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代後期，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對「漢化」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清朝成功統治的原因，在於與內陸亞洲非漢民族的文化聯繫，並表示新的研究趨勢顯示的是「滿洲中心」觀，同時提醒研究者必須重新思考八旗統治集團對帝國的重要性，以此為契機，開啟了以「新清史」為研究視角的風潮。「新清史」的「滿洲中心」觀，提醒研究者不能將清朝僅僅視為又一個中國王朝，必須更加關注其為滿洲人所建立、統治的政權。在此基礎上，針對清朝在統治的過程中引進的外來文化，進一步發展出「參漢酌金」的概念，亦即滿洲統治者始終居於主導地位，以「參漢酌金」為前提，對外來文化作選擇與以滿洲為中心的調適。因此，研究清朝的科舉制度，不能僅聚焦於源自於漢文化的部分，而忽視征服王朝統治中國呈現的特徵，及其與漢人政權間的差異。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均採行科舉制度，同時保留本族的用人辦法，與漢族政權著重科舉的公開、公正原則大相逕庭。除此之外，科舉幾乎成為漢人上升的唯一途經，也讓「讀書→中舉→任官＝成功」的儒家社會形態模式，滲透到各個階層，然此崇尚科舉的價值觀是否能套用於八旗群體，值得進一步商榷。故本文欲透過旗人參與科舉制度的規定與演變，了解此沿襲明制的考試任官制度，在與滿洲文化的碰撞下，滿洲群體的適應與變化，並進一步了解科舉制度對旗人的意義。

為具體呈現旗人參與科舉的樣貌，本文將採用量化分析。量化方法是一種客觀的事實，相較於印象式（impressionistic）的分析，更具說服力，尤其是針對隨著時間而變化的問題時，更具意義。清朝入關後即開科取士，數十年後旗人正式參與科舉，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為止，幾乎與清朝相始終，要探究旗人在此長時間制度中活動的情形，量化是最具體的方式。

以量化進行歷史研究時，必須注意分類與取樣。分類是將數據劃分為不同的項目分別計算，以便互相比較，英國歷史學家 William O. Aydelotte 指出，若按照習慣分類，以「貴族」、「菁英」等模糊概念劃分，處於邊緣的個案就需要許多主觀上的解釋，以至於分類價值消失，所以應該採取客觀、正確的分類，比如不用「商人」，而用「以某種形式從事某些職業的人」。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中，將進士祖上三代，依照科名、任官等級分為四類，其分類不僅區分功名、官職的有無，更細分為生員以下與高於生員、任官三品以上與不及三品者；又以不包含捐納所取得的功名、官職等嚴格的標準劃分所謂的「寒微」──平民家庭出身者，以避免過於誇大向上流動的比例。由於何氏精準細密的定義，本文擬採用其分類，亦因何氏取樣的史料與本文相同，更方便互相比較，以凸顯旗人與漢人進士家族背景的異同。除了關注進士的家族背景與政經地位外，擬統計其祖上三代任官者各種出身的比例，分類則以實際入仕途徑，如科舉（進士、舉人、生員等）、部院衙門文職（筆帖式、中書）以及官職（八旗職官等武職），以進一步分析文、武職家族對子弟科場表現的影響。至於取樣的原則，是無偏私與標準一致。在量化史學中，取樣與史料性質密切相關，經過時間的淘汰，存留下來的史料雖然不完整，但可視為是自然形成的隨機取樣。研究對象為八旗進士、舉人，故採用記錄每科鄉、會試取中人名、籍貫的「科舉錄」為主要量化的資料，且不加取捨，而以能取得之現存科舉錄，當做是隨機取樣的結果。

「科舉錄」指記載同榜科名、人物資料的名冊，依內容分為兩類：一為以名次為序，主要記載考生姓名、籍貫的《題名錄》，其中登載進士名冊者稱《登科錄》。《題名錄》為在各階段考試放榜的同時，由官方繕寫而成，另分送給各衙門者，則會加入監臨、提調等負責考試事宜的官員姓名與考試題目。因成書時間即時，故為整理舉子姓名、統計科甲人數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舉子自行編纂的名冊，又可分為以名次為序，內容僅載姓名、籍貫、年歲的《同年錄》；及以年齡長幼為序的《同年齒錄》，後者除登載舉子的基本資料外，更包括祖上三代任官、科名資料，雖因為事後編纂，編成的時間與科考之間有時相差數十年，無法收錄該科所有的舉子，仍為分析該科多數舉子家族背景、履歷的最佳憑據。除科舉錄以外，舉子自行刊刻贈送給家人、親屬或官員的「硃卷」，因詳載考生祖上三代的科名、任官資料，在近年來的科舉研究中頗受矚目，只是資料較分散，不易分析同科舉子的家族背景，仍可作為《同年齒錄》的資料補充。

