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王浩威｜精神科醫師、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執行長
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周仁宇｜人類學博士、兒童精神科醫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訓練分析師
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促進轉型委員會兼任委員、台灣臨床心理學會政治暴力創傷與療癒工作小組召集人
楊　翠｜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聯合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名人推薦：王浩威｜精神科醫師、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執行長
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周仁宇｜人類學博士、兒童精神科醫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訓練分析師
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促進轉型委員會兼任委員、台灣臨床心理學會政治暴力創傷與療癒工作小組召集人
楊　翠｜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聯合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第二章】大團體心理學
1921年，佛洛伊德發表了論文〈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他並不認為人們單純地聚集在一起就叫做團體，而是將種族、國家、宗教或專業組織描述為團體。繼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 1895）關於團體心理的觀點之後，佛洛伊德關注的是個體在團體之中如何發展出新的經驗，比如失去獨特性、容易受到暗示等等。他把教會與軍隊進行了比較。雖然這兩種團體在許多面向迥然不同，但各自都有一個領袖人物（耶穌基督和總司令），以平等的關愛來統治和對待全體成員。團體的成員會將自己的領袖加以理想化，用佛洛伊德的話來講，因為他們「將同一客體放入他們的自我理想」，並「在他們的自我之中彼此認同」。
在更早期的一篇論文之中，佛洛伊德參考史前時代和現實之中從未觀察到的「原始部落」的概念，來描述圖騰崇拜和亂倫禁忌。在〈群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之中，他將群體的形成與「原始部落」聯繫了起來，並寫道，群體的領袖正是「原始父親」。原始父親會阻止自己的兒子們滿足自身的性衝動。只有繼承者才有可能獲得性滿足。顯然，佛洛伊德的興趣在於，群體對個體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而個體作為群體的一員又有何種表現。而如果成員之間共同的聯繫不復存在，就會引發恐慌。佛洛伊德還指出，群體的歸屬感會使群體成員對陌生人產生偏見。羅伯特．維爾德（Robert Waelder, 1936）則是最先提出，佛洛伊德描述的群體其實是退行的大團體。在本章的最後，我將會闡述大團體的退行。
從佛洛伊德開始，一些精神分析師就對大團體心理學產生了興趣。然而，和佛洛伊德一樣，他們主要還是關注大團體對個體的意義，比如伊底帕斯父親等等。在意識到孩子的心靈如果沒有與母親或養育者互動就不會進化之後，一些學者因此假設，群體成員會將他們所屬的大群體視為母性的自我理想，或是可以修復自戀受損的乳房母親（breast-mother）。然而，一直到了團體分析師（group analysts），才開始將焦點注重於社會文化因素對團體心理的焦慮模式所扮演的重要性。羅比．弗萊德曼（2008）指出，人們與他們形成的群集是相互關聯的。他還補充說道，夢想既是心靈與社會共同的創造物，也是心靈與社會的創造者。
在文獻資料之中，「團體」或「大團體」等術語一直都指涉著多種情境。例如，這些術語可以用於描述那些聚集在一起接受治療的人們；或來自不同種族背景的人們，聚集在一起討論彼此之間的差異；或描述專業組織或國家的成員。在本書的第一章之中，我闡述了我使用「大團體」這個術語時的含義，以及大團體心理學本身是什麼。
在本章，我會闡述與大團體心理學本身有關的概念，並舉例說明這些概念。這些例子源自於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過去，當我描述由大團體引發的創傷性攻擊事件時，在某些情況下，我會收到一些同行的反饋。他們會向我表達失望的情緒，這些同行都是這些大團體的成員。他們覺得，我是在故意對他們的種族或國家認同發表侮辱性的言論。比如，我研究並發表了塞爾維亞在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領導之下所發生的事情，塞爾維亞的一位同行便一直指責我是塞爾維亞人民的公敵，因為我有土耳其背景。我曾經參與將土耳其具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軍隊和庫德人代表聚集起來，包括被監禁的庫德工人黨領袖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Öcalan）的親密夥伴，尋求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土耳其境內所謂的「庫德族問題」。有人便嚴厲地指責我，說我與土耳其人作對，或與庫德人作對。首先，我想說明的是，人們和大團體兩者的攻擊性或力比多投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一樣的；它們可能是「正常的」，或者有時候被嚴重地誇大了。我舉出我所研究的事件做為範例，以說明我從中得到的發現。但這並不意味我故意選擇某個特定的大團體來羞辱。其次，我始終都秉持著自己的精神分析身分來處理大團體衝突。我（或者我們團隊的其他成員）不會提出解決方案；我只是嘗試找到一些方法，幫助大團體的代表們自己想出解決的方案。
大團體身分認同
從長達數十年於國際場合的行動中，我瞭解到，在政治、經濟和法律議題等可見因素的背後，引發大團體衝突並使之持續存在的核心心理因素，乃是保護和維繫大團體身分認同。
在工作之際，我會聽到一些說法用以表達這種大團體身分認同的主觀體驗，諸如「我們是賽普勒斯土耳其人」、「我們是巴勒斯坦人」、「我們是立陶宛猶太人」、「我們是生活在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我們是克羅埃西亞人」、「我們是希臘人」、「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是遜尼派穆斯林」等等。
身分認同不同於可以被他人觀察和感知到的性格與人格；身分認同指的是個體內在的運作模式：感知並經驗到這個身分認同的人是這個當事者，而不是局外人。德裔美籍發展心理學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 1956）將童年以來慢慢演變而成的個體身分認同的主觀體驗，定義為一種個體內在的相同感，同時又與其他個體具有某些共同特徵。印裔美籍心理分析師薩爾曼．阿赫塔爾（Salman Akhtar）寫道，內在相同性的持續感受，會伴隨著自體體驗（self-experience）在時間層面的連續性：過去、現在與未來被整合入一個讓個體記住、感受和期待的存在所構成的流暢連續體之中。他還描述到個體的身分認同如何與現實的身體意象以及內在的凝聚感聯繫起來，和獨處的能力和清楚自己性別的能力是有何關聯，與諸如國家、種族或宗教等大團體身分認同又是如何聯繫起來的。
個人歸屬於某一個大團體的身分認同，是人類存在的一部分。在部落、種族、國家、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層次上的大團體身分認同，是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的。它們是有著共同起源、歷史連續性和地域現實的神話與事實，以及共同的文化、語言、宗教和意識形態因素，最後交融所產生的結果。環境之中的現有條件引導著孩童們，投身於這種或那種的大團體歸屬感。例如，出生於印度海德拉巴（Hyderabad）的孩子，在發展大團體認同時會特別關注宗教或文化問題，因為那裡的成年人根據宗教的歸屬，定義了他們主要的大團體認同：是穆斯林還是印度教徒。賽普勒斯的孩子，如果出生於賽普勒斯土耳其人和賽普勒斯希臘人激烈衝突的時期，他們便會吸收由種族或民族情緒所定義的較強勢的大團體認同，因為在這個世界角落的那一時刻，比較要緊的是一個人究竟是希臘人還是土耳其人，而不是在意一個人究竟是希臘東正教基督徒，還是遜尼派穆斯林。
