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的灣生追尋



我的日本奶奶，名叫田中櫻代，她和管家竹下健志、竹下朋子夫妻以及一幫日本朋友都是「哈臺族」，這一幫老人家個個操著一口流利的臺語，更有幾位爺爺的臺式三字經念得「夭壽好」（臺語）呢！

我想不出他們哪來的活力，但只要一聽到「臺」字就全身敏感了起來，總是立刻放下手邊的事物，硬要弄個明白才肯罷手。記得臺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時，他們不僅跨海捐錢，還組團來臺，非得親眼看見了才安心，我不得不調侃他們：「你們管太平洋的喔？管很寬喔！臺灣地震好像你們的家也地震了。這款的哈臺情操實在令人驚嘆！」



＊＊＊

二○○一年底，我的奶奶田中櫻代去世；二○○二年一月下雪的冬天，管家竹下健志爺爺也在睡夢中辭世，他的妻子朋子奶奶告訴我：「哪天倘若我也往生了，記得將我們三人（田中櫻代、竹下健志、竹下朋子）的骨灰一起灑在摯愛的那一片海洋。」

「是日本德島那一片大海嗎？」我說。

「是花蓮港！」朋子奶奶回答。

我隨即拿出地圖用臺語告訴她：「您真的沒讀書喔！花蓮港在臺灣，不在日本；而且這個地方聽說蚊蟲很多，最重要的是我沒去過，對那裡『很不熟』。」

「沒錯，就是臺灣的花蓮港！我是灣生，包含櫻代小姐、我的先生竹下，以及片山、高橋、竹中、桑島……，我們全部都是灣生。」朋子奶奶堅定地回答。

「灣生？」我不解，狐疑地問。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結束，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永久割讓給日本。日本政府為了把臺灣建設成另一個日本，因此舉辦了多次官營與私營的移民。灣生，就是這些把家和土地全部變賣，帶著所有財產和家人到臺灣尋找夢想、開發臺灣後山那一塊土地的日本移民的小孩。一九四六年的引揚（當時從臺灣「遣送」回日本稱為「引揚」），大多數灣生幾乎都是初次回到日本，相較於陌生的日本，臺灣才是我們出生的故鄉……。」朋子奶奶敘述著那一段過往。

事後我幾乎忘了這件事，直到朋子奶奶在二○○三年一月九日過世，九位灣生來送行，才回想起三位老人家的骨灰想回故里花蓮港的事情。這時，也才從灣生們的口中知道他們有個遺憾--當初是在臺灣出生，因此回到日本後只有死亡證明，而沒有出生證，這樣的人生似乎缺少了一塊。

當時的我並不完全明白灣生爺爺、奶奶們的意思，直到二○○六年開始我陸續帶他們回到故里申請出生戶籍謄本，才知道在灣生心中「有生、有死生命才完整」的意義。

這一群爺爺、奶奶們在朋子奶奶喪禮前一夜的告別紀念聚會中，用珍貴的眼淚道述著：「時間過得真快，大家一個個到天堂去了，我們將在這一個歷史中消失；生命中最珍貴的部分也將隨著時間被遺忘，以後還會有誰記得我們？」



＊＊＊

二○○三年三月十二日，我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便是「啟程」，開始為這一群灣生爺爺、奶奶尋找過去，記錄那段在臺灣和日本幾乎不為人知的曾經。有一天我會代替他們告訴這個世界︰「有一群日本人，他們拿著日本護照，但他們在臺灣出生，因為戰爭的無奈，他們必須離開，不過他們很愛、很愛臺灣，因為在他們的心中，臺灣才是故鄉。」





【啟程】

前往太陽下的花蓮



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一早六點的火車，目的地：極度陌生的花蓮。

這個地方，我一個朋友也沒有！這是我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可是這禮物得自己去尋找，我希望今天可以得到。

於是，我起了個大早，搭第一班火車前往一個叫做「花蓮」的地方。我太樂觀了，帶著先前收集好的資料和老照片到了吉安鄉公所，他們卻要我去問花蓮文化局；我搭著計程車來到了文化局，他們不懂我的來意要我再去找鄉公所。在這連東西南北我都分不清楚的花蓮十字路口上，回頭該轉向哪個方向都沒頭緒了，還想雄心壯志地想找出心中的疑問？哼！真是癡人說夢話，異想天開。

我傻了嗎？計程車司機告訴我包車一天三千元，到哪都行，可我似乎為難他了，一個早上他不斷地重覆問：「長得很像外國人的『小賊』（是『小姐』吧！但這位操著原住民腔調的司機大哥卻反覆『小賊─小賊』地叫著我），啊！妳是要去哪裡的啦……到底？」

我異想天開地以為只要是花蓮人都懂得這裡的過去。

「我要去日本移民村！」我佯裝無辜地說。

「外國人小賊，這裡是花蓮，原住民很─多喔！妳說的日本移民村應該『肥企』（回去）日本找啦！」計程車司機被自己口中的檳榔汁噎到了，狠狠地吞了好大一個口水，瞪大眼說。

下一站要到哪？說正格的，我自己都沒了方向，只好咬著脣、皺著眉與司機先生四眼相對。

最後原住民司機大哥覺得三千元拿得實在不安心，拍了一下方向盤，大喊：「我帶妳去日本人被原住民出草的地方，然後日本人又來殺原住民的地方。」

我都還沒應諾呢！司機大哥油門一踩飛奔往秀林山急行……。我馬上扣緊安全帶，兩手緊抓著車窗上的把手，一臉愁容，心想：「完了完了，天堂有路我不走，地獄無門我自闖進……。」

