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近代天津商人的足跡，如同翻閱一本厚重的圖冊。　　天津，擁有六百年建城歷史的豐厚底蘊，承載百餘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粲然精華，以她的大氣、豪放和壯美，在輝煌的近代中國歷史畫卷中閃耀著異樣的光芒。　　西方文明伴隨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在天津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滲透、交融。殖民主義的瓜分和掠奪，激發了「實業救國」的愛國浪潮，使天津近代工業異軍突起；口岸貿易在環渤海港口經濟中躍居首位，使天津成為享譽海內外的中國北方「國際大港」；外國金融資本的湧入與本國民族資本的融合，使天津成為與上海遙相呼應的「兩大金融高地」之一，盡顯「北方經濟中心」的歷史輝煌；宣導新式教育，傳播新式思潮，使天津成為許多新事物、新時尚的發源地。可以說，開放、商貿和移民湧入等歷史機遇，極大地開闊了天津人的眼界，形成了天津多元文化特有的稟賦，同時也構建了近代天津商業文化的特質。　　天津的商業氛圍由來已久。從設「衛」那天起，天津就是一個天然的物流中心。在天津發展的幾百年歷史中，從成為貨物集散地那天開始，商業就與這個城市如影隨形。　　天津商人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性格。這也正是近代天津工商業崛起並佔有領導地位的內因所在。儘管許多人物留下的僅僅是隻言片語的資料，他們的精神卻廣泛滲透於經濟社會活動之中。　　首先是海納百川、相容並包的文化心態。隨著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天津商人在努力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與營養的同時，與時俱進，積極吸納外來文化，為我所用，呈現出一種開放的性格和銳意進取的心態。　　他們開風氣之先，對新生事物反應敏捷。隨著洋貨與外商企業的進入，與資本主義發展相適應的價值觀念與行為規範，得到了這一群體的廣泛認同。特別是近代中國開放之初，一些天津人敢冒當時傳統社會之大不韙，衝破陳舊的觀念藩籬，充當買辦投身對外貿易業，由此他們不僅積累了數額可觀的貨幣財富，而且得以直接觸摸西方文明，成為近代中國最早瞭解與掌握西方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人士。　　與此同時，天津商人並沒有拋棄傳統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東西，而是努力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正如法國著名中國近代史專家白吉爾夫人所指出的：他們「並沒有與傳統斷絕關係，而是把它用來為新的目標，也就是近代化的目的服務。工業化先驅者的革新精神是與勤勞、節儉和對家庭的忠心等舊道德實踐結合在一起的。」天津商人在學習與借鑒西方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的同時，不僅繼承發揚了艱苦創業、克勤克儉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堅持了傳統的人本思想，而且成功地把傳統的以家族血親和同鄉情誼為紐帶的生產關係，運用在近代工商活動中，從而使自己獲得了頑強的生存與發展能力。　　其次是克勤克儉、腳踏實地的創業精神。俗話講：「成由勤儉，敗由奢」。天津商人繼承了這一傳統美德並加以發揚光大，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是他們堅信不渝的人生信條。勤奮與實幹進一步培養了他們可貴的敬業、樂業精神。許多天津商人重實幹，重經驗，不玄想，不空談。「憑手藝吃飯」是眾多天津商人的創業之本，由此也奠定了他們日後事業成功的堅實基礎。他們兢兢業業，持之以恆，創出了舉世聞名的「紅三角」純鹼和世人皆知的「抵羊牌」毛線等津牌名品。　　再次是以德興業、誠信為本的商業道德。近代民族企業家都比較重視商業信用與道德規範，這方面天津商人表現得尤為明顯。天津商人十分強調以德立業，以德興業，主張做事要先學會做人。在經營價值觀上，他們主張見利思義，不謀不義之財，不賺昧心錢，提倡義內求財，以義取利。他們恪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訓，認為做生意不能只想著自己的利益，也要為別人考慮。精明的天津商人都深諳「予人方便，於己得利」的道理。商業道德主要表現為信譽至上，貨真價實，誠實不欺。他們把信譽看成是商人最重要的財富，所謂「金字招牌硬黃貨」，堅信有信譽的人即使破產了也可以重新來過，而失去信譽的人則一文不值。　　第四是注重團體、強調互助的合作精神。隨著時代的變化和商業競爭的日益激烈，天津商人的群體意識日益濃厚，經濟利害關係與血緣鄉情等融合在一起，產生了強大的凝聚力，其核心是強調團體與聯合的力量，以便在當時險惡的經營環境下求得生存和發展。近代天津商人聯合的範圍不斷擴大，從而構成了一個龐大複雜而又利害攸關的社會關係網絡。近代天津商人都十分重視商會與行業組織，藉此達到把分散的個體聯合起來，共同維護工商業者合法權益的目的。　　天津在不斷嬗變的近代歷史進程中，形成了有著自己鮮明特色和豐富內涵的城市精神，這與天津商人百餘年來在這塊土地上留下的經營理念和精神追求不無關係。　　天津人對人生哲理、經商之道似乎有著一種特別的悟性。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嘉言懿行。毫無疑問，這些商業精髓、經營法則、處世哲學，應是我國近代史上一筆豐厚的精神財產。筆者願充任導遊的角色，帶領讀者朋友，從天津商人所走過的輝煌歷程中，汲取彌足珍貴的生存智慧和人生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