有些孩子的父母分屬於兩個不同的種族或宗教大團體。如果這兩個大團體之間爆發國際衝突，這些孩子可能會出現心理問題，甚至成年之後亦然。蘇聯解體之後，在喬治亞共和國裡，喬治亞人和南奧塞提亞人之間的戰爭特別使「混血」後裔的個體感到困惑，心理層面也備受苦惱。在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羅馬尼亞和匈牙利通婚所生的孩子在這兩個大團體彼此敵意開始激化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情況。
「自家人」的心理生物學潛能
最近幾十年的科學研究顯示，人類嬰兒的心靈是相當活躍的，而且在孩童生命的最初幾個月和幾年裡，存在著一種「自家人」（we-ness）和偏愛同類的心理生物學（psychobiology）
潛能。我必須補充的是，這種「自家人」有其侷限，因為嬰孩或者孩童的經驗是有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孩童們開始能夠將自己的心智意象，與熟悉的他人（比如母親）意象區分開來，將兩種意象的不同面向，諸如愉快與不愉快的，或者力比多的和攻擊性的面向，加以整合起來。幼小兒童在二十四個月到三十六個月大的時候，對文化／社會的放大器（amplifiers）—也就是只和某個特定大團體相關連的象徵和符號，不論具體或抽象—便會有所察覺了。
認同
當孩子能夠將自己的意象與親密他人的意象這兩者加以分離並進行整合的時候，他們便認同了這些重要個體身上一系列現實的、幻想出來的、受到寄望的或者令人恐懼的元素。這種認同還包括具體以及抽象的大團體身分標記，比如語言、童謠與其他文化放大器，還有宗教和政治信仰，以及歷史意象等等。很久以前佛洛伊德就已經指出，對孩童而言，父母象徵著更大的社會。這包括了孩童會認同父母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對大他者（Others）的偏見，無論這些偏見是善意的，還是敵意的。
沉積
在「認同」的過程之中，孩童是主要的行動者，他們從周邊的環境之中收集意象、看法、偏見以及各種各樣的心理任務，並使得這些事物成為他們的一部分。孩童也會成為沉積意象（deposited images）的儲存庫，並且會發展出各種各樣的心理任務，來應對這些沉積下來的意象，他們應對的方式有可能是適應不良的，也可能是富有創造性的。在「沉積」的過程之中，正是孩童生活之中的成年人，潛意識地感到有需要將某些事物置入孩童的心靈。作為一個替代兒童，我自己的自體表徵除了包含我外祖母和母親內心關於我亡故舅舅的意象之外，也包括鄂圖曼時期與我同名的重要人物之意象，以及修復這個意象的心理任務。關於沉積，我在之前的作品中還列舉過其他的例子。
心理DNA
當成千上萬的兒童成為同樣或類似的沉積意象及心理任務的接收者，他們便開始享有共同的「心理DNA」。例如，經歷了敵對團體所施加的集體禍患之後，受到影響的個體會留下類似（儘管並不完全一致）的自體意象，上面留存著重大事件所帶來的創傷。許多個體會將這些意象沉積在孩子的內心，並交給他們諸如此類的任務：「為我重拾我的自尊」、「讓我的哀悼過程走上正軌」、「堅定信念進行報復」，或者「永遠不要忘記，永遠保持警惕」。儘管下一代的每一個孩童都擁有自己個別的身分，但都與同樣的巨大創傷意象有類似的連結，而為了應對這種創傷，他們也擁有了相似的潛意識任務。如果下一代不能有效地完成他們共同的任務（常常如此），他們會將這些任務傳遞給第三代，以此類推。這樣的狀況在成千上萬的人們之間創造了一個強大的隱形網絡。沉積，還包括針對陌生的大他者（陌生人），傳遞各種存有偏見的元素。
共同的偏見
勒內．斯皮茨（Renè Spitz, 1965）的研究告訴我們，嬰兒可以辨識出圍繞在身邊的面孔並非都是他們的養育者。斯皮茨將自己的發現命名為「陌生人焦慮」，這種焦慮在六至十二個月時達到高峰，它與「正常」偏見的啟動也存在關聯。亨利．帕倫斯（Henry Parens, 1979）提醒我們，偏見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帕倫斯告訴我們，在正常的發展過程之中，每一個新生兒都會經歷某些強制性的適應反應，使得孩童傾向於發展出偏見，孩童便由此懷有了偏見。我提出的術語「適合外化的目標」（suitable targets for externalization），其所要描述的是，孩童們會整合自身未經修補的意象，在達到高峰時，他們會在經驗之中瞭解到其他大團體的存在，並發展出共同的偏見。
適合外化的目標
讓我們回到我在賽普勒斯的童年時代。請大家想像一下，三歲的我正在賽普勒斯的一個希臘農場旁邊野餐，那裡的豬滿地亂跑。再想像一下，我想要試著碰觸與撫摸一頭小豬。我那穆斯林的祖母一定會強烈反對我的行為。對土耳其穆斯林來說，豬是「骯髒」的。作為一個文化／社會放大器，豬並不屬於土耳其大團體，牠屬於希臘人。三歲的時候，我仍然有一些未整合的自體意象和內在客體意象。此刻，在賽普勒斯的希臘農場，我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目標，來放置我不想要的、受到嚴重汙染的、未整合的「壞的」自體意象及客體意象。因為我是穆斯林的孩子，所以我不食用豬肉，因此，具體來講，我外化到豬這個意象之中的東西，是不會被重新內化的。幾乎每一個賽普勒斯的土耳其孩子都會選擇相同的目標，他們便對陌生的大他者有了共同的預期（precursor），並投以相似的偏見。一個蘇格蘭男孩會慢慢意識到，蘇格蘭短摺裙或風笛與蘇格蘭人之間的聯繫。這些事物會成為他未整合的「好的」意象之儲存庫。而他與其他所有的蘇格蘭男孩共同有著這種經歷。
孩童會使用各種各樣的文化／社會放大器，比如特殊的食物、旗幟的顏色、教堂、清真寺、猶太會堂、屬於他們大團體或大他者的英雄圖畫，將其作為合適的外化目標，來放置他們「好」和「壞」的未整合意象。複雜的思想、感知、情感以及關於陌生大他者的歷史知識，是很晚的時候才發展出來的，孩童們無法意識到，他們透過經驗瞭解到的大他者象徵，可以幫助他們迴避自身的客體關係所帶來的張力。
孩童一旦開始利用共同的適合外化的目標，他或她在經驗方面便開始放棄成為一個博學通才（generalist）。此刻的孩童，對於自身歸屬於某個特定的大團體便有了更為堅定的感覺，並更堅定地將自己與共同的陌生大他者區分了開來。我們每個人都有偏見，這些偏見有可能是無害的，但也可能由於所經歷的各種各樣生活事件而變得懷有敵意，甚至是惡意。當人們存有了惡意的偏見，一些個體便會殺死其他的人類。在此，我想強調的是，「適合外化的目標」這個概念指的是發展出共同的陌生人焦慮，並且在大團體的層次創造出共同的偏見。同樣地，共同的偏見可能會保持在無害的狀態，也可能會變得具有敵意或惡意。
第二次個體化
在經歷青春期通道的時候，個體會潛意識地回顧自己在童年時期對熟悉的大他者所抱有的依戀。這導致了青少年的「第二次個體化」。彼得．布羅斯（Peter Blos, 1962, 1967）認為，堅定的個人認同和性別認同感受會在經歷青春期通道期間變得明確而具體。我則要補充：在青春期，個體在童年時期發展起來的大團體認同，也成為最終的認同。
受到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生活環境的影響—比如，個體在青春期晚期或成年早期的時候，移民至另外一個國家定居—個體可能會否認或壓抑他們對自己童年時期發展起來的大團體認同的投入，但是這種大團體認同還是會在陰影之中保持「鮮活」。作為一名自願移民者，我發展出了美國人的認同。然而，我還是可以意識到自己的賽普勒斯土耳其人認同。不論是自願或被迫的移民者，如果能夠發展出穩定的雙重文化觀，他們的生活會過得更為舒坦一些。
他者
艾瑞克．艾瑞克森提出一個理論，認為原始人之所以會身著動物的毛皮、羽毛或爪子，是想用這種方法來保護自己沒有耐受力的赤身裸體。在這些外在覆蓋物的基礎下，每一個部落或氏族開始發展出自己的共同認同感，以及認為單憑這認同就可以安置自己身分的信念。艾瑞克森認為，人類已經演化成為「偽物種」（pseudo species），比如部落或者氏族，表現得好像是獨立的物種一般。這種假設，在許多關於大他者的古代文獻和語言之中，可以得到支持。阿帕契印地安人認為他們自己是人（indeh），而其他所有人則都是仇敵（indah）（Boyer, 1986）。古代的中國人視自己為人（people），將大他者看作鬼（keui）或者「進行捕獵的鬼魂」。居住在巴西雨林的蒙杜魯庫人將他們的世界劃分為屬於人的蒙杜魯庫，和屬於帕里瓦特（pariwat，即敵人）的非蒙杜魯庫，但排除掉某些他們認為算是友善的鄰居（Murphy, 1957）。只將自身看作是「人」的大團體，我還可以舉出其他一些例子，比如蘇丹的丁卡人（Sudanese Dinka；這個群體的名字可以翻譯為「人」）、努爾人（Nuer；「原初的人」）和北極的尤匹克人（Yupik；「真正的人」）。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地拓展艾瑞克森的觀點。彼此鄰近的原始團體之間為了生存，必須爭奪領土、食物、性和物品。我們可以想像，這種競爭最終會承擔起較屬於心理層面的影響。物質的必需品除去其作為真正的需要之外，也在吸收或產生著心理意義，比如：競爭、聲望、榮譽、權力、嫉妒、報復、羞辱、屈服、悲傷和哀悼等等。其中一些物質必需品便發展成為大群體的文化／社會放大器，如同一面旗幟或者一首歌謠那樣，而且與歷史記憶、宗教、共同的自戀和大團體認同聯繫在一起。

