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的線索

韋莊有詩：「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鶯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盜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

這所謂「太平基」是什麼呢？這在我的意思是：總須得要有一個人的完成呀！蓋必須真有了「一個」和無數的「一個」人的完成，這才真正可以有一個國家的完成，一個世界的完成，以至一個宇宙的完成。

而一個人的完成所應根據的，自我視之，則為一個人對人性的了悟；

而一個人對人性的了悟，則應根據一個人的做人的重量；

而一個人的做人的重量，則應根據一個人的對人的容量；

而一個人的對人的容量，則應根據一個人所應遵循著的人情的正軌；

而一個人的人情的正軌，則應根據一個人的內心的均衡；

末了，一個人的內心的均衡，則應根據一個人的生活的簡單化。

同時，這以上的各個根據，又都是互為根據的，然其各個的共同的主要關鍵，還是在一個人對這所謂「簡單化」之涵義的認識的深度，從而獲得的一念的簡單化！

老子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易經》載：「天下之動，貞乎一者也。」又載「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載：「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凡此都可說是一念的「簡單化」的涵義之最好的銓釋。

人的歷史由「質」到「文」，人的世界，由「簡」到「繁」，而人性的要求，當一個人極其清醒而又能排除雜念時，細細想來，會又是什麼呢？

這在我的意思是：人性在要求著一種觀念的簡單化，要求著「文」的「質」化，要求著化繁為簡，以簡駁繁，和「一以貫之」，要求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為而成」，而且要求著「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要求一種「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並要求著一種超越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真的藝術境界，或詩的境界，而對其所居住的世界，則要求一種土的氣息。盧騷說：「凡是經過人的手的，都是不好的。」這話應該更正確地說：「凡是經過多少帶著土的氣息的手的，還依然是好的。」人的手並不壞，只是一個人的一念之未能「簡單化」，這才把手弄糟了。這隨之而來的後果，第一便會讓一個人的生活不能簡單化而失其意義，其次便會讓一個人的內心不能簡單化而失其均衡，再次便會讓一個人對人情的處理不能簡單化而無由獲其正軌，再次便會讓一個人對人和做人的方式不能簡單化，以致無由具備其一種應有的容量和重量。末了便會讓一個人對人性的看法不能簡單化，以致一輩子也不能對著人性有若何之了悟，而長讓其一己和世界以致整個宇宙都零零落落！

還有上面所說的「一種超越時空的真的藝術境界」，亦可說之為「一種從體到面，從面到線，從線到點的無長廣厚的簡單化的境界」，並可說之為一種從「做人的重量」到「對人的容量」到「人情的正軌」再到「內心的均衡」從而有其對「人性的了悟」和「生活的簡單化」的境界。《中庸》載：「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像以上所說的境界，亦可以說就是無聲無臭的境界。《莊子》說：「德有所長，形有所忘。」亦就是這個境界。其實，像這樣簡單化的境界會不僅是一個人的人生的至高境界，而且還會是一個國家的治道的無上境界，因為和人生一樣，政治是科學，也是藝術，而且還是一種簡化的藝術。所謂「垂衣裳而治天下」之治，就是至治！

從前，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便問道：「何速也？」太公回答道：「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又伯禽到了魯國，三年而報政，周公又問道：「何遲也？」伯禽回答說：「變其俗，革其體，喪三年而後除之。」於是周公便批評說：「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這所謂「簡易政治」，亦就是「垂裳」之治！

漢時，丙吉做宰相，常常到外面去，遇民眾打架，死傷都不問，碰到牛喘，卻使人問道：「逐牛行幾里矣！」於是有人笑丙吉問得不對，丙吉便說：「民鬥，兆京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熱，恐牛近行以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當時大家都說他「知大體」－－這「知大體」的政治，亦就是「簡易政治」。

《唐史》：唐刑部尚書李日知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多令史，受敕之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曰：「我欲捶汝，天下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又載：浦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自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又載：德宗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時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君地乎？」諝曰：「此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群臣附之者眾，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這所謂「清其源」，及用心深遠之政治，正亦就是所謂「知大體的政治」。

