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2015年美國圖書館學會《選書》「傑出學術著作」獎名人推薦：◎強力推薦

石易平／輔仁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懷萱／「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共同創辦人

番紅花／作家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羅永清／荷蘭萊登大學文化人類學暨社會發展研究所博士，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健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專家好評

這可能是新手父母唯一需要的一本書。──《紐約時報》

終於有像本書這樣豐富充實的著作，能夠讓教養的文化詮釋，跳脫對特定國家民族的刻板印象文化論，也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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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來自何處？

人類學家的否決

美國人是全世界最講究個人主義的民族。

發展心理學這門領域充滿了種族優越感，完全受到歐美觀點的宰制。

人類學裡有一項源遠流長的傳統，至少可追溯到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這項傳統提醒了我們心理學存在著受限於特定文化的缺陷。米德的著作削弱了心理學家霍爾聲稱壓力是青年期無可避免的一部分的說法。另一個比較不為人知的例子，則是馬凌諾斯基在更早之前根據自己在特羅布里恩群島從事的田野調查以批判佛洛伊德的伊底帕斯理論。放諸四海皆準的認知發展階段論（例如皮亞傑的理論）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原因是跨文化比較研究，揭露了文化與學校教育的經驗具有深遠而且出人意料的影響。歐克絲與席埃芙琳對於成人與兒童間的語言互動所進行的分析，也顯示了在非西方社會所得到的民族誌研究，可以用來「打破」對主流發展心理學文獻當中的「看似放諸四海皆準」的主張。羅伯．勒文挑戰了心理學當中最神聖不可批判的教條：母嬰依附關係。勒文從觀察非洲務農的古西人發現，母嬰之間是有可能只存在「弱依附」關係（即不是普世皆是「強依附」），而由此也是有可能導致嬰兒長大後情感能力發展不全。古西族的母親雖然對嬰兒發出的求救訊號回應迅速，對於嬰兒的其他口語發聲，例如牙牙學語，卻是置之不理。她們極少看著嬰兒或是對嬰兒說話，甚至在哺乳期間也不會。等到她們開始會對孩子說話的時候，她們使用的語言也都是命令與威脅，而不是讚美或問句。儘管古西族的母親具有這些明顯可見的「病理」徵象，勒文和他的同僚（他們研究古西族村民已有數十年之久）卻未發現廣泛情感缺陷的跡證。他因此提出，過度宣稱四海皆準定律的問題來自於「兒童發展領域的雙重身分，一方面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倡議運動，宣揚以人道方式對待兒童；另一方面又是一種科學研究活動，致力於尋求知識與理解」。

另一個人類學家急需顛覆的神聖教條是「教養方式」理論。中非的波非族農民合乎所謂的「威權型」教養方式，因為他們注重兒童對父母的尊敬與順從，也對子女施予強制性的控制。根據理論，波非族的兒童應當表現出孤僻、缺乏同理心、高攻擊性以及欠缺進取的性格。然而，他們表現出來的特性卻是恰恰相反。芙茨因此斷言指出，那種理論套用在美國人身上也許有效，但「在波非人當中卻幾無解釋能力」。在本書中，讀者將會看見其他許多這種人類學家「行使否決權」的例子。

這種觀點認為心理學當中許多根深蒂固的論點，其實都不能如其作者所認定的那樣普遍適用於全人類。後來，這種觀點又受到二○一○年發表的一篇論述詳盡的論文所強化。亨利奇與他的同僚質疑了這門學科的根基，指稱心理學家並未針對文化或養育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提出解釋。藉由一場大規模的調查，他們確認了絕大多數的心理學研究都是以教育發達、工業化而且富裕的西方民主國家（簡稱「怪異」國家，原因是這幾個條件的英文詞語：「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Democracies」，首字母拼合起來即是「WEIRD」——「怪異」）的公民為對象，尤其又以大學生為多。他們指出，在能夠取得比較性資料的領域中，「【怪異】社會的成員經常處於資料分布的極端……因此若要對人類得出概括性的結論，研究這個次族群絕對是最不恰當的選擇」。