為什麼我們的政治需要深度的心理學？
王浩威（精神科醫師、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執行長）

1.不只是社會政治，還有深度心理
談到台灣政治，必然是要談起歷史的。這種政治緊緊扣著歷史的狀態，是如此理所當然，沒有人覺得這是不應該的或是不尋常的。但其實，我們看看其他地區的政治，特別是同一地區或國族內的政黨政治，這樣的必然性其實並不存在。甚至在其他國家，包括兩岸以外的華人社區，所謂的左vs.右、民主vs.共和或自由vs.保守這一類政治主張的意識形態，才是政黨競爭的主要內容。至於歷史，往往在這樣的政黨競爭裡面是不存在的。然而，在台灣的政治領域中，沒有談到歷史（例如台灣民眾黨或是時代力量之類的政黨），幾乎都沒辦法形成足夠強大的政治力量。
像台灣這樣，將歷史捲入政治論述，甚至成為編織出政治樣貌的主要基本元素之一，當然並不是世上唯一的一個。至少，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來以種族主義為號召的政治，不論是阿拉伯國家的基本教義派，還是歐美的白人至上主義，都有著同樣的現象。
然而，歷史的陳述，永遠不會有所謂完整的真相。人們所看到或聽到的歷史，只有少數有發言權的人，所建構出來的片面選擇。即便是我們都知道，沒有被聽見的故事，遠遠比這些經由選擇而被眾人傳頌的故事，都要來得多上好幾十倍，但我們終究還是受到這個「唯一」的歷史深不可撼的影響。
然而，哪些故事可以被聽到？哪些故事又永遠被遺忘（刻意或不經意地）而不再被聽到？而且，這些故事從此再也沒有被聽到的人（至少在數個世代以內是不會被聽到的），也就是那些等於是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和生命痕跡，而被迫成為社會性失語症（sociogenic aphasia）的人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又會變成怎樣的情況呢？
至少，在政治與歷史深深地相互糾纏的台灣，擁有建構歷史之權力的一方，往往也就是政治上將會勝利的一方，也就是將會經由民主選舉而成為所謂的執政黨；而失去歷史話語權的一方，恐怕就會成為永遠的在野黨，甚至是在政治上沒有太多允許的空間。
在過去戒嚴的時代，歷史的發言權在國民黨這邊；在所謂的民主運動以後，這發言權又完全落在民進黨這一邊。這樣的歷史發言權，並不只是由政治力量由上而下強行製造出來的，更多的是在民間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傳送；在不同時代的各種不同的媒體，透過人們自願選擇的收視率，就可以證明有一股在底層社會自然流動的狀態。

