎湖「歸還中華民國」；麥帥挑戰杜魯門政府的立場，強調台灣戰略地位重要；蔣介石感念這兩人還不離譜，但真正施展外交與嚇阻手段，保障台灣安全與生存，貢獻最大的應該是杜勒斯。

保障台灣安全不被中共併吞，讓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可以在台灣「偏安」，那蔣介石為什麼不感念他？蔣介石與杜勒斯有什麼矛盾？杜勒斯如何挖空心思，把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凍結」在台灣？他「維持現狀」，拖以待變，和平演變，與和平手段解決爭端的原則，對台灣命運的影響到今天還存在。

杜勒斯家族與大清帝國、中華民國和台灣都有奇特的淵源。他外祖父福斯特（John Foster）曾擔任過國務卿，離職後任律師，經他曾任大清駐華府公使館顧問的女婿藍辛（Robert Lansing）介紹，出任李鴻章與日本談判馬關條約的法律顧問，把台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

藍辛是杜勒斯的姨父，後來也出任國務卿，與日本帝國達成「藍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利益。

杜勒斯出任國務卿前則主導舊金山對日本和約，堅拒蘇聯集團和英國的壓力，主張日本只宣布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不讓渡給任何國家。「台灣地位未定」就留給台灣以後演變成新國家的生機。

與杜勒斯溝通交往最多的國民黨駐美大使顧維鈞，推崇杜勒斯說，沒有一個美國人或家族比杜勒斯和他的家族對「中國」更友好。

這本書以美國外交文件及相關著作，檢視杜勒斯外交策略對台灣命運的影響，他立場反共，但與立場同樣反共的蔣介石矛盾在哪裡；為什麼他與戒嚴統治下，對台灣前途沒有發言權的台灣人民利益更契合？

顧維鈞對杜勒斯的評價，從民主化後的台灣世代來看，應該是：沒有一個美國人比杜勒斯對台灣民主生存的貢獻更大。蔣介石選擇忘記，台灣人不能跟著忘記。

蔣介石選擇忘記

杜勒斯是何許人？台灣的年輕世代和不注意冷戰史的人，可能感到陌生。

台北有一條里程最長的羅斯福路，和一條麥帥公路，但沒有杜勒斯路，甚至沒有一座紀念銅像。

論對台灣民主與生存的貢獻，杜勒斯遠超過羅斯福與麥克阿瑟，但蔣介石選擇忘記，讓杜勒斯成一個對台灣命運影響最大的隱形人。

其實，杜勒斯這個名字，台灣人應該都很熟悉。去過美國華府地區的人都知道，也很可能都在「杜勒斯國際機場」降落，這個機場就是以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命名。沒有去過...

推薦序　永遠的台灣特派員　盧世祥
推薦序　為了掌握現今台海的危機處境——論讀「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之必要　賴怡忠
自序　　蔣介石選擇忘記
第一章　外交世家：祖孫割台與保台
第二章　杜勒斯的哲學與國際觀
第三章　脫日反共：主導對日和約
第四章　反共保台：共同防禦條約
第五章　結束戰爭：凍結現狀
第六章　拖以待變：日內瓦會談
第七章　談談打打：華沙過招
第八章　約束蔣介石：達成事實停火
第九章　結語：杜勒斯保住台灣民主命脈
附錄　台灣的法律地位
附錄　舊金山和約領土條款
參考資料及書目　

推薦序　永遠的台灣特派員　盧世祥
推薦序　為了掌握現今台海的危機處境——論讀「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之必要　賴怡忠
自序　　蔣介石選擇忘記
第一章　外交世家：祖孫割台與保台
第二章　杜勒斯的哲學與國際觀
第三章　脫日反共：主導對日和約
第四章　反共保台：共同防禦條約
第五章　結束戰爭：凍結現狀
第六章　拖以待變：日內瓦會談
第七章　談談打打：華沙過招
第八章　約束蔣介石：達成事實停火
第九章　結語：杜勒斯保住台灣民主命脈
附錄　台灣的法律地位
附錄　舊金山和約領土條款
參考資料及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