《宋史》：宋太宗欲相呂端。或曰：「呂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又載：程顥被旨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凌貴，以邪防正者乎！」－－這「大事不糊塗」及「行之以順道」的政治，亦就是那「清其源」與「用心深遠」的政治，這都是所謂政治藝術，而人生亦復如是！《莊子》有幾句話說得好：「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為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所謂政治藝術和人生藝術，亦正是以其「心以畜天下」的政治和人生，因此把你的心或你的觀念，盡量地簡單化，所謂「易簡之善配至德」，這於一個人的完成有所裨補，而於一個國家以至一個世界的完成，從而到一個宇宙的完成為止，都會是大有裨補的。

在一個人對人性所應有的了悟上，你當知道，人性畢竟是好的，因此那便要；第一，好話務須多說，其次，世人應予鼓勵！也因此，你就千萬不可以驕！

史載：賈思伯（北魏人）為侍講；帝常從思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據此所謂：「驕」，歸根究底來說，實在是一個人在其秉性中的生命力的欠缺，也正是一個人連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的一種表示。

一個人的做人的重量之大小，乃依據著一個人的德性，即一個人在其秉性中所潛藏著而又亟待發掘著的無限的德慧，在這裏是一樣有幾件極其要緊的事課給人們的：那便是要常懷敬意，要常懷好意，而見之於外的，則為端重。

史載：梁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陷臺城，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梁王（蕭衍）聞城已陷，安臥不動，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可恨？」俄而，景入見於大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圍，梁主神色不變，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

到那時，梁主還為什麼會「天威難犯」呢？這當然是由於他的端重。宋儒對所謂「氣象」亦極要人重視，也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人對人的容量是所謂「器識」、「氣量」或「氣度」，氣度大的是所謂偉度，氣量好的是所謂「雅量」。雅量除了對人有其一種極大的容忍外，並且對自己還有其一種極大的情緒上的超脫。

史載；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像這樣一種情緒上的超脫，就是所謂「雅量」，雖然後來，「過戶限不覺屐履之折」，然究比常人高出多多。

所謂人情的正軌，就是一個人，在人情上能夠平其情，抑其情，盡其情，從而珍重著一些人情味，再加上一些幽情，所謂柔道，所謂致中和之道，這都是一串的人情的正軌。在這裏，做事做到恰到好處和有分寸，所謂入情入理，這是必要的。

《宋史》：宋太宗相李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謹慎，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才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歸恩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似此所述；這就是所謂「有分寸」和「恰到好處」，這就是所謂入情入理！

在一個人的內心的均衡上，需要的是「淡然無極，志定神澄」，憑什麼也不動，這就是所謂洒脫和不動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這不動心就是一種「天清地寧，心安理得」的和最不易測的精神的深度。

史載：王通（文中子）詣闕上書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而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敞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

像這樣一種心安理得之相，和不動心之相，當然亦就是一個人的內心均衡之相。

在一個人的生活的簡單化上，兩件最不可缺少的事是：一為生活的原則性，二為生活的清明性。

所謂生活的原則性，亦可說是生活的出發點，一個人總要有一個最基本的生活法則，而由此作其全部生活的說明。至所謂生活的清明性，用古話說，就是「清明在躬」。程明道有言曰：「涵養到著落處，便清明高遠。」而在這涵養裏，我以為學問當較其他百事，尤為重要。

《宋史》：張詠在成都，聞寇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程明道先生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澈上澈下之道。」於此，我們當可以領悟，學問一事在一個人的生活的簡單化的大道上，會有其怎樣的地位？

至於我所說的一個人的一種觀念的簡單化，從另一意義上去看，則是以上所述各點之臻於純熟，而成妙用。所謂「挑水砍柴，莫非妙道」—這即是一個人的簡單化，亦即是一個人的完成。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膴膴、菫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霤，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大概一個人以至一個國家，在初興起的時候，總是氣象蓬勃的時候，而也就是百事簡單化的時候。於此，一個人的簡單化的入手處，會就是，一不苛求，二不曖昧，三不猶疑，四不瑣碎。所謂由狂入聖，就相當於這個意思。而一個人的簡單化的關鍵則不外乎「恕道與信心」，並不斷地一如宋儒所說「誠敬存之」，使其勿失。所謂「居敬而行簡」究與「居簡而行簡」大異其趣，此實一修養之道，亦即教育之道，亦即訓練之道，並亦為延年益壽與長樂永康之道，「此道不可須叟離，可離則非道」了。

一、太平的線索

韋莊有詩：「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鶯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盜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

這所謂「太平基」是什麼呢？這在我的意思是：總須得要有一個人的完成呀！蓋必須真有了「一個」和無數的「一個」人的完成，這才真正可以有一個國家的完成，一個世界的完成，以至一個宇宙的完成。

而一個人的完成所應根據的，自我視之，則為一個人對人性的了悟；

而一個人對人性的了悟，則應根據一個人的做人的重量；

而一個人的做人的重量，則應根據一個人的對人的容量；...