2.心理是政治需要歷史的原因
我開始注意到心理學者對政治事件的關心，雖然是很久以前就開始的，但也可以說是最近才更有貼切的感受。
所謂很久以前就注意到，指的就是三〇年代，西方的政治運動裡，社會主義者期盼了好久終於迎來了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結果卻成為另一種極權主義的統治方式。這樣的衝擊，人們已經知道要改變社會的不平等不是只有靠政治運動而已，而是就像佛洛伊德後期弟子分析師賴希（Wilhelm Reich）所說的：除了階級的解放，還要有無意識的解放。如何結合社會主義與精神分析，也就成為許多當時的知識分子，包括法蘭克福學派等等，所努力投入的。這樣的傳統，可以一直延伸到六〇年代的法國拉岡（Jacque Lacan），包括他與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的鬥爭和理論上對主體性的重視，一直到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伽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共同提出的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都是這樣的延伸：在理論層面，人類的存有要如何才不會被當前這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異化。
然而現實世界政治的複雜度，顯然是遠遠超過這一切理論性的思考。不論是三〇年代社會主義運動也好，或是六〇年代人權運動也好，雖然對這方面都有深刻的努力，卻終究還是無法解決當下政治所發生的問題：種族和宗教的衝突、政治上的集體認同、數位科技帶來的新式集權政治、難民和強迫遷移、溫室效應的世界環境變遷⋯⋯。不論是馬克思或韋伯，還是佛洛伊德或榮格，這一切的社會政治現象，遠遠超過了當年的這些思想巨擘們所擁有的非凡想像力。
在台灣，社會的問題並沒有因為戒嚴時代的結束而改變。各種弱勢人權的問題，往往很容易就被政治上所謂重要的議題犧牲掉了。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台灣馬上就要開啟「反萊豬」、「公投綁大選」、「重啟核四」及「珍愛藻礁」等四項公投議題。人們在投票的那一刻，真的會對這些議題做出獨立判斷嗎？還是在內心深處，很可能因為害怕中國或中國大陸的文攻武嚇，而放棄了他個人更加堅持的地球永續議題？然而對中國的想像，這種充滿歷史意象的深層心理，真的是短短一、兩年的宣傳或思想工作，就可以完成的？
台灣並沒有隨著民族運動而改變其深層的價值觀，不同政黨的不同政治主張也同樣並沒有改變骨子裡的民族性格。譬如說，當香港反送中事件發生的時候，如果香港果真出現了所謂的難民，台灣這個自稱曾經遭受到獨裁的荼毒而現在又受到中國強權威脅的島嶼人民，會願意表現出僅僅十分之一的同理心就好，而有一定的積極態度，來接受這些可能在未來存在的香港難民嗎？如果真的有任何的接受，究竟果真是依循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原則（這些當今台灣相當自豪的共同價值觀）而無條件的接受；還是開始左思右想，列出許多條件來一一審查，才決定是否接受呢？同樣的，如果任何台灣的政黨或民眾，如果和中國大陸有任何的利害關係，我們敢討論西藏問題或維吾爾問題嗎？甚至與中國大陸相對較無關的地方，特別是在地球更遠的地方，這情形就會不一樣嗎？譬如說：我們願意以捐款或其他方式來幫忙給遙遠的伊拉克或羅興亞難民嗎？
還有很多問題，譬如說，現在全世界新冠疫情持續流行，你會支持人們有不打疫苗的權利嗎？像這類問題，用政治或社會的思考，真的能夠解決嗎？
我開始注意到，過去像佛洛伊德或榮格這樣的心理學者，他們對政治事件思考面向，雖然不全然是無用的，但恐怕對於當下的這一切現象，心理學還需要有更多的拓展，才能夠有真正貼切的詮釋。

3.為什麼需要深度心理學來增加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謂深度心理學，指的是探討人們所不認識的自己的心理學。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認識，但也存在著「自己所看不見的自己」。這樣自己所不認識的自己，也就是心理學所謂的無意識（或翻譯成潛意識）。無意識雖然是我們所不認識的自己，但往往在我們做任何判斷或決定的時候，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這樣重要的關鍵性角色，不只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也包括我們集體面對國家大事或世界全球層級的事務的時候。
佛洛伊德就曾經表示，當人類集體行動的時候，他們的心智往往是退行到孩子的狀況。這樣的說法是承續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 1841-1931）的說法。勒龐在他著名的著作《烏合之眾》（Psychologie des Foules）裡，提出了一種觀點，即人群不是他們各自個體的總和，而是形成了一個新的心理學主體；而這個集體之主體的性格特徵是由人群的「集體無意識」所決定的。勒龐進一步聲稱，群體有以下幾種性格：「衝動、易怒、缺乏理性、缺乏批判精神的判斷力、對情感的過度誇張以及他人……」而勒龐所謂的這種「集體無意識」：失去了原來的成熟，彷彿沒有判斷力的幼兒一般，也就是佛洛伊德所謂的退行現象（regression）。勒龐表示：「一個人沉浸在群體中一段時間後，很快會發現自己受到群體磁性般的影響，被集體的心理暗示而出現了無知的狀態。這個特殊的狀態很類似遭到附身，被催眠的個體發現自己被掌握在催眠者的手中。」
榮格不只接受群眾心智「退行」的現象，同時也接受了集體無意識的講法，因此更進一步提出集體陰影。1875年出生、1961年去世的他，不只和佛洛伊德一樣，同時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以及集體心理的愚昧狀態，更幾乎差一點介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好後來退居到他的故鄉中立國的瑞士，保持著某個距離，來思考這一切人類在集體狀態下，所創造出來的無法形容的殘酷。
他在二次大戰將開始的時候，寫了一系列的評論文章，探討日耳曼人當時的集體行為。沃坦（Wotan），是北歐神話亞薩神族（Æsir）的主神，也是北歐神話奧丁（Odin）在日耳曼神話裡的延伸，祂是戰爭之神，為大地帶來死亡和憤怒的神祇。榮格以〈沃坦〉這一個原型作為文章的名稱，這麼寫著：

當我們回想起 1914 年之前的歲月，我們發現自己現在生活的世界，充滿了戰前的時代所無法想像的事件。我們甚至開始將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視為寓言，認為在我們理性的、國際組織的世界中，這種荒謬的事情將變得越來越不可能。戰後迎來了名副其實的女巫安息日。
……我們必須等待一段時間，才能讓任何人評估我們所處的時代。
……更令人好奇——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是辛辣的——是一位古老的風暴和狂熱之神，長期沉寂的沃坦，應該像一座死火山一樣，在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中醒來，開始新的活動。應該已經超越了中世紀。我們已經看到他在德國青年運動中栩栩如生……背著帆布背包和琵琶的金髮青年，有時還有女孩，在從北角到西西里島的每條道路上都被視為不安分的流浪者，他們是流浪之神的忠實信徒。後來，在魏瑪共和國末期，流浪的角色被成千上萬的失業者取代，他們在漫無目的的旅途中的身影，到處都見得到。到 1933 年，他們不再流浪，而是成百上千地遊行。希特勒運動從字面上讓整個德國站起來，並產生了從五歲的孩子到退伍軍人在這國家中從一處遷徙到另一處的奇觀。流浪者沃坦在行動著。
沃坦是一個不安分的流浪者，他製造動亂、挑起紛爭，一會兒在這裡、一會兒在那裡，並施展魔法。他很快就被基督教詆毀為惡魔，只因要在逐漸消失的地方傳統中繼續生存，像是幽靈獵人和他的隨從，在暴風雨的夜晚彷如精靈一般閃爍現身。……
用羔羊的獻祭來慶祝冬至的德國青年，並不是第一個在無意識的原始森林中聽到沙沙聲的人。他們是尼采所預料的……對痴醉和精力旺盛的每一種解釋都容易被帶回到古典的模型，包括戴奧尼索斯、永恆少年，和促成宇宙演化的艾洛斯愛神。毫無疑問，學術界將這些東西解釋為戴奧尼索斯聽起來更好，但沃坦可能是一個更正確的解釋。他是風暴和狂亂之神，是激情和戰鬥欲望的釋放者；此外，他是最高級的魔術師和幻術藝術家，精通神祕性質的所有祕密。
……我們始終堅信現代世界是一個合理的世界，我們的觀點基於經濟、政治和心理因素。……事實上，我冒昧地提出一個異端的建議，即沃坦性格深不可測的深度，比所有三個合理因素加在一起更能解釋國家社會主義。毫無疑問，這些因素中的每一個都解釋了德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一個重要面向，但沃坦解釋了更多。他對一個普遍現象特別有啟發性，這種現象對於任何不是德國人的人來說都非常陌生，以至於即使經過最深入的思考，仍然無法理解。
或許我們可以將這種普遍現象概括為附身（Ergriffenheit）：一種被抓住或占有的狀態。該術語不僅假定有著「被抓的人」（Ergriffener），而且還假定有著「抓人的人」（Ergreifer）。沃坦就是後者，是人類的Ergreifer，除非有人想神化希特勒——這確實發生了——他真的是唯一的解釋。的確，沃坦與他的堂兄戴奧尼索斯有著同樣的品質，但戴奧尼索斯似乎主要是對女性施加影響。
……對德國種族（通常稱為「雅利安」）的強調……所有這些都是正在發生的戲劇裡不可或缺的風景，在深處它們意味著同一件事：這位暴神附身在所有日耳曼人身上，他們的房子充滿了「狂風」。
……沃坦作為一種自主的心理因素，對一個民族的集體生命產生影響，從而揭示出自己的本性。因為沃坦有他自己獨特的生物學，完全不同於人的本性。個人只是不時地受到這種無意識因素的不可抗拒的影響。當它處於靜止狀態時，人們對沃坦這個原型的了解，遠遠不如對潛伏未發作的癲癇。

