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年前，香港漫畫家尊子化過一幅漫畫：盛裝的新娘蒙著頭巾，正在大花拜父母。父親的樣子是鄧小平，母親是戴卓爾夫人，而他身邊的新郎只是一捲紙，上面寫著《中英聯合聲明》。
議場新年左不得主的盲婚啞嫁。
與中國熟悉的「孩子回到親生母親懷抱」、以及西方常說的「東方明珠落入共產政權」，這是香港人眼中的「回歸」故事，留下不少香港人對那命運改寫時刻的記憶：驚慌、茫然，還有隱隱的屈辱。
那是1982年到1984年中英談判，前途問題有如達摩克利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懸在每個人頭頂，而530萬香港人坐在家裏，等待宣判。他們甚至沒有資格說點甚麼。有香港代表去北京，希望向鄧小平當面表達港人的意願。1984年6月，鄧小平回應了他那句著名的話：「中英談判不是三腳凳。」「三腳凳」臆度在香港成為流行慈。人們反覆咀嚼他的意思：香港要清楚自己的位置。回歸與否、怎麼回歸是中國跟英國之間的事，是兩個國家的主權談判，與香港民意無關，香港根本沒有資格上談判桌。
在中方看來，這是外交上果決的大智慧；而對沒來得及有真正「解殖」過程的香港來說，則劃下一到隱密傷口。「這傷口至今還在，沒有好，甚至剛剛開始被意識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說。
三十年後的今天，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建民講了另一個故事，幾乎像是當年尊子漫畫的平行版本：
女兒18歲前，父母說不能談戀愛。18歲生日那天，父母又說，時機還不構成熟，5年後才考慮讓他自由戀愛，女兒默默接受。23歲生日前夕，父母說了「循序漸進」和「實際情況」兩大因素後，決定可在28歲由戀愛……萬萬沒想到，當她28歲日快要來臨時，父母突然對「自由戀愛」作出解釋：你的戀愛對象須讓我我先挑，他必須不予我們對抗。一直沉默的女兒聽後，問道：自由戀愛，難道不就是全憑個人意志去選擇嗎？
這是陳建民對1997年回歸以來，香港人爭取《基本法》中所承諾的民主之路的比喻。「女兒」是香港，「父母」是北京，「自由戀愛」是民主普選，從2003年開始，每一年「女兒」和「父母」之間都因為爭取「自由戀愛」爆發激烈爭吵；而如今，正是「28歲生日要來臨時」。
根據2007年12月全國人大的決議，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怎麼選？誰說得算？公開激烈爭論從去年開始，席捲全城。
民主派人士和他們的支持者(根據歷年立法會中直選議席的得票統計，約佔選民6成)堅持，香港要的是「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而北京主管港澳問題的各級官員則明確表態，鄧小平早在中英談判期間就提出的「後雪人必須愛國愛港」以及遵守《基本法》才是談普選的基礎。《基本法》與國際標準未必矛盾，但「愛國愛港」的政治表述，則令民主派強烈擔心會成為篩選候選人的門檻，讓北京不喜歡的人物無法參選行政長官。他們擔心，爭取十幾年的「普選」，最後只有「假普選」。
時隔三十年，香港再次走到政治上命運攸關的時刻。這一次，很多香港人不甘心待在談判桌外了。
一場可能是回歸以來香港最大歸規模的激進社會運動「佔領中環」正在醞釀。運動的方式很直接—如果沒有「真普選」，就「公民抗命」，不惜以違法(而後伏法)的犧牲手段，「佔領中環」，癱瘓政經中心；試圖憑這張蓄勢未發的底牌強行登上談判桌，逼迫中央妥協，落實「真普選」。
而另一邊一直通過港澳事務官員「放風」的北京，則直接攤牌。6月10日，國務院首次發布針對香港為題的白皮書，全面宣示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內難與邊界立場。
像是三十年前那句針對主權談判的「三腳凳」，2014年的白皮書，針對民主治權，字字句句彷彿又再提醒香港人：認清自己的位置。
二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這份《「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長達2.3萬字的文件，系統回顧了「一國兩制」的誕生過程、回歸17年以來它在香港各個領域的實踐，並在此基礎上全面宣示了北京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立場。
作為官方正式文件，白皮書雖沒有法律效力，但常被中國政府用於發布重要政策或權威表態。1992年至今，在「地區」問題上，國務院發布過關於西藏的白皮書9次，台灣的2次，新疆的2次。而此次，是國務院首次針對香港問題發布白皮書，並同時翻譯成七國文字，向國際社會發送。
白皮書提出，目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出現一些「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而這些觀點與「一些人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有關，因此，是時候「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