靈長類動物學家也指責高度仰賴在實驗室裡做實驗的西方心理學家將若干特質宣稱為人類所獨有，但證據卻顯示這些特質其實可見於自由生長的非人類靈長類動物身上。「對實驗心理學觀察性資料的鄙夷，導致有些人忽略了動物認知成就的實際現象」。

幾年前，我也曾經對這項矛盾有所感觸：我們對童年的理解，不論是一般的通俗理解還是科學上的理解，都僅是奠基於單一、個別文化的經驗與資料。我在賴比瑞亞內陸一座偏遠村莊研究克佩勒族兒童的時候，就注意到了他們的童年體驗和我讀過的教科書所描述的有多不同。為了突顯這種差異，我便將童年的大多數概括性觀點所來自的社會與世界其他地區列出了一份對比。最能充分體現這些對比的字眼，就是「幼兒至上」與「老人統治」。

本書中的許多討論都會受到此一對比的引導，也將一再提及怪異社會的非典型性以及猿類的田調結果。我的目標是修正一般的種族中心觀點，也就是只將兒童視為寶貴、天真而且異常可愛的小天使。立足於史學、人類學以及靈長類動物學研究的堅實基礎上，我希望能夠對兒童及其照顧者的生活找出近似於常態的描述。我也會說明其他不同的觀點，也就是兒童可能被視為沒人要而且礙手礙腳的調換兒，或是具有商品化的實用價值而備受渴求的私人財產。

不過，我的意圖不僅在於否決非人類學家的理論主張。我認為民族誌的龐大檔案含有一批幾乎完全沒有被人發現的資料，可以從中發掘有關童年本質的洞見：幼兒至上觀點以外的洞見。民族誌的特點使民族誌「資料」特別有價值。其中一項優點是藉由參與觀察者的身分蒐集資訊，民族誌學者能夠將三種不同脈絡的資訊交織在一起。第一，民族誌學者描述所見，匯集出一套令人讚嘆的觀察紀錄（並且附有照片與影音紀錄），能夠讓人從中找出特定的模式。第二，藉著訪問或者與受訪者討論他們所目睹的現象，民族誌學者可能會獲得圈內人（主位）的觀點，而這種觀點經常可讓人理解陌生的異國行為。這些觀點通常會集結起來，構成所謂的文化模式或者族群理論。這些模式的有用之處在於將特定的育兒做法放置於比較廣泛也比較全面性的文化脈絡當中。第三，民族誌學者也會記錄他們自己（客位）的觀點。身為民族誌紀錄的讀者，我特別會留意人類學家感到吃驚的時刻，也就是他們發現某種現象違反他們自身的童年文化模式而不禁為之詫異的情形。

我採取的做法是比較（這種方法稱為民族學）與歸納。舉第二章的一個例子說明，就是在我針對民族誌裡為新生兒與嬰兒的照顧與對待方式所留下的許多陳述進行評註的過程中，一種模式逐漸浮現了出來。儘管具體細節存在許多差異，但全世界大多數的社會都會延遲人格的授予，而這種模式又對弒嬰、依附理論、兒童疾病的診斷以及幼兒埋葬方式等等具有極大的影響。這些模式即是本書的主要組織軸心與主題。

不過，首先要談一些歷史。

真的有童年這種東西嗎？

「兒童」本身其實是個頗為複雜的字眼。

如同冰冷的一月之於等待播種的農夫，兒童在以往也被視為一段毫無價值的季節，「不具才智、力氣與機靈」。

在中世紀期間，兒童通常只有在成長到不再是兒童之後才會受到重視。

為了展開我們的工作，我們必須從一片空白著手。設想童年原來根本不存在，而是直到最近才出現的概念。這是法國哲學家暨史學家阿希耶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一本深富影響力的著作所提出的論點。他在那本書裡指出，把童年視為一種特殊狀態，是近數百年來才出現的概念。他的論據主要是根據具象藝術的分析。

