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推薦：克魯格曼可能是他所在的年代最有創造力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人》

“口號和辯論”、“數據和模型”的大師。

　　 ——《金融時報》

克魯格曼是經濟學界的超級明星，他文筆犀利，看問題總能一針見血。

　　 ——《紐約時報》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克魯格曼是個神一樣的人物。

他是美國最受憎恨、也最受敬佩的專欄作家。

他是少有的文筆出色且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有人戲稱，克魯格曼也應該獲得一項諾貝爾文學獎。

克魯格曼擅於講經濟學故事，因為他實在不願意在公眾面前賣弄複雜的經濟學術語，所以，...

01 對凱恩斯主義的攻擊

　　 凱恩斯的經濟衰退理論遭質疑

假設有一個經濟體正在充分就業的狀態下悠然地發展著，所有的工廠都在全速運轉，所有的工人都有工作（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這個世界總是有許多衝突和不測之事，因而總是會有一些工廠瀕臨倒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但我這裡只是對凱恩斯的理論進行一種初級解釋，所以這一點可以暫時忽略）。伴隨著平穩運行的“實體”經濟，還有一條平穩的資金流：企業會獲得銷售收入，並用自己的利潤支付工資與股息，而家庭會用其收入再次從企業購買產品。

接下來我們假設，出於某種原因，這個經濟體中的每個家庭和企業都決定將自己持有的現金增加一點兒。至於人們為什麼會以貨幣（或者以貨幣為後盾的銀行存單）的形式持有自己的一定資金，而不是將其全部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其他資產中，這中間有一些原因，我們在這裡不作詳述。這裡要說的重點是，有時候，人們會覺得自己需要持有更多現金。具體而言，凱恩斯認為，當商人失去信心，並開始認為潛在的投資存在危險的時候，他們就會變得謹慎，轉而積累更多現金。在今天，我們還可以加上另一種情形：有的家庭會對未來感到恐慌，擔心失業，這時他們就會減少高價消費品的支出。在這兩種情況下，單個企業或家庭都會為了增加現金儲備而減少開支，這就會使它們的收入超過支出。

但正如凱恩斯指出的，對於個體可行的辦法對於整個經濟並不一定可行，因為一個經濟體中的現金量是固定的。一個人可以通過減少開支來增加自己的現金儲備，但當他這麼做的時候，其他人的現金儲備肯定會減少。很明顯，如果在同一時間，所有人都試圖以同樣的方法來增加現金儲備，將是行不通的。那麼，當所有人試圖在同一時間積累現金時，會產生什麼後果·

回答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收入會隨著開支一起減少。如果我為了積累現金而少買你的東西，你為了積累現金而少買我的東西，那麼結果就是我們兩人的收入隨著開支一起減少，而且我們都不能成功地增加自己的現金儲備。

面對這麼一個令人失望的結果，如果我們仍然執意增加現金儲備，就會進一步減少開支，結果只會更令我們失望，進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從整體經濟的角度看，當一個經濟體中的所有企業和家庭都在徒勞地試圖以減少開支的方法積累現金的時候，工廠就會紛紛倒閉，工人會失去工作，商店變得空空如也。只有當人們的收入已經降到很低的程度，以至於人們對現金的需求降到與已有的現金供應量相等的時候，這個過程才會達到臨界點。

　　這就是凱恩斯對衰退的解釋。這個解釋很清楚，但它在人們中間引起了極大的困惑。不知為什麼，一些聰明的人似乎都覺得這個解釋過於抽象，難以理解。不過，我恰好能用一個例子來闡明凱恩斯主義的精髓。說實話，這個例子就像小孩子的遊戲一樣簡單。

　　 凱恩斯主義並不復雜

現實的美國經濟包含了無數的工廠和工人，沒有人能在頭腦裡繪出一幅完整的圖畫，我們必須依賴模型。模型是對複雜現象的簡單化呈現，我們希望它能反映我們所要回答的問題的實質。教授和“政策企業家”的一個區別是，他們喜好的模型不同：“政策企業家”通常喜歡比喻性模型，例如他們會把美國經濟描繪成一個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大公司；教授通常喜歡數學模型。這兩種喜好都有缺點：數學模型有局限性，有時人們因為想不出如何以方程的形式呈現一些因素，就會為了方便而忽略這些因素；比喻性模型則非常容易讓人誤以為他們能深刻地理解一些東西，而那些完全依靠比喻來說明問題的人往往不會發現，他們的華麗辭藻其實掩蓋了許多低級的概念與事實錯誤。