「外國人小賊，不用怕，我常常喝酒開山路，我今天白天沒有喝，昨天喝到五點多而已，妳放心……。」司機大哥大呼著。

這下我更憂心了！司機大哥為了讓我安心，他又搭了腔：「外國人小賊，你知道什麼是出草嗎？就是把日本人的頭砍下來，用力這樣砍、砍、砍下來……哈哈哈……。」司機大哥竟收手放開方向盤轉身回頭做著砍頭的手勢。

不知怎麼搞的，陣陣驚恐寒風從我腳底竄入脊椎，接著，直衝入腦門。有股羊入虎口的恐慌包圍上來，我像似等著被宰的羔羊，全身開始盜汗了……。



＊＊＊

灣生之路的第一回出擊，我穿著P牌的高跟鞋、B牌的大衣、G牌的牛仔褲以及L牌的袋子，精心打扮盛裝出場，可這身貴氣亮麗行頭的伸展台卻是在下雨的秀林山，而我像似無頭蒼蠅般沒有目的地奔走。一路上原住民們告訴我日本人被砍了多少顆腦袋，死了多少人；每每說到日本人與原住民廝殺場景時總是情緒高揚，然後要我乾了那一杯……。這灣生之路的出場和我原本的想像完全走了調。一天下來，我並沒有到達日本移民村，也沒找到任何和灣生相關的資訊，倒是置身於太魯閣事件裡，隨著太魯閣事件家屬們的情緒忽上忽下地，我迷迷糊糊地誤闖那些年的風雨裡，意外地投身在那年悲壯的抗爭情節中。我確信這是場計畫之外的美麗驚喜、意外的珍貴邂逅。至少對於歷史總是不及格的我，親身歷境地上了一課--日本人與臺灣原住民的悲壯歷史。

「灣生」這名詞，我原以為花蓮人應該都懂的；移民村的所在，我原認為花蓮人應該都知道的，因為是這些人來此開發，才把花蓮帶進繁榮之路的呀！關於那一頁歷史，怎麼就完全被遺忘了呢？似乎移民和灣生不曾在這裡出現過。

莫非這群灣生爺爺、奶奶們個個是編劇，日本移民、灣生、移民村全只是虛擬小說裡的劇情？不，決不可能，我相信「灣生」的存在。

花蓮在地的人不清楚，公部門更是一問三不知了！在無所獲知的膠著下，我要繼續嗎？我狐疑了。

回到臺北的我將自己浸泡在浴缸裡，透過水面看著附著在天花板上的水珠一個個靜待死亡然後破滅、殞落……。這些水珠消逝時，滴在水面上的咚、咚、咚聲音，打醒了我的思緒，「我還沒找到我的生日禮物呢！」從小我要的東西家人肯定得給的--就是這個脾氣。現在頭一回要給自己禮物，又怎可輕易放棄？

不管，我，一定要尋獲；我就是天生任性、固執、牛脾氣，花蓮妳等著，我們一定會再見面！



＊＊＊

花蓮是一個很和善的地方，讓人第一次相遇就會愛上的所在，我告訴他們我是來為日本奶奶尋找一片叫做「歸鄉的大海」。

田中櫻代奶奶並沒有告訴我她的過去，在我所知她的人生裡，她只讓我看見她表現於外的勇敢，和那無所畏懼的心。我問管家朋子奶奶為什麼不告訴我她們的過去，她說過去太痛，既然安撫好了就別再碰觸。

說實話，我依然無法體會那一個「實在太痛」的感覺。但我現在知道太陽下的花蓮，空氣是自由的，人是自在的，充滿人情味的香氣。

我喜歡從花蓮吉安鄉慶豐村昔日宮前聚落西村村長家旁的十字路口往山邊看過去，這裡遺留下的日本移民建築最多，彷彿可以在棋盤式街道上，看見那個時空裡日本移民在此行走的氣味。就是這裡嗎？你們出生的地方，你們的家鄉--花蓮吉安鄉。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在花蓮耆老的協助下將他們三人（田中櫻代、竹下健志、竹下朋子）的骨灰各拿一小撮灑在他們最摯愛的這一片大海上--北濱花蓮港。

我以為我做到了，為他們圓了願。

直至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吉安鄉福興村（日治時期為清水聚落）的八位爺爺告訴我他們是從舊花蓮港（今南濱）引揚的。我被自己狠狠恥笑了一回：原來我灑錯地方了！

這件事情讓我驚覺，隨著時間的久遠，爺爺、奶奶的年紀漸長，遺忘也隨之增加，記憶也就跟著錯亂了。在許多的訪問裡，同一件事大家的說法都不相同，有時還因各持己見而鬧了口角；更有同樣一件事同一個爺爺訪問三回，可是三回的說法都不一致，甚至還反駁了自己之前的說詞。這使我不得不加緊腳步追尋灣生，因為現在不做以後更沒可能做好。

就當作是我固執任性吧！我還要繼續尋訪、記錄，堆疊那一段歷史課本忘了寫下的美麗；或許很多人也會認為我是傻瓜，但我知道有一天會有人覺得這些資料是珍貴的。





〈二十三個灣生的追尋〉之二

有食物嗎？請給我食物！其餘的都別說　／田中櫻代



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

人在這世上沒有敵人，如果有的話，那就是你自己心中的恐懼與不安。





「一九四六年那個炎熱的夏天，懷著兩個多月身孕的櫻代小姐靠著窗向外伸著手，像一個乞討者，朝來到德島偏遠山區看我們的田中家族的人伸手。」管家朋子奶奶拭著淚這麼說。

我至今依然無法相信，那高貴又高傲、總是自以為是的田中櫻代曾經這般狼狽不堪過。但我永遠記得管家朋子奶奶轉述她生前說過的話：「在那貧窮紛亂的年代，能活下來是人生最大的福氣！」