十二世紀之前，中世紀藝術根本沒有童年的概念，也不曾試圖描繪童年。我們很難相信這種疏忽是因為能力不足；比較可信的看法是中世紀時期的世界根本沒有童年存在的空間。

我們如果把研究資料侷限於肖像畫中的兒童形象，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這類肖像畫不是極為罕見，就是看起來不太像兒童。兒童在藝術中極少被描繪出來，應視為一種判斷基準，說明當時他們的地位無足輕重，而且這點也反映在葬禮習俗當中。在嬰幼兒埋葬方式的研究中發現了一項典型的模式，顯示兒童都只是草草埋在房屋的地板下、牆壁裡或是菜園的邊緣，而且沒有任何特殊處理或者陪葬品。基本上，阿希耶的意思是說成年前有兩個人生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嬰幼兒階段，這時個體缺乏語言、禮儀與適當運動能力，因此還不是完全的人；第二個階段是原型成人階段，這時個體被當成體型較小而且能力比較不足的成人看待。這種描述對文明史上大多數時間的農民社會而言大概是八九不離十，也可能符合不少人類學家研究過的部落社會。而骨學分析雖然稀少，卻也在少年骨骸當中發現了從事成人活動（粗重、危險的工作以及打仗）的證據。

不過，學者立刻就接下了阿希耶拋出的挑戰。桑莫維爾記錄了從埃及時代以來幾乎連續不斷的證據，顯示童年一直是一個特殊的階段。實際上，皮特里挖掘出拉罕這座埃及中王國時期（公元前一九○○年左右）的村莊之時，就發現了許多兒童玩具，包括放在現代玩具店裡也不會顯得格格不入的圓球與拖行玩具。

漢娜沃特探究各種文獻資料，發現在中世紀期間有眾多關於兒童的證據，記錄了一種一貫的現象，且顯示兒童的生活反映了父母的社會地位：「到了一四○○年，職業玩具製造匠已在紐倫堡與奧格斯堡開設店舖，也開始將產品外銷至義大利與法國。莊園地主的子女也會玩西洋棋與雙陸棋，並且學習馴鷹術與擊劍」。

誠然，如同夏哈爾的嚴謹研究所顯示的，疾病、嬰兒的高死亡率，以及在幼年就必須學習自立（或者至少不對父母造成負擔）表示無憂無慮而且備受寵愛的童年時期必定相當短暫；舉例而言，「受到指定必須過隱修生活的兒童，在五歲就被送入修道院與修女院，有些特例甚至更早」。過往時代的童年證據確實無可否認，但童年的時間長度與兒童在家庭與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卻與我們這個幼兒至上社會的情形非常不同。

人類童年有什麼特別？

絕大多數的哺乳類動物都順暢無礙地從嬰兒期進展至成年期，沒有任何過渡階段。

對於身處於幼兒至上社會當中的人士而言，他們可能永遠不會想到這個問題：「人類童年有什麼特別？」不過，對於關注人類生活史的獨特面向以及童年在不同文化中存有巨大差異的人類學家而言，這個問題卻是人類演化當中最至關緊要的議題之一。在地球面臨人口過剩的威脅之際，身為我們最近親的黑猩猩為什麼卻瀕臨絕種？針對童年初期是「人類生命週期當中的一個獨特階段，在現存其他哺乳類動物的生命週期當中都不存在」的這種巨大差異，博金找出了一項解釋。相較於其他猿類，人類的生殖力高出許多，博金把這種現象歸功於童年那種如同托兒所般的特性。童年的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停滯狀態，讓兒童在仍然必須依賴別人的時候就能夠斷奶，從而讓母親能夠生育另一個孩子。