有清一代，旗人進士共有 1,408 名，又旗人參與的鄉試共 100 科，若以乾隆九年（1744）後的鄉試定額計，約 4,100 名，此尚未包含各地駐防鄉試的舉人人數，故推測清朝旗人舉人的總人數應超過 5,000 名。因無法分析清朝所有進士、舉人的任官經歷，故將範圍限定在清朝傳記資料中。清代傳記資料以收錄人物的數量來說，以《國朝耆獻類徵》、《清國史》、《清史稿．列傳》等最多，均在萬人以上，然前兩者均未收清代晚期的人物，《清史稿．列傳》除了囊括的時間包括整個清朝，人物的階層也較為廣泛，雖記載有錯、漏之失，然藉由《清史列傳》等傳記資料便足以修正。

本文研究的對象包括滿洲、蒙古、漢軍旗人。藉由科舉參與政治者，包括進士、舉人、生員，然生員無法直接授職，且人數過多，留存至今的科舉錄相對稀少，故不列入討論。本文主要探討旗人以文學考試入仕，並關注其在以漢人、漢文化為主體的考試、入仕制度下之滿洲特色，科舉制度雖包含武科舉與繙譯科考，然前者考試內容為武術、騎步射，且八旗滿洲、蒙古直至嘉慶年間方能應試，後者則為旗人獨有的考試制度，故本文擬不討論。

本文將從應試、除授、升遷等科舉入仕、任官的歷程，探討在不同階段旗人參與科舉的具體樣貌，以及參與旗人的家族背景，以呈現科舉與清朝官僚結構、旗人群體間的相互影響。除第一章〈緒論〉與第六章〈結論〉外，第二章〈旗人應試制度的變化〉，以清朝旗人科舉制度的建立與演變為主，討論在關外時期、康熙二十六年正式允許旗人應考科舉等不同階段制度的內容，以及面對不同八旗群體，如駐防八旗、宗室進行的調整，以了解清朝統治者如何鞏固八旗政治優勢與維持滿洲特色。第三章〈科場競爭與旗人家族〉，聚焦旗人在科場上的競爭力，其一方面藉由取中率的統計，探討旗人應試過程中的優勢；另一方面關注八旗進士的家族背景，論述科場表現與家族政治、經濟環境間的關聯，並進一步整理科舉出身旗人其父祖輩的官職，藉此探究文職、武職等不同性質家族為了讓子弟參與政治、延續家族影響力所採取的途徑。第四章〈旗人舉人的仕途發展〉分析在不同條件下，在京與駐防旗人鄉試表現的差異。此外從少數生平可考的舉人出身官員的遷轉歷程，分析旗、民舉人在入仕與遷轉歷程中的異同，以了解八旗利用統治民族身分，在舉人功名的官場價值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晉升高位的方法。第五章〈旗人進士的仕宦活動〉，探討成為進士之後，旗人在任官規定、歷程中擁有的優勢，故分為考取進士後的除授階段、升遷過程兩個部分，並與他途入仕的旗人相比，進一步釐清科舉功名與官職遷轉的相互關係。

1990 年代後期，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對「漢化」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清朝成功統治的原因，在於與內陸亞洲非漢民族的文化聯繫，並表示新的研究趨勢顯示的是「滿洲中心」觀，同時提醒研究者必須重新思考八旗統治集團對帝國的重要性，以此為契機，開啟了以「新清史」為研究視角的風潮。「新清史」的「滿洲中心」觀，提醒研究者不能將清朝僅僅視為又一個中國王朝，必須更加關注其為滿洲人所建立、統治的政權。在此基礎上，針對清朝在統治的過程中引進的外來文化，進一步發展出「參漢酌金」的概念，亦即滿洲統治者始終居於主導地位，以「參...

