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推薦序　尋找家的意義

李有成（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幾年前，我曾經半開玩笑地問一位加拿大朋友：「你會如何描述或界定加拿大？」這位朋友研究美加的亞裔文學且在同行中很受敬重；他想了想，也半帶玩笑地回答：「非屬美國的就是加拿大。」語雖戲謔，卻也暗示加拿大與超級強權為鄰的尷尬：加拿大很像美國，但絕不是美國，只不過它又必須藉由這個強鄰來界定自己。這一點容或就是加拿大的焦慮。讀劉紀雯的新著《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研究》，我不時想起幾年前與朋友的這段對話。我隱約覺得，劉紀雯這本...

導論　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的認同協商與離散空間（摘錄）

「這裡是哪裡？」──傅萊（Northrop Frye）

「這裡是什麼，哪裡？為什麼這裡？」──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加拿大後殖民嗎？」──摩斯（Laura Moss）

一、加拿大文學的三度後殖民轉向

加拿大學者和作家對自己國家主體的質疑其來有自。在殖民歷史中，加拿大居於「侵略─墾殖」的雙重歷史位置，既是殖民者也是被殖民者。隨著時代變遷，它的主體總是分裂──不論是在15世紀末至18世紀之間英法殖民者競逐原住民的土地並強取其資源，18世紀末起主要受英國統治，20世紀以來長期處於美國老大哥的陰影之下，或是自1960年代起逐漸開放移民政策，接納大量有色人種移民。因此，「什麼是加拿大？」這個問題經常浮現。1971年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對全國聽眾推出一個競賽，要大家填寫「像∼一樣加拿大」（As Canadian as），然後就填寫的答案進行票選。如果是美國，答案可能很簡單，譬如「像蘋果派一樣美國」（As American as apple pie）。沒想到這次競賽獲得最多觀眾認同的答案，竟然是完全不具體的「視情況決定，儘可能加拿大」（As Canadian as possi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不僅加拿大民眾在1970年代對於「什麼是加拿大」沒有明確答案，學術界在千禧年對於這個根本的問題也仍無定論。例如，加拿大是否為後殖民國家？2003年學者摩斯（Laura Moss）在提出了許多加拿大後殖民研究的議題和方法學後，她最後的答案仍是：「是，不是，可能。或還要看情況。」即使到了2012年，達璃阿絲．布黛（Eva Darias-Beautell）依舊指出，加拿大文學和評論就像是佩涅羅珀（Penelope）一樣，不斷同時在拆解與建構加拿大傳統。所以，「什麼是加拿大？」

加拿大「後殖民」的定義也很分歧，既是其國家建立過程中的「侵略─墾殖」主體，被譬喻為莎士比亞劇作《暴風雨》（The Tempest）中，介於普洛斯彼羅（Prospero）和卡利班（Caliban）之間的米蘭達（Miranda），也透過「後」國家論點和全球化想像自我解構。其實，我們可以把加拿大的「後殖民」視為一種因反各種殖民霸權（包括自身）而不斷建構與質疑自我的觀點。這種自我建／解構觀點在加拿大後殖民論述中常以提問出發，引發熱烈討論；本導論開頭的三段引文即是例子。本書研究加拿大弱勢離散族群作家，核心的問題則是：「何處是家？」為了解加拿大弱勢離散族群作家如何處理此問題，我選擇日裔小說家小川樂（Joy Kogawa）與坂本凱莉（Kerri Sakamoto）、華裔小說家李群英（SKY Lee）與黎熹年（Larissa Lai）等出版以溫哥華（和多倫多）為背景的作品，以及南亞裔作家翁達吉（Michael Ondaatje）與加勒比海裔作家布蘭德（Dionne Brand）等作家所著的多倫多小說。將這些移民或離散族群作家的作品視為後殖民文學的前提，在於把資本主義視為推動19與20世紀殖民與移民的主要動因。資本擴充不但同時促成殖民與移民，而且助長兩股殖民力量：與文化、國家威權共謀的外部殖民和向內壓迫原住民與弱勢族裔的內部殖民。因此，在不斷自我質疑的英語加拿大後殖民論述脈絡之中，本書所選取的有色弱勢族裔作家的小說展現其對於認同議題與離散空間不同的認知與建構方式。這些自我定位與家的想像提供了討論與協商的空間，逐漸使認同成為一種協商過程，視離散空間為對話、交流與成家的空間。