相對於黑猩猩，人類斷奶的時間很早，在體重達到出生體重的二．一倍左右，差不多二十四個月大或甚至更早就會斷奶。黑猩猩在五到六歲才斷奶，但斷奶後就隨即具備獨立生活的能力與達到性成熟。所以，母黑猩猩在生育每一胎之間必須等待至少六到七年，人類在順利的情況下則是每兩年就可以生一胎。不過，人類兒童雖然在兩歲或不到就斷奶，斷奶之後卻仍然需要成人的幫助與供養。人類兒童的大腦仍處於發展階段，成長得非常迅速，消耗極多的熱量。實際上，在其他動物身上用於促成身體成長的營養素，在人類身上都是用於供應大腦所需。嬰兒欠缺各種維繫生命所需的技能，例如口語能力。他們體型小巧，動作緩慢，極易受到獵捕。他們沒有辦法咀嚼或者消化成人的食物。所以，黑猩猩母親通常是幼仔唯一的照顧者，但人類母親卻仰賴子女的最近親（父親、兄姊與祖父母）提供兒童照顧上的協助。由於這些最近親的基因都隨著他們的妻子∕母親∕女兒所生育的每一個子女而增殖，所以他們在照顧這些兒童方面的基因利益也就和她幾乎相同。

不過，人類的童年不僅從六個月延長至別人能夠幫忙照顧的四年。童年中期也是其他猿類的生活史當中找不到的一個「額外」階段，而且人類的青年期也比猿類的類似階段來得長。最能解釋這段延長幼年期的模型稱為「具體資本」。人類雖然有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必須依賴別人，而且在這段期間來不及把自己的基因傳承給下一代即告死亡的風險也比較高，卻可由更長、更健康也更具生殖力的成年時期所彌補。人類兒童的大腦與身體成長速度雖比其他動物慢，卻能夠因此取得對病原體的重要免疫力與抵抗力，並且針對他們的文化長期累積而來的生存與繁殖確保手段發展出必要的技能與知識。隨著年輕人逐漸成熟，他們的身體也變得愈來愈強壯、脂肪愈來愈多、能力愈來愈好、社會連結愈來愈緊密。累積了大量具體資本之後才展開成年期的個體，比較有可能擁有較長的壽命，也會生育比較多的後代，而且那些後代也會比較健康，存活的機會比較高。這種生命史進程應該是受到自然汰擇的偏好。

不過，本書將會充分證實，不論是童年的整體還是其中各個階段的長度，都會隨著每個人而有極大的差異。在第七章，我探討童年受到縮短的現象，以便兒童能夠「加速長大」，填補因為喪失年紀較大的成員所出現的家庭勞動力缺口（例如母親去世而由大女兒接替母親的角色）。在漫長的童年期間，兒童會獲得大量來自生物與社會方面的「儲備能力」，以便在逆境中啟用。舉例而言，失去父母或是其中一人可能會促成擇偶與家庭組成行為提早發生。兒童會「提早成長」，從「緩慢」的生命史軌跡轉變為「快速」軌跡。這種軌跡的轉變可以在較短的成年時期與比較不那麼健壯的情況下有助於個人複製自己的基因。目前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童年中期代表了一個決定點，充滿壓力與危險的生活將在這個時刻造成青春期提早來臨、青年期縮短，以及投機式擇偶。儘管生育後代的前景不太好，處於這種狀況下的年輕人卻可能已經對自身所屬文化的適應系統有了相當程度的嫻熟，所以能夠保持自己以及至少部分後代活命。「街童」的生命史無疑也合乎此一軌跡。這種雙軌跡模式可能有助於我們了解人類在不利狀況下如何維繫人口數。

