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推薦：「情節持續緊繃……令人凝神屏息……史卡佩塔再度出擊並且躍上顛峰……冷靜、絕不屈服﹔憑藉比史崔克電鋸更為犀利的敏銳直覺，這位法醫病理專家四處奔波追蹤疑似天花的不明病毒，強悍引人的性格統馭著整篇小說。」
──《紐約時報書評》

「極度悚慄……近乎超現實的開場令康薇爾這部最新的凱‧史卡佩塔法醫推理小說即刻緊攫讀者的心，並流露豐富的文學感性……讓我們再次見識到這位法醫令人激賞的膽識和才氣。」
──《舊金山紀事報》

「這是康薇爾自《波特墓園》以來又一傑作，通篇充斥一股詭密的陰暗氣息……在康薇爾的...

入夜後的都柏林空氣清朗而冷洌，我房間外面的風嚎哮著，像是百萬支笛子在空中鼓動。我再一次整理枕頭並把背靠向毛茸茸的愛爾蘭亞麻床單，幾陣驟風將老舊的窗框撞得砰砰作響，有如成群的幽靈橫掃而過。然而我毫無睡意，白天的種種影像再度浮現，我看見許多缺了四肢的屍體。我坐了起來，開始發汗。
扭開電燈，眼前薛爾本旅館房間的古老木質家具和暗紅方格飾布，頓時罩上一片溫暖的黃暈。我穿上睡袍，視線往舒適床舖旁邊的電話上梭遊。幾乎快凌晨兩點了，維吉尼亞的里奇蒙比這裡早五個鐘頭，市警局刑案部門隊長彼德‧馬里諾也該起床了。除非他已經出門，否則應該正在看電視、抽菸，吃些有害身體的食物。
我撥了他的電話號碼，他立刻接聽，好像他就守在電話旁邊似的。
「不給糖就搗蛋。」他用酒醉般的大嗓門說。
「太早了吧，」我說，開始後悔打這通電話。「早了好幾個星期。」
「醫生？」他困惑的頓了一下。「是妳？妳回里奇蒙了？」
「還在都柏林。有狀況嗎？」
「沒事，只是有些傢伙實在是醜得不需要戴鬼面具。所以囉，每天都是萬聖節。嘿！布巴又在揭人家的底牌了。」他叫嚷起來。
「你總是以為每個人都在揭別人的底牌，」有個聲音反駁他。「你當警探當得太久了。」
「你在胡說什麼？馬里諾連他自己的體味都偵查不出來。」
他背後響起一陣狂笑，酒醉、嘲弄的聲音繼續嚷嚷著各種評論。
「我們在玩牌，」馬里諾對我說：「妳那裡幾點鐘啊？」
「你還是別知道的好，」我回答。「我有不太好的消息要告訴你，不過現在好像不是時候。」
「不，不會的。等一等，我把電話移動一下。該死。我最討厭電話線纏在一起了，妳知道我的意思吧？可惡。」我聽見他沉重的腳步聲，接著是椅腳摩擦地板聲。「好了，醫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花了一整天和州法醫討論垃圾掩埋場案，馬里諾。我越來越覺得愛爾蘭這些連續肢解事件是維吉尼亞那傢伙幹的。」
他提高嗓門。「你們逮到他了？」
我重新整理絨毛床褥，邊聽見他遠離他的同伴們。我伸手去拿我早先擱在床邊、只剩幾口的黑布希愛爾蘭威士忌。
「佛利醫生化驗了都柏林這幾個案子的屍體，」我繼續說：「我全都看過了，都只有軀幹。脊椎從第五節頸椎末端橫著切斷，手臂和腿從關節處截斷，就如我說過的，這點十分不尋常。受害者包括各種膚色，年齡在十八歲到三十五歲之間，全都身分不明，也都歸類為手法不明的謀殺案件。所有案例都沒有四肢，殘骸都被丟棄在私人掩埋場。」
「該死，聽起來真耳熟。」他說。
「還不只這些。沒錯，兩地的案子的確十分雷同。」
「看來這人渣很可能就在美國，」他說：「我想妳到那裡去畢竟是件好事。」