在加拿大後殖民論述發展中，有三個自我定位的重要轉折。第一個轉折點是愛特伍（Margaret Atwood）1972年出版的《存活：加拿大文學之主題導論》（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存活》這部作品具有多重歷史重要性：它一方面回應了當時加拿大對於國家主體定義的企求，一方面也開啟了加拿大文學的自我建構與反思。愛特伍以主題建構國家文學主體並非獨一無二。除了受休．麥克倫南（Hugh MacLenan）和丹尼斯李（Dennis Lee）同時期作品影響之外，愛特伍師承傅萊（Northrop Frye）所分析的加拿大堡壘心態（garrison mentality），討論如受害者、荒野等加拿大國家文學的主題，以建構有別於英、美的加拿大國家文學主體。在第一章，她呼應傅萊的問題「這裡是哪裡？」（Where is Here?）開宗明義地問道：「這裡是什麼，哪裡？為什麼這裡？」（What, Where, Why is Here?）然後討論了四十年內出版的文學作品（外加兩部電影）中的存活主題，指出許多作品中角色自己選擇「必得失敗，只能存活」的結局。

《存活》原本只是為了從未學過加拿大文學卻被要求授課的老師所寫的「簡易指南」（Goetsch 171），但是此書出版於激勵加拿大人國家自信的1967年蒙特婁世界博覽會之後，滿足了加拿大人對國家文學的需求。於是，它一夕成名，一年內賣了三萬本，為預估售量的十倍。愛特伍自諷地說自己也是「速成神聖怪獸」（Survival “an instant sacred monster” xv），而「加文（Canlit）〔也〕成了大夥兒的事」（xvi）。有趣的是，所謂「大夥兒的事」其實意味著相繼而起的評論，由馬克思主義、魁北克、後殖民、原住民等觀點對以愛特伍為首的文學國家主義不斷地批評與反省。愛特伍所描述的「加拿大受害者和存活」也因此展開為一個不斷修正的論述場域。

英語加拿大文學的第一個後殖民轉向企圖定義加拿大國族，以和因歷史和語言而密不可分的英美帝國霸權有所區別。第二個後殖民論述轉折則回應加拿大政府逐漸開放的種族政策，以及於1988年通過全面體制化的《多元文化法案》Multiculturalism Act）。1980年代晚期，加拿大族裔認同運動蓬勃展開，在文學出版上也企圖去除「加拿大」的白人中心，積極拓展文學典律的定義，納入有色弱勢族裔文學。這種趨勢可以由倪友（W. H. New）所著的《加拿大文學史》（A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ture）第一版與第二版以及其主導出版的相關作品看出。1989年出版的《加拿大文學史》試圖擴充加拿大文學典律，開始討論原住民文學以及少數族裔作家，但對加勒比海裔的克拉克（Austin Clarke）與布松達（Neil Bissoondath）均僅以一句帶過（241）。第二版於2003年出書，則加入1989年之後出版的移民文學的討論章節。同時，倪友主編的《加拿大的文學歷史》第四冊（A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 Vol. IV 1990）也開始接納多元的文學史建構；他擔任編輯的《加拿大文學》期刊（Canadian Literature）則於1990年開始出版有

色族裔與原住民作家的專刊（參考Howells, “Rewriting Tradition” 26）。此外，比較1986版的《牛津加拿大短篇小說選》（The Oxford Book of Canadian Short Stories in English）和1995年出版的《新牛津加拿大短篇小說選》（The New Oxford Book of Canadian Short Stories in English），也可以看到加拿大文學界日益重視有色族裔與原住民文學。1986年版本僅收錄克拉克和印裔芭拉蒂．穆克吉（Bharati Mukherjee）的作品，而1995年版則收錄了更多弱勢族裔作家的作品，例如：金恩（Thomas King）、密斯特瑞（Rohinton Mistry）、布松達和布蘭德等。