彭序

不知是由於情性的契投，還是由於對人文世界的嚮往，這些年來，我竟成為程兆熊兄的忠實讀者。他一有新著，我必先設法讀到。在他的許多著述中，我特別喜愛他談論人物情性的作品。最先，我讀到的是《大地人物》一書，當看到宋明理學們那篤實沈潛的器宇，那清操自勵的志節，就令我怔忡多時！其次讀到《大地邊緣人物》，見到禪門大德們，風標萬古，妙語如珠，心中再顯一度靈光。最後纔讀到《一個人的完成》，他綱舉目張，平心論人，至此我又憬悟到一個完美人格的完成，是要經過無限歷程的。這三部書，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時湮日久，這些書早已絕版，現時已很難讀到了。去秋，我乃建議兆熊兄，將此三書重新排印，並合訂成一冊，總稱為「完人的生活與風姿」，兆熊兄即欣然應允。

這三本書雖是先後寫成，卻是血脈一貫，聲氣相通的。《大地人物》一書，作者從宋明學案中選出若干突出的人物，運用妙思，塑造成不同人物的類型，引領讀者，同觀先賢風範。這裏所塑造的，有的如和風甘露之溫純，有的如泰山喬嶽之高卓，有的如皎月懸空之明淨，有的如汪汪萬頃陂之量度，各本其氣質之差別，呈現赤裸裸的心靈，做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我們知道：宋明時代的理學家，遭際不遇，時在淒風苦風中過生活；人在風雨裏，心情悲苦，一念及大地生靈，一念及歷史文物，一念及千載之下的未來國家，內心的孤憤幽憂，就化為砥礪志節的力量，激發為偉大人格的光輝了。所以宋明諸儒的德行學問，是從生活實踐中體驗得來的。

《大地邊緣人物》所描述的，都是是禪門的大德。我國自晉唐以來，禪門人物，各具風姿，慧光流轉，以啟迪眾生。故本書所述，從達摩的行跡，德山的來勢，雲門的敲門，……以至臨濟的托開，投子的投明，道吾的不道，各有妙諦，各顯神通。禪師們的棲止，起初僅是一個衷心的嚮往，隨後便是一個絕妙的行踪。他們處身叢林，竹窗留影，蓮池印心，語言動定，皆入三昧。外頭儘是天翻地覆的世界，這裏卻是天清地寧的局面；外頭儘管是吵吵鬧鬧的聲音，這裏卻是諄諄懇懇的言詞。禪師們又各有絕大的本頭，凡疑遇難，著手便判，身心世界，全體放下。作者以他敏捷的想像力，把握一刻間的意象，又能創造一份得心應手的活言語，給每一位禪師的風姿，點染一些光彩，收到人物表現的恰當效果。

《一個人的完成》一書，雖是較早寫成的作品，在我卻是最後讀到的。平心而論，每個人的完成，雖不必太過求顯赫膨脹，亦不必奢求建立豐功偉業，人要希聖希賢，總先要從盡性做起。能盡一己之性，就能盡人人之性。因此，一個人的完成，要能面對現實環境，要能面對人生世局，作深度的體驗，從心靈的深處，呈現人性的光輝，就能得到生命的安頓，創造幸福的生活。本書的內容，從太平的線索說起，接著說到人性的了悟，做人的重量，對人的容量，人情的正軌，內心的均衡，生活的簡單化，歸結到一個人的完成。這一系列的論述，會古今人物於一處，集時空生活於一體，可說是一冊完整的「人學」論著。

我們深知：人的歷史，由「質」到「文」；人的生活，由「簡」到「繁」，自是必然的演進。惟我們總憂懼歷史過於「文」，人性必會趨於光滑浮薄，到頭終會陷落的；因而我們總希求一己能夠走出光滑的平面，盡力向上提昇。我們又憂懼生活過於「繁」，人性必顯得光怪陸離，到頭終會迷失了自己；因而我們總希求一己能夠擺脫不相干的羈絆，力求生活單純化。這是立己立人的原則，成事成物的道理，希望讀者能夠多加省察。