不過，在物理學和生物學領域，其實還有另一種模型，即實驗性模型。我個人最喜歡的實驗性模型是偉大的氣象學理論家卡爾-古斯塔夫·羅斯貝（Carl-Gustaf Rossby）的研究方法。羅斯貝發現，如果將一個盛滿水的平底鍋放在一個緩慢旋轉的轉盤上，同時輕輕地對鍋沿進行加熱，這個模型就能代表全球氣候的基本特徵。實驗性模型能夠以一種具體而微的形式，呈現出巨大而復雜的現實世界中的各種現象的實質。

不幸的是，由於明顯的可行性或倫理方面的原因，經濟學研究很難採用實驗性模型。經濟學中有一些實驗性模型，比如，一些有限的文獻記載了對拍賣等市場活動進行的實驗，一些扶貧計劃也會以一些試驗項目作為先導，如此等等。但是，我們能以實驗的形式複制出經濟衰退與復蘇嗎·

其實，在20世紀70年代，華盛頓的一些職業人士曾在無意之間創造出了一種實驗性的宏觀經濟模型。瓊和理查德·斯威尼夫婦在一篇奇特的文章裡講述了他們的不幸經歷，該文發表在《貨幣、信貸與銀行業月刊》（1977年2月）上，題為“貨幣理論與大國會山托兒合作社危機”。

　　下面來講講這個故事。華盛頓有一群年輕的夫婦，都是職業人士，都有孩子，他們組成了一個托兒合作社，也就是說，他們建立了一套機制來相互照顧孩子。這樣的機制總是需要一定的方法來保證工作負擔得到公平的分配，這個合作社找到的辦法是，以發行票券的方式來建立一套自行運轉的記錄系統，每張票券可以買到一個小時的兒童看護服務。每對夫婦每次幫別的夫婦照顧一小時孩子，就會從對方那裡得到一張票券。

稍微思考一下你就會明白，這個體系需要有相當大的票券流通量。對於每對夫婦而言，哪天想外出，哪天有時間幫別人照顧孩子，都是不確定的，所以他們通常都希望保留一些儲備票券，以在希望或者必須多次外出時能夠立即成行。如果沒有票券儲備，他們就必須先幫別人照顧孩子，賺到一些票券，才能保證在自己外出期間自己的孩子能得到照顧。

這個合作社在運轉了一段時間之後陷入了困境。由於一些我們不必在此詳述的原因，人均票券流通量變得很低。這帶來了奇怪的後果。由於合作社大多數成員的票券儲備達不到他們希望的水平，他們就試圖增加票券儲備，增加的方法就是減少外出，多幫人照顧孩子。但只有當一對夫婦決定外出的時候，另一對夫婦才有機會幫他們照顧孩子，所以隨著合作社的成員在花費自己的票券時變得越來越謹慎，他們也越來越難以找到賺取票券的機會，這反而使他們在花費票券時變得更加謹慎。結果就是，社員之間相互照顧孩子的次數大大減少。社員們都愁眉苦臉地待在家裡，由於手上的票券不夠，他們不敢隨便外出，但他們又積累不到更多的票券，因為別人也都不敢外出。

換句話說，這個托兒合作社給自己製造了一場衰退。

由於該合作社的成員主要是法律工作者，所以其管理者不願相信該社的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貨幣問題。於是他們一開始沒有採用貨幣方法，而是試圖以監管方法解決問題，例如，他們制定了一項規則，要求每對夫婦每月必須至少外出兩次。過了很長時間，該社才增加了票券流通量。在那些法律工作者看來，這項措施帶來的效果簡直太神奇了：社員們又開始積極外出，從而使幫人照顧孩子的機會變得更多，這又使社員更願意外出，如此相互作用，循環不止。

　　 當然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後來由於票券供應過度增長，該社出現了初步的通貨膨脹問題……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對經濟衰退與復甦的研究並不是某種高深或神秘的課題，其中確有很多複雜的細節，但要理解其實質，是可以像小孩子的遊戲一樣簡單的。

　　 結語

20世紀70年代，保守派理論主導了嚴肅的經濟問題的討論。一些領頭的保守派經濟學家提出了很有說服力的反對政府乾預的理論，將自由派逼得招架不住。這些理論是精湛的，而且常常帶有強烈的保守主義色彩，可以說，這些理論的主張者在1980年贏得掌權的機會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是，裡根政府後來奉行的經濟學理論卻是極其膚淺的。令嚴肅的保守派深感震驚的是，事實證明，1980年的真正贏家是供應學派分子，那是一群空想家，他們的理論像小孩子的遊戲一樣簡單，他們對傳統經濟學不屑一顧，而那不是因為他們發現了正統理論的錯誤，而只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把正統理論弄明白。