文學典律的建立總遭致批判，同樣，族裔主體的建構和我／他定義也必然充滿爭議。堅持主體的獨特性可能造成排他的批評，但如果採取較寬廣的範疇，如「後殖民」，則可能縮減有色族裔的論述和體制空間。以1994年加拿大作家協會在溫哥華舉辦的「透過種族寫作」（Writing Thru Race）會議為例，以有色族裔和原住民作家為主，拒絕白人參加，因此引起了極大的反彈。另一方面，2013年葛爾尼希（Donald Goellnicht）在台灣演講時，指出亞加文學長久以來呼之欲出卻延遲誕生，而且其學術體制的建構一直懸而未決，原因之一即在於過去它往往被歸納為「大英國協文學」，現在則被視為「後殖民文學」，失去其個別分殊性（“Outside the U.S. Frame” 90）。

以上描述的爭議，不論重點是國家主體、族裔認同或體制建立，關鍵都在於認同的定義。定義「認同」也就是回答「我是誰」，或是決定「我」屬於哪個社群。不同移民個體可能心向祖國、歸屬客國，或超越國家疆界的族裔社群，也可能因時、因地修改其歸屬。但認同也有其政治性。在當今跨國企業與組織擅場的時代，國家政府和族裔團體往往需要透過文化傳承、典禮儀式、論述執法或區域規劃治理等伸張主體，以確保其主體認同和疆界秩序。認同一旦牽涉到政治，就必得有明確甚至單一的詮釋，但國家與個人的認同其實很多元而且不斷在發展，並不需要堅持單一、不變的定義和界線。套用霍爾的話，「認同是個過程，在其中有接連、有縫合、有多重決定因素，而不被劃一統整」（“Who Needs Identity?” 3）。1990年代迄今，認同政治的討論雖然仍重要，但重點已經不再是堅持「我」的本質或我／他的不可跨越的界線，而是在差異中不斷協商接連，了解差異並尋求溝通。黎熹年對亞加認同政治有相當精闢的見解。她認為亞加文學這個概念的活力來自於其所產生的「結盟與斷裂」（Lai, Slanting I, Imagining We 1）。身處加拿大文學體制之外，我則認為任何認同政治的斷裂都是提供反省和開放他者論述的空間。對曾受美國教育、而後在台灣教學的我而言，將研究領域定義為加拿大「後殖民」文學正是為了在其結盟與斷裂處找到可以介入協商，向外接連以及反身自省的論述路線（Liu 109-10）。

加拿大後殖民論述的第三個轉折，主要是朝向跨學科與想像全球發展—開放出種種跨國對談與接連台灣的可能性。2000年以降，加拿大文學評論界出版了若干研究全球化相關議題的專書和選集。其中最為顯著的應屬2009年以來，威爾弗里德．勞雷爾大學（Wilfred Laurier University）出版社出版的「跨加拿大」系列（TransCanada Series）和布萊登（Diana Brydon）2012年主編的專書《加拿大與全球想像之對話》（Crosstalk: Canadian and Global Imaginaries in Dialogue）。

「跨加拿大」和「全球想像」論述延伸加拿大文學的後殖民論述，也同時開啟21世紀的跨國論述空間。由「跨加拿大」系列的編輯宗旨可看出其後殖民脈絡，編者指出引導加拿大文學學科跨越疆界的主因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和離散論述。同時，我也由這一系列研究中找到許多契合與接連點，例如：重視背景不一的文本之間所產生的對話、多音與流通（《加拿大與全球想像之對話》）；討論「都會全球在地性」（“urban glocality” Literature and the Glocal City），以及探討加拿大小說（如《鹹魚女》和《我們之所渴望》）所展現的跨國議題。

國家、有色他者和全球離散既是英語加拿大文學的三個後殖民轉折所展現的三個議題，也是三種觀點。國家和有色他者帶來認同協商，全球離散則開放出交錯多音的對話空間。以下我將解釋本書各章如何與加拿大後殖民論述接連，並回應其議題和觀點。