＊＊＊

田中櫻代，我的日本奶奶。我總是叫她壞婆婆，因為她真的對我太嚴格了。聽說她嫁給了山口家，所以引揚遣返時名字應該是「山口櫻子」。

我一直在吉野國小名冊裡尋找她的名字，卻一無所獲，後來才知道她被送到花蓮港廳尋常小學校就讀。我也去花蓮女中找過她的名字，依然無所得，輾轉才知道她被送至臺北母舅家，當時就讀的是「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北一女的前身），那時在該校就讀的學生必須絕頂優秀且家世顯赫，還要通過競試篩選才能入學。怪不得我老在花蓮尋獲不到她的蹤跡，原來她的母親在五歲時因為黑水病過世了；父親在花蓮經商，工作繁重實在難以照料她，再加上當時的臺北州被譽為是「臺灣的東京」，因此便寄宿在母舅家，十三歲進入「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並且成為游泳校隊。當時「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的學生必須征服玉山，攻頂才能拿到畢業證書，我想當時的她一定是個文武雙全的奇女子，要不怎會吸引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醫官先生呢？

直到她二○○一年十二月七日去世之後，我才知道為什麼每年三、四月她都會回來花蓮。



＊＊＊

時序回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當時懷有兩個月身孕的田中櫻代與管家竹下健志、竹下朋子三人從花蓮港被遣送回日本，然而櫻代的丈夫──山口先生並沒有隨她回日。

最讓我心疼的是，田中櫻代直到去世前一直都在尋找她新婚的先生。有人說這位山口先生是叛逃的日本醫生；也有人說他是當時「留用者」二萬二千餘名中的一員；更有人說田中櫻代後來曾見過他，最後一次是在土城，只是找到他時已另娶臺灣女子為妻，並且生了三個小孩，過著極為貧窮的日子；但又有人說田中櫻代根本沒有找到他，她的先生早在二二八事件中罹難了……。這諸多的「他們說」讓我一團混亂，我需要繼續找下去以釐清雜亂無章的思緒。

田中櫻代三人從日本鹿兒島上岸後，是怎麼回到德島，又怎麼輾轉到了青森，她從不提及那段苦難的日子。這位被稱為「狐狸?女」（在日本，「狐狸」是播財的聖物，被稱為「狐狸」，代表在這一個領域的成就非凡），是位十分好面子的老婦人，她總是堅強地故作勇敢。記憶中我從沒看她哭過，她經常深嘆一口長息，隨後輕飲一口熱茶說：「眼淚不值錢，笑容才珍貴，把最珍貴的笑，盡情地展現表露出來吧！開心的笑是對老天爺最好的抗議。」她就是這樣，一個死愛面子的勇者。大家都說我們太像、太像了，不只是長相，連在畫作上的功夫亦是相似，但最相似的就屬這硬要和老天爺作對的牛脾氣了。



＊＊＊

二○○三年一月六日，管家朋子奶奶看著三人的照片，訴說關於田中櫻代奶奶那一段被遣返的日子。

「兩個月內所有吉野村民全數撤回！時間之急迫，根本來不及聯絡上在日本的家族。離開花蓮港的前日，我們全部被聚集在花蓮港的倉庫裡，大人、小孩、嬰兒；生病的、沒生病的全在這兒了。此起彼落的哭聲，重複著、重複著，就像是人間煉獄般……。所有的人會被分配到哪艘船，沒有人知道；這船會航行幾日，也沒有人知道，所有人都以為只是暫時被遣送回日本，有一天還能再回來，因為這是所有灣生出生的地方啊！我們的家墳還在這兒，我們辛苦建立的家、開發的村庄、還有我們的錢財，都只是暫時讓國民政府看管而已，我們一直是這麼認為的。

一下了船，我們像是犯人、瘟疫般，沒有在碼頭多所停留，便整隊被帶走。但很諷刺的是，我們明明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但日本政府卻宣稱我們有傳染病，於是被帶至碼頭附近的偏遠山區隔離一段時日。之後好不容易一群人從鹿兒島顛簸回到了德島，但一回到所謂的家鄉，又像得了瘟疫般被原德島居民驅趕、再驅趕，最後無路可退，再退已是吉野川最下游，就是大海了，於是帶頭的土井伊三郎大叔，向德島縣長要求應許一塊地，再怎麼貧瘠都好，只要能停下就好。

這是一塊蠻荒之地，沒有金錢補助，沒有任何規劃，我們只能在這裡重新徒手開始。只是才停下腳步，我們三人又被帶往警察局，說櫻代小姐的先生是叛逃者，還說小姐的父親並沒有死是躲起來了，更有人說她在德國深造的哥哥在二戰時流亡了，讓一個正值孕吐厲害的女人，甫踏上所謂父母的故鄉就被送進了牢房……。」朋子奶奶不斷深呼吸著說。

「她的家人呢？」我急忙問。

「櫻代小姐有個親哥哥，可是當時根本不知道親哥哥被送至何方，只知道是在遙遠的德國。小姐為了保住肚子裡的小孩，她連壞掉的食物都吃，吃了吐、吐了又吃，我看著她硬逼自己吃的模樣，好幾次阻止著要她別吃了，她卻總說著：『我要活下來，活下來是這個時代的人最大的福氣，我要跟我肚子裡的小孩一起當個有福氣的人！』我們從小在吉野村一起長大，她自小用的都是最好的，我永遠記得養尊處優的她像個乞討者將手伸出窗外，用著毫無情感的口吻說：『有食物嗎？請給我食物！其餘的都別說。』的模樣！」朋子奶奶擦了擦眼角的淚水繼續說。