在接下來的12年裡，雖然保守派依然控制著白宮，但精湛的經濟學理論的提出者又逐漸變成了自由派。凱恩斯主義理論得到復興，那些主張以政府積極干預改善市場運行的新理論又變得流行起來。與保守派在20世紀70年代的崛起不同的是，自由派的這場復興並不是一場很團結、很緊湊的運動，但到了1992年，我們已經可以說，溫和左派已是最善於提出嚴肅經濟學理論的人。比爾·克林頓在該年的競選勝利似乎使他們的理論獲得了付諸實踐的機會。

但是，像1980年一樣，一群持有一套粗糙的、簡單化理論的人又似乎成了1992年大選的真正贏家，至少在克林頓執政之後的最初幾個月裡看起來是這樣的。這群人就是戰略貿易論者，他們對經濟的理解只能說比供應學派還要淺薄。

這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治家都不嚴肅地直面美國經濟的種種問題，而是想走捷徑，這就使他們不斷把一個偉大而成熟的國家的經濟決策權交到一群江湖術士手中。

我們已經看到了供應學派的統治所帶來的後果。他們雖然沒有使美國經濟陷入災難，卻帶來了一個額外的問題：龐大的預算赤字影響了美國經濟的實力，而且幾乎完全主宰了美國的政治討論。供應學派還實行了劫貧濟富的稅收與社會政策，使美國的社會環境嚴酷化、鄙俗化。

而戰略貿易論者又會帶來什麼後果呢·他們對美國經濟問題的診斷也許是大錯特錯的，但這是不是意味著他們的政策也會具有強烈的破壞性·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問現在美國應該怎麼做，然後再猜測它在現實中會怎麼做。

　　 美國應該怎麼做·

美國面臨著兩個主要的經濟問題：生產率增速過低，貧困率上升（這是生產率增長乏力和收入分化加劇聯合造成的結果）。除了這兩個問題外，其他問題都是次要或無關緊要的。例如，預算赤字只是阻礙了美國生產率的上升，除此之外並沒有多大危害，而第6章已經講過，這種阻礙作用是很明顯的，但並不是壓倒性的。所謂的“美國國際競爭力不足”的問題幾乎完全是個偽命題。

因此真正的問題是，美國政府應該如何解決這兩個大問題。回答很簡單：它不應該採取任何行動。

我的意思是說，美國政府不能以下面的假設作為決策的前提：美國能完全解決生產率不足與貧困問題，一方面使生產率增速恢復到1973年以前的高水平，另一方面消除貧困或者使貧困問題變得微不足道。原因很簡單：沒有人知道我們應該如何實現這兩個目標。生產率增長乏力問題的根源很深，也很不清楚，貧富不均加劇和貧困問題的原因似乎也同樣模糊。如果克林頓總統非要尋找那種自稱能解決這些問題的顧問，他最終只能找到一些因為無知所以無畏的人。

不過，雖然美國政府無法允諾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但它可以採取很多措施降低這些問題的危害。

要提高生產率的增速，我們可以採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以下列出有限的幾條。第一，美國不能一邊抱怨經濟增長過慢，貿易赤字過大，一邊又繼續保持龐大的預算赤字，因此我們應該放手增稅，並削減那些純屬浪費的政府開支項目（例如農業補貼）。第二，不斷上升的醫療費用不僅給聯邦預算帶來了明顯的負擔，而且嚴重影響了私人企業就業者的實際收入，因此我們應該考慮對嚴重扭曲的美國醫療體系實行重大改革。第三，美國的許多監管既缺乏效率又造成了不必要的代價，因此我們應該更有效地利用一些能發揮市場激勵作用的創新機制，例如針對污染和交通堵塞徵收的稅收（還要提及的是，允許私人以像徵性的低費用在聯邦土地上採礦和放牧是一項奇怪的政策，應當予以廢除）。

雖然以上建議中的幾條在政治上很難實行，但我們並不需要對美國經濟政策的面貌進行激烈的變革就可以實施上述所有措施，這些措施也不大可能讓美國經濟恢復奇蹟般的增長（不過奇蹟也許總有一天會實現）。實行這些政策，只會使美國的財富增長幾個百分點而已。