二、加拿大後殖民文學中的有色「他者」

本書企圖勾勒兩個世代加拿大英語有色族裔後殖民文學對認同與家的建構，以回應加拿大後殖民文學中的三大議題：國家、他者和全球離散。第一個時期作品出版於1970年晚期起到1995年左右。此一時期涵蓋前述的兩個後殖民論述的轉折，討論的作品主要回應或質疑加拿大文學主流的國家建構，或企圖建立後殖民主體與家。第二個時期則是1996年左右至21世紀出版的作品，將後殖民離散主體置身於全球化的現象中。在研究作品的選擇方面，本書以華加、日加、南亞與加勒比海等有色族裔作家的「兩代」作品為主。所謂兩代的區分，對日裔與華裔加拿大作家而言大致和小說作者的出身背景相關。也就是，第一代作家深受移民父母之影響，往往透過長輩口述歷史或自己親身經驗中了解早期移民的艱辛；第二代作家和移民歷史相隔較遠，但也因此有較大的想像重構空間。於是，兩代日裔作家均呈現二次大戰日加拘留營，卻寫出十分不同的創傷敘述。兩代華裔作家則均處理家庭隱私、分裂或背叛相關的認同議題，第二代作品（《鹹魚女》）則將其脈絡由華裔移民史拓展到神話中國以及未來的溫哥華。但是，翁達吉和加勒比海地區作家則不符合此定義。翁達吉本身經歷數度移民，他的兩部多倫多小說分別處理兩種離散：不同族裔背景的早期移民勞工，以及因戰爭而必須重新自我定位的國際私生子。第一時期的加勒比海裔作家作品，往往呈現移民離鄉背景後在都市中所感受的孤獨。其中布蘭德雖屬第一代移民作家，但她的近期作品刻劃了非限於單一族裔的第二代移民和較寬廣的離散視野。

換言之，本書研究兩個時期的有色弱勢族裔的英語後殖民小說作品，一方面呈現離散族群所經歷的離散創傷、孤獨與隨之而起之認同與家的問題，一方面也與上述加拿大英語後殖民文學發展中因國家文學主義、多元文化政策和全球化三大轉折，所引發的我／他、多元文化／異國情調與文學獎等爭議息息相關。整體而言，這些作品的角色或遠離都市，或由都市邊緣進入都市，但在流離失所中總不斷建立家，文本也透過這些故事回應加拿大的後殖民議題，並逐漸將離散建構為論述場域的對話空間。

（一）國家主體建構：誰是受害者

「我們存活了嗎？如果是，存活之後呢？」愛特伍在《存活》的結論問道（246; qtd. in Howells “Rewriting Tradition” 24）。大哉問，但評論者也可以反問：「我們」是誰？是面對惡劣環境的白人、被驅離家園的原住民，還是在不同時期遭受排擠迫害的移民？如豪厄爾斯（Coral Ann Howells）指出，《存活》其實流露了1970年代對有色族裔文學存在的知覺和焦慮，而它主題式的劃一分析也引此反動，開啟了之後反主題、採多種理論角度分析的加拿大文學批評（24-25）。我在第一章「流離的主體，失所的語言」中，以《存活》為標竿，採用加拿大文學國家主義的詞彙討論日裔作家小川樂的兩篇小說《阿巴桑》（Obasan 1981）和《終有一日》（Itsuka 1992）。在這兩本作品中，權力中心顯而易見，而居於邊陲的弱勢族裔的自我建構既可強化也可解構它。《阿巴桑》敘述日裔角色在二次大戰時遭受加拿大國家主義的排擠，因而流離失所。但在邊緣的日裔兒童對中心的想像（如母雞）反而顯示其脆弱不堪。反之，《終有一日》參與政治行動的主角卻依賴中心（感情與政治活動上）的肯定，反映出1990年代初期仰賴強而有力的中心與

霸權仍是「安居」的選擇之一。

（二）創傷的收編與消解：「他者」存活之後

《阿巴桑》不但有助於後來日裔加人爭取政府賠償運動，而且也是亞裔加拿大作品中第一部被納入典律的文學。但套用愛特伍的話，「存活之後呢？」《阿巴桑》雖成功，卻也引起一些問題和非議。除了它可能被同化為美國作品外，根據柏逸嘉（Guy Beauregard）指出，論者傾向將它所呈現的拘留營歷史收編為加拿大歷史中偏離正軌的一頁，而今歷史翻頁，歷史終歸過去；或責怪小說將日裔加拿大角色的差異簡化為世代差異。柏逸嘉主張，分析《阿巴桑》必須同時檢視其論述位置，也就是文本如何建構當今以及過去的種族化主體（“After Obasan” 18）。