當然，他原本不是這麼想的。我是維吉尼亞州的首席法醫，當皇家外科醫師學院邀請我到垂尼提的醫學院去做一系列演講的時候，我本來沒有機會調查都柏林這些案件的。馬里諾認為這只是浪費時間，聯邦調查局也評估這種調查的效果比數字統計好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理解他們的疑惑。愛爾蘭這些案件已經懸宕了十幾年之久，而且就跟維吉尼亞州的案子一樣，可以掌握的線索非常有限。我們沒有指紋、齒印、鼻竇病狀，或者任何能夠用來驗明身分的憑據，也沒有失蹤人口的生物樣本可以和受害者的D N A 做比對，更不清楚凶器是什麼，因此關於凶手也所知不多。不過我認為他曾經使用肉鋸，很可能是職業上會使用，或者一度經常使用的工具。
「據我們了解，愛爾蘭的最後一個案子是發生在十年前，」我對電話那頭的馬里諾說：「過去兩年，我們才在維吉尼亞州發現四件案例。」
「妳認為他歇手了八年？」他說：「為什麼？會不會是因為別的案子入了獄？」
「不知道。也許他在其他地方犯了案，只是案件沒有連結，」我回答。窗外的風聲彷彿來自另一個空間。
「南非也有連續殺人案，」他含糊的自語。「還有佛羅倫斯、德國、俄國和澳洲。真是的，妳一想起這種事，就會發現他媽的到處都有。嘿！」他用手蓋住話筒。「還是辦妳自己的案子吧！妳以為這是啥？社會福利嗎？」
他背後一陣男性的嘈雜對話，有人放了蘭迪‧崔維斯的歌曲。
「看來你們玩得很開心，」我淡淡的說：「拜託明年也別邀請我。」
「真是群野獸，」他咕噥著。「每次都把我家喝得精光，玩牌還作弊，不要問我為什麼找他們來。」
「這些案子的犯案手法非常特殊。」我試圖沖醒他的醉意。
「好吧，」他說：「就算這傢伙是在都柏林起的頭，也許我們該鎖定愛爾蘭人。我覺得妳最好盡快回來。」他衝口而出。「看樣子我們必須到匡提科去一趟了。妳告訴班頓了沒？」
班頓‧衛斯禮是聯邦調查局C A S K U，也就是「兒童綁架及連續殺人犯調查小組」的組長，而我和馬里諾是該小組的顧問。
「我還沒來得及告訴他，」我回答，有些遲疑。「也許你可以跟他提一下。我會盡快趕回去的。」
「最好明天就回來。」
「我在這裡的演講還沒結束。」我說。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不需要妳去演講。妳光是演講，什麼都不必做了。」他說，我知道他又要開始探究我的心事了。
「我們把暴力輸出給別的國家，」我說：「最起碼我們也該將我們多年來研究犯罪案件所得到的經驗傳授給人家啊..」
「演講不是妳留在那個妖精國度的真正理由，醫生，」他像易開罐砰的一下打斷我。「妳心裡清楚得很。」
「馬里諾，」我警告他。「住嘴。」
但是他不理會。「自從衛斯禮離婚以後，妳就盡可能找各種藉口溜到城外沿著黃磚道晃蕩。現在妳又不想回家，只因妳不想面對現實，看看自己手上的機會並且加以把握。我告訴妳吧，妳不如立刻打個電話，或者乾脆放手..」
「了解，」我溫和打斷他出自酒醉的好意。「馬里諾，別熬夜。」
法醫辦公室位於斯鐸街三號，就在海關大樓和中央巴士站對面，靠近碼頭和莉菲河。是一棟小巧老舊的建築，一條窄巷通向它那圍著一道漆有斗大「停屍間」字樣的沉重黑色鐵柵欄的後門。我登上階梯，對著它喬治王朝式的正門按了門鈴，茫然等候著。
在這個凜冽的星期二清晨，樹木已有秋意。我感覺自己睡眠不足，眼睛灼熱，腦袋沉重，而且對馬里諾在我掛他電話之前所說的話感到不安。
「嗨，」管理員開朗的迎接我進門。「咱們今天心情還好嗎，史卡佩塔醫生？」
他的名字叫吉米‧蕭，非常年輕的愛爾蘭人，頭髮火紅得像紅銅長春藤，眼睛藍得像晴空。
「已經好多了。」我坦承。