貧困問題又如何應對呢·我們也可以列出幾條措施。第一，我們應該將更多資金用在可以幫助貧窮兒童的項目上，例如為貧窮母親提供營養與醫療服務、向資金緊張的校區提供援助等。第二，我們可以加大對有子女的貧困家庭的支持（跨國比較表明，美國的貧困兒童之所以遠高於其他工業化國家，主要但並非唯一的原因是，美國用於幫助兒童脫貧的公共開支比其他發達國家少）。這些措施都要花錢，但花費不會很大，因為美國的窮人太窮了，只要花一點點錢，就能大大改善他們的境況。

像我為促進經濟增長提出的建議一樣，這些扶貧措施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這些措施不足以阻止底層社會的土崩瓦解，也無法使工資極低的工人變成高薪的“符號分析師”。但這些措施至少能讓無數美國人的生活變得不那麼淒慘，並至少給予一些貧困家庭子女脫貧的機會。

毫無疑問，我的建議也許遺漏了一些值得追求的政策，而且一些建議的合理性也有待商榷，但我列出這些政策主要是要向讀者表明，美國的經濟政策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在通常情況下，在面對問題的時候，我們最好是尋找根本性的解決方法，而不是修修補補的改良措施。但是，如果重大問題沒有合適的解決之道，我們就沒有必要頑固地堅持以重大問題作為經濟政策的目標。有時大事並不一定更有價值。正如雷蒙德·錢德勒指出的，在有關上帝這樣的大事上，有一些寫得非常差的書，而在一些看似平庸的小事上卻有一些十分精彩的著作，例如關於如何在保持基本誠實的前提下維持生活的著作。

因此，聯邦政府的當務之急是，盡力在各項經濟政策上實行正確的措施，以經濟學界公認的正確方法來提高生產率，以可用的工具幫助窮人。

不過公允地說，克林頓政府在上任幾個月以來確實在試圖實行一些與上述建議類似的措施。首先它提出了一套合理的可以削減預算赤字的方案。但問題在於，它似乎同時在另一些重大問題上逐步犯下錯誤，因為它錯誤地認為，美國的經濟問題與“國際競爭力”有關，而並非本質上的國內問題。

　　 對國際競爭力問題的痴迷

羅伯特·普雷斯頓在影片《音​​樂家》（The Music Man）中扮演一位四處遊走的推銷員，他特別善於在小城鎮賣樂器和儀仗隊制服。而為了在“小河城”賣出他的商品，他需要讓該城的頭面人物相信他們面臨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是他能解決的。當地人原本並不認為台球廳有多大的壞處，但經過他的宣傳，人們越來越覺得台球廳代表了一種即將爆發的社會危機。顯然，為了消除這種危機，人們就需要用裝備良好的學校樂隊為這個小城營造健康的氛圍，於是這位推銷員的商品也就有了銷路。

許多政策企業家（誠實地說，還有不少教授）也在玩著類似的把戲。他們先提出一套針對某個問題的應對方案，然後努力說服政治家和公眾，相關的問題是存在的。他們經常失敗，例如，《華爾街日報》的羅伯特·巴特利雖然竭力想讓人相信，如果美國不恢復金本位，就必然遭遇金融混亂，但從來沒有多少人聽信他的話。但有些時候，政策企業家及與他們結盟的政治家能創造出很成功的虛假議題來矇騙很多人，並藉機推行他們所喜歡的政策方案。

讓供應學派與羅納德·裡根激動不已的虛假議題是所謂“大政府”的危害：美國政府向公眾徵收的稅收過高，然後把這筆錢浪費在大量無用的官僚身上，向沒有資格獲得福利的窮人濫發賞賜。當然，“大政府”的說法有一定的確實性：稅收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都是一項不小的負擔，美國確實有一些無用官僚和冒領福利的人。但這套分析嚴重偏離了美國經濟現實，未能揭示美國經濟的真實問題。 “大政府”的神話不僅轉移了美國人的視線，使他們無法直面實際問題，而且還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各種新問題。

供應學派現在已經退縮回了智庫之中，不過他們仍然夢想著捲土重來。就目前而言，反對“大政府”不再是具有煽動力的口號，美國的中產階級更對那些財富來路不明的富人感到憤怒，而不是冒領福利的窮人。但現在得勢的一批政策企業家已經使許多美國人相信，美國這個“小河城”在面臨一個新問題，即“國際競爭力”五個字。

戰略貿易論者現在已經讓美國公眾相信，與其他發達國家爭奪全球市場是美國目前面臨的最嚴峻的經濟挑戰（大部分戰略貿易論者也打心底里相信這一點，因為玩世不恭的政策企業家畢竟只是少數）。萊斯特·瑟羅的《世紀之爭》一書的副標題是“美日歐經濟大戰一觸即發”，該書的封面還聳人聽聞地宣布：“本世紀最具決定性的戰役已經開打……而美國可能已經決定要不戰而降。”