榮格除了對二次大戰自己所屬的民族日耳曼人的觀察，他在《未被發現的自我》（1957）裡進一步表示：「由於我們的人性，我們總是潛在的罪犯。甚至可以說，事實上我們只是缺乏一個合適的機會被捲入地獄混戰。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站在人類黑色的集體陰影之外的。」
對榮格來說，除了「個人陰影」之外，還有歷史上也提供了許多例子的「集體陰影」。二十世紀最惡名昭彰的例子，就是納粹投射到猶太人的集體陰影。
當時猶太人被描述是必需被滅絕的劣等或邪惡的人。如榮格所言：「在希特勒身上，每一個德國人都應該看到自己的陰影，這是他自身最大的禍根。」（Jung, 1964:223）
然而，文化和歷史也扮演著一定的角色。對榮格來說，陰影的現象因著文化不同而有所差異，在美國可以接受的事物，在日本可能就不行。即便在同樣的文化中，也可能因為時代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從前在英國社會中，高雅禮儀和社會地位是至高無上的，而今卻被視為過時，被平等社會其他價值的優先次序所取代。「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和祖先之間宿命的關聯。我強烈的感覺到這許多的影響，來自父母和祖父母以及遙遠的祖先所留下來的那些不完整，且沒有回答的事物和問題。這好像就是在一個家庭當中有著非個人的「業〔karma〕」，從父母傳給孩子。」（榮格，1961，《記憶，夢，反思》）
在20世紀中期前，深度心理學對於人們的集體潛意識所可能的惡，不論是勒龐、佛洛伊德、還是榮格，就有著相當深切、無力、甚至是絕望的描述了。

4.現代的深度心理學，又怎麼面對當代的問題？
再回到台灣吧。在戒嚴時代，真誠地秉持著愛國情操的人們，對台灣人民可能的左傾或倡議獨立的言行所進行的各種預防或打壓，是否有追究的必要？又應該追究到什麼程度呢？這是這些日子來，在台灣政壇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而且恐怕會在未來更受到重視。
這幾天一位朋友從加拿大回來，七〇年代我們都還是學生的時候，一起參加當時所謂的單位學生運動而認識的朋友。自然而然的，我們聊起了那時候認識的另外一位黃姓老友。
今年（2021）10月，這位台中市民進黨籍立委（請容許我將他的名字暫時隱匿，畢竟是多年來深交的朋友）承認在國民黨威權時代扮演「線民」，因此退出新潮流派系、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同時也不再角逐下屆立委。根據報紙的描述，這一件事是因同黨其他立委檢閱自身的檔案時所察覺。
在那風聲鶴唳的時代，甘冒危險而參加的所謂黨外運動的那些當時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們，嚴格說起來，許多人都不是現在民進黨檯面上的人物。同樣的，民進黨檯面上的人物，很多人當年也不是黨外運動者。比如說，高雄市長陳其邁的父親陳哲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也許現在的民進黨，是從過去的黨外慢慢蛻變而來的。然而，過去黨外的朋友，不見得就是現在的民進黨。至少，在那個年代成長的我，就這樣深切的感受。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是反對運動最低潮的時候，也可以說是最危險的時候。慢慢地，從這個谷底，黨外的反對運動，逐漸地開始贏得基層社會運動的主導權，接下來一步一步地贏得基層的選舉、贏得的全台灣的縣市長大部分席位、然後開始成為擁有最大權力的政黨，也就是台灣目前的執政黨。我自己是1978年到高雄就讀大學的，沒多久就遇到了余登發家族的橋頭事件，第二年年底又是美麗島事件。
在這以後，整個台灣南部地區的異議性活動，跌倒了最谷底。以台北為主體的黨外運動幾乎是撤離了高雄。
在台灣，也許整個黨外運動因為美麗島事件挫敗而引起國內外的注意，有了新的戰鬥的力量；但是在南部，除了我不熟悉的長老教會體系，幾乎是跌到了谷底，人人聽到黨外人士，幾乎是視之為蛇蠍，避之唯恐不及。
1983年左右，當時大家都還沒有想到有可能建黨的時候，忘了是哪一場選舉，高雄的王義雄律師代表黨外出來選舉。那時還在讀書的我，被台北下來幫忙助選的朋友找去負責文宣美編之類的工作。當時高雄民眾日報記者洪田浚前輩，再三警告我，千萬不要說出自己的學生身分，最好就說是台北下來的。因為在當時的競選總部，到處都是不同單位派來的線民。
那一場選舉開票的晚上，開票還不到一半，就確定王義雄律師必然是落選的。我這樣一個相當青澀的大學生，和洪田浚他們幾個長期奉獻黨外運動的高雄在地人，一起吃著傍晚沒空進食的晚餐。那是一個當選就沒事，而落選就可能被抓的時代，但我卻從來沒有想到這個說法跟自己有關。當一起吃宵夜的每一個人，每個人在討論他們各自要到哪裡躲藏的時候，身為高雄醫學院醫學系五年級的我，卻想著明天在醫院的見習課程是不能缺席的。而如果明天到醫院照常上班，會不會就這樣在見習的時候就突然被抓走了？
余登發事件和美麗島事件以後，整個南部完全沒有黨外的空間。這樣的情形，和現在所謂濁水溪以南皆是綠色勢力的說法，其實是有著天壤之別的。在當時，整個南部是如此的安靜，以至於沒有太多的所謂黨對運動或黨外人士。到了服兵役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檔案並沒有被送到中央的情報單位，只因為當時的南部，對統治者來說確實相當馴服而安逸。於是，在高雄當時一片肅殺氣氛當中繼續努力，唐吉軻德一般以卵擊石參加高雄選舉的這些前輩，在民進黨越來越成功以後，全都消失在檯面上了，甚至是全遭到遺忘了。不要說是台灣的黨外運動歷史，就連高雄黨外的歷史，這一段是完全消失了。王義雄或洪田浚等人，那些在最黑暗的時代還繼續堅持的人，現在根本都找不到他們的名字了。