我們讚賞先賢及禪師的生活與風姿，係出於個人衷心的景仰。然更重要的是，要能發掘自身的本性，調和一己的才情，使個人氣質之稟，得到中和的發展，不偏不蔽，不剛不柔，不清不濁，處人而不失己，持己而不失人，循此中道而行，必可保持自己的才情個性，又能在社會群體中，得到安身立命之所。這一種生活態度，未知能得讀者同意否？我真不敢一言肯定。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仲夏

彭震球寫於台北寓所



重印前言

此一小書，係於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作於雲南昆明市郊之大石壩興隆寺內，當時正為抗日戰爭步入最艱苦之一階段，而當地之滇越鐵路之主權，則猶在法國人之手中。余以曾留學法國之故，被派至該處，即一方面準備收回此一鐵路之工作，而一面則蟄居寺中，寫此小書。迨此鐵路從法人手中收回以後，乃回故鄉創設私立信江農業專科學校，後改為信江農學院。此乃合以前信江書院與鵝湖書院而成者。因一己夙習農學，遂頗有長居鵝湖之志，身旁携此小書原稿，便印作校內諸生自修之用。不憶數年之後，河山頓改，乃居港九，任教於桂林街之新亞書院凡兩載，而此書仍存。嗣後又八年有半，重回新亞，而新亞已大為擴充，非復桂林街時代之新亞。當經數月之麻煩，終於重回新亞之際，錢校長賓四先生特向新亞同學介紹，說我於勞謙二字，能夠做到，而為所不及；唐教務長君毅兄，則謂我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等等。我當即答以凡此幾皆使我因慚愧而汗流，因感激而淚下。隨又自述一己總覺世界過於繁複，故二十餘年以來，總希一己能簡單化。又念世界日趨於平面，故二十餘年以來總深懼陷落，而時希一己能自上提。此或即為一己稍能勞謙，稍能平淡之故，然此勞謙與平淡之道，終屬一無窮無盡之道。於此致力，實有其無限之過程，故深願與新亞同學共勉。歸至寓所，稍檢行囊，又見此一小書之殘稿，並以前在桂林街新亞學術講演會所講〈二十世生物科學上之生命解釋〉一演講稿。曾於農曆元旦整理之。另有〈劉邵人物誌與陳襄經筵論贊〉一文，曾於新亞生活上一度發表者，深覺為與新亞幅學共勉計，有一併重印之意義。又禪門精語，每為人所不易見到，原擬附刊於拙著《大地邊緣人物》一書中，惟未及排印，茲一併附此，亦不妨便覽。時日如流，世局多變，曾以太平之線索為此一小書之副題，又曾續作《大地人物》，以從生活之體驗上，論宋明大師。作《大地邊緣人物》，以從風姿領悟上論禪門大德。更作《論語講義》，《孟子講義》，及〈孔子之態度與孟子的氣概〉等文，以與世人，同觀聖賢。凡此固皆有其一己之深感。本此以言，則此一小書，實有其一種概論之性質。雖自問此後所論，較此已大有所進，但終不忍棄之。甚望讀者，不吝指正。

彭序

不知是由於情性的契投，還是由於對人文世界的嚮往，這些年來，我竟成為程兆熊兄的忠實讀者。他一有新著，我必先設法讀到。在他的許多著述中，我特別喜愛他談論人物情性的作品。最先，我讀到的是《大地人物》一書，當看到宋明理學們那篤實沈潛的器宇，那清操自勵的志節，就令我怔忡多時！其次讀到《大地邊緣人物》，見到禪門大德們，風標萬古，妙語如珠，心中再顯一度靈光。最後纔讀到《一個人的完成》，他綱舉目張，平心論人，至此我又憬悟到一個完美人格的完成，是要經過無限歷程的。這三部書，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時湮日久，...

推薦序　溫金柯
彭序
重印前言
一、太平的線索
二、人性的了悟
三、做人的重量
四、對人的容量
五、人情的正軌
六、內心的均衡
七、生活的簡單化
八、一個人的完成
附一、二十世紀生物科學上之生命解釋
附二、劉邵《人物誌》與陳襄《經筵論薦》
附三、禪門精語

推薦序　溫金柯
彭序
重印前言
一、太平的線索
二、人性的了悟
三、做人的重量
四、對人的容量
五、人情的正軌
六、內心的均衡
七、生活的簡單化
八、一個人的完成
附一、二十世紀生物科學上之生命解釋
附二、劉邵《人物誌》與陳襄《經筵論薦》
附三、禪門精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