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危險的自白 ◆ 偵查人員（節錄）

辯護律師舉了許多事實說明陪審團所認定的事實非常值得懷疑。有大量犯罪現場的證據──血跡、指紋、頭髮和精液──經法醫鑒定後，都證明不是胡安的。不只於此，還有通話紀錄和胡安所戴的電子腳鐐的資料（他稍前曾被控偷竊汽車的立體音響，保釋條件便是要配戴電子腳鐐），都可以證實他父母聲稱的：在案發的那晚，胡安在家裡和他的母親（當時人在波多黎各）通電話。不過，雖然有胡安的不在場證明，也沒有其他目擊者的證詞或是身體上的證據，檢察官依然認為他有罪，因為有一個極具破壞性的證據，足以讓審判中的其他因素看起來都無關緊要：那就是經本人簽署的一份三頁的自白書。

霍莉的姐妹在事後也說：「為什麼你會自白呢？如果我被控謀殺，我一定不會承認一件我沒有做的事，我可以說明整個晚上我在做什麼、怎麼做、為什麼要做──如果我真的沒有殺人。」無辜的人就不會自白。的確，受人尊敬的證據法之父──約翰．亨利．威格莫爾（John Henry Wigmore）──便曾說：不實的自白是「不可想像的」。這種先入為主的想法加深了我們的懷疑，就算有可以證明無罪的證據，或是有跡象顯示自白是受到警察的脅迫。

我們認為人應該是前後一致的；如果某人簽署了自白書，我們便相信他的確是這麼想的。有一個著名的研究便想證明這個現象。研究者要求受試者評量一些關於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的文章。雖然受試者已被告知，這些文章的作者都被指派了各自的立場──贊成或是反對，但是受試者還是會過度地相信：如果文章的內容贊成卡斯楚，作者本身的立場就是贊成卡斯楚。他們太過於相信外在的行為會反映出內在的信仰，並且低估了情勢有形塑行為的力量。他們預期──不論有沒有受到指派──一個人對於卡斯楚的觀點始終就是一致的：永保忠誠（semper fidelis）。

我們很難接受一個人會作假的自白的另一個理由是，我們相信體制不會讓那些逼人作假自白的手段存在。對嫌疑犯施以殘酷高壓的對待，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歷史了。如同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休戈．布萊克（Hugo Black）在一九四○年所寫的：「肢刑架、拇指夾、死亡輪、單獨監禁、疲勞訊問和反覆盤問……讓他們在被綁上十字架、斷頭臺、火刑柱、絞架之前，還要清醒地忍受手腳被砍斷、極度疲勞的痛楚。」的確，在一九三○年代之前，對嫌疑犯施以「酷刑逼供」（third degree）──包括身體上的巨大疼痛──讓他們自白，還是很常見的。但是這種作法已經在看不見的歷史中被拋棄了。

不過，胡安卻作了不實的自白──而且他不是唯一的一個。在美國，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由DNA證據顯示為無罪的謀殺案中，不實的自白和認罪陳述都是使法院作出（錯誤的）有罪殺人判決的最主要因素。更擴大來說，在所有定罪後再免罪的案子中，也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出於這個因素。

這些案子似乎和我們預期中的狀況天差地別。我們預期的是：身體上的強制十分少見、自白中通常有許多細節、幾個無罪的嫌犯可能會供認他們一起行動。的確，在一個著名的案件──「美國紐約中央公園慢跑者案」（Central Park Jogger case）──中，五位青少年都承認自己粗暴地強暴了一位女性，但事後的DNA分析證明他們是無罪的。有些作不實自白的人最後也相信了自己確實有犯罪，但大部分人其實都很清楚自己是無辜的。已經有研究者開始想要理解，為什麼會有這種令人不解的行為出現。

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如何訊問嫌犯的。一般所接受的黃金準則是「詢問與審問的里德技巧」（Reid Technique of Interviewing and Interrogation），美國有半數以上的警察都學習過這個技巧，但它不只對於防止不實的自白並無任何幫助，還助長了不實自白的出現。

如果是使用里德技巧，像胡安這樣的人被帶來訊問時，偵訊人員先會用一個不那麼咄咄逼人的詢問方式，判斷他所言是否屬實；如果他在說謊，而且可以「合理確定」他是有罪的，偵訊人員就會改用凶猛的訊問方式，以取得自白。很不幸地──細節將於後述──警察並不比我們其他人更善於察覺欺騙。而里德技巧完全不去糾正警察對於說謊的錯誤直覺，反而教他們依賴不可靠的直覺和可疑的線索，判斷嫌犯所說的話是否騙人。