5.是轉型正義，或是獵巫行動？
如今，所謂的民進黨，也就等於台灣擁有最大權力的政黨。
一個有效率的政黨，必然就有運作的權力核心。只是在這核心裡，又有多少個人真正參加過當時的黨外運動呢？像陳菊或林錫耀這樣曾經參加過當年黨外運動的，還留在這個運作核心內部而有影響力的人，恐怕是極少數的吧。
成為主政的民進黨以後，必然擁有許多的責任，當然也因此擁有更多的權力和利益。當時，還是在戒嚴的危險時代，願意冒著生命危險而參加黨外運動的那些人，恐怕有很多人是不習慣權力的滋味，甚至是天生反骨、反權力、反權威，甚至是反社會的。如果是這樣，現在在民進黨這一個國家機器裡活耀地扮演著各種要角的那些人，又是誰呢？
黃立委雖然確實成為國民黨安排在黨裡的線民，在新潮流要求退出以後，也自行退出民進黨，並且對民眾公開坦承自己曾擔任情治系統線民。然而，他的坦承，立即引爆了綠營的線民風暴，連已逝的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曾被指為調查局臥底一事，又被提出來。而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在黃國書案爆發三天後，也打破沉默，在中常會發聲，以「面對真相、釐清責任、修復創傷」是推動轉型正義的核心初衷，來間接暗示不要再繼續查問下去。
然而，這個新聞以後，台灣廣義民進黨裡大大小小的政治圈，開始耳語著各個尚未被揭顯的「線民」，特別是現在在民進黨裡還任居高津的許多「線民」。人們聚焦在誰是政壇未曝光的「抓耙子」，進而扯出所謂的光明使者，幾乎是呼之欲出的重要政治人物或學者。有人甚至說，類似這樣的情形，至少有三十多位。同樣的，陸續出現一些消息中，當年野百合世代的核心成員，也準備對這些仍然不願意放棄自己名位、也不願意面對過去的人物，有所謂下一波的行動。其中已經被點名的，包括PTT網友所討論的台南市長黃偉哲，還有所謂的「光明使者」。
而向來唯恐民進黨不亂的台北市市長柯文哲，也不甘示弱，在今年10月18日的防疫記者會上回應記者的相關提問時，指出國民黨政府在威權時期每年可資助五千名的「職業學生」，因此他估計有上萬人曾為線民；然而，此名單完全公開與否，將成為政治難題。柯並說：「我們在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會不會因此出現更多的被害者？」
原本就是相當艱辛而不容易的轉型正義，如今還被視為獵巫行動，更是令人感到困惑了。

6.正義，可以轉型嗎？
本書《我們為何彼此撕裂？：從大團體心理學踏出和解的第一步》作者沃米克．沃爾肯（Vamik Djemal Volkan），1932年出生於賽普勒斯的。關於他的生平，可以參考本書附錄二的訪問或其他介紹文章。他描述自己擁有三個職業：精神分析師、醫療行政人員、和「政治心理學家」。
前面兩個職業是容易理解的：他從賽普勒斯移民到美國，成為精神科醫師和精神分析師，經歷資深以後有負責行政工作。然而，第三個職業則是涉及他如何通過調查大群體心理和群體身份來理解和預防大規模暴力（例如戰爭和種族滅絕）的工作。而且，他可以說放棄了自己精神分析師所從事的個人分析工作，而投入這些完全走出診療室、走入衝突的田野中開始進行他的深度心理學工作。甚至因為這樣的工作，帶給他更多的精神分析思考，提出許多相當有創見的理論，因此獲得的精神分析領域中許多頒發給對新理論的拓展有貢獻者的獎項；同時，也因為這些工作帶來實質的意義，包括實際上解決了許多群體之間的衝突，而獲得許多社會貢獻的獎項，包括曾經五次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
台灣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是根據2017年12月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在2018年5月31日正式掛牌成立的。網頁上清楚地寫著事項任務：還原歷史真相、威權象徵處理、平復司法不法、重建社會信任；這是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內容總結的：轉型正義的促進，主要針對過去的威權獨裁統治時期，規劃和推動還原歷史真相、開放政治檔案、平復司法不公、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的處理及運用等工作。
2019年12月13和14日，在當時主委楊翠的支持下，也是心理學家的委員彭仁郁策劃的一場「轉型正義國際研討工作坊」，請來了包括沃爾肯長期的夥伴，也是精神分析師的史克拉爾（Jonathan Sklar）。如何用心理學的思考來解決過去的政治創傷，讓轉型正義得以實現，在台灣其實只是起步而已。當這樣的計畫開始倡議時，許多潛意識的阻抗立刻浮現。對於執政黨來說，讓一切的傷口繼續保持著被害者的姿態，因此可以配上愛國者的勳章，才是重要的目的；至於這過程所扭曲的人性，或者這些傷口對於受害者的家屬數十年來的傷害，甚至是對加害人進一步的理解，都不是執政者所要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要進行深度的心理學探索，自然找到相當嚴厲的阻抗。也果然沒多久，包括這個原因在內，楊翠等人都離職了。
這本書的翻譯、出版，其實是為了彌補當時的遺憾。畢竟這一切的工作都還沒真的展開，然而未來終究都要付出代價。現在即將要爆發的所謂線民事件，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而已。
正義當然是可以轉型的，問題是在於：我們究竟有多少意願，去凝視自己的陰影呢？請記得，前面所引用的榮格的話：「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站在人類黑色的集體陰影之外的。」所謂的線民，其實只是我們要迴避自己的陰影而找出的代罪羔羊而已。