「家族的人呢？」我問著朋子奶奶。

「他們來過，可是小姐用無情的口氣說：『我從未見過你們，我的家人只有和我一起長大的健志君和朋子，若要帶就帶走三人；若是沒能力，就給我食物吧！』我想經過這幾個月下來，小姐的魂都被嚇掉了吧！在花蓮等待引揚的期間，光天化日之下，國民兵直接就進屋搶奪值錢的東西，不給便是挨揍，健志君幾乎天天都挨打；到了晚上換小偷進來偷東西，沒偷上東西也打人，越是有錢的人家，受的傷越多、心越痛。這時正是小姐挨著身孕的苦在辦理父親後事之際，身心日日處於恐慌之中，那段日子真不是人過的。好不容易終於要回家了，但所有帶回去的東西都必須申報，而申報的都是些不值錢的生活用品才行，小姐打算帶回外公從京都特別訂製送到花蓮的結婚和服，可是這和服實在昂貴，一度被扣留，為了帶回那和服，小姐甚至跪地央求監管員：『我什麼都不要，什麼都可以奉獻，只求讓我帶著這一件和服，這是我唯一回到德島能與外公相認的信物。』好不容易用三人身上所有的金錢去打了通關，和服也帶上了船，可是和服卻被偷了。船上許多人都幫忙尋找，經過二日搜尋，終於尋回，原來是被一位藝妓偷走。我忘不了當時小姐一手緊抱著尋獲的和服，一手用力敲打自己的胸口，癱坐在地仰天放聲哭喊著：『父親大人－、母親大人－』的景象。」話說至此，朋子奶奶再也無法自己。

待休息喝了口茶，朋子奶奶摸著那件當年從花蓮帶回日本的和服說：「從那日之後我再也沒看過小姐哭，儘管多麼痛、多麼苦，她總只是深嘆一口長息，連唯一的女兒去世，她也只說：『我沒時間傷心，要完成的事還好多，要走的路還好長……。』」



＊＊＊

二○○四年三月十二日，我找到了田中櫻代當時在吉野村清水聚落的家，現在已物換星移地成了一間便利商店。這下子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奶奶要為她所飼養的駿馬起了個完全不搭調的名字──「清水」了，原來她的心一直滿載著思念與牽掛，她思念故里「吉野村．清水」，她深盼能尋得父母親的身骨，她還牽掛著留在臺灣的丈夫究竟身在何處？

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我帶著廣島救濟院的片山奶奶回花蓮林田村，在飛機上她告訴我：「櫻代一定很高興，因為妳現在做的事就是她過去在做的，帶我們這些沒有能力回來尋根的灣生歸鄉尋找故里、尋找故人。而過去櫻代幫我們尋找家人的同時，她也在尋找她父母親的骨灰，尋找她沒回去的先生。」

原來我錯了，我老是跟她爭吵：「您老愛捐錢給花蓮或是臺灣任何一個角落，您為何不可憐一下我，也捐些善款給我這在北美洗碗的窮學生呢？」

田中櫻代拚命的要我畫好畫，常只因一隻鶴畫不好，她就罰我畫了上千隻的鶴；因為一株櫻花畫不好，便要我畫百株櫻花；若還是畫不好，那就再畫千株櫻花吧！她為我鋪造了一個未來：大學美術系任教之路，可我卻偏執地走上她從未料想到的灣生之路。

很多人問我，就連灣生也在問，為什麼我要這麼固執，把所賺的金錢還有女人最美麗的十二年青春全放在這裡？除了骨子裡深藏著執著與固執，其實在尋找灣生的同時，我也在為田中櫻代尋找她父母親的骨灰；我更想找到她的先生，代替田中櫻代問問山口先生：「為什麼不去尋找他們母女？」我更想告訴這位山口爺爺：「知道嗎？田中櫻代一直都在尋找你，在她被送離臺灣之後的每一個日子裡……。」

【楔子】

我的灣生追尋



我的日本奶奶，名叫田中櫻代，她和管家竹下健志、竹下朋子夫妻以及一幫日本朋友都是「哈臺族」，這一幫老人家個個操著一口流利的臺語，更有幾位爺爺的臺式三字經念得「夭壽好」（臺語）呢！

我想不出他們哪來的活力，但只要一聽到「臺」字就全身敏感了起來，總是立刻放下手邊的事物，硬要弄個明白才肯罷手。記得臺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時，他們不僅跨海捐錢，還組團來臺，非得親眼看見了才安心，我不得不調侃他們：「你們管太平洋的喔？管很寬喔！臺灣地震好像你們的家也地震了。這款的哈臺情操實在令人驚嘆...

為變動的大時代留下珍貴的證言

鍾淑敏（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副所長）





「灣生」，指的是日治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內地人」，這個用語與在臺日本官吏「灣吏」、在臺的日本人辯護士「灣辯」等，都是存活於特定時空的用語，如今已成死語。

對於日治時期的在臺日人，一般印象多是聚居於城市，比臺灣人享有更高的就學率、更低的死亡率、更富裕以及現代化的生活。但在這個刻板印象之外，也有一群與土地特別黏著的人，他們來自農業移民村。

領有臺灣之後，日本人獲得了開創的新天地，移植過剩人口到臺灣，成為抒解人口壓力的可能方式。漢人入植時間較晚的後山，尚有廣闊的拓墾空間，因此東部移民村的設置，便在大規模土地取得相對容易的情況下開展。



最初的花蓮拓墾

後山，特別是花蓮的拓墾，要先從賀田金三郎的「賀田組」談起。總督府財務局長祝辰巳視察東部後，主張大力開發，而開發必須投入龐大的資金。總督府屬意具有冒險精神的賀田金三郎，慫恿賀田著手經營東部拓墾，種下賀田組與東臺灣的淵源。一八九九年，賀田組取得花蓮港至臺東之間加禮宛（今花蓮新城鄉嘉里村、佳林村）、吳全城（今花蓮壽豐鄉志學村一帶）、馬黎馬憩原野（今花蓮鳳林鎮萬里橋一帶）、加路蘭（今花蓮豐濱鄉磯崎村）間原野二萬町步（約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二公頃）的開墾權。這個拓墾範圍有多大呢？如據總督府參事官鹿子木小五郎於一九○八年的調查，東部平原地帶預計可供開墾的土地，合計田、園及牧場，總共才三萬七千公頃；換言之，預計可開墾的半數土地掌握在賀田組手裡。