第二章「敘述空間化與創傷消解」則運用第二代日裔作家坂本凱莉的《電場》（The Electrical Field 1998）來回應《阿巴桑》的歷史效應。《阿巴桑》中角色與過去和解，《終有一日》的角色則參與爭取賠償的政治運動並獲得成功，好似為歷史劃下句點。在此之後，《電場》卻呈現日裔拘留營的創傷與失落無以挽回，而且其影響不限於拘留營受害者，還包括他／她們的妻小。本書表面上讓主角局限在都市邊緣的電場重演和消解創傷，但在此過程中，文本將這個小圈圈的故事放入更寬廣的社會脈絡中，建構出一個角色彼此關懷和互相肯定的網絡。此外，當文本不斷呈現如殘疾、汙點、嘔吐、排泄物等許多被賤斥的意象時，如何面對「他者」則成為重要的論述課題。

導論　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的認同協商與離散空間（摘錄）

「這裡是哪裡？」──傅萊（Northrop Frye）

「這裡是什麼，哪裡？為什麼這裡？」──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加拿大後殖民嗎？」──摩斯（Laura Moss）

一、加拿大文學的三度後殖民轉向

加拿大學者和作家對自己國家主體的質疑其來有自。在殖民歷史中，加拿大居於「侵略─墾殖」的雙重歷史位置，既是殖民者也是被殖民者。隨著時代變遷，它的主體總是分裂──不論是在15世紀末至18世紀之間英法殖民者競逐原住民的土地並強取其資源，18世紀末起主要受英國統治...

離散與流動、家與溝通（摘錄）

浮雲一樣的遊子，行囊裝滿了鄉愁；

雖然努力往前走，鄉愁一樣入夢中。──蘇來〈浮雲游子〉

遷徙是不歸路，無家可歸。──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

「鄉愁」和「家」這兩個主題扣人心弦，但其定義卻是模糊分歧，難以完全掌握。1970年代校園民歌流行時，我雖也常唱著以流浪為主題的歌，但卻從未到過自己身分證上記載的祖籍地，從未離過「家」，也從來不知道歌曲與課本所傳頌的鄉愁究竟是何物。我在美國攻讀博士時，第一次讀到文化研究學者史都華．霍爾的話：「遷徙是不歸路，無家可歸。」那時深有同感，覺得自己雖然學成後終歸要返「鄉」，但遠在彼岸的「家」和「鄉」的涵義卻是不斷被重新定義和建構。

不久後，後殖民與後現代文學中所處理的「家」「國」衝突、主體建構與「離散」敘述，成為我的研究主題。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四本美國後現代與後殖民小說，檢視它們如何建構與解構國家。1993年我回台灣任教，1995年加入台灣第一個新興英文文學研究團隊，選擇加拿大英語後殖民文學作為研究主題。我原本以為這只是暫時造訪美國的「鄰居」，沒想到我這一腳就跨進了加拿大後殖民與後現代文化的論述領域，自此在其主流文學邊緣遊走。這些年來，我依序選取加拿大日裔、華裔、南亞裔和加勒比海裔作家的小說，研究它們如何面對主體聚合離散過程中產生的家、國、都市與全球化議題。為了舖設加拿大後殖民文學研究之文化與社會脈絡，我同時關注加拿大後殖民與後現代電影，觀察它們如何處理相關主題。透過比較分析多倫多、蒙特婁與台北三地電影作品的後現代都市議題，我同時也回顧自己所安身立命的「家」（台北）。

因此，透過與加拿大英語後殖民文學、後現代電影、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以及相關論述對話，我將自己年輕時對「鄉愁」和「家」的探問，「翻譯」為離散與都市主題的研究。《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研究》探究1970年至2005年出版的日裔、華裔、南亞裔和加勒比海裔加拿大英語後殖民小說，檢視這些作品如何透過回顧歷史和建構都市來建立後殖民主體、家或離散社群。在這些作品中，離散不只是角色的歷史經歷，也是足資參考借鏡的行動與文本策略。這些角色遭受創傷、面對隱私、流離四處或寄居都市，但作品所關注的並非是故鄉，而是在行動與對話中重新定義身分認同和重新定義介於此地與彼方的家。