7.選擇的創傷和選擇的榮耀
《我們為何彼此撕裂？：從大團體心理學踏出和解的第一步》所討論的範圍，轉型正義只是次要的討論。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政治大團體，也就是榮格所謂沃旦靈魂對人們的集體附身，又應該怎麼去解釋？我們又如何根據這些理解，來做可能的災難預防呢？
這些年來，從在野到執政的民進黨，可以說是本書裡所描述的成功的例子。民進黨有越來越清楚的集體創傷記憶，以及這樣的集體創傷記憶所延伸出來的集體光榮，透過這一切而形成了將一切人群圈在一起的大帳篷（關於這個比喻，請看本書）。而在大帳篷裡面，人們慢慢不容易有個人的思想，慢慢只能適應這個空間裡一股越流動越強烈的想法。人們於是遇過了難題：過去因為支持環保而支持在野之民進黨的人們，究竟要選擇民進黨還是要選擇當年環保理念的藻礁呢？究竟要選擇民進黨，還是要選擇給下一代更健康食物的「反萊豬」？究竟要選擇民進黨，還是選擇支持台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穩定電力供應呢？
這些議題造成了許多民眾的兩難，也就是因為隨著民進黨的執政，所選擇的歷史敘述已經將包括環保、社運、貧富差距等等這些弱勢團體的議題，慢慢地排除在外，越來越不容易聽到了。新形成的歷史敘述，是沒有所謂中國文化的一種新型的台灣民族，而南島語系的原住民文化和歷史成為最主要的支持證據。
相對來說，國民黨則是「大團體心理學」的反面教材，一個典型的失敗例子。在過去執政的時代，「反共抗俄」是共同的創傷和榮耀，曾經是一個傑出的大帳篷。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習近平以敵對者的姿態呈現在台灣民眾眼前，台灣的國民黨找不到他們的共同傷口，更找不到他們共同的榮耀。特別是在每一個國民黨的政治領導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盤算之下，這樣的共同語言或共同歷史是遙遙無期的，恐怕這也不可能是對台灣有影響力的政黨了。
然而，民眾真的需要這樣的大帳篷嗎？民主運動應該是要去中心化的，而不是以大帳篷來掩蓋民進黨執政以來越來越多的腐敗、沒有作為、以及完全沒有遠見的政策。甚至，連過去台灣民主所自豪的包容力，也就是各種不同聲音豐富的存在，如今都慢慢地消失了。對強大敵人想像力的推波助瀾（兩岸的執政者在這一點都是同樣的態度），成為了台灣民主最大的扼殺力量。而台灣人民，真的會永遠容許這一切美好力量的流失嗎？
深度心理學對於政治，始終是抱著矛盾的心理在面對的。過去，心靈工坊曾經出版作者是榮格分析師的《躺椅上的政治》（Politics on the Couch: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l Life, Andrew Samuels），也是這領域（深度心理學對政治運動的討論）中傑出的作品。同樣都是在樂觀的理論中，帶著一絲的悲傷。畢竟，就像佛洛伊德所說的，群眾心理是一種像孩童一般退行的狀態；而這一點，是沒有人否認的。
1863 年或 1864 年，尼采寫下了《致無名之神》，而這段詩也是榮格所引用的：
我將會也必然會認識你，這未知的你，
這位尋查我靈魂深處，
暴風一般席捲了我的生命，
而且抓不到，這位還是我摯親的人！
我將會也必然會認識你，成為你的僕奴。

你那嘲弄的眼睛從黑暗中盯著我！
於是我只能說謊。
我只能痛苦翻滾、全身扭曲、受盡折磨，
還有所有永無止盡的酷刑。
被你，這位殘忍的獵人，
一再地痛擊，
你這位我還是不認識的：神祗！
人類的命運真的會這麼悲慘嗎？《我們為何彼此撕裂？：從大團體心理學踏出和解的第一步》的作者沃爾肯當然不這樣認為。然而，尼采也好，榮格也好，這是對這樣的樂觀，有著相當的保留。究竟會如何呢？在未來，一切就只能交給未來來判斷了。

【關於本書】
維吉尼亞州的夏洛特斯維爾（Charlottesville），是兩位美國總統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的故鄉。維吉尼亞大學是由傑佛遜於1819年創建的，他也是《獨立宣言》的主要執筆人。1963年，我來到夏洛特斯維爾，成為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和神經學系（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nd Neurology）的講師。在大學長期任職期間，我擔任過的諸多職位之中，包括在大學附屬的藍嶺醫院（Blue Ridge Hospital）擔任十八年的醫療總監。
藍嶺醫院位在由湯瑪斯．傑佛遜設計和建造的種植園蒙蒂塞洛（Monticello）附近。數以百萬計的遊客來到夏洛特斯維爾參觀蒙蒂塞洛，那裡也有奴隸住屋圍繞在傑佛遜豪宅周圍。2002年，我從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退休之後，藍嶺醫院便關閉了，因為學校建造了一所新醫院。不過，我還住在夏洛特斯維爾。
2017年8月11日至12日，就在我身處的這座美麗城市，發生了一場白人至上主義者的集會。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的信念集中在一個目標上：建立一個由精選出來的歐洲白人純種後裔所居住和控制的國家。來自美國其他地方的遊行者高喊著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口號，手持納粹和新納粹的象徵，反對拆除位於舊城區李公園（Lee Park）的羅伯特．李（Robert E. Lee）雕像。李是美國內戰時期南部邦聯軍隊的指揮官。來自俄亥俄州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小詹姆斯．亞歷克斯．菲爾茲（James Alex Fields Jr.）故意開車撞向一群敵對陣營的人，導致三十二歲的希瑟．海耶（Heather Heyer）死亡，另有四十人受傷。
這些可怕事件發生的當天清早，我離開夏洛特斯維爾，驅車前往華盛頓特區，從杜勒斯機場（Dulles Airport）飛往德國柏林，我將在那裡出席一場專業會議，並發表演講。幾天後我回到了美國，我的城市所發生的新聞事件，以及美國總統川普關於「雙方都是很好的人」、新納粹種族主義者和反抗議者的言論，在電視上被反覆討論著。
我的房子位於一個森林環繞的地方。半個小時之內，我便可以開車抵達夏洛特斯維爾的市中心。當四月時樹木長出了新葉，我生活的這個世外桃源便被深淺不一的綠意所包圍。坐在門廊上，我可以聽到人工小湖那邊傳來許多鳥兒和青蛙的鳴叫。夾雜在大自然聲響之中唯一的人為噪音，便是來自於飛過我們房子上空的飛機。從柏林回來之後，我感到自己根本無法欣賞或享受大自然的這些美好。我感到自己必須去市中心，去觸摸那些發生過可怕事件的地方，以及我素不相識的希瑟．海耶被殺害的地方。
夏洛特斯維爾發生的事情，讓我思索起自己從1957年開始自願移民美國的生活、我個人對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和反穆斯林情緒的觀察和經歷，以及「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2的積極面向。於是我想寫一本書，闡述自己對美國政治分裂的觀察。我將美國白人至上主義運動視為一個「大團體」，帶有它自身的分支。我所說的「大團體」，指的是數以百計、成千上萬甚至數百萬的人—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以個體的身分見過彼此，甚至對彼此一無所知，但他們共享著許多相同的情感。關於種族、國族、宗教和意識形態等大團體問題，我已經寫了好幾本書和許多論文。因為如此，我對開始寫作一本新書感到有些猶豫。
2018年12月7日，小詹姆斯．亞歷克斯．菲爾茲被判一級謀殺罪和八項惡意傷害罪成立。包括倖存者在內的人們聚集在法庭外面，在夏洛特斯維爾市中心的街道遊行，表達他們的寬慰之情。我聽說，希瑟．海耶遭到兇手開車撞擊的時候，與她站在一起的，是一個非裔美國女性及其非裔美國丈夫。這位非裔美籍男士便是審判期間的證人。幾個月後我得知，審判結束之後，這位婦女的家人前去做禮拜的那座教堂的會眾，受到了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威脅。
三個多月以後，世界各地又發生了多起針對清真寺、教堂和猶太教會堂的襲擊事件。2019年3月15日，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在紐西蘭基督城（Christchurch）的林伍德伊斯蘭中心（Linwood Islamic Centre）及努爾清真寺（Al Noormosque），殺了許多進行週五祈禱的民眾。川普將這一悲劇以及類似事件歸因為「一小群有非常、非常嚴重問題的____人」之行為。用這種方式來看待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未免過於簡單。一個月之後的復活節週日，斯里蘭卡發生了一連串教堂和旅館爆炸案，共造成二百五十三人死亡、四百五十人受傷，許多嫌犯被逮捕。2019年4月27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地牙哥附近的一座猶太教會堂發生槍擊事件，成為新聞熱點，當時年僅十九歲的約翰．歐內斯特（John T. Earnest）因涉嫌謀殺和謀殺未遂被捕。人們懷疑，他在被捕之前，曾在聖地牙哥的一座清真寺縱火。兩週之後，康乃狄克州紐哈芬（New Haven）的狄亞納特清真寺（Diyanet Mosque）發生火災，幸而沒有造成傷亡。當局認為，這起火災是蓄意縱火。
2019年暮春時節，我接受波蘭精神分析協會（Pol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的邀請前往華沙。該協會成員和其他的心理衛生工作者想要探索其國內的極權主義和偏執等問題，他們可以如何表達自己的專業意見。在波蘭執政的法律與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arty），反對歐盟在歐陸推行的世俗願景。按照該黨的說法，這樣的願景與波蘭的身分認同相左。該黨領導人還將男女同性戀者妖魔化，認為他們對波蘭精神造成了威脅。法律與正義黨受到了天主教會的大力支持。幾乎百分之四十的波蘭人口每週都望彌撒。教會佈道和天主教的媒體都強烈支持執政黨。波蘭精神分析協會的董事會成員希望我在該協會於2019年5月18日舉辦的會議上演講，聚焦於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全國性大團體的政治和社會分裂。
我在華沙期間，由記者托馬茲．謝克爾斯基（Tomasz Sekielski）和他的兄弟馬力克．謝克爾斯基（Marek Sekielski）拍攝的兩小時紀錄片《不要告訴任何人》（Tell No One），短短幾天之內便在YouTube被觀看了超過一千八百多萬次，片中揭露了波蘭神職人員普遍存在的兒童性侵問題。這類醜聞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其他地方都已為人所知。如今，它震撼了波蘭人民。其中一名施虐的神父，是萊赫．華勒沙（Lech Walesa）的私人牧者；華勒沙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990年至1995年擔任波蘭總統。波蘭人民開始猜測，這部紀錄片是否會對執政黨的權力產生重大的影響。
在波蘭短暫停留後回到美國時，我發現英國脫歐風波、少數群體（從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到低種姓者和自由主義者）受到壓迫的印度正在進行選舉，以及是否可能啟動彈劾川普的程序等等新聞，在在都是社會分裂的例子。在許多國家裡，人們頻頻提出一個具有隱喻性的問題：「如今的我們究竟是誰？」，並得出表面看來互相牴觸的答案。於是，寫一本新書來更新我在大團體心理學方面的發現，這樣的動機又回來了。我也希望能有機會，闡述我對這個主題的個人觀察與體驗。
本書對佛洛伊德關於大團體的觀點，提供了一個簡要的概述。一般來說，佛洛伊德及其許多追隨者的主要關注點，是大團體對個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則要解釋大團體心理學本身是什麼。這意味著，我會對一個大團體之中過往與現在於意識及潛意識裡共同擁有的歷史／心理經驗，予以詳細論述。進行這樣的論述，可以擴展我們對當今浮現的社會—政治—宗教
事件、領導者—追隨者關係的理解，並使我們能夠深入審視敵對大團體之間的互動。這類似於精神分析師將受分析者的發展史與各種意識和潛意識的幻想聯繫起來，予以詳細闡述，藉以瞭解究竟是什麼激發了特定的行為模式、症狀以及形成慣性的人際關係。
在本書之中，我會描述孩子如何成為大團體之中的一員，以及成年人為何在某些時刻會發展出第二種大團體身分認同。
審視這樣的現象，可以為研究「如今的我們究竟是誰」這個隱喻問題的蔓延、種族主義、獨裁政權、惡意政治宣傳、建造高牆以及干涉民主進程和人權議題等，提供背景資料。我希望自己能夠讓讀者們感到，我們也需要從心理學的視角來研究當前的世界事務。為了讓本書企及更廣大的讀者，我不會使用太多精神分析的專業術語。