這表示：受到里德技巧的殘酷審問的人，其中應該有數量可觀的人其實是無辜的。的確，正因為是無辜的人，所以更容易放棄他們保持緘默的權利，和在第一時間通知律師到場的權利。他們很容易假設──相信我們也都會──他們自己所知的事實對於旁觀者而言也是明顯的事實。既然他們根本沒有犯罪，就把什麼都告訴警察也沒什麼風險；反而是保持沉默或者要求辯護人，看起來就像是內心有鬼。但事實是：只要進入了審問階段，無罪這回事就會被拋諸腦後了。偵查人員一般都認為，一定要一再地重複控訴嫌犯是有罪的，讓他們無法否認，或無法有其他說詞。一切都朝向獲得一個強而有力的自白而努力。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里德手冊中當真認為政府的立場應該無視某些證據。如果你想要讓一個堅不吐實的罪犯承認罪行，就不能只是當個好人。

因此，偵訊人員會在環境上最大限度地給予精神壓迫：嫌犯會被完全孤立在一個沒有窗子的房間裡，說不定還會經歷連續幾小時疲勞轟炸式的訓話或斥責。許多作了不實自白的人，事後都說他們承認犯罪，只是因為不堪這種虐待。而實驗的證據也顯示，如果有機會可以擺脫短期的痛苦，人們經常會低估一旦承認進行非法活動，將會帶來的長期後果。只要有機會可以終結當下所受到的壓力、疲勞和恐懼，我們便很難意識到如果承認了根本沒做過的事，會有多麼災難性的後果。

警察的訊問充分利用了我們在認知上的短淺。若是根據里德技巧的九個步驟，審訊者應該要反覆強調嫌疑犯的罪證確鑿，並且根據可定罪的證據，強調再否認也是徒勞的，再同時表示同情和提供可能的辯解，讓當事者覺得自白才是比較好的。警察可能會說：這個罪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你知道的，受害者有點是自找的──如果你問我的話；如果我是你，大概也會做同樣的事」），或是提供一種說法，以減輕犯法者的道德責任（「我敢說，你一定不是預謀要殺他的，你只是需要一點錢，而且是因為他突然開始攻擊你，你才扣下板機的」）。

經驗上的證據告訴我們，這兩種方法──一般被稱為最小化（minimization）和最大化（maximization）──都可以製造不實的自白，而且影響並不小；一項研究顯示，如果在學生被控作弊時使用最小化（「我相信你一定不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得到不實自白的比例會增加三倍。如果審訊者隱約暗示：只要自白就可以得到寬大的對待（「［如果你在自白書上簽名的話，］事情就可以很快地解決」），不實自白率會增加七倍。

即使有了這些嚴重的問題，但法官還是不太願意改革偵訊的實務。雖然最高法院已經正式禁止用暴力、威脅以及直接或暗示的承諾來取得自白，但較低層級的法院通常還是對這些強制性規定視而不見。除此之外，法官還會明白地認可審訊者的話術，例如假裝已經握有指紋證據，或是以不實的測謊結果欺騙嫌疑犯，這些都可能讓無辜的人承認他們沒有犯過的罪行。

在某一個極為悲劇的案例中，十七歲的馬丁．譚克雷夫（Martin Tankleff）有一天早上醒來時，發現他的母親被刺死，而父親也傷勢嚴重，奄奄一息。調查人員懷疑馬丁是行凶者，所以在訊問時，其中一個人假裝──在馬丁可以聽到的範圍內──和另一個在醫院（馬丁父親被送往的醫院）的警察通電話。講完這通偽造的通話之後，警察告訴馬丁他的父親已經從昏迷中甦醒，並且說出是「馬蒂」做的。事實上，馬丁的父親從未甦醒過，而且在不久之後就去世了，但是馬丁因此承認犯案，並坐了十七年的牢，直到他被證明無罪。

最糟的是，馬丁的不實自白其實是可以預期的。在他的案例中，包括了兩個已知可能導向災難的基本元素：嫌犯會特別容易受到強制和疲勞訊問的影響。在已經證實為不實的自白中，有不成比例的不實自白是由十八歲以下、有身心障礙的嫌疑犯，在很長時間的訊問──平均而言至少持續十二小時──之後所作成的。