「這樣啊，我正在煮茶，」他說著把門關上，我們沿著條狹窄昏暗的長廊走向他的辦公室。「看來妳需要喝杯熱的。」
「太好了，吉米。」我說。
「至於我們的醫生，她的驗屍工作應該就快結束了。」他瞄著手錶的同時我們進了他那間擁擠的小辦公室。「她一會兒就來。」
他的辦公桌上擱著一大本用厚重的黑色皮封面裝訂的法醫驗屍書籍，在我來之前他正在看好萊塢演員史提夫‧麥昆的傳記，一邊吃土司。他將一杯茶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沒問我要加什麼，因為他已經很了解我了。
「土司抹果醬？」他一如往常的問我。
「謝謝，我在旅館吃過了。」他在辦公桌前坐下時我照例回答說。
「我還是照吃不誤。」他微笑著戴上眼鏡。「那麼，我再重複一次妳今天的行程。早上十一點鐘妳有一場演講，接著在下午一點還有一場。兩場都在學院，舊病理學大樓。我估計每場大約有七十五個學生，不過可能會更多，我也不知道。妳在這裡太受歡迎了，凱‧史卡佩塔醫生，」他雀躍的說：「或者是因為美式暴力太有異國風味了。」
「這就好像說瘟疫也算有異國風味一樣。」我說。
「這個嘛，我們實在很難不被妳的所見所聞吸引。」
「這正是我擔心的，」我友善但不以為然的說：「別太入迷了。」
電話聲打斷我們的談話，他拿起話筒，帶著太常接電話慣有的不耐。
他傾聽了一陣子，粗率的說：「是的，是的，目前我們還沒有這類採購計畫，我得過些時候才能回覆你。」
「我等電腦已經等了好多年了，」他掛斷電話，然後抱怨說：「政府被社會主義牽著走，會有錢才怪。」
「永遠不會有錢的，死人又不會投票。」
「這倒是事實。那麼今天的演講主題是什麼？」他很想知道。
「性侵害凶殺案，」我回答。「尤其是D N A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妳感興趣的那些肢解案件，」他輕啜著茶。「妳認為是性侵害凶殺案嗎？這會不會是凶手犯案的動機之一？」他的眼神閃著好奇。
「當然是一部分因素。」我回答。
「可是那些受害者的身分都還沒得到確認，妳又怎麼知道呢？凶手會不會只是以殺人為樂？例如妳提過的山姆之子？」
「山姆之子的行為是帶有性侵害成分的，」我說著回頭尋找我的法醫朋友。「你知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會來？我的時間有點趕呢。」
蕭又瞥了眼手錶。「妳可以去找她。我猜她可能直接到停屍間去了，有個案主剛剛才送進來。一個年輕男性，疑似自殺。」
「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她。」我站了起來。
走廊接近入口處是死因調查法庭，非自然死亡案件在正式開庭之前的死因調查都是在這裡進行的，包括工業和交通意外、凶殺和自殺案件，還有照相手續，因為愛爾蘭媒體依法不能刊登太多案情。我鑽進一個空蕩冰冷、擺著油漆長凳、牆面光禿的房間，裡頭有幾個男人正將一些資料塞進公事包裡。
「我在找法醫。」我說。
「她大概二十分鐘前離開了，可能有約會吧。」其中一人說。
我從後門出了大樓，經過一個小停車場，向停屍間走過去。有個老人正從那裡出來。他似乎迷了路，迷惘的四下張望，差點絆了一跤。他望著我好一陣子，好像我會有答案似的，我為他感到心痛。他到這地方來不會是為了什麼快樂的理由。我目送他匆匆走向鐵柵欄出口，同時看見瑪格麗特．佛利醫生突然從他背後冒了出來，頂著頭灰白的亂髮。
「我的天！」她幾乎是跑著向我而來。「我才轉個身他就不見了。」
