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金庸」出世
一、與梁羽生同事
在《新晚報》時期，與同事陳文統等下圍棋成為查良鏞業餘的一大樂趣。陳是廣西蒙山人，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一九四九年畢業於嶺南大學經濟繫，有深厚的舊學根基，詩詞對聯無不精通。他們在《大公報》就是同事，一九四九年夏天，陳文統經校長陳序經推薦，投考香港《大公報》翻譯，總編輯李俠文委託查良鏞做主考，他覺得英文合格，就錄取了，沒想到陳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們最初同在編譯組，翻譯英文電訊稿。幾個月後陳轉到副刊版，他仍在國際版（期間，他曾一度辭職北上）。一九五二年，他們兩人先後調到《新晚報》編副刊，陳文統編的是《天方夜譚》版，在干諾道一二三號樓下同一間辦公室。這段時間他們兩人交往最多、關係最密切，他們談得最多的是武俠小說，從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白羽的《十二金錢鏢》到朱貞木的《七殺碑》經常談得眉飛色舞。他們都認為，文筆是白羽的好，《十二金錢鏢》乾淨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對話言如其人；但《蜀山》內容恣肆汪洋，作者異想天外，談到書中的異派人物時，他們還會加上自己的不少想像，非常合拍。同室的陳凡、高學達等人武俠小說造詣遠遠不如他倆，通常插不上話，聽了一會，只好各自工作去了。
每天下午，陳文統往往去買二兩孖蒸、四兩燒肉，以助談興，一邊飲酒，一邊請他吃肉，興高采烈。他不喜歡吃孖蒸和燒肉，有時只好開一瓶啤酒和他對飲。那時，他們誰也沒想過不久以後，自己也會操筆上陣寫起武俠小說來。
他們還有一個共同嗜好就是圍棋，常在一起對弈，殺得天昏地黑。作家聶紺弩時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每天要寫社評，最大的興趣卻是找這兩個年輕人下圍棋。「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興趣卻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數小時。」三個人旗鼓相當，有輸有贏，他們兩個經常聯手對付聶紺弩，殺得難分難解，從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時甚至下到天亮，聶紺弩乾脆就打電話給《文匯報》，說今天沒有社評。兩個棋迷在報上寫的「棋話」也互爭雄長，不相上下，深受棋迷歡迎。不同的是，陳文統圍棋、象棋都喜歡，他只愛圍棋。
一九五四年，香港發生一場轟動一時的武術比賽，太極派與白鶴派因門戶之見發生爭執，互不相讓，白鶴派的陳克夫向內地來的太極派吳公儀下戰書，以比武分高下，兩派掌門人簽下了生死狀。因香港禁止擂台比武，地點設在一水之隔的澳門。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回響，至少有五千人赴澳門等候開場，不僅是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也成為當時報紙爭相報導的題材，《新晚報》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導。一月十七日下午，這場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門新花園拉開帷幕，兩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兩個回合就以吳公儀一拳擊中陳克夫，鼻子流血而告終。但比武引起了難得一見的轟動，當天《新晚報》出「號外」，報導比武結果，一出市即被搶購一空。
比武觸動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報紙宣傳工作的金堯如，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既然市民對比武的興致如此高漲，何不趁熱打鐵，在左派報紙推出武俠小說連載，招徠讀者，擴大發行量呢？一九四九年以後，武俠小說以其荒誕無稽在大陸被禁。他認為，左派報紙如果能打破清規戒律連載武俠小說，必可吸引大量港澳讀者，以改變銷路的困境。他在新華社宣傳會議上提出以武俠小說吸引人民來接受「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建議，與會者均表支持，宣委會作出決定，由《新晚報》先作為試點去辦。當時《新晚報》的羅孚和《文匯報》的廖一原等都在座。
此前，《新晚報》「天方夜譚」欄目連載唐人（嚴慶澍）的《金陵春夢》，「下午茶座」連載其另一部小說《人渣》，吸引了大量讀者，但從未登過武俠小說，羅孚找到陳文統。一月十九日，即比武結束第三天，《新晚報》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出「本報增刊武俠小說」的預告。二十日，《龍虎鬥京華》就在「天方夜譚」開始連載了，署名「梁羽生」。這是梁羽生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標誌著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小說一共連載了七個月，在讀者中引起意想不到的熱烈回響，梁羽生一炮走紅，《新晚報》銷量看漲。
二、《書劍恩仇錄》：故鄉傳說
從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到《草莽龍蛇傳》，查良鏞都是忠實讀者，他從未想過自己也要上陣。一九五五年二月初，羅孚和「天方夜譚」的編輯忽然向他緊急拉稿，說《草莽龍蛇傳》已連載完了，必須有一篇武俠小說頂上，而梁羽生顧不上，寫稿之責非落在他的頭上不可。當時，他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甚至連小說也沒有寫過，遲遲不敢答應。禁不起他們的勸說，他只好答應了，打電話到報館，報了個題目《書劍恩仇錄》，但從哪裡寫起，他還沒想好。