遺憾的是，像裡根創造的浪費的“大政府”的神話一樣，所謂美國國際競爭力問題也是個偽命題。就像美國確實有一些低效的官僚和福利欺詐事件一樣，美國在國際競爭中也確實遇到了一些麻煩，但克林頓的言辭和里根的言辭一樣，都遠遠沒有真正反映美國的問題所在。

“國際競爭就像戰爭一樣殘酷”，繪出這樣的虛假畫面來談論經濟問題確實有一些現實用處。選民通常不願支持增稅、削減公眾福利等政策，而如果打出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就能比較容易說服選民，克林頓總統1993年的《國情咨文》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但大談國際競爭力最終會產生破壞作用，因為這很可能導致政策失誤，並使人們忽視真正重要的問題。

戰略貿易論者的得勢帶來了兩個主要風險。一個風險是，要是按照他們的方法爭取國際市場，國際市場就會被摧毀；另一個風險是，政府在一個領域固守一種愚蠢的意識形態，會使方方面面的經濟政策的質量都受到損害。

　　 貿易戰風險

貿易戰有兩種，一種是想像的，一種是現實的。保護主義者和戰略貿易論者聲稱，我們始終處於貿易戰之中，那隻是一種想像。但現實中也會爆發真正的貿易戰。

戰略貿易論者的空想是，國際貿易在本質上是一種國際競爭，相互貿易的各國其實是在爭搶戰利品。但這一觀點幾乎完全不符合現實：一國從國際貿易中取得的利益幾乎完全取決於它自己的表現，根本無須和別國爭搶。但是，一旦各國相信，國家之間需要你爭我奪，一旦可從貿易衝突中獲利的特殊利益集團綁架了各個國家，它們就會陷入通常所說的貿易戰。

在貿易戰中，各國為了追求一些虛幻的優勢而限制來自別國的進口。貿易戰與真實的戰爭區別很大。一方面，貿易戰並不會死人；另一方面，真實的戰爭有贏有輸，但貿易戰幾乎不可能有贏家，因為如果一國設置貿易壁壘，主要的利益受損者將不是外國出口商，而是本國居民。也許可以說，貿易戰就是每​​個國家用幾乎所有彈藥向自身開火。

我們來看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貿易戰的教訓。 1929年美國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隨即引發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戰。由於當時各國都為了擺脫大蕭條而採取了一些孤注一擲的行動，貿易戰就愈演愈烈。但很快，大多數人，甚至一些曾為《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投票的參議員也發現，保護主義走得過頭了。從1934年開始，美國就努力與其他國家協商降低關稅，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政治與經濟環境都非常有利於貿易自由化。但全球貿易體系一旦破裂就很難復原，工業化國家之間的貿易在1970年才恢復到1914年的水平。

在20世紀90年代，另一場世界貿易戰一觸即發。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經濟因素又出現了，尤其是在歐洲，經濟持續低增長，失業率居高不下。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些政治因素促成了貿易自由化，例如發達國家有一個強大的領導國，而且有贏得“冷戰”的共同目標，但隨著美國的相對衰落和“冷戰”的結束，這些政治因素就消失了。各國祇要犯一些小失誤，就會導致惡性循環，從關稅到報復關稅，再到相互責備，最終會使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國際貿易銳減的惡果重演。

那將會是一場大災難嗎·不會，但它會大大加劇美國的問題。對於像美國、歐共體、日本這樣的巨大的、基本上自立自足的經濟體而言，國際貿易的不足不算什麼大問題。就算是一場極其慘烈的貿易戰，也只能使它們的實際國民收入降低一兩個百分點。但一些較小的國家，由於內部市場狹小、資源有限，就更為依賴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這些小國在貿易戰中只有兩條路，或者爭相與大國結成商業聯盟，或者遭遇各國的冷落，陷入危險的境地。如果大的發達國家爆發貿易戰，世界很可能陷入政治動盪；而較小較窮的國家，如拉美各國、從蘇聯分裂出來的各國，可能會爆發日益強烈的反西方情緒。

因此，國際貿易正處於危險狀態，我們稍有不慎就會跨入一個貿易戰的時代。一旦貿易戰爆發，美國將至少難以擺脫羅納德·裡根留下來的預算赤字，甚至可能受到更大的衝擊。但恰恰在這個時候，美國的戰略貿易論者認為，我們應當對別國採取強硬措施，以實現美國的“國際競爭力”。