對胡安．瑞維拉的審訊就完全符合這個模式。在因為強暴和謀殺霍莉．斯泰克的嫌疑而被逮捕時，胡安十九歲，智商是七十九（遠低於平均的一百），閱讀能力也低於平均。以心理疾病來說，他患有重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曾多次試圖自殺。雖然這些警訊都很早便向警察揭露，但是警察還是進行了一次長時間、高壓的訊問。

訊問和測謊總共花了四天，不過最後，胡安又回到他最初對於霍莉被殺那晚的陳述。胡安一開始就說他在犯罪現場附近的一個地方參加派對，並且看到某個行跡可疑的人。有許多理由會讓像胡安這樣的嫌犯在一開始接受訊問時，並沒有講真話──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可能會怕事實聽起來不足採信，或是他以為撒點小謊，可以讓他免於受到更強烈、更令人受罪的對待。但是警察通常會把胡安的前後不一致視為一個明顯的「有罪」信號，並因此決定用更攻擊性的手段取得自白。雖然由里德同仁公司（Reid & Associates）──發展出里德技巧的公司──所執行的測謊並不具有決定性，但是訊問的警察讓操作測謊器的人撒了謊，直接指控瑞維拉強暴、謀殺了霍莉。

瑞維拉立即激動了起來，並否認涉案，但是偵訊人員又把他帶回萊克縣監獄（Lake County Jail），並繼續要求他作出自白。大約在午夜的時候──繼白天的訊問之後，又展開了超過十二小時的馬拉松式訊問後──瑞維拉崩潰痛哭了起來，嚎啕大哭，哭得他的衣服幾乎都濕透了。他已經哭得說不出話來，不過當警官再次嚴厲地問他──「胡安，那時候你就和霍莉．斯泰克一起在公寓裡，對吧？」──胡安點頭了。

在其後的幾個小時中，胡安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自白給警察。在凌晨三點之前，警察已經得到了他們要的東西，並且繕打成稿。瑞維拉被單獨留了下來，開始用自己的頭猛撞牆壁。他隨後被移往一個加了襯墊的牢房，在那裡陷入完全精神錯亂的狀態。負責照看他的護理人員形容他根本語無倫次（依照護理人員的說法，瑞維拉「聽起來像是在說哪裡的方言」，而且「和發生在他周圍的真實世界似乎沒有連結」）。當護理人員過了幾小時後再回來，他已經扯下一大片自己的頭髮和頭皮，並且蜷曲得像個胎兒。

偵訊人員在清晨時回來，也在胡安躺著（還戴著手銬和腳鐐）的地上躺下，把自白的摘要讀給他聽，然後讓他在最後面簽名。

但是，那份文稿的內容卻過於前後矛盾，而且充滿事實上的錯誤（例如：胡安說霍莉是穿著睡袍），因此聯邦檢察官告訴偵訊人員這份自白不足以採信。還是必須繼續訊問。但是兩位偵訊人員都過於疲倦而無法繼續下去，所以由兩位新的偵訊人員接手。

這次的訊問焦點在於「澄清」胡安第一份自白中有問題和矛盾的部分。又過了幾個小時，他們拿到了想要的改良版本，不過──想當然爾──他們有許多問題都是極具暗示性的。這類問題像是「她穿了一件五顏六色的襯衫，對吧，胡安？」這說明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實的自白可以包含對於被害人和犯罪現場的具體陳述。本來應該是只有真正的凶手才會知道的事，在調查過程中，常會被不經意地（有時候則是故意地）透露給嫌犯。胡安．瑞維拉在接受訊問的四天中，曾與不下十位執法人員討論過案件，而且在第二天，就由偵訊人員「一路」（ride along）帶他到犯罪現場。除此之外，在胡安的自白中，有五十四件據稱是「獨特的」（unique）事實，但至少有十五件刊登在地方新聞上。不幸的是，正是這些細節，被拿來當作自白屬實的有力證據。

第二章 危險的自白 ◆ 偵查人員（節錄）

辯護律師舉了許多事實說明陪審團所認定的事實非常值得懷疑。有大量犯罪現場的證據──血跡、指紋、頭髮和精液──經法醫鑒定後，都證明不是胡安的。不只於此，還有通話紀錄和胡安所戴的電子腳鐐的資料（他稍前曾被控偷竊汽車的立體音響，保釋條件便是要配戴電子腳鐐），都可以證實他父母聲稱的：在案發的那晚，胡安在家裡和他的母親（當時人在波多黎各）通電話。不過，雖然有胡安的不在場證明，也沒有其他目擊者的證詞或是身體上的證據，檢察官依然認為他有罪，因為有一個極具破壞性的證據，足以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