白皮書起草的主要參與者、北京大學院教授強世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白皮書起草開始於一年多前，選擇此時發佈，不可迴避的正是目前爭議激烈的行政長官普選問題。
強世功說，跟以往北京對「一國兩制」的表述明顯不同的是，白皮書還「特別強調了中央對香港全面管制權」。白皮書中寫：「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傭有全面管制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練，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並詳˙細列出了「全面管制權」所包括的內容。在強世功看來，用「全面管制權」這個概念概括基本賦予中央在香港實行的權力，「強化了妝央治港的理論基礎」。
自2003年北京在香港強推涉及「國家安全」的基本法條23條立法，引爆了回歸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抗議、50萬人上街遊行之後，強世功認為，中央治港政策一直不斷在微調，從過去「井水不犯河水」的放任不干預政策，調整至重視「溝通」、「對話」的話語權，再到普選前夜，強調全面管制權，白皮書展現了這種思路的調整。
更引人注目的是，白皮書首次提出「一國兩制」的根本原則和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個表述在白皮書文本中反覆出現達6次之多，並放置在傳統的「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之前，聲明這是對「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的基本要求。
這個表述最早來自胡錦掏在中央十八大上所做的報告。報告中提到：「中國大陸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這一提亦是之後習近平提出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依據。然而，壓力「內」、「外」有別，白皮書首次將香港問題放在「對外」的「國家安全」層面闡述、令不少港人愕然。
在白皮書發布之前，曾有兩個以上接近香港高層的消息源向筆者透露，隨著2017年普選的臨近，香港問題更請向於被放進「國家安全」的框架處理，而不僅僅是「一國兩制」框架。這一轉變讓北京得知港派憂慮，也領部分香港親中派憂慮，也令部分開放的香港親' 派政治人物感到前所未有的擔憂。強世功回應這一點時十分警慎，他承認「一派人確實更關心國家安全」，「鷹派」與「鴿派」正在治港問題上博弈，但也強調中央政府到目前得取態仍然是「平衡木」。
對於普選問題，白皮書的表態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府和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愛國者治港」這30年來一直以領導人講話與黨報文章的形式存在的中央治港「潛規則」，至此作為普選的條件，首次正式寫進官方文件。
在白皮書發表之前，香港民間社會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已經降至最1997年以來的最低點。具2014年上半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調查，隨機抽樣的人士中有48%對一國兩制「有信心」，45%「沒信心」，淨值只有3%，是回歸以來最低位。
白皮書的發表令局是雪上加霜、由猶如在香港輿論下一枚炸彈，引發社會強烈不安與反彈。香港網友Alex Fan在主新聞形容：「開著電視見到中國政府公布白皮書，和程度可相比25年前電視鏡頭看到被經六四事件。」感嘆「一國兩制已死」、「假面舞會提早結束」、「唯有佔領中環」之聲更不絕於耳。泛民主派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甚至表示，如果白皮書的論述是在1990年頒布《基本法》時表示，香港就不會再1997年7月11日順利回歸。「佔領中環」連棟發起人之一陳健民頓媒體回應稱：「香港人要求的是最基本的尊重。其實北京越是尊重兩制，香港人越是尊重一國，但不對用一國壓兩制，反抗一國的力度就越大。如果高度自治受到威脅，我相信會有更多香港人支持民主運動」
不過，也有不同看法。曾任律政司司長的基本法委會副主任梁愛詩在接受才訪時便回應表示，白皮書並踰矩之處，香港社會反應過度是因為過去對「一國兩制」有誤解，「這次中央只是系統講清楚」。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接受傳媒節體裁訪時亦表示留意到關於「國家安全」的新提法，但認為在香港正進入激烈普選議題發展的時期，「中央透過白皮書講清楚堅持的原則、憂慮、和希望的發展方向、對香港是好事。」
