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毒、走私、銷售
──臺灣毒梟「一條龍」串起安非他命的亞洲販運鏈
文字——楊智強、孔德廉；共同採訪——李雪莉
亞太安毒產地在二○一四年開始，短短五、六年間，從中國廣東沿海轉移到緬甸撣邦，市場開始失控和翻轉；跨國運毒集團將安毒從金三角、中南半島、順著海路送往臺灣、東南亞、大洋洲及東北亞，以「千里長征」方式走私致命的毒品。多年來，臺灣販毒集團在各國被查緝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而光臺灣，吸食安非他命被捕的人口從每年兩萬多人快速成長到三萬多人。
運毒鏈裡，不同國籍職掌不同，臺灣毒梟不但吸收製毒師、亡命之徒、買漁船組跨境走私船隊，更懂得市場行銷，展開了「一條龍式」的販毒產業鏈。這已讓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在二○一九年點名臺灣在亞太運毒鏈中佔有重要角色，澳洲、日本、印尼等國也注意到臺灣毒梟和漁船在東亞的運毒能量。
遭UNODC點名，臺灣人成亞太安毒產業鏈要角
烈日穿過熱帶叢林，士兵們捲了捲袖子，試圖讓身上濕黏的制服變得舒適一些。休息時，不少人將步槍擺在身旁，點起雪茄享受不同於執勤的悠閒。這裡是緬甸北部撣邦的山區，士兵身後是他們所把守的化學工廠，此處常年被反抗緬甸政府的軍隊把持，是連政府與法治都無法插手的國中之國。
工廠外的士兵以撣族語交談，臺語則此起彼落地在工廠內響起，幾位臺灣人拿著燒杯與容器，神情嚴肅地混合著化學液態原料。身為工廠裡的製毒師，他們趕工製作的是被簡稱為ice、冰毒、安毒的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再過數個月，這些產品就會跨越四千公里抵達周邊國家的黑市，不分種族地區，層層被交易到中盤、小盤和施用者的手中。
在這條毒品的千里長征之路裡，有香港人、中國人、泰國人、大馬人、日本人、緬甸人的參與；其中，臺灣人的「貢獻」不可小覷。
二○一九年十一月底，時任專責查緝國內外毒品犯罪的刑事局偵三隊大隊長蕭瑞豪（現任新北市警察局刑警大隊大隊長）與時任毒緝中心主任盧俊宏（現任臺北市警察局刑警大隊大隊長）等人，來到「金三角」（Golden Triangle）與當地緝毒單位交流。一行人走遍泰緬邊界，最後停在泰國領土中的長山木地區，他們朝著緬甸方向幾公里遠的一處小村落望去，據傳那裡就是安毒從撣邦運出境內的必經之路。詳細摸索山谷和道路走向，是因為這趟考察，他們想盡辦法要解答一個問題：「頻繁的亞太毒品走私過程裡，臺灣人扮演什麼角色？」
二○一九年三月與七月，UNODC位於泰國曼谷的東南亞區域辦公室發布〈東亞與東南亞合成毒品報告〉（Synthetic Drug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東南亞跨國組織犯罪：演變、成長和影響〉（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 Evolution, Growth and Impact）兩份報告，報告中皆點名「臺灣跨國犯罪組織（TOC）」在這個區域的毒品販運鏈中占有「重要角色」（significant role）。
但所謂「重要角色」指的是什麼？為了進一步理解臺灣被點名的原因，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聯繫，我們終於透過視訊、越洋採訪到撰寫報告之一的UNODC研究員沈仁植（Sim Inshik）。