如同我先前指出的，我的目標是徹底探查民族誌紀錄以找出新興模式，尤其是那些與各種「大」問題有關的模式，例如幼年期各個時期造成的後果。歷史上，人類生命史學者必然會採取比較狹隘的探查過程，原因是一般認為我們如果要從演化觀點理解童年，就應該特別把關注焦點集中在狩獵採集（hunting and gathering society）與搜食社會（foraging society）上，原因是我們猜測那些社會比較接近於「演化適應環境」。也就是說，如果人類演化的化石紀錄揭露了一種以搜食為主的謀生方式，那麼我們就應該把焦點集中在保有那種原始生活方式的當代社會上。南非孔族大概是全世界受到最詳盡研究的搜食社會，所以針對他們的童年所從事的開創性研究也奠定了「準則」。不過，這種觀點已經逐漸褪流行了。儘管當代搜食民族之間存在著毋庸置疑的共通性，他們之間的差異卻也相當明顯可見。此外，現在孔族也被視為有點異於尋常，原因是孔族兒童不需要為自己與家人承擔糧食供應責任的時期，和其他搜食族群比較起來其實相當長。現在，許多學者都認為晚更新世（Late Pleistocene）是現代人的起源，因為那是智人的人口出現巨大成長與全球擴散的時期。那些移動人口的謀生策略樣態，就是遷徙和居住都選擇在接近水的地方，善用現成的海洋資源，例如甲殼類動物。這種生活方式非常不同於飲食向來缺乏蛋白質（肉類）的孔族，而是比較接近於馬瑞母人（托勒斯海峽的島嶼居民）的生活方式。不同於孔族兒童，穆雷島上的馬瑞母人兒童只要長到比幼兒稍大一點的年紀，即可輕易取得可食用的海洋資源。目前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演化適應也同樣發生在人類人口於全新世（Holocene）快速擴張的期間。在那段時期，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文化出現規模龐大的多樣化發展。所以，我的立場認為，藉著研究街童文化所能夠對童年「本質」獲得的瞭解，並不亞於研究非洲的旱地搜食者。

人類學當中雖有豐富的童年材料，但讀者應當要理解那些資訊可能是艱苦得來的結果。

在文化中研究兒童的挑戰

【土著】少女很樂於和我一起相處，經常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前提是我不問她們問題，而且她們也不必和我說話。

考古學家經常提及在大多數居住地找尋兒童的證據有多麼不容易。他們的主要關注焦點是人工製品與實體遺跡。要將「玩具」與家用器具或獻祭物品區辨開來可能很難。舉例而言，挖掘某個早期圖勒文化遺址的考古學家認定他們找到的那些比較小型的「工具」可能是玩具，原因是那些物品由木頭做成，而成人使用的工具則是以其他材質製成。另一個用人工製品做為兒童玩具的線索就是這種物品可能製作得比較簡陋。兒童參與陶器製作的情形，也許可以由陶器碎片上的指紋大小發現。我在先前曾經提過，由於兒童經常不被視為完全的人，因此他們的遺體也就極少被認為有必要受到正式的埋葬。所以，我們雖可在許多年或甚至幾百年後從成人墓得知許多事物，但兒童墓就算找得到，保存狀態也會差非常多。

民族誌研究也可能同樣困難。由於老人統治社會當中的階級體系，對於兒童有興趣的人類學家總是不免受到困惑的眼光看待：畢竟，為什麼要花費心力觀察或者談論「什麼都不懂」的個人？第一個挑戰經常在於取得基本的人口統計與普查資料。父母極少記錄兒童的年齡，而且回憶可能相當耗時費力。克佩勒族在計算兒童年齡方面常見的一種記憶輔助方式，就是回憶孩子出生當時的田地在什麼地方；在火耕文化裡，耕作田地每年都會更換地點，好讓土壤休耕。然後，作答者再努力回想後續一年的特定地點或其他令人難忘的事件，例如一場蝗災，而民族誌學者則是在旁耐心記錄總共經過了幾年。根據兒童的體型估計年齡並不可靠，原因是我們對年齡與體型關係的認知，乃是生活在這個特定文化當中的結果，而我們這個文化裡的兒童通常都會攝取太多，而非太少的熱量。我後來逐漸學會了重新調整估計值。在一生中更動名字的命名慣例也可能會造成混淆，且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擁有同一個名字的現象又非常罕見。一個孩子可能會單純被叫做「第三個孩子」或「晚生」。兒子、女兒、表親、父親等等的稱謂可能與標準的歐美親屬稱謂有不同的意義。在數代同堂的大家庭或者一夫多妻的家庭當中尤其如此。最重要的是，受訪者可能會因為害怕自己的子女遭到善妒的鄰人或惡靈的注意而不願加以談論。另一方面，民族誌學者也可能會受到明確警告，要求他們勿與特定兒童接觸。我遇過最佳的一名兒童報導人厚臉皮、頭腦聰明、非常健談而且口無遮攔：這些特性全都讓他被視為一個「壞孩子」，「不像克佩勒人」。