二月七日，發稿的日子到了，編輯派了一個老工友上門來等，無論如何在當夜九點前要一千字的稿子，否則明天的報上就有一塊空白了。老工友觸發了他的靈感，他便從塞外古道上一個「年近六十，鬚眉皆白，可是神光內蘊，精神充沛」的老者寫起，先把這個工友打發走再說。所以他說，「如果我一開始寫小說就算是文學創作，那麼當時寫作的目的只是為做一件工作。」
二月八日，《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天方夜譚」版開始連載，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共連載了五七四天。
「鏞」字拆成兩半就是「金庸」，他自稱「沒有什麼含意的」。金庸橫空出世，從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鏞。
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從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出場，這一年他已年過而立。雖然早就離開了故鄉，但故鄉在他的夢裡夜夜縈迴，母親、父親、兄弟姊妹，故鄉的風物人情、民間傳說深埋在一個漂泊異鄉的遊子心中。遙望江南，那是他永遠的愛和痛，「如果你到過江南，會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楊柳與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正是他落筆寫《書劍恩仇錄》時的心境。當他初次執筆寫下第一部武俠小說時，他想到的是遙遠而親切的故鄉，海寧潮、母親和從小熟悉的傳說。
他的故鄉一直流傳，乾隆皇帝本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雍正皇帝生了個女兒，用偷梁換柱的調包計換去了陳家的兒子，乾隆實際上是漢家的血脈，這傳說越數百年而不衰，從小銘刻在他的心裡。故事輪廓由此而來，從家國恨到兒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開。他對母親的思念情不自禁，陳閣老夫人的名字最初連載時叫「徐惠祿」，與他母親的名字僅一字之差，以後修改出版時改為「徐潮生」。
「我是浙江海寧人，乾隆皇帝的傳說，從小就在故鄉聽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說寫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歷史學家孟森做過考證，認為乾隆是海寧陳家後人的傳說靠不住，香妃為皇太后害死的傳說也是假的。歷史學家當然不喜歡傳說，但寫小說的人喜歡。」
乾隆在他的家鄉海寧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當地百姓。他筆下將乾隆皇帝寫得很不濟，他有時感到有些抱歉。他說，乾隆的詩寫得不好，本來也沒多大相干，只是小時候在海寧，後來在杭州，到處見到他的御詩石碑，心中實在反感，現在見到好多名畫，也到處是他的題字，不諷刺他一番，悶氣難消。寫到後面，他更是禁不住大發議論，說皇帝的話不可相信。這番話和小說的主線沒有多大關聯。
《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開始連載的兩、三個星期，反映平淡，沒有引起特別的轟動，刊載一個多月後，情況逐漸發生變化，曲折、起伏的情節，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著讀者，一路追著讀下去。一九五○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申報》做過編輯的董千里則說，「書劍」最初在報上連載時，我從頭到尾均未錯過，深佩作者之才，由此結識。
金庸收到大量讀者來信，幾乎每天都有，如果當天他擺了一個烏龍，次日的來信一定會多些，他寫到言伯乾與文泰來大戰，不經意用了「雙目如電」，此後三天收到七封信，都說言伯乾的一隻眼已被余魚同射瞎了。有地址的讀者來信，他會陸續回覆。
電影界的朋友、中聯公司總經理劉芳與太太天天爭著看《新晚報》上的連載，中聯很想把它改編成電影。緬甸仰光的讀者來信說，當地有好幾位說書人以「書劍」為壓軸，頗得聽眾的歡迎。海外有兩家中文報紙逐日轉載。
繼梁羽生之後，金庸將武俠小說推向一個高潮，而且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不僅在香港大有讀者，東南亞一帶也有很多人爭相閱讀。「遊戲文字，居然有人喜愛」，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應羅孚只是試試而已。
有些讀者把書中的人物當真實的人那樣看待，真誠地為他們擔心，為他們抱不平。他說寫這書時，確是把自己當作了「紅花會」的一分子來設想，算是個小頭目吧。「紅花會」群雄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水滸》的一百零八將，結局也有《水滸》的痕跡。在此之前，他從未寫過任何小說（〈白象之戀〉是徵文之作，他沒有算在內），下筆之時不知不覺會受到他從小熟悉的《水滸》影響，也受到許多外國小說的影響。有時乾脆就在模仿，既有模仿《紅樓夢》的，也有模仿《水滸》的。丫頭餵陳家洛吃東西，就是抄《紅樓夢》的。