想想這樣的場面：克林頓政府的官員不顧正統經濟學家的意見，執意認定日本的貿易順差是美國許多經濟問題的根源，從而不僅要求日本採取措施減少貿易順差，而且要求日本接受具體的出口數量限制。面對這樣的要求，日本人會感到憤怒，他們會指出，日本的儲蓄率很高，把儲蓄的很大一部分投資於海外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這就會帶來巨大的資本項目赤字，而貿易順差只不過是資本項目赤字的必然結果。這一辯解是正確的。日本人還會反問，美國到底要讓他們怎麼做，是讓預算收支出現巨大的赤字，從而把龐大的私人儲蓄都吸收掉，以免其造成貿易順差嗎·這行得通嗎·

但是，克林頓政府中的戰略貿易論者仍然在一場經濟峰會上提出了他們的要求，並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絕。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就面臨一種兩難局面。放棄這個議題，將會示人以軟弱的形象，但在日本拒不服從的情況下，美國唯一可行的政策選擇就是禁止日本產品的進口。這就是一種保護主義，日本將發動反擊，歐洲國家也將效仿。不出兩年時間，40年國際貿易自由化談判的成果就會付諸東流。

這樣的景像是天方夜譚嗎·不是。在本書寫作時，這個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已經成為現實了。美國財政部通常是堅守自由貿易思維的堡壘，但在1993年5月，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負責國際事務的勞倫斯·薩默斯在一場演講中斷定，“日本的貿易順差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因素”，它對“全球經濟發展構成了明顯的阻礙”，接著勞倫斯宣布，“美國將更加看重結果而不是過程，而且結果必須是量化的”。勞倫斯的意思路人皆知：幾週以來，美國貿易代表一直向記者表示，美國很可能要求日本在下一次工業化國家的“七國集團”會議上對其貿易順差設定上限。而面對美國的壓力，日本官員和公眾則憤憤不平，拒不從命。

也許可以期望，當本書出版時，我在此描繪的這幅圖景將被事實證明為聳人聽聞。但只要克林頓政府堅持這種戰略貿易論的空想，貿易戰的風險就會居高不下。

因此，戰略貿易論者的崛起帶來的直接威脅是，他們一心關注所謂的國際競爭力問題，可能引發一場貿易戰。像供應學派造成的預算赤字一樣，貿易戰也不會毀滅美國經濟，但正像預算赤字難以消除一樣，貿易戰的風險也會長久存在。

不過，戰略貿易論者的崛起還會帶來一種間接風險。如果政府堅守一種為真正的專家所公認為錯誤的意識形態，就會使它在所有領域都難以作出正確的決策，包括那些與這種意識形態看似完全無關的領域。

　　 當壞理論驅逐好理論的時候

　　國際經濟政策並不代表一切。事實上，戰略貿易論者所犯的主要理論錯誤之一便是，他們誇大了國際因素的影響，貶低了國內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認為，一個固執地盲目追求“國際競爭力”的政府，在預算、醫療、環保等其他領域卻可以作出理性、正確的決策。

　　但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一旦一個政府在一個領域裡接受了一套從根本上錯誤的理論，“格雷欣法則”就會生效，甚至在一些看似毫不相關的領域裡，這些壞理論也會驅逐好理論。

克林頓執政初期的一個事例很能說明問題，戰略貿易論對醫療這個幾乎完全與國際無關的領域產生了影響。絕大多數研究醫療經濟學的人都會承認，布魯金斯學會的亨利·阿龍是這個領域的頭號專家。阿龍堅守自由派立場，並在1992年大選中積極支持克林頓。但是，後來克林頓政府組織了一個大規模的醫療改革工作組，起用了500多人，其中卻沒有阿龍。為什麼呢·似乎是因為阿龍站錯了隊伍。這個工作組的組長是艾拉·馬加齊納，此君的職業是商業諮詢師，在思想上是個戰略貿易論者。馬加齊納在1990年寫了《沉默的戰爭》一書，由此可見，他認為國際貿易相當於一場戰爭。在1983~1984年民主黨內關於產業政策的大決鬥中，來自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曾猛烈批判戰略貿易論者，尤其是馬加齊納。由於這段往事，馬加齊納在成立該工作組時就沒有考慮阿龍這位來自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而且，似乎是出於對職業經濟學家的不滿，他幾乎把所有曾研究過醫療經濟學的人都拒之門外。

這個例子說明了一個普遍的道理：如果一條經濟學說是明顯錯誤的，通常好的經濟學家很早就會指出其錯誤，或者與已指出其錯誤的經濟學家站在一起。但如果這一錯誤的教條被政府採納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它就會驅逐好的經濟學理論，就算一些好理論從表面上看與這種教條並無直接衝突，也會遭到驅逐。