鮮少有質詢他人的現象。由於關係緊密的小社群裡根本沒有多少隱私，這種行為也就顯得沒有必要。在老人統治社會裡，成人詢問兒童的觀點或是做某些事的理由，更是不恰當的行為（除非是兒童做錯了事）。兒童是頗為棘手的報導人，如同以下這些例子所示：

成人要打入【阿薩巴諾族】的兒童群體可以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尤其研究者如果是……那些兒童不認識的對象。我花了一個星期以上的時間才讓許多兒童對我感到安心、願意和我說話或是讓我和他們坐在一起。有些兒童，尤其是年紀最小的女孩，則是從頭到尾都沒有克服對我的恐懼，有個孩子更是只要我一走到她身邊就又哭又鬧，一直到我待在那兒的最後一天都是如此。

班馬納族女孩與男孩一旦受到詢問，不是只以單音節回答，就是複述他們聽見成人所說的話。

關於瓦格尼亞人割禮所代表的意義，提問比回答要容易得多，原因是……報導人在這一點上幾無幫助。

由於這些問題，文化習俗方面的描述如果主要僅是來自於訪問成人，而沒有受到觀察性資料佐證，我就傾向於忽略不計。如同里托在研究阿薩巴諾族的過程中所發現的，父母對於自己如何養育子女的描述深受他們接觸基督教思想的影響，而與兒童實際上受到的養育方式大相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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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來自何處？

人類學家的否決

美國人是全世界最講究個人主義的民族。

發展心理學這門領域充滿了種族優越感，完全受到歐美觀點的宰制。

人類學裡有一項源遠流長的傳統，至少可追溯到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這項傳統提醒了我們心理學存在著受限於特定文化的缺陷。米德的著作削弱了心理學家霍爾聲稱壓力是青年期無可避免的一部分的說法。另一個比較不為人知的例子，則是馬凌諾斯基在更早之前根據自己在特羅布里恩群島從事的田野調查以批判佛洛伊德的伊底帕斯理論。放諸四海皆準的認知發展階段論（例如皮亞傑的理論）也遭遇了...

由《童年人類學》的聯想

杜明城

筆者一九八〇年代在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求學時師事史丹佛大學出身的人類學家William Rideout，史丹佛是當時「教育人類學」的重鎮，由George Spindler領軍，主要是運用人類學方法於教育情境，並探討學校與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單看幾本書的書名，像Schooling in the Cultural Context（《文化脈絡間的學校教育》），Educational Patterns and Cultural Configuration（《教育模式與文化形貌》），Doing the Ethnography of Schooling（《學校民族誌的實踐》），Educa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教育與文化傳承》），就可以清楚勾畫出這門學科的要旨，同時也看出來人類學與心理學的主要分野。後者深信孩童心理行為的普同性，而前者則強調文化的相對性。美國人類學對於教育議題的重視由鮑雅士（Franz Boas）開風氣之先，他的門徒包括潘乃德（Ruth Benedict）和米德（Margaret Mead）賡續其後，無論是《菊花與劍》或是《薩摩亞人的成年》，對於廣義的教育頗多著墨。童年與教育本來就難以切割，教育人類學所探討的對象與種種童年的議題都是重疊的。就人類學家而言，世界各民族所提供的文化場景，好像是一道光譜，無異乎天然的實驗室，從比較的觀點，引領我們理解在不同的物質與文化條件下，孩童的人格、認知與情緒的發展是如何透過有形無形的教育進行著的。它提供一個檢驗文化普同論的判準，消弭西方種族中心論的絕對性。人類學無疑對於社會科學的結論掌有最終的否決權，對於所謂人性的真理保持一種懷疑的態度，不崇尚量化，卻代表一種深刻的科學精神。然而我們當年所閱讀的文獻大都以個別的篇章為主，系統性的論述則大抵是通論性質，本書作者大衛•蘭西的龐然鉅構提供了廣闊的視野，遠遠超越了之前的導論作品，為關心童年命運的讀者提供了無數的田野例證。