賀田組的拓墾事業，主要為甘蔗、薄荷、菸草等農作物的栽植，以及製腦、畜牧與移民。然而，其事業在挑戰原住民生存空間的情況下開展，因而與原住民衝突不斷，事業最後以失敗作收。一九○九年，賀田組不得不將拓墾事業的經營權轉讓給鹽水港製糖會社。

對於失敗的賀田農場，總督府的善後處置之一便是由政府主導「官營移民」。賀田組試行移民失敗時，總督府本計畫先在臺東廳南鄉旭町推行官營移民，卻因「番情不穩」而遲未進展，恰好一九○八年爆發了七腳川的阿美族人抗日事件，總督府乃趁機將計畫轉移到七腳川。



日本官營移民的開始

一九一○年二月，在七腳川社鄰村「荳蘭社」設置的「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吉野村移民指導所」，即是官營移民的開始。之後，隨著移民人數增加，原本七腳川社所在地過於狹小，於是總督府從繼承賀田組的鹽水港製糖會社手中，取回開拓預定地以開村闢地。一九一三年，總督府在鹽水港製糖會社「鯉魚尾南方」之未墾地上，設立官營的豐田移民村；此地原為一九○六年賀田組的拓殖事業地，一九一○年由臺東拓殖會社買收，招攬熊本、宮城兩縣移民開墾；一九一二年經營權轉為鹽水港製糖會社，其未墾地由總督府收回充作豐田官營移民地。一九一四年，總督府命令鹽水港製糖會社歸還「鳳林及萬里橋原野」八百九十四甲的請墾地，在此開設了林田官營移民村。易言之，三個移民村都是在賀田組拓墾的基礎上開闢而成的計畫性農村；而這裡也是本書主角們主要的生活空間。

移民村的規劃設計工作，直接由總督府內的移民課調查係負責，採用學自西洋的計畫手法；又因擔憂臺灣當地的社會治安實情，因此，規劃出住宅地集中、農耕地分布在外圍的棋盤式設計。最早闢成的吉野村，由宮前、清水、草分三個集中的住宅地形成，每一村落由主要幹線以平行或垂直的方向串連起來。每一戶平均分配到農耕地面積約為三點二三甲，若與當時日本國內的移民村相較不算太小，比起臺灣當時每戶農家的平均耕地，要多出一甲多。

儘管僻處東臺灣，吉野村卻擁有全臺的知名度。一九三四年由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編纂的《臺灣教材寫真集教科書》中，如此的介紹著「吉野移民村」：

「東部臺灣有吉野、豐田、林田三村及臺東開拓株式會社所建設的鹿野、旭、鹿寮、池上各村的內地移民村，而吉野村是花蓮港廳下最早的官營移民村，從明治四十三年移居六十一戶到舊七腳川原野開始，……在荳蘭設置移民指導所。第一回移民以德島縣人居多，村名也因為德島的吉野川而命名。然而因瘧疾、恙蟲、黑水病等風土病，水田的開墾不如預期，移民中歸國或者移住他處者陸續不絕，總督府因而以與本島風土差異不大的福岡、熊本、佐賀、山口、廣島、愛媛、香川等縣的人補充之。官民共同努力的結果，至大正五年以後才逐漸確立基礎，轉由花蓮港廳管轄，又組織居民會以期自治之發達。……住民中多數已經償還土地放領以及開墾的借貸費用，取得土地所有權。村內設有吉野神社、小學校、郵便局、寺院等，一度踏入此地的人，一定會有置身內地農村的親切感。每戶耕地約三至四甲，堪稱本島移民的模範村。主要農產品是米、蔬菜、葉菸草、甘薯等。從寫真（照片）看來，吉野村的部分與內地農村完全沒有兩樣，只是農夫戴的斗笠是臺灣式，木瓜、香蕉的果樹也顯示臺灣景象。」

教科書的補充教材將吉野村定位為移民的模範村，這是對歷經風雨飄搖的吉野村最大的肯定。一九三一年滿州事變後，在日本高舉移民滿州的大旗下，吉野村變身為觀摩朝聖的對象。一九三四年，總督府因應新的移民國策，恢復了自一九一七年以來中止的移民收容事業，除了指導統制既有的移民村外，還調查適合移民地點，規劃新的移民計畫。不過，相較於百萬滿州開拓移民，臺灣的移民規模相形見絀。



日本戰敗，移民引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九月二十二日總督府先於府內設置「終戰連絡事務局」，十月二十五日受降儀式後，安藤利吉總督改稱為「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則代理已先行返日的總務長官，擔任接收事務的聯絡窗口。十二月，臺灣省長官公署財政處特別徵用原總督府官員，在長官公署下設「日僑管理委員會」，由原總督府官員實際執行相關業務。日僑管理委員會依據日本政府的「在外地與外國居留之國人引揚者應急援護措施要綱」，與臺灣省長官公署協商引揚（撤返）步驟。所謂「引揚」，依據官方定義，「引揚者」指的是「昭和二十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之日）當時在海外，而於同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之日）以後返回日本者」，其總數高達四百萬人。

當在臺日人以呼應蔣介石「中日提攜」、參加「新中國建設」的名義，提出繼續留臺的陳情被否決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日僑計畫性遣返的方針便大致決定。一九四六年一月，長官公署為了遣返日人，更活用日治時期舊州廳的行政組織，在臺北、基隆、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花蓮港、臺東、澎湖島等地設立「日僑互助會」，以負責集中、編隊、輸送、宿營等實際作業。一九四六（昭和二十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九（昭和二十四）年八月止，在臺的一般日本人分六次「引揚」（撤返）。截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底的統計，自臺灣引揚者有四十七萬九千五百四十四人，其中軍人軍屬十五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人，一般國民為三十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六人。