在本書寫作之時，形勢還很難判斷。但醫療等重要領域初步的事態發展表明，戰略貿易論這種愚蠢的簡單化政策正在損害克林頓政府進行良好決策的能力，而且這一損害波及的範圍大大出人意料。

　　 經濟學家的角色

一次，一位從政的經濟學家向我描述了他的工作，他有豐富的經歷，也因此而變得憤世嫉俗。他說：“我主要是在揭穿和打擊那些不良理論，但就像在抽水馬桶裡衝蟑螂一樣，它們遲早又會爬上來。”關心實際政策的經濟學家的角色也許是很尷尬的：他們常常會長年累月地構造一條複雜精緻的理論，或者用現實證據來驗證自己的思想，但政治家總是會採納那些早在幾十年前甚至幾百年前就被經濟學界證偽了的理論，還會發表一些與事實截然相反的言論。

這令人沮喪，他們也許應該放棄現實而嚴謹的研究，或是退回到學術的象牙塔中，或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位政策企業家。畢竟，如果最終得到採納的總是簡單化的理論，那麼嚴密的政策思考與謹慎的現實研究還有什麼用呢·

一個簡單的回答是，放棄是不對的。如果好理論的提出者不為其思想據理力爭，它們就沒有權利抱怨結果對他們不公平。

但是，嚴密的理論仍然常常會敗給流行的無稽之談。在這種情況下，支撐所有嚴肅的經濟學家的最終信仰是，正確的理論雖然一時蒙塵，但最終會光芒四射。政策企業家的那些粗糙理論是沒有連續性的，而優秀的經濟學思想有著深厚的積澱。 20年之後，供應學派將完全淪為歷史的陳跡，但嚴肅的保守派經濟學家的睿智洞見將留存於世。 20年之後，戰略貿易論將是一門僵死的學問，但QWERTY經濟學仍將是人類思想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或者說，我們希望如此。人終不免一死，但我們必須相信，精湛的理論永世長存。

　　 ……

01 對凱恩斯主義的攻擊

　　 凱恩斯的經濟衰退理論遭質疑

假設有一個經濟體正在充分就業的狀態下悠然地發展著，所有的工廠都在全速運轉，所有的工人都有工作（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這個世界總是有許多衝突和不測之事，因而總是會有一些工廠瀕臨倒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但我這裡只是對凱恩斯的理論進行一種初級解釋，所以這一點可以暫時忽略）。伴隨著平穩運行的“實體”經濟，還有一條平穩的資金流：企業會獲得銷售收入，並用自己的利潤支付工資與股息，而家庭會用其收入再次從企業購買產品。

接下來我們假設，出於某種原因，這個...

自序
導言
第一篇 保守主義經濟學的興起
01 凱恩斯主義的攻擊
經濟學裡真正的大謎只有兩個，一個是經濟增長為何時快時慢，並存在國家間差異；另一個是，為什麼會出現經濟周期，為什麼經濟總是無規律地在衰退和復甦之間搖擺。正是在挑戰正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的過程中，保守派取得了
第一場大勝，迫使人們對經濟學進行深刻反思。
經濟周期之謎
凱恩斯的經濟衰退理論遭質疑
米爾頓？弗里德曼一代：貨幣主義
米爾頓？弗里德曼二代：滯漲
理性預期學派步步逼迫
1980年：保守派在思想上大獲全勝
02 稅收、管制與經濟增長
在稅收和管制領域，保守主義理論真正產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響。他們以一種有力的方式證明，高稅負已經嚴重拖累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僵硬的管制進一步阻礙了經濟增長。他們指出，政府應以更大的力度來防範稅收與管制帶來的激勵扭曲，實行一場溫和的政策轉變。
只有生產率的增長能讓一國變富
生產率高速增長的奇蹟為何消逝？
保守主義的稅收觀
僵硬管制的代價
平和的變革流產，供應學派掌權
03 供應學派
.20世紀70年代，《華爾街日報》社論版主管羅伯特？巴特利成功地將一小群叛逆的經濟學家的理論吹噓成了一個重大的理論流派，即“供應學派”。供應學派學者到底是什麼人？他們的理論是怎麼樣的？他們為何具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回答了這些問題，我們就能明白美國的保守主義為何在政治上接連成功，在經濟上則屢屢失敗。
一群來自邊緣地帶的怪人
核心理論：貨幣政策無效，減稅才是王道
國際經濟學備受青睞
供應學派成功奪權，正統經濟學面臨危機