作者在序言中交代了本書的背景，也間接刻畫了這門學術領域的晚期發展。儘管人類學家秉持「全盤性觀點」（holistic perspective）從事研究，但都有各自的專攻區塊，導致成果旁薄，卻是平行發展的現象。本書作者在二〇〇八年初版時就已經看到相關文獻蓬勃發表的盛況，同時也準備好進行這本第二版的續作，且自認為就算以參考書的標準也可以當之無愧。童年研究在過去短暫的十年間似乎蔚為一種風尚，相關的書籍、期刊與學會如雨後春荀般應運而生。的確，兩千一百多筆的文獻，超過百頁的參考書目，不但印證了這門學問的豐饒，反駁了外界對於人類學家漠視童年的批評，也展現了作者整合相關學術成果的鴻圖。「童年」是個複雜的議題，而且是個不爭的現象。但《童年憶往》的作者熊秉真教授說她當年赴美求學時，想修一門童年史的課而不可得。儘管法國史學家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的《兒童的世紀》從文化藝術史的資料質疑西方中世紀前童年的存在，造成一股重新評估童年的風潮。晚近則有像傳播學者波茲曼（Neil Postman) 提出童年消逝的論調。但是更多的證據，特別是來自人類學的民族檔案，卻足以否證這些論斷。筆者認為，歷時性的探討往往禁不起共時性的檢視，生活在同一個歷史階段的兒童，因為階級、性別、族群等等差異，未必會遭逢共同的命運，欠缺橫向比較的定論必然是可疑的。所以謹慎的童年史學者，也大都只能採取斷代史的題材，以當時特定的歷史事件來書寫童年經驗，甚至可以短到以十年為期。人類學無疑提供了這個縱軸，讓我們得以具備更為宏觀的視野來審視童年。然而，作為人類學家的蘭西，他的企圖不僅止於此，全書的構局固然是以民族誌為基架，卻沒有忽略主要的童年史著作。人類學家的形象對一般人而言是探討初民社會或是低度開發社會的田野工作者，但蘭西所觀察的對象也包含了二十一世紀的當代西方都會社群。蘭西的文獻是不拘一格的，舉凡史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報導文學甚至是小說，通通都可以納入他的敘事框架，說這是一部童年的集大成之作並不為過。

由劍橋大學出版的這本《童年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Childhood) 作者以文學手法運用了Cherubs, Chattel, Changelings三個字代表來自不同文化童年的三種命運。Cherub是天使般無邪的孩童，當代富裕社會對待孩童的態度大都視其為珍寶。Chattel的拉丁文字源指的是一種財富，好像是具有生產力的牲口一般。Changeling的概念來自中古歐洲，認為不肖的孩子是被精靈附身或替換。全書十章的主題就循著這三條軸線開展。成人社會對孩童的態度，大致不脫這幾種型態。而取決的關鍵，不外乎物質條件與對環境的調適。在富庶的少子化社會，「俯首甘為孺子牛」 宛如公認的家長準則，而在四周充斥敵意的部族，人際之間的信任不會成為涵化孩童的內容。孩童多大才斷奶，也是隨家庭人口數而增減的。從西方社會或已開發國家的角度，將孩童視為像牲口般的勞動力，未免有虧人道，但在許多落後社會，這卻是孩童價值之所繫。有的社會視孩童為多餘的不速之客，而有棄嬰、殺嬰的文化設計，從文化相對論的角度，某些看來不可思議的作為都是可以理解的。人類學家用「怪異社會」來指涉西方教育普及的工業化富有的民主國家（WEIRD, 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cies），實帶有批判式的嘲諷，把自身的「種族中心論」（ethnocentrism），傲慢地視為普世的價值。