都市是多數移民集聚之地。《離散為家》分析的文學作品中，都市多半是一個疏離空間，或是「缺席的存在」（absent presence）。不同世代的離散角色，或被驅離而邊緣化，或自我放逐，因此他們離「家」出走，獨居於都市邊緣、加入個人的社群或作品所刻劃的後國家空間。另一方面，布蘭德（Dionne Brand）的《我們之所渴望》（What We All Long For 2005）所呈現的多倫多，則有活潑熱鬧的都市景觀，以及多元族裔角色彼此對話和渴望所交織的都市空間。

在我今年將出版的另一本論文集《都市流動──蒙特婁、多倫多、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中，都市在我所處理的電影作品中，是個多元又流動的視覺存在。都市像是有個性的主體，與不同族裔、階級的角色產生互動；或像是個承載著不同的流動、溝通與衝撞的空間。本書所處理的華裔、加勒比海裔和南亞裔的議題，也延伸到《都市流動》這本電影研究著述中，並拓展至都市中的其他弱勢族群，如漫遊者（flâneur）、遊民和移工，以及他／她們的流動空間（如「非地方」和「第三空間」）、流動符號和訊息，探討不同類型流動對國家符號和人際關係的影響。讀者若感興趣，可以參考閱讀。

在全球化的趨勢中，離散和流動是必然產生的一體兩面現象。由都市流動的角度觀之，離散未必失所，混雜也非不能安身。了解離散的現實面，可促使我們正視不平等的流動、審慎處理不穩定的溝通與接受不可知的他者。總而言之，離散和都市流動的現象在在提醒我們：家是不斷改變、建構與解構的溝通過程，既沒有固定的定義，也不可能產生一成不變的結果。鄉愁呢？在眾聲諠譁、多方流動的環境中，鄉愁只能是缺無（lack）的想像，但只要溝通存在，「家」就會持續地被建立與延伸。

離散與流動、家與溝通（摘錄）

浮雲一樣的遊子，行囊裝滿了鄉愁；

雖然努力往前走，鄉愁一樣入夢中。──蘇來〈浮雲游子〉

遷徙是不歸路，無家可歸。──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

「鄉愁」和「家」這兩個主題扣人心弦，但其定義卻是模糊分歧，難以完全掌握。1970年代校園民歌流行時，我雖也常唱著以流浪為主題的歌，但卻從未到過自己身分證上記載的祖籍地，從未離過「家」，也從來不知道歌曲與課本所傳頌的鄉愁究竟是何物。我在美國攻讀博士時，第一次讀到文化研究學者史都華．霍爾的話：「遷徙是不歸路，無家可歸。」那時深有同感...

推薦序　尋找家的意義／李有成
自序　離散與流動、家與溝通
導論　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的認同協商與離散空間

第一部　失所混雜溫哥華
第一章　流離的主體，失所的語言：小川樂的《阿巴桑》與《終有一日》
第二章　敘述空間化與創傷消解：坂本凱莉的《電場》
第三章　家庭隱私與認同策略：〈李琳達醫生〉、《殘月樓》、《妾的兒女》與《雙喜》
第四章　反異國風之混雜策略：黎熹年的《鹹魚女》

第二部　離散多倫多
第五章　城市－國家－愛人：翁達吉的《以獅為皮》和《英倫情人》的疆界空間
第六章　多重孤獨，多重空間：加勒比海－加拿大作家的多倫多空間想像
第七章　多倫多的離散與對話：布蘭德的《我們之所渴望》
非結語　離散與家

各章論文原始出處
引用書目
索引

推薦序　尋找家的意義／李有成
自序　離散與流動、家與溝通
導論　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的認同協商與離散空間

第一部　失所混雜溫哥華
第一章　流離的主體，失所的語言：小川樂的《阿巴桑》與《終有一日》
第二章　敘述空間化與創傷消解：坂本凱莉的《電場》
第三章　家庭隱私與認同策略：〈李琳達醫生〉、《殘月樓》、《妾的兒女》與《雙喜》
第四章　反異國風之混雜策略：黎熹年的《鹹魚女》

第二部　離散多倫多
第五章　城市－國家－愛人：翁達吉的《以獅為皮》和《英倫情人》的疆界空間
第六章　多重孤獨，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