韓國裔的沈仁植曾服役於韓國海軍情報單位，在UNODC工作到目前已七年，常飛到北京、東京等地交換情報，對亞太販毒體系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在報告中，他們首次點名臺灣。當時，沈仁植解釋，在撣邦製作安毒的製毒師來自各國，但臺灣籍的製毒師有純良的技術，讓他們成為亞太安毒供應鏈裡的要角。
實際例子也佐證了沈仁植的想法。二○一五年，數輛載著二十六公噸製作安非他命的前驅藥物麻黃鹼的卡車，在泰國與緬甸撣邦邊境被查獲，三位臺灣籍製毒師也在車隊中，這是緬甸官方首次發現臺灣販毒組織涉入撣邦的毒品製造與運輸。
沈仁植說，亞太的販毒集團並不是將個別國家看作市場，而是把整個亞太地區當做一個完整的市場。在這個市場內的集團並不是如歐美毒梟電影中互相殘殺、或是擁有嚴密的階層組織，更多的是互相合作，有錢大家賺。
「尤其是最上面的源頭，他們根本就是生意人，不是幫派、不是凶神惡煞，」在調查局主責查緝毒品超過二十年的毒品防制處前任處長、二○二一年已退休的單培祥也點出，亞太毒品販運鏈裡分工細節，各司其職：金主負責出錢下訂單，製毒師負責在撣邦製作毒品，負責「交通」者則利用路陸和漁船運送毒品，抵達目的地國家後，再由當地的犯罪組織銷貨。但角色與角色間通常不會知道對方的存在，只負責自己的工作。這些不同國籍、功能職掌不同的組織相互搭配，專業化的分工讓走私更為順暢，同時也加大了各國執法單位的查緝難度，讓緝毒上的「斷鏈」成為常態。
製毒師外，臺灣人也扮演精明的「交通」，亦即毒品運輸者。時任印尼國家緝毒局主任赫魯．威納科（Heru Winarko）接受專訪時表示，雖然輸入印尼的毒品並非來自臺灣而是緬甸，但負責運毒的大多數都是臺灣漁船跟臺灣人。印尼在二○二○年以前，因販運毒品被判死刑的外國人總數一百二十三人裡，就有二十一人是臺灣人，占了總數的六分之一。
近幾年，臺灣的販毒集團一次又一次地在各國打破當地紀錄：二○一六年臺灣籍嫌犯運送六百公斤安非他命進入沖繩時被捕，成為日本當時破獲毒品數量的最高紀錄；二○一七年臺灣籍嫌犯運送超過一千公斤安毒到印尼，創下印尼史上最高查獲量；二○一八年，韓國警方在仁川破獲的安毒販運也再度刷新過往毒品走私入韓數量的紀錄，循線追蹤後發現，同樣是臺灣販毒組織所為。
臺灣人近年來在亞太毒品走私鏈的角色轉變，有很大部分導因於亞太毒品主產地的變化，從中國廣東一舉移到緬甸撣邦。
中國「製毒村」覆滅，亞太安毒市場大洗牌
「風險是毒品生意的靈魂，要避開風險才能獲利，」單培祥一語道破亞太毒品販運鏈在這幾年改變的根本原因。
安非他命在亞太地區氾濫的狀況從二○一四年之後開始失控，最主要是安毒產地轉移到了緬甸撣邦的山中。「以前抓幾百公斤就是大案子，現在抓上千公斤也是很常見了。」單培祥指出，雖然二○一四年以前在中國廣東省沿海地區的博社村裡，幾乎是全村都在製毒、販毒，被戲稱為「製毒村」。二○一四年初，中國官方動用三千多名警力，一舉剿滅此村。
「製毒村」被消滅之後，逐利的販毒集團逐漸轉往一個周遭國家力量無法企及的地點：是長年遭到地方反抗軍把持的緬甸撣邦山中。「那是一個沒有風險的地方，你愛做多少就做多少，幾百公斤、幾噸的量都出得來⋯⋯等於是有當地政府（地方反抗軍）保護你。現在的狀況比在中國大陸更嚴重，產製等於是無法可管，」單培祥點出了這個關鍵性改變，而這也翻轉了亞太毒品市場。
根據UNODC年度毒品報告顯示，二○一三年亞太安毒市場有一百五十億美元（約新臺幣四千五百億元），到了二○一九年則暴升至六百一十億美元（約新臺幣一兆八千億元），成長近四倍。二○二二年度的報告也指出，緝獲安毒數量的國家從二○○六到二○ㄧ○的八十四個，在二○一六到二○二○年間已經上升為一百一十七個，顯示安毒問題持續在世界擴散。（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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