日本厚生省援護局在《引揚與援護三十年的腳步》中，提到「戰後物價高漲，除了被行政機關等徵用者之外，其他日本人只能靠著擺攤子、當搬運工等方式過活。但是臺灣的一般狀況相較於其他地區平穩許多，因此最初將引揚順序排在最後，但因美國借予船隻之故，因此才急速的將日本人撤返。臺灣是戰爭地域中引揚任務最平靜的地區。」事實上，臺灣不僅是最平穩的地區，臺灣省長官公署還給予引揚者「私人財產清冊」的證明，並且允許個人除隨身行李之外，還可寄送二個三十公斤以內的行李，這些都是臺灣對日本人特殊的「禮遇」。

當幾乎身無長物的引揚者返日後，還要面對同胞冷淡的視野及差別待遇︰因為他們「既是自己擅自前往的，現在回來也不是我們的責任」，甚至「聽說有引揚者的孩子回到鄉里時，被稱為乞丐」。這種被歧視的文字紀錄，可以從訪談中驗證，而在《灣生回家》書中原吉野村村民被驅逐至德島小神子建設「臺灣村」的事蹟，更是深刻的證言。



我在一九八六年第一次撰寫吉野官營移民村後，仍一直關心這個與臺灣自然村落景觀迥異的地方，但是卻總只能站在村外，不得其門而入。田中實加的執著與瘋狂，帶領著我穿門入戶，才終於踏入這個在臺灣日本內地式聚落。官營移民政策目標在建設健全的純粹日本村，戰前來自西部的客家人僅能以幫傭、佃農身分進入移民村工作。但也因為這個機緣，使得生活於移民村四周的佃農、勞工們成為戰後第一批移住的臺灣人，而臺、日兩國人的情緣，在戰後反而得以維繫數十年，這卻也是始料所未及的。

田中實加以驚人的決心與毅力持續十二年的灣生之路，記錄了灣生血淚交織的生命故事，豐富、生動了過往的歷史敘述，加上書中難得一見的照片，讓「灣生」不再是死語，《灣生回家》更為變動的大時代留下了最珍貴的證言。

為變動的大時代留下珍貴的證言

鍾淑敏（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副所長）





「灣生」，指的是日治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內地人」，這個用語與在臺日本官吏「灣吏」、在臺的日本人辯護士「灣辯」等，都是存活於特定時空的用語，如今已成死語。

對於日治時期的在臺日人，一般印象多是聚居於城市，比臺灣人享有更高的就學率、更低的死亡率、更富裕以及現代化的生活。但在這個刻板印象之外，也有一群與土地特別黏著的人，他們來自農業移民村。

領有臺灣之後，日本人獲得了開創的新天地，移植過剩人口到臺灣，成為抒解人口壓...

【自序】十二年灣生之路



我想灣生之路是我人生的開始吧！我是一個從九歲開始拿畫筆的女人，而真正知道「灣生」，卻是從二○○二年我的日本管家爺爺的喪禮開始。



我以為不理會田中櫻代奶奶給我的人生藍圖，就可以瀟灑地按我自己所規劃過著旅行的人生。可這灣生紀行，卻意外打亂了我浪跡天涯的逍遙夢，大膽地選擇陷入歷史的奇幻旅程中。我常說：「選擇歷史是件多麼活該的事！只要一步入陷，就步步淪陷。最後由不得你，只能深陷再深陷了。」



當灣生紀錄片在花蓮拍攝的這段期間，我的好友們居然認不得我了。他們全都訝異著──那一個酷愛名牌、沒打理好自己外型不敢出門的田中實加，怎麼可能甘心拋棄旅行、美食，將自己埋首在那全臺紫外線最強、到處藏匿著小黑蚊雄軍的花蓮？又怎麼可能願意將自己變得如此離譜的醜。對於過去親友們的任何好心相勸，我全沒聽進耳的，我只是一再央求著朋友：「幫幫我吧！這位灣生要找這個人……。」在都市裡的朋友們都覺得我中了失心瘋，變得無可救藥了！



這麼一走就是四千多個日子，我後悔嗎？



我不敢想，因為我怕會變得脆弱，在這塊陌生的臺灣花蓮土地上，我一個人放聲大哭過無數回。也曾經孤單害怕，曾經徬徨無助，曾經束手無策；甚至從小不知道錢會花完的我，終於嘗到了沒有地方住、下一餐要到哪裡找錢覓食的窘境，這樣的我不敢回家求救，更不和家人聯絡；不是家人不願意幫忙，而是害怕讓家人看見我這身連自己都厭惡的狼狽模樣。



其實我後悔過，我哭著大罵自己幹嘛來花蓮！可是任性、死要面子的我依然不願意放棄，因為這是我和灣生的約定，也是和我自己的約定，我不想失信於他們和自己；而且我也沒有時間考慮放棄，因為這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紀錄，一不留心便稍縱即逝。知道嗎？當你同我一樣親眼看見灣生爺爺、奶奶他們在那一刻笑了、安心了、無憾了，就會深覺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無價；可當他們離開了人間，再次來不及時，肯定也會同我一樣氣自己的無能。可我依然慶幸自己是幸運的，因為老天爺給了我天大的福氣才能看見許多美麗的無價。