清朝皇帝宣稱，「我朝龍興東土，以弧矢威天下，八旗勁旅，克奏膚功」。八旗制度是清朝立國的根本，旗人以精熟的騎射技能鞏衛政權，諸帝則在政策上給予旗人優遇，使之享有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特權。在國家採取旗、民分治的前提下，旗人獲得各種保障固為事實，但是其程度如何，以往多採「印象式」的描述，欠缺實證的研究。近年來，由於檔案資料的大量開放，加上史料數位化的進展，研究者得以掌握較為充分的證據進行討論，當有助於釐清旗人的優勢所在，及其與民人差距的具體情形。

以考試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是讀書人進身之階，自隋、唐以降相沿不替，亦為歷史上統治中國的遼、金、元、清四個「征服王朝」所仿行。清朝任官，重視出身，以科舉出身者為「正途」，餘為「異途」；惟旗人入仕途徑多元，諸如恩蔭世職、充選侍衛，或考取筆帖式、內閣中書等，科舉只是一端。因此，清朝的科舉制度雖屬「清承明制」的一環，但加入旗人因素之後，另呈現「參漢酌金」的特色，探討旗人與科舉考試的關係，實不宜從漢人的舉業模式切入，也不能逕以特權保障概括。

清朝開科取士，始於順治二年（1645），國家對於是否開放旗人應試的規定幾經變動，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才宣布准同漢人一體考試，以此進入仕途的旗人人數乃逐漸增多。論者以為，皇帝同意旗人與漢人同場競爭，是為展現族人的聰明才智實與漢人不分軒輊；或謂皇帝選任旗人官員，喜用有科舉功名者；或以旗人熱中應舉，是因制度設計與皇帝鼓勵所致，在在影響吾人對旗人投身舉業的認識。前人立論各有所據，然因旗人的錄取名額是與漢人分開計算，科甲旗人的仕途遷轉未必順遂，皇帝也不樂見旗人與文士爭名於場屋，凡此則既有觀點實有待進一步細究。

有關旗人以科舉入仕的議題，研究者先後不輟，貢獻良多，然多限於學術論文，而且取材不一，觀點互異，至於有系統的專著，迄今尚屬罕覯。本書是杜祐寧君以其博士學位論文為基礎修訂而成，利用《題名錄》、《登科錄》和清人傳記等材料，採用量化分析方法，具體詳實地論證旗人在應試過程中的優勢，比較在京與駐防旗人的考試表現、科舉對旗人與民人的仕宦歷程的影響，以及功名有無與旗人官員遷轉的關係，所得結論具參考價值。著者不辭艱鉅，積數年之功，多方蒐羅，窮究盡微，在現有研究成果之上，益以個人創獲，對於學術研究當有貢獻。是為序。



葉高樹

2022年2月12日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清朝皇帝宣稱，「我朝龍興東土，以弧矢威天下，八旗勁旅，克奏膚功」。八旗制度是清朝立國的根本，旗人以精熟的騎射技能鞏衛政權，諸帝則在政策上給予旗人優遇，使之享有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特權。在國家採取旗、民分治的前提下，旗人獲得各種保障固為事實，但是其程度如何，以往多採「印象式」的描述，欠缺實證的研究。近年來，由於檔案資料的大量開放，加上史料數位化的進展，研究者得以掌握較為充分的證據進行討論，當有助於釐清旗人的優勢所在，及其與民人差距的具體情形。

以考試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是讀書人進身之階，...

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旗人應試制度的變化
　　　　第一節　旗人考試辦法的建立
　　　　第二節　旗人應試規定的調整
第三章　科場競爭與旗人家族
　　　　第一節　旗人應科舉的取中率
　　　　第二節　旗人家族與科舉考試
第四章　旗人舉人的仕途發展
　　　　第一節　旗人應鄉試的地域性
　　　　第二節　旗人舉人的遷轉經歷
第五章　旗人進士的仕宦活動
　　　　第一節　進士除授的旗民差異
　　　　第二節　旗人進士與文武兼資
第六章　結論

附錄
後記
徵引書目

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旗人應試制度的變化
　　　　第一節　旗人考試辦法的建立
　　　　第二節　旗人應試規定的調整
第三章　科場競爭與旗人家族
　　　　第一節　旗人應科舉的取中率
　　　　第二節　旗人家族與科舉考試
第四章　旗人舉人的仕途發展
　　　　第一節　旗人應鄉試的地域性
　　　　第二節　旗人舉人的遷轉經歷
第五章　旗人進士的仕宦活動
　　　　第一節　進士除授的旗民差異
　　　　第二節　旗人進士與文武兼資
第六章　結論

附錄
後記
徵引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