在《書劍恩仇錄》的主角陳家洛身上，隱約可以看到近代以來幾個海寧籍歷史人物蔣百里、徐志摩的影子，他說海寧不出武人，即使是軍事學家蔣百里，也只會講武，不大會動武。他們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鬱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著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其實，在陳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這個虛構人物的身上，寄託了作者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讀書人，又要做革命首領，又要做政冶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業，又重愛情，即使在感情問題上，愛姊姊還是愛妹妹也糾纏不清」的陳家洛—
不是一個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許多知識分子的理想、抱負、幻想、幻滅；反映了他們的天真心態，可取之處與弱點。
從此，金庸—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讀書人，在經歷動盪亂世之後，獨自在異鄉通過武俠小說展開他對人性無限豐富的獨特理解。他的出現幾乎改變了武俠小說難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三、《碧血劍》：亂世情結
和他談起《書劍恩仇錄》或寫信給他的人中，有銀行經理、律師、大學的講師，也有拉手車的工人，有七八十歲的老婆婆，也有八九歲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許多地方，它被作為電台廣播與街頭說書的題材。
《書劍恩仇錄》受到的歡迎出乎他的意料，動筆之前，他從未想過將來要做一個武俠小說家。世事難料，刻意追求的不一定開花結果，無心插柳倒是柳成蔭。一九五五年的一天，《書劍恩仇錄》還在《新晚報》連載，劉芳和李晨風等電影界朋友在茶樓上談起，如果將這個小說拍成電影，應該怎樣拍，忽然想不起書中某個人物的綽號了，茶樓的女招待和鄰座的茶客紛紛插口進來告訴他們。
左派背景的《香港商報》創刊於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一日，標榜中立，最初以純經濟新聞為主，銷路狹窄，每天只有幾千份。第二年改為綜合性報紙，以娛樂性的副刊和本港新聞為主，一九五五年末，《新晚報》還在連載《書劍恩仇錄》，《香港商報》副刊編輯李沙威力邀他為他們「說月」版也寫一部武俠小說，編輯的懇切態度使他難以推辭，就答應下來了。從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起，他的第二部武俠小說《碧血劍》在《香港商報》連載。
他想起十幾年前在石梁讀高中的歲月，在《碧血劍》中虛構了一個「石梁派」，出生在石梁的女主角溫青青，衢江、石梁，以及爛柯山的風光都是他熟悉的：
石梁離衢州二十多里，他腳步迅速，不消半個時辰就到了。石梁是個小鎮，附近便是爛柯山。相傳晉時樵夫王質入山採樵，觀看兩位仙人對弈，等到一局既終，回過頭來，自己的斧頭柄已經爛了，回到家裡，人事全非，原來入山一去已經數十年。爛柯山上兩峰之間有一條巨大的石梁相連，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當地故老相傳是神仙以法力移來，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依稀就是石梁的春天：
兩人緩步向後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樹木蔥翠，四下裡輕煙薄霧，出沒於枝葉之間。良夜寂寂，兩人足踏軟草，竟連腳步也是悄無聲息。將到山頂，轉了兩個彎，一陣清風，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滿坡盡是紅色、白色、黃色的玫瑰。
他當年所見的也許不是玫瑰，只是滿山五顏六色的山花。
《碧血劍》的歷史感很強，政治性極濃厚，崇禎皇帝、李自成、皇太極都出現了，只是主角袁承志的形象有點單薄，人物性格的挖掘和感情的刻畫都不夠，文學性不如前一部作品。（他對此很不滿意，隨後做過兩次大的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篇幅。）
他小時候就在故鄉海寧袁花的戲台上看到過崇禎皇帝，他和哥哥查良鏗一起看龍王戲《明末遺恨》，覺得崇禎「有些可憐」。在許多平民在亂世中流離的情節，無疑有他自己的人生經歷、生命體驗。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碧血劍》連載了整整一年，袁承志面對易代的大動盪、大變化，最終到南洋一個海島開始新生活，有人說，這是對千千萬萬人逃入香港的隱喻。袁是從護送大炮進京的葡萄牙士兵那裡得知有這個島，他們給了他南洋島嶼的地圖，「你們與其在這裡辛辛苦苦的打仗，不如帶了中國沒飯吃的受苦百姓到那島上去。」承志心想，「你這外國人心地倒好，只是不知我們中國地有多大，億萬之眾，憑你再大的島也居住不下。」這個情節出現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那一段。當時許多香港人與袁承志有著相似的命運，歐洲人幫助這些流亡者找到這個島，似乎也暗示了香港的處境，這是一塊英國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時，香港不足六十萬人口，一九四九年前後，政局劇變之際，大批移民進入，到一九五○年春天人口已猛漲到兩百三十萬。《碧血劍》的很多讀者就是在這期間來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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