二○一一年三月十二日，我協助奶奶田中櫻代在救濟院裡的十三位灣生朋友和日本移民回到他們所謂的故鄉──臺灣。我們曾因同行有人行動不便被同機旅客叫囂；也曾在桃園機場想以貳仟元新臺幣車資搭到松山機場，卻被計程車司機頻頻拒絕；我們還曾在花蓮被計程車司機當觀光客凱子削了一頓，一天包車就要參仟元新臺幣。如今，這十三位日本移民和灣生已全部到天國當天使了。



累計至二○一三年五月十一日前，我已為一百四十二位灣生在臺灣各地申請到了出生戶籍謄本，九十七人找到出生的家現址。在這之前，我也收到來自臺灣、日本兩地的爺爺、奶奶共計五十一人所託，尋找他們的戀人、親人或朋友，不過很遺憾地，我只完成了其中的二十一件。我挫敗了嗎？坦白說，我真的挫敗了，可我的心卻告訴我︰既然啟程了，無論如何只要到達目的地就好。



我的奶奶田中櫻代不只一次告訴過我：「田中實加，千萬要記住，妳人生中的精神糧食是尊嚴，永遠不要被看不起！」



在天堂的田中櫻代，我希望任性的田中實加沒讓您失望！





【感謝】



二○一三年的灣生返臺尋根「五一一」活動正值我腫瘤治療之際。我總在失望與希望中徘徊，花蓮縣長夫人徐榛蔚是我希望的開始，接著花蓮文化局局長陳淑美、花蓮市公所田智宣市長夫婦、鳳林鎮長彭宗乾、花蓮翰品酒店、花蓮文創園區、國際崇她社花蓮分社、花蓮縣婦女關懷協會、天星礦場盧復順、教育電台吳采章，甚至交通部國際旅遊也都大力協助；蕭美琴、李旭寧從我在花蓮連一個朋友都沒有時便一直情義相挺著；小英基金會順時扶了我一把；政大書城的輝哥、遠流出版的王榮文董事長、黎畫廊的黎老闆，從臺北到花蓮來的支持與協助更是讓我感動！更感謝舅公的忘年摯友花蓮客運董事長張譽興，提供二年來紀錄片拍攝、灣生尋根等的交通協助。我還要感謝花蓮記協理事長范振和先生和議長夫人徐子芳堅持相信我的初衷與毅力。其實，要感謝的還有老天爺，終於讓越來越多人看見灣生，也越來越多人認同灣生之路！



親愛的紀錄片拍攝夥伴們：

導演黃銘正夫婦、製片范健祐、執行製作許雅君及內藤諭、口譯高華禧及須永賢一、助理白長菁及楊惠茹，在我人生最貧困的日子裡一起完成了紀錄片《灣生回家》。



更謝謝每位可敬的灣生願意用眼淚、用歡笑讓我們看見這世界最珍貴的美！



前言

什麼是灣生？



「灣生」，是指西元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六年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是一個在臺灣和日本課本裡沒有記載的名詞，也沒有被記錄的一段歷史。而且「灣生」這一個名詞並不是美名，是當時日本人用來輕蔑這一群在臺灣出生小孩的專有代名詞。



時序追溯至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根據甲午戰爭所簽訂的《馬關條約》，日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受明治天皇指派來接收臺灣，為了將臺灣徹底和化，從明治四十三年到戰爭結束，多次從日本各地大舉移民至臺灣，其中最大規模者為處女地後山（泛指花蓮、臺東）一帶。在這期間遷移到臺灣的日本人民，包括來臺從事官營事業的高官貴族；以及在日本幾乎生存不下去的百姓、藝妓以及妓女等。

不過，開發之初的生活並不如想像中的美好。接踵而來的瘧疾、黑水熱病……眾多致人於死的不明疾病，就像深藏在四周的隱形惡魔，隨時會將性命帶走；加上不得不面對的剽悍原住民與堅守民族意識的臺灣人，移民四面楚歌，身處在這樣的困境，移民憑藉著不認輸的毅力與天爭取生命的延續，以求達到最後的安詳和樂。

移民天真的以為安居下來，這裡就是故鄉……。誰知一場戰爭，日本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一紙財產清冊，便在一個月內將所有吉野村的日本移民和灣生全數遣返，他們只能帶著幾套衣服、輕薄的床單、被褥和一千日圓等簡單行李歸鄉。



根據日本厚生省的終戰資料統計，一九四六年從臺灣回到日本的日人約有四十八萬八千多人，其中含有復員的軍人共計十六萬六千多人，其他引揚回日的移民和灣生共計三十二萬二千餘人，至於其他失蹤、死亡、自殺等人數則不含在內。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後，在臺日人因為日本國內正值戰後社會失序重建與糧食物資缺乏（相較之下臺灣在戰爭期間受害較日本小），加上許多日人久居臺灣、熟悉臺灣的生活；甚至在臺灣出生的「灣生」日本人，戰後也幾乎未受臺灣人嚴厲報復，因此約有二十萬日本人希望留在臺灣，申請作為臺灣的永久居民。不過，接收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不允許大量日本人居留，後又因通貨膨脹造成社會混亂，大多數的日本人仍然選擇回國，只有七千餘位具特殊技術專長之日人，作為「留用者」留下（包含其家族共計二萬七千六百一十二人），協助恢復臺灣水電與道路建設。但兩年後，一九四八年這一群可用之人的命運依然是遣返回日。



一九四六年四月，引揚歸鄉的船裝載著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船上傳來陣陣催促聲，提醒著碼頭道別的日人、漢人、原住民們船隻即將動身，被隔拒在港口碼頭外的漢人、原住民們高唱當時的禁歌〈螢之光〉（為蘇格蘭民謠改編而成，戰後臺灣改為中文歌詞〈驪歌〉），企圖用歌聲代替目光送別他們的地主、朋友甚至情人。