第二篇 保守派的政績
04 經濟增長的海市蜃樓坍塌
在保守派執政時期，美國經濟的增長軌跡基本沒變。如果是這樣的話，保守派怎麼能煞有介事地論證說他們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奇妙的變化，又怎麼能一度使許多美國公眾信以為真呢？這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了。
會撒謊的統計數字
對經濟增長的思考
保守派只是白忙了一場
1979~1993年經濟的興衰說明了什麼？
回到長期問題
05 入分配出現巨大分化
保守派執政時期，收入分配發生了巨大的分化：富人變得更富，窮人變得更窮，而中產階級則原地不動。但一直以來，在有關美國貧富分化加劇的爭論中，一個最令人驚奇的現像是，許多保守派根本不願承認有這回事。
貧富分化日益加劇
保守派竭力否認
貧富分化加劇，誰之過？
06 算赤字持續增加
在流行的觀念中，羅納德？裡根就像是一名法庭上的被告，其罪名是給美國造成了巨大的債務負擔。的確，裡根造成的赤字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增長，但赤字影響遠非一些人所想像的那種青面獠牙的可怕怪物。
赤字的來源
赤字的確是一種負擔，但並不可怕
隱性赤字是損害美國經濟的罪魁禍首嗎？
判決：重罪還是輕罪？
07歐洲保守派的兩場重大冒險
在英國保守派執政時期，生產率增長只獲得有限的提速，失業率則呈上升勢頭，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都劇烈波動。隨著歐洲貨幣體系的瓦解，歐洲貨幣統一的宏大計劃也以經濟衰退和政治危機告終。
撒切爾主義的慘敗：市場不是萬能的
歐洲貨幣體系的成功只是僥倖，崩潰才是必然
歐洲經歷對美國的啟示
04 經濟學界風潮左轉
08凱恩斯主義歷久彌新
1980年，歐文？克里斯托還宣稱，凱恩斯已經徹底死了。但在12年之後，凱恩斯仍然很有影響力。事實上，凱恩斯主義像“勁量兔子”一樣，始終活力無限。
保守主義宏觀經濟學在理論和現實中雙雙破產
衰退的根源：理性的人並未理性到極致
為什麼說凱恩斯主義基本正確？
1993年的理論與政策困境
09qwerty鍵槃經濟學
qwerty式鍵盤的故事有深刻的意蘊，它能使我們發現一種全新的經濟學思想：所謂市場總會將經濟導向獨一無二的最優結果的理論是錯的；相反，歷史性的偶然因素往往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市場競爭的結果，即“路徑依賴”。
qwerty現象：被忽視的常理
國際貿易如何產生
戰略貿易政策顛覆自由貿易信仰
理論易破，建議難提
10戰略貿易論的崛起
戰略貿易論不過是聽起來有點像過時的企業戰略理論而已，為什麼經濟學家要一起上陣把它批倒呢？簡單地說，這是出於一種知識分子的憤慨。在經濟學家看來，戰略貿易論者是把一套粗鄙不堪的謬見打扮成了精湛的真知灼見。
戰略貿易論的主要起因
戰略貿易論的核心思想
戰略貿易論惹怒了經濟學家
戰略貿易論的六大根本謬誤
戰略貿易論者意外掌權：政治家需要簡單的理論
11 生產率高低與國際競爭力毫無關係
如果你聽到有人大談“為了在當今的全球經濟中開展競爭，美國的生產率亟待提高”這樣的話，無論是誰說的，無論他如何舌燦蓮花，他也許都應該在胸前配上一條閃閃發光的霓虹燈條，上面寫著“我根本就是在胡扯”。
三個問題及答案
低生產率是個問題，但與國際競爭無關
國內生產率增速是唯一重要的東西
服務業的生產率比製造業的生產率重要
我為什麼要澄清誤解
結語

自序
導言
第一篇 保守主義經濟學的興起
01 凱恩斯主義的攻擊
經濟學裡真正的大謎只有兩個，一個是經濟增長為何時快時慢，並存在國家間差異；另一個是，為什麼會出現經濟周期，為什麼經濟總是無規律地在衰退和復甦之間搖擺。正是在挑戰正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的過程中，保守派取得了
第一場大勝，迫使人們對經濟學進行深刻反思。
經濟周期之謎
凱恩斯的經濟衰退理論遭質疑
米爾頓？弗里德曼一代：貨幣主義
米爾頓？弗里德曼二代：滯漲
理性預期學派步步逼迫
1980年：保守派在思想上大獲全勝
02 稅收、管制與經濟增長
在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