三
香港民主化問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始終緊繃著香港和北京的神經。是「普選」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爭議最大的地方，也是後來遵照鄧小平只是加入「循序漸進」原則，走道沒有退路的今天，懸在眼前的最大難題。
研究了全世界15個國家民主轉型經驗的耶魯大學教授林茨(Juan J.Linz)曾在1996年出版的名著《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中斷言了這個難題的結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變成一民主政體，無論那裏的民主運動範圍和力量有多大。」
去年10月剛剛去世的這位著名社會學家認為，香港正好代表了民主轉型經驗的特殊案例：「在非民主化的國家之中是否可能產生一個有效運行的民主政治亞體制？」他經過分析後判斷，無論政治上還是主權結構上，都不可能做到。
這也正式香港當下困境的核心來源。
對香港來說，現實政治中，民主的發生並不向民主派所期待的那樣順理成章：公民社會、言論自由、法治完善、行政高校、經濟富足……種種社會基礎都已具備，民主轉型理應水到渠成。可惜上述只是充分條件，最重要的必要條件卻是：香港有完全的能力決定自己可以怎樣做。
但1984年的《中央聯合聲明》決定將香港的立憲全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換言之，「自治」並不是本質性的，《基本法》的框架決定了香港特區的所有權力來自中央下放及授予。1997回歸以來的政治實踐，讓香港人大致摸清了「一國兩制」的底線，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教授馬嶽總結為：「一般社會和經濟事務決策，中央絕少干預，但在政發展問題上，中央會毫不猶豫地行使其最終決定權。」尤其在民主的問題上，實際上中央從沒有放鬆過主導腳色。白皮書的發布，也是例證之一。
回歸以來，民主派人士在謀求香港民主化改革時，反覆重申著同一個道理：如不盡早建立民主制度，香港會付出甚麼樣的代價……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建民曾在2004年的《明報》上發表文章，認為「香港已是一個多元複查的社會，活躍的公民社會、批判性強的傳媒和議會內外的政黨政治令管制日趨困難。
在這環境下必須建立民主，才能駕馭政治局勢。若不建立民主制度，就會出現政治滯差，及政治制度無法應付社會的政治訴求……民眾或者變的犬儒冷漠，或者就容易走向民粹主義，個ㄈ利用群眾運動及情緒來之持其志至路線，社會會更不穩定。」十年過去了，每一年，每一個月，都有人在發表早日落實普選的拳拳之言。
基本法中規定，1997到2007香港實行代議制選舉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同時訂下「最終達至普選」為憲制目標。因此從2003年開始，香港民主派人士就開始爭取2007年實現普選。但全國人大三次針對《基本法》釋法，將落實普選的時間表從2007年推到2012，最後推到2017。學者們眼看著理論推演中的代價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逐一變成現實，卻無能為力。
對北京而言，「民主香港」同樣是個意料之外的難題。
他並非「一國兩制」最初的本意。無論是鄧小平最初的「一國兩制」構想，是白皮書中提到的，1983年中國政府就解香港問題形成的十二條基本方針，「一國兩制」的要義均指向經濟制度，是為了保障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在馬嶽看來，「一國兩制」的基本構思是「在主權統一的情況下，透過政治制度安排，賦予香港特殊的地位，在回歸後繼續以資本主義都會的教穡來貢獻國家經濟發展」，其實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對香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政策的延續。而基本法中關於司法獨立、社會自由等安排也是為了讓資本主義在這些配件下繼續茁壯成長。換言之，北京需要香港「馬照跑、舞照跳」，而不適甚麼政治民主。
此外，在中英談判一直到基本起草之前的香港，主流社會也確實沒有表現出「民主」意識的集體自覺。當時香港的大多數民意既不求民主，也不願回歸，而是希望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即「維持現狀」；或者主權回歸中國，至全留給英國。只有很少一部份知識菁英與進步學生提出「民主回歸，更少數的人提議公投是的「命運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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