諷刺的是，這些第一次即將踏上自己國家的灣生，以為歸鄉，就可以得到安定，但接踵而來的卻是一路躲躲藏藏的顛簸人生……。

「我們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日本政府卻將我們這群灣生安置在一個名叫『臺灣村』的偏遠山區，我們像是得了瘟疫的棄民，被遠遠地排除在外。這是一塊蠻荒之地，沒有金錢補助，沒有任何規劃，日本政府只要我們在這裡好好地活著。」竹下朋子口述。

留在臺灣的日本人為了生存，便將自己的姓名改成臺灣名；有些移民因為口音太重，索性做了一輩子的啞巴，就連後代也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或母親其實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



百餘年來這些「灣生」將臺、日之間的情感緊緊相繫著；「灣生」，是一群讓老一輩臺灣人與原住民至今仍深深思念的老朋友……。



感謝



二○一三年的灣生返臺尋根「五一一」活動正值我腫瘤治療之際。我總在失望與希望中徘徊，花蓮縣長夫人徐榛蔚是我希望的開始，接著花蓮文化局局長陳淑美、花蓮市公所田智宣市長夫婦、鳳林鎮長彭宗乾、花蓮翰品酒店、花蓮文創園區、國際崇她社花蓮分社、花蓮縣婦女關懷協會、天星礦場盧復順、教育電台吳采章，甚至交通部國際旅遊也都大力協助；蕭美琴、李旭寧從我在花蓮連一個朋友都沒有時便一直情義相挺著；小英基金會順時扶了我一把；政大書城的輝哥、遠流出版的王榮文董事長、黎畫廊的黎老闆，從臺北到花蓮來的支持與協助更是讓我感動！更感謝舅公的忘年摯友花蓮客運董事長張譽興，提供二年來紀錄片拍攝、灣生尋根等的交通協助。我還要感謝花蓮記協理事長范振和先生和議長夫人徐子芳堅持相信我的初衷與毅力。其實，要感謝的還有老天爺，終於讓越來越多人看見灣生，也越來越多人認同灣生之路！



親愛的紀錄片拍攝夥伴們：

導演黃銘正夫婦、製片范健祐、執行製作許雅君及內藤諭、口譯高華禧及須永賢一、助理白長菁及楊惠茹，在我人生最貧困的日子裡一起完成了紀錄片《灣生回家》。



更謝謝每位可敬的灣生願意用眼淚、用歡笑讓我們看見這世界最珍貴的美！

【自序】十二年灣生之路



我想灣生之路是我人生的開始吧！我是一個從九歲開始拿畫筆的女人，而真正知道「灣生」，卻是從二○○二年我的日本管家爺爺的喪禮開始。



我以為不理會田中櫻代奶奶給我的人生藍圖，就可以瀟灑地按我自己所規劃過著旅行的人生。可這灣生紀行，卻意外打亂了我浪跡天涯的逍遙夢，大膽地選擇陷入歷史的奇幻旅程中。我常說：「選擇歷史是件多麼活該的事！只要一步入陷，就步步淪陷。最後由不得你，只能深陷再深陷了。」



當灣生紀錄片在花蓮拍攝的這段期間，我的好友們居然認不得我了。他們全都訝異著─...

【導讀】為變動的大時代留下珍貴的證言　鍾淑敏

【自序】十二年灣生之路

【前言】什麼是灣生？

老照片說故事
第一批日本官營移民來了
吉野村，全臺最具規模的移民村
一九四六年引揚的日子

二十三個灣生的追尋
【楔子】我的灣生追尋
【啟程】前往太陽下的花蓮
1. 尋找羽鳥醫生從秀林帶下山的男孩　／竹下健志
2. 有食物嗎？請給我食物！其餘的都別說　／田中櫻代
3. 灣妻的認命人生　／啞巴嬸、勝子奶奶、太田智惠子
4. 穿越時空遇見日本拓荒移民　／清水半平
5. 六十年後的重逢　／風間部五郎
6. 我不要的人生！　／高橋智子
7. 等待看見奇蹟　／片山清子
8. 遙遠的掛念　／泉子奶奶
9. 這些年，你好嗎？　／山崎秀子
10. 尋找日人開鑿的八口古井　／堀上爺爺
11. 我們八個小孩都是他養大的　／瑞行將軍
12. 想念桂花樹的老奶奶　／池內珠惠
13. 臺灣花蓮是我們的故鄉　／桑島靜子
14. 那一段純純的愛　／吉村爺爺與謝奶奶
15. 美麗的人生退場　／清水靜枝
16. 與朋友道別的旅程　／富永勝
17. 灣生與朝生　／松本恰盛
18. 完成母親的願望　／吉村合就
19. 我將我們的家帶回來了！　／土井準一
20. 不回去不行嗎？　／竹中信子
21. 一輩子都無法忘記的快樂童年　／須田姊妹
22. 最後的手紙　／花蓮特攻隊
23. 永遠的異邦人　／家倉多惠子

老照片說故事
留給吉安鄉的禮物
日治時期的花蓮市

【最後的話】寫給你的一封信

【附錄】
◎吉野村文史檔案
◎灣生與耆老口述花蓮二三事
◎參考書目
◎感謝名單

【導讀】為變動的大時代留下珍貴的證言　鍾淑敏

【自序】十二年灣生之路

【前言】什麼是灣生？

老照片說故事
第一批日本官營移民來了
吉野村，全臺最具規模的移民村
一九四六年引揚的日子

二十三個灣生的追尋
【楔子】我的灣生追尋
【啟程】前往太陽下的花蓮
1. 尋找羽鳥醫生從秀林帶下山的男孩　／竹下健志
2. 有食物嗎？請給我食物！其餘的都別說　／田中櫻代
3. 灣妻的認命人生　／啞巴嬸、勝子奶奶、太田智惠子
4. 穿越時空遇見日本拓荒移民　／清水半平
5. 六十年後的重逢　／風間部五郎
6. 我不要的人...