【中文版序】

在本書的第一章，我談到了自己在賽普勒斯的童年經歷，以及後來在這個地中海島嶼發生的致命種族衝突，這些經歷對我在大團體心理學方面的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974年，在土耳其軍隊介入之後，賽普勒斯這個島嶼被劃分為北部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領地和南部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的領地。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每年夏天，我都會在賽普勒斯住上幾個月的時間。

2021年夏天，我正在北賽普勒斯的家中，得知心靈工坊正準備翻譯和出版這本書。我很高興，也深感榮幸，同時也想知道，台灣的讀者為何會對我的書產生興趣。

我所能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和台灣的人們，都不得不面對「如今的我們究竟是誰」這個問題。正式承認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的國家，只有土耳其。由於歷史和國際等因素，台灣也不被承認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去過世界上的許多地方，但還沒有機會到台灣去。然而，我知道台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也存在著分歧。在台灣，有些人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其他人則對中國文化投入很深的感情。南島語族原住民的存在、大他者的活動以及近年來越來越多移民的湧入（特別是來自越南、印尼和泰國等國），使得「如今的我們究竟是誰」這個問題將會在台灣持續存在下去。

在這本書之中，我會描述個體如何在童年時期發展出他們在種族、國家、宗教以及意識形態層面的大群體身分認同，以及在成年之後發展出來的其他類型的大團體身分認同。我也會寫到一些事件，例如與領導者—追隨者議題或社會創傷（包括COVID-19疫情在內）有關的事件，這些事件會增加人們對自身大團體身分認同的投入。這種投入的增加，可能會導致社會和政治衝突。

我希望這本書能對台灣讀者有所裨益，增長你們的知識和好奇之心，去瞭解大團體心理學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得以在台灣內部的次團體之間，以及台灣與台灣之外的大他者之間，探索更為和平的相處之道。
感謝心靈工坊將我的作品介紹給台灣的讀者。

沃米克．沃爾肯
2021年9月

【中文版序】

在本書的第一章，我談到了自己在賽普勒斯的童年經歷，以及後來在這個地中海島嶼發生的致命種族衝突，這些經歷對我在大團體心理學方面的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974年，在土耳其軍隊介入之後，賽普勒斯這個島嶼被劃分為北部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領地和南部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的領地。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每年夏天，我都會在賽普勒斯住上幾個月的時間。

2021年夏天，我正在北賽普勒斯的家中，得知心靈工坊正準備翻譯和出版這本書。我很高興，也深感榮幸，同時也想知道，台灣的讀者為何會對我的書產生興趣。

我所能想到的...

【推薦序】為什麼我們的政治需要深度的心理學？ / 王浩威
【中文版序】
【關於作者】
【關於本書】
第一章研究大團體心理學的個人動機
第二章大團體心理學
第三章成年期所形成的大團體認同
第四章決策心理學和領導者－追隨者的政治關係
第五章政治宣傳
第六章運用樹模型和大團體諮詢
第七章謝里醫院：對種族主義的個人觀察
第八章如今的我們又是誰
第九章那些誇張自戀的人們
【後記】
【附錄一】補遺：新冠肺炎、精神分析以及大團體心理學
【附錄二】訪談：我們這麼做，是為了保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