那名男子打開鐵柵門，離開了。佛利緩步走過停車場，關上敞開的鐵門並且重新上了栓。她向我走來，幾乎喘不過氣，差點被石徑上的一處隆起給絆倒。
「凱，妳來早了，而且還跑了出來。」她說。
「是親人嗎？」我問她。
「死者的父親。還沒確認身分就跑掉了，甚至沒等我掀起紙罩。足夠我嘔上一整天了。」
她領我進了狹小的磚造停屍間，裡面擺著幾座可能是屬於醫學博物館所有的白磁驗屍台，以及已經停用的舊暖爐。空氣冰凍，除了驗屍用的電鋸以外沒有任何現代化設備。從不透明的天窗射入的稀疏灰色光線，只夠照亮那令一個做父親的不忍目睹、覆蓋著屍體的白色紙罩。
「這個環節一向是最艱難的，」她說：「誰都不該到這裡來認人的。」
我跟著她進入一間小儲物室裡，幫忙把幾盒注射針筒、口罩和手套拿出來。
「是在穀倉的橫樑上吊死的，」我們邊動手，她邊說：「他一直在接受酗酒和憂鬱治療。很多人和他一樣，失業、女人、毒品，不是上吊就是從橋上往下跳。」我們在一輛手術推車上放進配備品時她瞥了我一眼。「感謝老天我們沒有槍械。我這裡沒有X光機。」
佛利是個身材纖細的女人，戴副老式厚框眼鏡，偏愛斜紋軟呢服裝。我們是多年前在維也納的一場國際法醫科學會議上認識的，那時候女性法醫病理學者非常稀有，尤其是在海外。我們很快成了朋友。
「瑪格麗特，我必須提早回美國，」我深吸了口氣說，環顧著四周，有些渙散。「昨晚我沒睡好。」
她點了根菸，盯著我瞧。「我可以把妳要的資料拷貝一份給妳。妳什麼時候走？照片可能得等個幾天，不過我可以寄給妳。」
「我想只要這類型凶手還逍遙法外，就免不了有急迫性。」我說。
「很遺憾他成為妳的負擔。我本來還期望經過這許多年他會洗手不幹呢。」她憤憤彈了下菸灰，然後吸著濃烈的英國菸。「我們休息一會兒吧。我的鞋子開始變緊了，腳腫的緣故。在這種該死的硬地板上，腳很容易痠痛。」
休息區是角落裡的兩張矮木椅。佛利把菸灰缸擱在這裡的一個輪床上，兩腳擱在箱子上，沉溺在她的菸癮裡。
「我永遠忘不了這些可憐的人們，」她開始談論那些連續凶殺案的案例。「第一個送到我這裡的時候，我還以為是愛爾蘭共和軍的成員。除了爆炸案之外沒見過那麼破碎的屍體。」
我不情願，但還是不由得憶起了馬克，思緒飄回他仍在世而我們正熱戀的時候。他的影像瞬間浮現，微笑著，眼裡充滿每當大笑或揶揄時尤其顯得迷人的促狹意味。在喬治城的法學院曾經有過許多這樣的時光，歡樂、爭論、熬夜，我們對彼此的渴求永無止境。多年以後我們經歷了婚姻、離婚，以及重新來過。他是我的生活重心，來了又離去，然後又打電話來或者來到我的門前，擰碎我的心，弄亂我的床。
我忘不了他，仍然無法相信倫敦火車站的一次爆炸就這麼終結了我們狂亂的關係。我無法相信他已經死了，無法回想那景象，因為沒有他臨終的畫面可供我憑弔。我從沒看過他的遺體，我逃避一切看的機會，就像那個都柏林老人不忍親睹兒子的遺體一樣。我突然聽見佛利在對我說話。

入夜後的都柏林空氣清朗而冷洌，我房間外面的風嚎哮著，像是百萬支笛子在空中鼓動。我再一次整理枕頭並把背靠向毛茸茸的愛爾蘭亞麻床單，幾陣驟風將老舊的窗框撞得砰砰作響，有如成群的幽靈橫掃而過。然而我毫無睡意，白天的種種影像再度浮現，我看見許多缺了四肢的屍體。我坐了起來，開始發汗。
扭開電燈，眼前薛爾本旅館房間的古老木質家具和暗紅方格飾布，頓時罩上一片溫暖的黃暈。我穿上睡袍，視線往舒適床舖旁邊的電話上梭遊。幾乎快凌晨兩點了，維吉尼亞的里奇蒙比這裡早五個鐘頭，市警局刑案部門隊長彼德‧馬里諾也該起床了。除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