人類學家通常擅長筆墨，蘭西為十章所訂的標題言簡意賅，讀來生動，充分展現作家的功力。譬如，第四章「全村協力」（It takes a village）、第六章 「彈珠與道德」（Of marbles and morals）、 第七章「雜務課程」（The chore curriculum），還有第八章「不上不下」（Living in limbo）。作者的書寫體裁，在每道標題下端隨即出現幾筆帶有故事性的民族誌引文，為學術論著添加不少可讀性。而精心蒐集的黑白相片，更有助於捕捉各民族童年的文化風貌。人類學家所描述的教育通常不是來自學校的有意識活動（learning），主要是來自整體文化所賦予的無意識的習得過程（acquiring）。文明社會將教育的重點稱為「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而在部落社會，「雜務課程」讓孩童自日常事務中理解事務，隱含了實用主義的精神。現代社會認為不可或缺的學校教育，在許多部族看來根本是時間與人力的浪費，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遊戲在社會化的歷程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在種種遊戲設計中，孩童不僅培養了某些成年後必備的技能，也內化了社會所標榜的道德情操。由孩童過渡為成人都會有一段不上不下的尷尬歲月，他們的閒蕩並非毫無意義，社會對青少年性事的寬容度不一而足，青年在這期間涵養成為戰士，少女則預備為人婦。形形色色的成年禮（initiation rite）或者「過渡禮儀」（rite of passage）出現在童年的尾聲，是邁向成年的戲劇化儀式，文化在此完成其代間傳承的任務。從米德《薩摩亞人的成年》，我們就已經看到「全村協力」是部族社會共同的教育手段，孩童不僅止是隸屬於核心家庭概念下的成員，而是社區所共有。蘭西呈現的許多例子，讓我們理解當代的教育觀念或許也只是一種文化偏見。從「馴養自主學習者」的理想來看，學校教育的作用是適得其反的。本書的最後一章歸納了全篇的要點，同時也提出了童年過與不及的問題。如筆者前述，童年人類學為色彩繽紛的童年經驗提供一道光譜，任何色調自有其美，只有經由文化的參較排比，才能定位自身的童年。

本文作者杜明城為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美國南加州大學博士，主修教育思想。

由《童年人類學》的聯想

杜明城

筆者一九八〇年代在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求學時師事史丹佛大學出身的人類學家William Rideout，史丹佛是當時「教育人類學」的重鎮，由George Spindler領軍，主要是運用人類學方法於教育情境，並探討學校與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單看幾本書的書名，像Schooling in the Cultural Context（《文化脈絡間的學校教育》），Educational Patterns and Cultural Configuration（《教育模式與文化形貌》），Doing the Ethnography of Schooling（《學校民族誌的實踐》），Education and Cult...

序
1 兒童來自何處？
2 兒童的價值
3 生育決定
4 全村協力
5 學會懂事
6 彈珠與道德
7 雜務課程
8 不上不下
9 馴養自主學習者
10 太少童年？還是太多？

中外文對照及索引
本書參考書目
各章資料出處

序
1 兒童來自何處？
2 兒童的價值
3 生育決定
4 全村協力
5 學會懂事
6 彈珠與道德
7 雜務課程
8 不上不下
9 馴養自主學習者
10 太少童年？還是太多？

中外文對照及索引
本書參考書目
各章資料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